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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奇時代】通往天安門的旅程

2001年11月,來自12個國家和地區的36名西人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廣場打出「真、善、忍」橫幅,和平抗議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明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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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5年05月03日訊】(新唐人電視台《傳奇時代》節目)這裡是當代中國的聚焦之處,從對於紅色領袖的狂熱崇拜,到坦克碾過、槍聲響起,到表達心願的民眾被毆打、抓捕。

這裡是一切大戲上演的舞臺,2001年的11月20日,一個晴朗的冬日的下午,一群來自十幾個不同國家的西方人在這裡相聚,帶著鮮花與微笑,他們的笑聲感染了周圍的人,雖然只有短短的一瞬間。

他們是誰?

為何在天安門廣場相聚?

而等待他們的,又將是怎樣的命運?

傳奇時代」-《通往天安門的旅程》將帶您經歷這場曾震動世界的事件,並走進這個事件的主人翁們,他們的人生。

美國電視新聞現場聲:中國軍隊繼續調集坦克和士兵進京。美國大使館呼籲所有美國公民儘快離開中國首都。

喬爾•契普卡,(加拿大)地產經紀人:我在溫哥華機場轉機。我的朋友澤農比我早一個航班到達。我們特意錯開行程,因為不希望任何人跟蹤我們,特別是多倫多中領館的人。

澤農•多爾尼基,(加拿大)健身教練:他走到我身邊,穿著一件印著很大的加拿大國旗的襯衫。他指著襯衫,好像在說「去買一件!」因為我甚麼都沒有。可是我不想動,甚麼也不想做,只想呆在那兒,我不想和任何人說話,我實在是太害怕了。

(旁白)2001年的11月15日,喬爾和澤農分別踏上了他們飛往北京的航班。對他們來說,這是一趟前途莫測的旅程。

喬爾•契普卡:我感到一種強烈的正義感,因為我要做一件非常好的事。我看看澤農,他面色蒼白,他很害怕,你可以看出他很害怕。

澤農•多爾尼基:這是真的,這可不是鬧著玩的。我是要去一個正在攻擊和殺戮我的信仰的專制國家。我在媒體上向全世界說,他們是殺人犯。對吧?他們可不喜歡我!

喬爾•契普卡:他們隨時面臨著迫害,不論是工作的地方,還是學校,都是這樣。在社會上,他們被誹謗、被污蔑。如果他們尋求法律的保護,連律師都會被迫害。他們無處可去,只能去公共場所表達自己的清白。所以他們去天安門請願。作為西方人,我們必須支持他們。

(旁白)和加拿大的喬爾和澤農一樣,來自11個其它國家,共36名西方人,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先後踏上了前往中國的航班。這也許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也最驚險的一次旅程。不過此時他們並不知道,除了身邊同行的朋友,還有誰,也懷著同樣的熱忱,在前往同樣的目的地。

(主持人)2001年的11月,加拿大青年喬爾和澤農,以及來自11個其它國家,共36名西方人,離開了自己的家鄉,先後踏上了前往中國的航班。這也許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也最驚險的一次旅程。不過此時他們並不知道,除了身邊同行的朋友,還有誰,也懷著同樣的熱忱,在前往同樣的目的地。

彼得•里克納格,(德國)公司總裁:有一天在公園煉功,就是站在那煉樁法,就覺得,哎呀,我想去中國。因為他們自己(中國法輪功學員)在中國都是去天安門,那我們能不能也自己去一趟。

(旁白)彼得出生於在前東德的一個小山村。柏林牆被推倒之後,他搬到了法蘭克福,那年他18歲。從小,他就練習摔跤,不過,東方的武術和文化是他更嚮往的東西。後來,他接觸到法輪功。他發現,這個看起來柔和緩慢的功法讓他精力充沛,而且以前因為摔跤而積累的傷痛也完全消失了。

彼得•里克納格:德國本身就有好幾個人想去,ㄧ旦決定去了之後也是跟其它歐洲的國家的人說了,你要不要去,我們就是訂個機票,然後我們在天安門,就是坐還是站,我們沒有甚麼計劃,也沒有甚麼想好的一個辦法。但是,就是去了就去了,就有ㄧ些人就說,OK,我們就去吧。

碧若•斯文森,(瑞典)護士:有人從德國給我打電話,是我的一個朋友。她說:「碧若,我們要去天安門廣場,你想去嗎?」我對她說:「好啊!看來時候到了。我一直在等著呢。我當然要去!」

(旁白)瑞典的碧若兩年前就萌生了這樣的想法。在迫害開始之前,中國是她感覺溫暖得像家一樣的地方。從1995年起,她和她的朋友們每年的聖誕節假期,都會在中國度過,和那裡的法輪功學員歡聚,一起在戶外煉功,並交流修煉的心得。可是,鎮壓開始之後,碧若就失去了和中國朋友的一切聯繫。碧若的朋友安妮也多次前往中國,並親身參與了1999年10月28日,中國法輪功學員冒著生命危險在北京舉辦的國際記者招待會。

安妮•何克薩拉,(瑞典)中文系學生:我們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一個叫丁延的女孩向在場的外國媒體講了她如何被迫害,怎麼被上刑的經歷。他們還展示了法輪功的煉功動作。一個小孩,我記得,一個小男孩和他的父母在那裡。他告訴我他不能上學了。因為修煉法輪功他被學校開除了。他看起來10歲,大約9歲或10歲的樣子。我覺得他們非常勇敢,因為他們非常瞭解當時的形勢,和這樣做的風險。

中國法輪功學員蔣朝暉:其實我們所求的並不多,我們只是想要一個安定的修煉的環境。

(旁白)安妮在這次新聞發佈會上結識的法輪功朋友中,絕大多數後來被判刑或勞教。其中,丁延在承德監獄,被反覆酷刑折磨之後失去了生命。而與安妮在記者會同做翻譯的蔡銘陶也被迫害致死。對安妮而言,去天安門請願是一個自然的決定。

安妮•何克薩拉:對我而言,這非常重要。我要為中國人吶喊。過去,這只是一個想法,現在,我終於可以做點甚麼,來實現這個心願。

凱特•芙麗西卡,(澳洲)音樂家:我第一次聽說去中國這件事,是從我的朋友莫娜那裡。一天她走過來問我,「你想去中國嗎?」我說:「好啊!」那時我沒有任何一點猶豫。我根本不需要去想是去還是不去,因為我總是在尋找任何可能的途徑來讓人們瞭解這場迫害,幫助這些無辜的人,停止這場殺戮。

凱•魯貝希克,(澳洲)藝術家:我第一次得知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是從陳子秀的案例,她是位老人。她遭受酷刑,並被活活打死。本來這場迫害已經是讓人無法理解了,現在又有人被殺害,而且是因為修煉法輪功,這個我在澳洲可以自由練習的功法。我哭了。當我讀到她的遭遇時,我哭了。這太令人難過了。

(旁白)遠在澳洲的凱和凱特也打算去天安門請願。這將是她們第一次去中國。如果不是因為修煉法輪功,中國對她們而言不過是一個遙遠、以及和她們的生活毫不相干的地方。凱特在澳洲的一個小鎮長大,鎮上只有一戶中國人家,而當地的人對他們並不友好。當凱特十幾歲,深陷毒品和酒精不能自拔的時候,她沒想到,是來自中國的法輪功讓她擺脫了惡習。她的朋友凱則是在尋求治癒病痛的打坐方法的時候,在一張報紙上看到了免費教授法輪功的訊息。

凱•魯貝希克:不論是在身體上,還是精神上,我都有很大收穫,而且我和其他人的關係,包括家人和朋友,都變得更加融洽。如果有人讓我放棄法輪功,我會嗎?我不會放棄的。所以我能理解中國的法輪功學員為甚麼也不會放棄,為甚麼他們會冒著生命危險去請願。有機會我也要去天安門廣場請願,這是我能做的。

海蓮娜•唐,(法國)雜誌社銷售經理:我更多的是想到中國的老百姓,他們被政府欺騙,以為我們是不好的。這太不公平了。我想告訴他們,讓他們看到,我們是西方人,我們來自這麼多國家,我們也煉法輪功。你們知道嗎?我想很多中國人都不知道。

莫妮卡•維斯,(德國)電影剪輯師:我做電影剪輯師已經很多年了,採訪過很多猶太人,他們會談到納粹時期的經歷。我非常地瞭解,媒體常常會被用來操縱人們的思想,而中國政府就是這樣壓制它的人民。

海蓮娜•唐:中國的法輪功學員每天都生活在那麼困難的環境裡。我怕甚麼呢?我只是去那裡旅行一次,所以沒甚麼好怕的。即使會發生甚麼,我也不去想它。

(旁白)瑞典的麗蓮對於這次行動的危險性有著不同的判斷。

麗蓮•斯達芙,(瑞典)圖象設計師:這件事我曾反覆考慮,因為這是一個關乎生死的問題。

(旁白)一年前,麗蓮曾訪問北京。那時,她常常去天安門,親眼見過警察如何推倒請願的法輪功學員,如何毆打他們,並將他們抓走。

麗蓮•斯達芙:我非常清楚的記得,有一次我在那裡,親眼看到警察抓捕和毆打一名女學員。那裡有隔離用的圍欄,一個警察把她推到那裡,猛烈的多次撞擊她,就像這個樣子,直到她倒在地上。我覺得她被打壞了。這太可怕了。後來我回到英國,瞭解到,就在那一天,一個女學員在天安門廣場被打死了。我感覺就是我看到的那個。這太可怕了。他們就像野獸,沒有人性。

亞當•萊寧,(美國)公司總裁:那時去中國的決定,是我曾做出的最重大的決定。我知道,每個人都有困難要克服。我應該告訴父母嗎?如果被抓了怎麼辦?我的工作和學習怎麼辦?我所知道的每個人都在思考。我也有困難。那時我經濟緊張,不得不賣掉一些財產,包括我的一個薩克斯風,來籌措去中國的資費。

(旁白)理善出生於以色列,長大後在美國洛杉磯的一間大學學習中文。在他下決心前往中國之前,他打電話給父母,告訴他們自己的想法。

達芙•娜雷米,(以色列)新聞系教授,林理善的母親:我看到修煉法輪功對他的健康很有益處,也看到他變得更平和,這些對他都有好處。可是,我們沒有想到他會去中國。我嚇壞了,而且非常擔心。我告訴他,如果他們構陷你怎麼辦?比如把毒品塞在你的包裡,他們可以給你扣上任何罪名,把你投入勞教所,那我們就再也見不到你了。我心裡有深深的恐懼,擔心有甚麼事情會發生在他身上。

林理善,(美國-以色列)神韻藝術團節目主持:跟他們掛電話以後去睡覺。第二天早上我心裡是那種,莫名奇妙的能感覺ㄧ個母親失去她的兒子的滋味兒。我不知道為甚麼,但是我很明確就是那個感覺,非常痛!然後我就寫一封信給我父母,然後我跟他們說,我從小,你們從小教養的時候,就是跟我講ㄧ些人權的故事,跟我講馬丁路德金,跟我講甘地,跟我講這些非暴力者他們的忍耐力和他們捨棄的東西。那我不是馬丁路德金,我也不是甘地,但是那些歷史人物,如果他們因為他們父母的怕,不做他們歷史上應該做的一切,那我們這個世界會是甚麼樣的世界?然後我就發了這個信給他們,然後就去睡覺了。第二天早上我起來,我心裡有很明確的一個感覺,我知道我父母給我回答,而且我知道那個回答是很正面的。我就打開了我的信箱,果然有他們的email,就寫了一句話:「我們瞭解,我們支持你。」

(旁白)在前往中國的法輪功學員中,有公司總裁、原子能工程師、醫生、技術顧問、家庭主婦和大學生。他們的計劃是,在2001年11月20日下午兩點,集中在天安門廣場旗桿前面的空地上,盤腿打坐,並打開一面寫著「真善忍」的橫幅。

亞當•萊寧:我們到達了北京機場,有機會看到了一點北京的街景。到了旅館,那時候,北京只有少數旅館可以接待外國人。而且,酒店的電梯上,大堂裡都有警察,我們時時都被監視,所以我們非常小心。我們來到房間,拉上窗簾,關上燈,壓低聲音交談。我們非常小心,因為要保證能有機會達成我們的請願計劃。

彼得•里克納格:我們就必須得做到最後一步,能做下來,即使誰被抓起來了,別人還得去,繼續下去。

亞當•萊寧:在行動開始前我們有一個會議,一些參與協調和計劃的人,一起討論在廣場上可能發生的情況。

喬爾•契普卡:在這次的計劃中,我的角色是拍攝,秘密地拍下整個事件。要做到這一點,我就得搞清楚如何做,因為廣場上到處是警察。如果我拿著攝像機站在那裡,是一定會被抓的。我的背包有肩帶,帶子裡有海綿。如果把海綿拿出來,我就可以放入一個小小的針孔攝像機。我把它縫在裡面,在那上面剪了一個洞,這樣鏡頭就可以露出來。資料線就經過肩帶隱蔽地連到背包裡的攝像機上。我花了四天的時間來掌握如何使用這個攝像裝置。

林理善:因為有這幾天的時間,我們擔心他們,如果我們啥都不做,一直在酒店,他們會有些想法,如果監控我們,會覺得這些人在幹嘛?所以我們就跟其他的來旅遊的人一樣,去故宮、去長城、去十三陵,然後也去了天安門廣場一兩次。然後過程中有去了一個做玉的戒指的和其它一些……就這麼一個玉廠,然後去那邊,我買了一個戒指給我女朋友。說如果我這一次能回去,我就跟她訂婚。

凱•魯貝希克:去天安門廣場前,我們在一個餐館裡吃了幾次飯。去請願的前一天晚上,我們最後一次去了那裡。一起的有凱特、澳洲的克里斯,和美國的約翰。在那裡我們和一個服務生成了朋友。我們用英文和一點點中文聊天說笑,非常開心。我們離開時,想告訴他我們為甚麼要來北京,因為我們以後再也不會見到他了。凱特和我做了一些小卡片,卡片上面寫著三個字:真、善、忍,我們是用中文寫上去的。我們在門廳裡將卡片遞給了他,立刻就看到他的臉從一個大大的微笑變成了恐慌、害怕。他握著卡片的手在顫抖。他抬頭看看我們四個高大的西方人,然後低頭看看卡片,再看看我們,又看看卡片。我們對他說,法輪大法是好的,中國政府說的不對。過了好一會他才緩過來。他的臉漸漸放鬆下來。他最後接受了卡片,把她放在貼身的襯衣口袋裡。他的臉上又有了笑容。這讓我看到了中共的宣傳是多麼的可怕。這麼好的三個字:真、善、忍,居然會讓中國人這麼害怕。當我們越走越遠時,他還在向我們微笑、招手,直到我們轉過街口。我想,那可能對他影響很深,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記憶裡。

澤農•多爾尼基:我來到長城,來掛出我的條幅。在我的心裡,長城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地方,因為,中國各地的人都會來到這裡,他們就會看到我的條幅。昨天晚上我在旅館房間裡做好了她。這不是一件輕鬆的活,但是我盡了最大的努力。當中國的人們看到她時,我希望他們的心能被感動,希望他們不會覺得這個條幅很粗糙,儘管她是有點。這是我的條幅。

喬爾•契普卡(2001年11月20日,在北京的旅館中):現在是12點半,我就要去天安門廣場了。澤農已經走了。在我離開之前,我想在這裡說出我的心裡話。澤農昨天晚上去天安門廣場拍照,他遇到了兩個學藝術的學生,兩個女孩。她們和他交談,並邀請他去欣賞一些畫作。她們展示了一些畫,並告訴澤農,這畫之所以美,是因為他們代表了純真,代表了力量。澤農告訴我,他實在忍不住,就告訴了她們有關法輪功的事情。我今天到天安門廣場,就是為了這樣的人,這些在內心中還相信真誠,還相信善良的人。我們需要做點甚麼,來喚醒他們的心。就是為了他們,我走上天安門廣場。

(旁白)這群西方人走上天安門的日子是2001年的11月20日,中共開始鎮壓法輪功的兩年零四個月之後。這一年也是這場政治運動發生戲劇性轉折的一年。在此之前,政府發動的大規模輿論攻擊,已經讓很多人心生厭煩。而為了消滅法輪功信仰而將成千上萬無辜的人投入監牢,甚至酷刑致死的做法,更讓人聯想到了文革的瘋狂。

澤農•多爾尼基:中國的媒體成天散佈抹黑法輪功的造謠宣傳。可是,有那麼多人從修煉中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他們變得更健康,甚至延續了生命。他們周圍的人都知道這些。所以,政府的宣傳策略並不是那麼有效。不過在2001年的時候,一切都變了。2001年1月23日,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上,五人點火自焚。當局控制的媒體立即宣稱他們是法輪功學員,並在電視上反複播放自焚場面的特寫鏡頭。新一波針對法輪功的仇恨宣傳從此拉開序幕。

王喆,中國法輪功學員:當時就是又加一個更字,就是又一波鋪天蓋地的誹謗的新聞又來了,那種壓力呀!家裡頭,小區裡,居委會看你的眼神呀,周圍鄰居看你的眼神呀!你知道嗎?就是那種?

蘭麗華,中國法輪功學員:我在天安門廣場打出法輪大法好的橫幅,之後呢,我被送回當地,然後被關進了看守所。當時在看守所廣播裡,他就詳細的說法輪功學員怎麼如何自焚的,我覺得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但是最邪惡的一點就是看守所的那些警察讓人人都過關,所有的在押犯人你必須得寫對法輪功的認識,就是說法輪功不好。

旁白:天安門自焚事件後,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在全國展開所謂「深入揭批」法輪功的政治運動。政府控制的媒體上充斥著鋪天蓋地的批判宣傳。全國各地的團體、組織、工作單位,甚至中小學校的學生都要表態支持中央的決策。更多的法輪功學員被開除工作和學籍,被投入監獄、勞教所和洗腦班。而且,這場政治運動並不僅僅限於中國國內。駐世界各國的中共使領館也成為了這場運動的前沿陣地。

陳用林,前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館政治領事:我們就是在領事館、外交機構,最主要的工作,大概有60-70%的工作是針對法輪功的。人力資源方面,剛才我說就是,專門成立了一個反法輪功專門小組,調動全館所有的主要力量來對付法輪功。那麼從預算方面,大大加強,基本上就是,上不封頂。在媒體裡面,特別是傳統的這些華人媒體裡面,進行這個就是,把這些宣傳材料的東西啊,就是要求當地的華人媒體進行刊登,來對這個法輪功進行抹黑宣傳。

丹尼•謝克特,美國資深調查記者:我感到這個自焚事件非常可疑,甚至可能完全是假的。當局製造這樣的驚人事件,並利用輿論造勢,以達到宣傳上的目地。關於這件事,當時駐中國的西方記者就表示懷疑,因此展開調查,發現整個事件確實是事先導演的一場假戲。

旁白:《華盛頓郵報》的記者菲力浦•潘暗訪了自焚事件參與者的家鄉開封,調查他們的背景。鄰居們說,事件中死亡的劉春玲原來在夜總會工作,以陪人吃飯跳舞為生。沒有人見過她煉法輪功。從中共官方發布的自焚錄像上可以清楚的看出,當劉春玲身上的火已經被基本撲滅的時候,一個人用重物擊中了她的頭部,那個重物被打彎,飛了出去,劉春玲也應聲倒地。如果把那一時刻鏡頭放慢,可以看見揮動的手臂接近劉春玲的頭部,一名武警正走向鏡頭前面,在他身後,一個身穿軍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擊的方位,仍然保持著一秒鐘前用力的姿勢。後來,官方媒體宣稱劉春玲自焚而死。

丹尼•謝克特:他們將天安門廣場變成了電影片場。利用電影拍攝手法,比如特寫鏡頭,和多台攝像機同步拍攝,來營造某種效果。但很明顯,這只會引起更多的懷疑。它完全不是新聞記者在突發事件的現場抓拍的畫面,而是一個人為策劃的場景。

旁白:海外媒體對中共官方發佈的自焚事件的現場錄像進行慢動作分析,發現十多個可疑之處。2001年8月,國際教育發展組織在聯合國倡導和保護人權委員會第五十三屆會議上發言指出,充分的證據顯示,天安門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導演策劃,以構陷法輪功的一個陰謀。不過,對於大多數的電視觀眾,反複播放的刺激性畫面和特寫鏡頭,讓他們憤怒、恐懼,並對法輪功產生了疑慮甚至仇恨。顯然,中共的這場策劃達到了它的宣傳目地。

澤農•多爾尼基:人們都知道中共是騙子。可是,即使你不相信它,當你看到人在火焰中掙扎的畫面時,你也會感到恐怖和害怕。

林理善:記得當時他們對猶太人的那種宣傳,說我們喝嬰兒的血啊,甚麼殺孩子吃肉啊,甚麼的,然後我們又⋯⋯就是算是一種怪物吧。我們叫做「blood libel」(血謗)這些故事,那我就知道中共是怎麼做的了,從說法輪功學員不吃藥死了,到天安門自焚,到這些東西,都知道他們就是不斷重複重複,人家最後給你,重新給你說這些,以為是真的。

凱•魯貝希克:我知道,任何讀過法輪功書籍的人都知道,修煉法輪功的人不會自殺,也不會殺人。所以很明顯,自焚事件是假的。可是,對於那些不了解法輪功的人來說,他們不知道。我的朋友在看到自焚的畫面後給我打電話,說,「你在幹嘛呢?你還煉法輪功嗎?到底是怎麼回事?他們還在自焚嗎?你還好嗎?你會不會也去自焚?」這太荒唐了,可是人們的思想已經被這些謊言所占據了。

澤農•多爾尼基:當我想到在中國發生的自焚騙局,以及它對中國人的影響,我覺得我的行動會讓他們退一步,好好地重新思考一下,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問題,而不是被這些混亂的資訊所迷惑。從這一點來講,我感到我的行動會幫助清除這個自焚騙局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林理善:那天,去天安門之前去前門,然後在那邊買了個紅豆芝麻球,好像這輩子第一次吃這個東西。然後,覺得這個東西可能是我這輩子吃到最好吃的這麼一個東西。然後去天安門,上廣場了。

澤農•多爾尼基:我提醒自己,我是為了幫助他人而來。無私的精神是一種非常、非常強大的力量。我努力集中心神,將自己完全融入其中。就這樣,幾個小時過去了。我非常平靜。我感到自己踏出的每一步都震動整個地球,我的心非常篤定。

林理善:又是感覺全宇宙在看這個地方,又感覺不只是全宇宙,也是全世界整個這個中心,就感覺是,像脈絡,正好是接觸的這麼個地方,就是一個核心的地方,像一個心。

亞當•萊寧:我看到帕琳娜,是我在加州認識的。她從我身邊走過,牽著兩個年幼的女兒。看到她我很驚訝,因為不知道她也來到中國。

帕琳娜•華森,(美國)公司財務總監:他們那時沒有邀請我參加這件事,因為他們擔心我是東方人面孔,也許對我會有安全問題,不過既然我知道了呢,我也很想去。剛好那時侯我的先生去北京參加會議,然後我的女兒又要過生日。那我想要麼我們就全家人到北京去旅遊,這樣我就去了。起碼我想我可以幫他們照相。

約翰•納尼亞,(美國)報社總編:加拿大的喬爾也在那裡,我看到了他。他裝成一個遊客的樣子。我和喬爾很熟,可是我從他身邊走過,沒有打招呼。你知道,我不能干擾了我們的行動計劃。

凱•魯貝希克:我四下觀望,看到澳大利亞的莫娜向我們走來。還有一位從歐洲來的女士。我們在機場曾經碰到過她。另一個人也走過來。我們開始彼此問候:「你也是嗎?你也是來參加的嗎?」我們點頭致意,心中感到欣喜、激動,因為,真的,我們的心願馬上就要實現了。

帕琳娜•華森:我看到那些學員他們站好,然後亞當•萊寧他就站出來,要給他們照合影的時候,我也站起來,做好準備,那時候,就看到那個橫幅一瞬間打開了,那時剛好太陽照到橫幅上,就看到金光一閃。我一看到呢,我就很自然的照了那張照片。

喬爾•契普卡:我平靜地,堅定地站在那裡,開始拍攝。當橫幅打出來的時候,那真是,那真是我一生中最驕傲的時刻。那是一個很大的金色橫幅,上面用中文寫著,真、善、忍。我覺得太棒了。

碧若•斯文森:我覺得這是我做過的最正的事,為真、善、忍挺身而出。不僅是為了這個真理,也是為了中國的學員挺身而出。

海蓮娜•唐:我們把這叫做發正念,就是一種打坐方式,用自己的能量來清除天安門廣場中負面的因素。這裡是一個非常有象徵意義的地方。

凱•魯貝希克:當橫幅一下子從包裡拉出來的時候,才知道有那麼大,我們得把她高高地舉過頭頂。金色的橫幅就在我的臉前,我們成功了!我太高興了。

澤農•多爾尼基:我站在「真」字和「善」字之間。後來當我看到那天的照片時,我可以看到橫幅後面頂出的拳頭。那是我的手。我感到如此地驕傲,我的手攥得緊緊的,緊緊地攥著橫幅。

碧若•斯文森:那種神聖的感覺,我沒法用語言解釋。我抬起頭,望向天空,我覺到,怎麼解釋呢?我覺得天上有很多眼睛在看著我們。

帕琳娜•華森:我那時就意識到,我只有一個機會照一張照片,而且照完後必須馬上離開現場。那時帶著女兒離開的時候,我就看到擺攤照相的那些人,其實他們是便衣警察,因為他們拿著話筒呢,趕那些遊客離開。

喬爾•契普卡:我聽到了警車的聲音。這些警車從四面八方衝過來,瘋了一樣地鳴笛。廣場上的警察也吹著哨子。那些警車把學員圍起來。還有那些不知道從哪裡鑽出來的便衣警察,大喊著「走走走」,驅趕著遊客。他們還從人們的手中搶奪照相機。

澤農•多爾尼基:警察開始搶奪我們的橫幅。我緊緊地抓住不放。橫幅被擰成了一根繩,被警察和我們來回拉扯。

林理善:聽見他們在喊,用中文在喊,不知道在喊甚麼。然後聽見他們在把我們旁邊的人開始抓走。

碧若•斯文森:警察衝過來,抓著我的頭髮往前拖,因為我不願意站起來。

彼得•里克納格:我一看,睜開眼睛,本來橫幅和我之間有兩行人嘛,現在人都已經不在了。

凱•魯貝希克:我們這一行打橫幅的學員被一個接一個地拉走,扔上那些包圍著我們的警車。

約翰•納尼亞:克里斯撐在那裡,不願意被拖上車。一個警察抓起他的手指向後掰,把他的手指折斷了。

凱•魯貝希克:突然間我成了最後一個拿著橫幅的人。我把橫幅放低,低頭看到,正好就在我手拿的位置,是一個大大的「善」字。這時,有五六個警察向我一步步靠近。我想要讓他們看看,我是因為甚麼而被捕的。我不會讓他們拿走橫幅。所以我緊緊地抓住不放。這時他們開始推我,拽我,扯我的頭髮,搶我的包,最後我被拉倒在地。

澤農•多爾尼基:我記得在我的褲子口袋裡有一個橫幅。可是,我不想離開我的朋友們,我是這個團體的一分子,不能自己想怎樣就怎樣。可是我又想,這不是為了我自己,這是為了讓全世界都聽到法輪大法好。一下子,我的頭腦變得非常清醒。我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我站起身,從口袋裡拉出我的橫幅,開始奔跑⋯⋯

澤農在天安門廣場奔跑。

喬爾•契普卡:突然間,澤農衝出來,奔向圍觀的人群,他手裡拿著法輪大法好的橫幅,穿著他在渥太華買的那件印著加拿大國旗的T恤。他用全身的力氣喊著:「法輪大法好!」

澤農•多爾尼基:我一邊跑,一邊想打開橫幅,可是風很大,橫幅在風中拍打著,打不開。我對自己說,如果你停下來,他們就會抓住你。沒說的,他們一定會抓住你。可是,我又想,我是為了甚麼而來到這裡呢?於是,我停下來,打開橫幅,當我大聲喊出法輪大法好的時候,連我自己都驚呆了!無法想像,我真的做到了!

喬爾•契普卡:看著澤農,我覺得,真是,他幹得太棒了!

澤農•多爾尼基:整個過程可能連半秒鐘都不到。可是我覺得那一刻是那麼漫長,那麼漫長!

澤農•多爾尼基:一個警察抓住我,一把把我扔到地上。我還記得倒地的那一刻,我的手碰到水泥地面的感覺。我當時想:「哇,好險!我的臉差點摔破了!」他們把我拉起來,一共是三個警察。我使勁掙扎,他們手忙腳亂地抓著我不讓我動,所以沒法騰出手來摀住我的嘴。我就開始盡情地喊哪,喊哪⋯⋯

澤農•多爾尼基在天安門廣場邊奔跑邊高喊:
法輪大法好!
全世界知道
加拿大知道
美國知道
歐洲知道
法輪大法好!

喬爾•契普卡:我看到學員們被推上警車,然後那些警車一輛接一輛地開走。透過車窗,我可以看到裡面的學員。我默默發著正念,希望能夠幫助他們保持堅強。就這樣,一切都結束了。我跳上一個三輪車,直奔旅館。到了旅館,我直接跑進大堂的洗手間,我甚至來不及上樓回自己的房間。我進了洗手間,鎖上門,從包裡拿出攝像機,開始倒帶。這時,我的心緊張得怦怦亂跳,我想知道自己到底拍下了當時的鏡頭沒有。當攝像機裡的畫面終於呈現出來的時候,我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旁白)喬爾離開酒店,直奔聯邦快遞,寄走自己拍攝的錄影帶,然後登上了前往加拿大溫哥華的班機。而在天安門廣場上,喬爾那些被抓捕的法輪功朋友們,正在面臨他們一生中從未經歷過的挑戰。

李維•布勞德,(美國)軟件公司副總裁:11月20號的凌晨一點多,我們聯繫到了Adam。當時他是在一輛開往天安門派出所的警車上。我立刻注意到他回答我們問話的聲音短促而且著急。就像他躲在車上,彎著腰,不想被別人聽到。不論我們問他任何事,他的回答都只有兩三個字。我們問完了所有的問題,打算把這個消息公佈給媒體。他問:「還有問題嗎?」我說:「應該就這些。」我們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從那一刻起,我們的工作就是把這個消息發給駐京的西方媒體。

達芙•娜雷米,林理善的母親:我們接到Sarah的電話,那時她是理善的女友。她告訴我理善他們被捕了。其實我們對此有心理準備,因為理善事先告訴我,他們被捕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告訴我怎樣做就可以幫助他們。於是我將所有的害怕和擔心全部都轉化為行動。那時,因為我是傳媒系的教授,認識很多記者和媒體人,我就開始聯繫他們,給他們打電話,給以色列所有的大報社和電視台打電話,並且接受了很多很多電視採訪。

奧瑞希亞•麥凱布,(加拿大)報紙編輯,澤農•多爾尼基的母親:我舉行了記者招待會,最後還回答了一些問題。一個記者問我,是否因為澤農被補而感到害怕。我說:「我不害怕,但是確實很擔心。擔心他們不讓澤農回家,擔心沒人知道他的下落。」

奧瑞希亞•麥凱布,在記者招待會上:總領事辦公室說,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大使館得到中國方面的回應。也許最早在今天晚上才能得到一點確切的消息。

旁白:母親們的擔心並不是無緣無故的。就在澤農和理善,以及他們的朋友們在天安門廣場打開橫幅的前一天,2001年11月19日,蘭州市退伍軍人楊學貴的母親在明慧網上發表公開信,請求世人關注自己的兒子因為不放棄法輪功而遭受的酷刑;18日,黑龍江省玉泉鎮一位33歲的普通農民鞠亞軍因為去天安門為法輪功請願,而在長林子監獄被迫害致死;11月9日,國際媒體報導,一名江西省高級法院的法官胡慶雲因為不放棄修煉而被判刑七年,入獄僅兩個月就在監獄中去世。

王喆:我在天津的勞教所裡就是被迫害,電擊,造成很大的傷害。這個是我當時的被電擊,(起了)膿包,化膿,腐蝕的,現在就是跟肋骨粘連了。後背也是。後背也是,後背就是電完之後就是一個大膿包。膿包最後破了,最後把脊椎骨腐蝕沒了,最後導致了高位截癱。在兩次手術之後吧,就是,恢復煉功,然後,恢復到現在。

瑪麗•羅賓遜,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1997–2002):過去,我曾經和中國政府討論過他們對待法輪功的問題。這一次我特別關注法輪功學員在中國的遭遇。我要傳達的訊息是,他們的人權必須得到尊重。我們收到很多關於他們被酷刑折磨和判處重刑的案例,僅僅是因為他們和平的表達對法輪功的信仰。

旁白:就在這些西方人被捕的消息通過各種方式傳遍世界的時候,天安門廣場上,他們正經歷著一場不可思議的混亂和危機。他們被扔進警車,拳腳以對,成為那個試圖碾碎法輪功的中共鎮壓機器最棘手的目標。

澤農•多爾尼基在天安門廣場邊奔跑邊高喊:
加拿大知道
美國知道
歐洲知道
法輪大法好!

澤農•多爾尼基:我不願意進警車,所以我使勁用腳蹬著地……因為我練過武術,所以我會紮馬步,把自己穩穩地定在地上。這時候我感到臉上被重重地打了一拳,一股劇痛直衝腦門,我倒在地上,被拳打腳踢,拖進警車。

凱特•芙麗西卡:在警車裡,只有澤農和我兩個學員。警察把他的T恤衫拉起來,蒙著他的頭、肩膀和胳膊,使他動彈不得,甚麼也看不見。他們圍著他,使勁打他光著的脊背。那時候,我真的嚇壞了,我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氣,和所有面對危險的心理準備,一下子都不翼而飛了。

海蓮娜•唐:我不想被關在這個警車裡。我要告訴中國人,我們為甚麼來這裡,我們是法輪功學員。我當時用中文說:「我們是法輪功學員,我是從法國來的。」一個非常年輕的警察坐在我的前面。他非常憤怒,因為我竟然敢這樣做。於是他抓住我的書包帶,把我推到座位的靠背上,用那帶子勒住我的脖子。當時我想:「哇,他這麼年輕,這一切對他就像是自動的反應,每天的例行公事。」

林理善:把我扔到,真的是扔到車裡邊,是那個麵包車,那個大的車。然後有人在椅子上,已經滿滿的,然後把我扔在他們身上。然後送到天安門的派出所。把我放在一個最後,好像是走廊的右邊最後一個房間。那個真的像電影一樣,就是有一個,我們英文叫Good Cop和Bad Cop,有一個警察特別兇,有一個警察是幾乎不說話的,面目表情稍微善一點,也不是特別好,就是只是稍微麻木一點。然後,他第一件事是,護照給我!然後我就跟他說,我沒有犯甚麼錯,你本來不應該抓我,我憑甚麼給你我的護照?我是美國公民,我是在那邊打坐,你的憲法允許我打坐。然後他就看我不給護照,他就開始打我。然後我那個下巴出來了,之後是幾乎不能說話,一天。然後他就拽著我的鼻子,拉出來,然後再扔下去,然後要踢我的下身。那個警察的眼神,他當時打我的眼神,是那種,恨我是西方人,他的眼神是,你不是西方人,我現在把你殺了,我恨我不行,我不能。

凱特•芙麗西卡:我們被帶到一個地下的牢房裡,就在天安門廣場的下面。當我進到那裡的時候,我簡直不敢相信,他們竟然把那麼多的人關在那麼小的一個地方。環顧四周,我可以看到牆上面的手印,就像有人曾經順著牆壁滑倒在地上,牆面還有一些骯髒的血漬。

凱•魯貝希克:在水泥地面的中間,有一個排水孔。就好像你可以把一切都洗掉,不論是血,還是毆打的痕跡,都可以統統洗掉,從這裡流走。我靠著牆,坐在那裡,感到很難受。為甚麼把我關在這裡?這樣一個牢房裡?難道就是因為打開一面寫著「真、善、忍」的橫幅嗎?

莫妮卡•維斯:這裡沒有窗戶。我可以想像到,那些中國的法輪功學員在這裡會遭到怎樣的對待。警察可以為所欲為,不會有任何其他人聽到、或者看到在這裡發生的一切。我能感受到,那些中國學員被困在這裡,孤立無援的感覺。

彼得•里克納格:在那下面,我聽到女生的喊聲,很刺人的。就是我自己的心裡很難過,因為她們真的在喊,就是害怕或者被打,或者被弄到地上去了。我們的ㄧ個德國的Nina,也被弄到地上去了,因為她不想交她的護照。

妮娜•哈默,(德國)雜誌發行經理:一位年長的女警官坐在那裡。她說,「把護照交出來!」她樣子很兇。我說:「不,我不願意。」他們就把我推到地上。我的臉貼著地板,他們搶走了我的護照,還發現了我的「轉法輪」書。在此之前,我很害怕。不過當這一切真的發生的時候,不知為甚麼,我的慈悲心出來了,我很同情這位女警官。因為你知道,她的年齡就像我的母親。可是,她卻成為這鎮壓機器的一部份,做著這些壞事。我一直和她交談,現在已經不記得當時都說了些甚麼,可是我每句話都出自真心,而且我不再感到害怕了。

凱•魯貝希克:外面天很黑。警察把我們從牢房中提出來,帶上幾輛汽車。有好幾輛車。每輛車上只有幾個學員,卻有很多警察。在車上,我們只能坐在靠窗的位置。警察坐在靠走道的一邊,以及我們的前面和後面。我和一個女警察坐在一起。她眼睛直直地盯著前方,和其他警察一樣。我開始告訴她,自己為甚麼來到中國。我告訴她,在澳洲,我有很好的工作,公司給我配有專車,我的老闆,以及我的家人都支持我來中國請願。過了一會兒,她突然轉過臉,衝我喊道:「閉嘴!閉嘴!」我很吃驚。本來,我不知道她是否能聽懂英文,不過現在我知道了。我對她說:「妳知道嗎?我長途跋涉,從悉尼來到中國,就是為了告訴妳法輪功是好的。妳真的認為我會閉嘴嗎?」

莫妮卡•維斯:他們把我們從天安門廣場帶到了當地的派出所,然後,又用汽車把我們帶到了一個秘密警察的旅館。這是我當時的印象。作為一個德國人,我覺得像是被STASI,也就是東德的秘密警察給抓住了。

亞當•萊寧:這裡看起來像是一個旅館,其實呢,是個中共的公安設施。這裡有審訊用的雙向玻璃,房間裡擠滿了警察,以及一些可能來自不同政府部門的人。我們在這裡被關了整整一夜,四五十個年輕的警察時刻看守著我們。

林理善:所以把我們放兩個房間,後面那個房間,前面有很長的一張桌子,它後面有五,六個警察坐在那邊。然後靠門,和門旁邊的那個牆都是警察。最多的時候有好幾十個,比我們大概有多兩三倍。然後他們開始審問。審問時他們是一個一個的審問的。然後叫我的那個警察開始問,問題一開始比較正常,你叫甚麼名字,你的地址是甚麼,你是甚麼時候來了?你打算待多久?你為甚麼來了?然後又開始問誰給你錢,哪個政府送你的?

凱•魯貝希克:他們自以為瞭解我們的動機,並努力地想弄清我們到底是怎麼在他們毫無察覺的情況下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而且打出了橫幅。他們想不到,我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這一切是出自於我們的真心。這不是花錢僱人能做到的事。

阿里漢卓•山托寧,(美國)神經科醫師:我誠實地回答了他們的問題,告訴他們,我來的目地就是要讓中國人知道法輪功的真相,告訴他們這場正在發生的迫害,以及中共政府是如何對待人民的。審訊之後,我在中文的筆錄上簽了字。後來當我坐下時,我開始有些疑惑,自己究竟應不應該簽字。

林理善:他寫完了讓我簽字,我說,首先,這是中文,我看不懂,然後,我也沒有犯甚麼錯。所以我也沒有必要簽甚麼字。另外,你現在那麼多錄像機,你在那邊,我簽字你錄像,你後來說我是認罪呀,或者甚麼的,所以我根本不簽字。

阿里漢卓•山托寧:過了幾分鐘,我走到屋子前面那個領頭的警察那裡,告訴他我想再看看自己到底說了甚麼。如果可能的話,我想看看筆錄裡的記載。他想了一會兒,然後從手中的一疊紙中找到了我的筆錄,拿給我看。我一下就抓過那張紙,把它撕掉了。

約翰•納尼亞:那個警察非常生氣,走上前給他這樣,來了一下子。就是把他的頭猛力地往後推,並用中文對著他又吼又叫。

林理善:然後德國來的Peter站起來說,我們看見你做甚麼,我們會告訴世界你在做甚麼。你再打,我們全世界都知道你。

彼得•里克納格:然後他就放下了那個美國的學員,然後他就把我抓起來,弄到那個牆上,就是很惡劣的一個狀態。他就是問了我一個問題,他問我,「你知道『必死』是甚麼感覺?」我就說,「不知道。」

林理善:那個人被他的領導,可能是610(辦公室的)或者誰,他穿的不是警察的衣服,把他趕走,估計他擔心那個人已經控制不了自己了,再往前走就是像對中國人一樣對待的,他會,就是,把我們這樣子處理。

澤農•多爾尼基:我所交談過的每個警察對現實的認識都是扭曲的。我告訴他們,你們不能獨立地思考;你們也不能說出自己的心裡話。這樣的生活是多麼的可悲!你們得時時監視著自己,沒有自由。更糟的是,你們被利用來破壞自己的傳統文化,而這文化中的智慧本來可以讓你們受益一生。而比這更糟的是,你可能還要被迫告發自己的朋友和家人,傷害他們!可你本不想這樣。你成為一個警察是為了幫助社會,或者是僅僅為了有一個工作。你並不想毆打無辜的人,你不想那樣做。

亞當•萊寧:能感覺到,我們和他們待的時間越久,整個氣氛就越輕鬆。他們也放鬆了下來。其實,在當今中國的局勢下,我擔心的是他們。我覺得他們是最大的受害者。看看他們都被逼著幹了些甚麼!本來,我沒有想到這些。可後來,我真的希望我們的請願能夠對他們有所觸動。也許,他們並不太了解法輪功,同時被那些荒謬的謊言所欺騙。他們被逼著做這些壞事。他們其實還是孩子。唉⋯⋯

達芙•娜雷米,林理善的母親:那時我正在主持一個研討會,是大學裡舉辦的一個活動。我記得自己走進會場,對大家說,「很抱歉!我得開著手機,因為我的兒子正被關押在中國的牢獄中,我在等候他被釋放的消息。」所以就這樣我開著手機。等到會議進行了一半的時候,電話鈴響了。我說了聲「抱歉」,就衝出了會場。從電話中我得知他被釋放了。

旁白:在經歷二十多個小時的磨難之後,這群西方法輪功學員先後被帶到機場,驅逐出境。

林理善:送到飛機上,一直送到我的位置。我坐的那個位置正好是靠走道的(aisle seat),然後警察就站在那邊,我就坐在那邊。他一直等到所有的人上飛機,快要起飛的時候那個警察才離開了,然後關門了。然後所有的飛機上的客人都在看我是甚麼樣的人,挺緊張的那個表情。然後我看前面他們放了China Daily,就是中共的英文報紙,有一篇文章說,有一批法輪功學員,是來到天安門。他們是外地勢力、甚麼反華勢力送來的,給錢的。然後我們很好的對待他們,把他們放在酒店。然後我看我這個下巴是動不了的。Zenon那個一身傷,鼻子都斷了。然後Chris也是,他兩個手指頭好像是斷了。然後肋骨啊,甚麼的,然後又沒有鞋子。我看,哇!真的撒謊有那麼容易的來。

約翰•納尼亞:其實,那時候我覺得挺失敗的。我覺得自己沒有完成使命。在東京轉機的時候,我坐在機場巴士裡,和旁邊的一位來自中國的女士交談起來。我告訴她,「昨天,我在北京,和一些煉法輪功的朋友們一起去了天安門廣場。」她說:「啊,我也煉法輪功!我聽說了你們的事。你們太棒了!」然後,她哭了起來,最後我也哭了。也就是說,我在回來的飛機上竟然碰到了一個中國學員,並且已經聽說了我們去請願的事。這讓我感覺好受了些,畢竟,消息成功地傳出去了。

旁白:確實,這些西方人的義舉已經傳遍世界,而最受鼓舞的,莫過於那些正在中國遭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

王喆:是這樣,我們的勞教所裡每天晚上必須得開著燈睡,開著門,還有兩個值夜班的。值夜班的沒事,就配個半導體。正好我就在門口,我正好是在上鋪,他就在門口,放的聲音很大。正好播那個新聞,正好讓我聽見了。正好今天就播放北京,整個這一段新聞,就是有36個外國,甚麼,敵對分子,甚麼,法輪功,甚麼,一通批吧。批我沒聽見,我就聽見,你知道,笑著笑著眼淚就出來了。無形的那種鼓勵,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就說我自己,我沒經歷過這麼多東西,沒經歷過那麼多事情。在這個時候就發現還有同修不顧生死,過來去幫助這些⋯⋯

蘭麗華:有一個女孩經常來到我們的資料點給我們幫忙,幫我們疊疊真相啊,或者我們需要耗材的時候,她就幫我們去買。2001年11月份的一天,她又來到我們的資料點。進資料點,她第一件事馬上就告訴我們說:「你知道嗎,昨天我從電視裡看到說36個西人學員去天安門廣場了。」當時我們的手就都停下來了。我和那個女孩,我非常清楚的記得我們倆當時就哭了。當時不知道說是一種甚麼樣的心情吧,你說是感動、感激?也不是。因為我們都是大法弟子,都同修一部大法。我們知道西人學員跟我們一樣,也是想告訴中國人,法輪大法好的這個真相,不希望中國人相信迫害的謊言。

(旁白)在這些西方學員的家鄉,他們在天安門廣場上的行動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人們將注意力投向了遙遠的中國,和那裡正在發生的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

澤農•多爾尼基接受電視採訪:

主持人:這引起了人們的思考,對吧?

澤農•多爾尼基:沒錯,當這麼嚴肅的一件事撲面而來的時候,人們能更清醒的認識自己。一件很棒的事是,一位女士製作了一面橫幅,上面寫著:世界需要更多真、善、忍,她把橫幅帶到美國大使館。這事就發生在(我們請願)後的那天晚上。

主持人:你還想再去中國嗎?

澤農•多爾尼基:我非常想。但目前而言,我在國外才可以為中國人做更多的事。

主持人:而不是在天安門被中國警察欺負。

澤農•多爾尼基:是。

主持人:非常感謝你!很高興能與你交談。我們的嘉賓:澤農•多爾尼基。

約翰•納尼亞:我們在,平和地,非常平和地打坐,並舉起一面寫著真、善、忍的橫幅,而這,在當今的中國是被絕對禁止的。看起來,我們像是在抗衡一個非常強勢的政府,毫不講理的中共政府。我想,不久,越來越多的人會意識到,法輪功問題不僅僅是中國人的事,而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是跨越民族與國界的,影響著來自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的人。

(主持人)十幾年過去了。當年,那三十多位西方人在天安門廣場上將真善忍橫幅高高舉起的一幕,已經永恆地定格在帕琳娜拍下的那張照片中,似乎象徵著在紅色政權的高壓之下,這群修煉人依然寧靜祥和的心境和不言放棄的決心。在那之後的日子裡,還有不少西方人前往天安門為法輪功請願,有時是隻身一人,有時是幾個朋友相約而行。而更多的法輪功學員則是通過各種各樣其它的方式將真實的訊息傳遞給中國民眾。

這一切,是以法輪功學員的巨大付出,甚至是犧牲生命為代價的。

就在那36名西方法輪功學員在天安門廣場展開橫幅的三個月後,2002年的3月5號,一些吉林長春的學員把反映法輪功真實情況的記錄片通過有線電視的信號傳向了幾十萬觀眾,希望百姓有機會瞭解迫害的真相。當天晚上,一場大抓捕開始了,五千多名法輪功學員被抓,遭到了嚴刑拷打,至少有11人被酷刑迫害致死,多人被判處4到20年的重刑。

但是,紅色恐怖無法打壓人們用和平方式表達心聲的決心。在2002到2003年間,包括黑龍江、河北、青海、北京、山東、重慶等十幾個省和直轄市的電視頻道上都先後出現過被插播的法輪功真相。在海外,學員中的計算機專家們成功研發了突破中共網絡封鎖的技術。到現在,每天都有超過一百萬的中國網民使用這種破網軟件,來瀏覽海外不受過濾的真實消息。同時,法輪功學員還創辦了媒體,希望用各種管道向中國和世界報導發生在中國的真實消息。

這一切都出自於一個最單純的願望,就是希望每一個人都有機會瞭解真相,選擇善良,和一個美好的未來,一如當年,我們這個故事的主人翁們所期盼的那樣。

2014年5月美國紐約,在2014年紐約法輪大法心得交流會上。

凱特•芙麗西卡:那時,我們中的很多人都互相不認識,也從來沒有見過面,就那樣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然後開始面對突如其來的一切,當時的情況簡直太折磨人了,我們每個人都緊張得要命。所以我想,那時候咱們可沒心思坐下來好好聊聊,互相認識認識⋯⋯(眾笑)所以對我來說,這是第一次有機會和大家坐下來聊天。

丹尼爾•尤理奇,(瑞士)攝影師:對我而言,很多人我到今天才認識(眾笑)。可是今天在遊行的時候,我感到我們像是一群曾併肩作戰的老兵又相聚了。當然我們不是,但是感覺像是。說不定我們前生有緣吧!也許吧。今天我就是這種感覺。其實我差點就哭了。

澤農•多爾尼基:我經常想著,能再次回到中國。我甚至不止一次地看到自己走下飛機的情形。而每次我都會跪下來,親吻那裡的土地。#

────轉自《新唐人電視台》

責任編輯:張嘉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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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02 3:4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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