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和昆妮是一對英國夫妻。彼得85歲，昆妮長他兩歲。在劍橋時，我們兩家隔著十棟房子，算是鄰居。那條街上有好些長壽的獨居老人，他倆算是最年老的夫妻。彼得和昆妮對人熱誠，無論對本地居民還是移民，並不刻意保持距離，總是親切誠懇相待。在街上遇到時，我們會停下腳步愉快地寒暄一番。有時在前花園看見了，也會遠遠地招手致意。
昆妮的背駝了，還像女孩子似的變著花樣穿些明快淡雅的花衣服。
高大微胖的彼得像個機修工，常穿一件藍帆布的揹帶褲，帶頂鴨舌帽。揹帶褲的肚兜上時有油漬。他有一部老舊的旅行車，還有一輛大號加重型腳踏車。如果單獨出門，他通常會踩著那輛大腳踏車。坐在車座上，左腳踩著踏板，右腳輕輕地點著地面，慢慢往前溜。
2010年冬，英國罕見大雪。我出門遠遠看到彼得居然踩著腳踏車，心裏一陣陣揪緊，他八十多歲了呀！事後鄰居苔絲小姐告訴我：「別擔心！彼得騎車，只有兩個檔位。一個是慢，一個是停！」 那部舊旅行車估計已經帶著彼得和昆妮跑遍了英國和歐洲，現在還沒有停下腳步。
一個夏日傍晚，我看到彼得正在將車泊到前花園的車道上。他和昆妮被太陽曬得臉蛋發紅，又像孩童般開心，告訴我說他們剛從海邊兜風回來。「哇！」我在心裏驚嘆：「快要九十歲的老夫妻了！還開車到海邊兜風！」要知道，劍橋離最近的海灘也有三四十英里。
彼得和昆妮愛花。他們家有個大花園，是真正的花園，種滿了各色鮮花而不是草。花圃打理得一畦畦、一壟壟，像蘇格蘭的格子布一樣整齊分明。
春夏時分，鮮花競放，蜂飛蝶舞，生機盎然。那時他們家的前花園就會擺張小圓桌，桌上放只小水桶。一束束從後院採摘的帶露水的鮮花浸在清水裡。水桶前放著一張過塑紙片：五十便士一束，請自便。這是他們每年例行的鮮花義賣。收入捐給他們認準的癌症基金會。
我常給兒子手心放一枚五十便士的硬幣，請他跑去拿回一束花來，不管是紅艷的石竹還是含苞待放的玫瑰或是秋天象我家鄉那樣的大朵菊，養在廚房的窗台上，都格外的美麗。
鮮花裝飾了我的家，又幫彼得做了慈善，何樂不為？昆妮也曾拿給我們看她手工製作的絨布玩具。她老了，手還是那麼巧。小兔小熊都做得稚氣可愛。沒事時在家做一些，然後捐給慈善商店賣掉。
英國家家戶戶每星期都會收到各個慈善機構送來的塑料信封，裡面是用來裝捐贈衣物的大塑料袋。我剛搬來這條街時，第二天一早出門，嚇了一跳。從我家往東到路口共二十戶人家，十四戶門前都放著或鼓囊或半滿的捐贈袋。這當然包括彼得家。幾年下來，我觀察到彼得家是捐得最勤最多的。
和我那三四歲的兒子逗趣，是彼得的快樂之一。他講故事時，聲音低低的，眼睛明亮有神，眉毛一會揚起來一會低下去。腮幫下陷像兩個大酒窩，偶爾露出一口整潔的牙齒（估計是假的），有時還會男高音高歌幾聲。
他家前花園紫紅的吊掛金鐘下，原本放著一對雪白的鴿子，一對雪白的兔子，石膏做的。後來送一隻小兔子給我兒子，就放在我家的火棘旁了。那麼快樂的老人的臉，有一天卻神傷了。我追問怎麼回事。彼得告訴我說，昆妮摔了一跤，盆骨那裏骨折了，站不起來，非常痛苦。
他說：「老天！我的心都碎了！」我也聽得快要掉淚。過了好一陣子，我去探望他們。昆妮半倚在客廳沙發上，還是不能直起腰。
他們的家窗明几淨，沒有一絲灰塵和異味。樓梯被拆掉改造成了廂式電梯，方便他們上下樓。每天早晚有護工來幫忙照顧昆妮。他們的獨女瑞秋也住在劍橋，隨時來幫忙做事。昆妮和我聊著天，伸手夠下壁爐上方的一個相框。那是一個英俊的年輕軍人。昆妮說：「瞧，這是我哥哥，他在二戰中犧牲了！一個多麼可愛的男孩啊！」來到英國，才發現戰爭和這麼多家庭有關聯。那條街的鄰居們，不是家裏有人當兵參戰，就是有人犧牲。
我從沒有想過要問彼得和昆妮當初是怎麼走到一起的。之後的一天，是個晴朗春日，柔柔的春光撲瀉著。彼得站在他家對面，告訴我說，昆妮的第一任丈夫也是在二戰中犧牲的。他那時住在劍橋北面的伊利，和昆妮只是普通朋友。昆妮傷心地打電話給他，問：「我們是否可以成一個家？」就這樣，他們攜手走過了半個多世紀。他把昆妮一直放在心口呵護著。
平凡的生活中竟有著那麼多的傷心往事。我終於明白了，為甚麼昆妮的背早早地駝了。我也終於明白了，為甚麼他們在花園裡安放著雪白的鴿子和溫柔的兔子……
責任編輯：李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