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6月02日訊】(美國之音)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二戰期間12萬日裔美國人被關進了集中營。如今日裔美國人是如何看待二戰集中營的呢？
托德． 遠滕閱讀的是他的姑姑1942年2月寫給他監獄中祖父的書信，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後，托德． 遠滕的祖父被聯邦調查局送到了蒙大拿的監獄中。托德． 遠滕的父母被送到了阿肯色州的羅赫維集中營，他就是在那裏出生。托德． 遠滕後來成為了一名歷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他說，日裔美國人在二戰時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
托德． 遠籐是一名日裔美國社會活動家，他說，“我很堅定地認為，這是美國政府不公正的行動。因此，我也不再相信美國政府不會犯錯，因為在這件事情上，他們錯了。”
二戰結束後，托德一家人並未返回舊金山的家中，而是搬到了美國東海岸。他說，父親認為一家人在加州受到了不公平對待，因此不願意再回去了。
托德． 遠籐的妻子波拉全家被關入集中營時，她只有2歲，卻對那時的情景有著深刻的視覺印象。她記得自己隨著家人坐火車從加利福尼亞遷往猶他州的托帕茲（Topaz）集中營。波拉． 遠籐說，“我對食堂的印象特別深刻，大家排隊去領食物，一排排地坐在桌子旁。我個人對那些軍營也有很深的視覺印象，它們似乎一眼望不到邊。廁所都是公用的，沒有隔間甚麼的，大家就掛了些簾子。當然，還有一個公共浴池，也是臨時在中間用簾子隔了起來。”
波拉童年時在集中營裡的經歷給她日後的生活留下了一些陰影，以至於她一看到發霉的東西就感到害怕。
拉里． 品川是前馬里蘭大學亞美研究項目主任，他說當時很多日裔美國人認為他們的處境跟猶太人被德國納粹關進集中營很相似。
品川祖父家原本在舊金山擁有一家小旅館，但1942年2月19日，富蘭克林． 羅斯福總統頒布了第9066號行政命令後，品川祖父全家被迫離開舊金山，前往由跑馬場改造的坦佛蘭（Tanforan）集中營。
前馬里蘭大學亞美研究項目主任拉里． 品川說，“那裏到處都是糞便，尿和帶有各種有害物質的稻草。接下來發生的就是，日裔美國人被迫打掃衛生，收拾殘局，並且把那裏變成自己的新家。那裏環境太惡劣，太不衛生了。”
品川的祖父出生在日本，在進入日裔美國人集中營前，他曾被美國官員和軍方拷打和審問。由於沒有歸化入籍，他在集中營裡得不到需要的醫療救助，最終病逝。拉里的伯父在美國出生長大，從來沒有去過日本，但因為這件事情，他選擇了離開美國，移居日本。
前馬里蘭大學亞美研究項目主任拉里． 品川說，“伯父對於父親遭受的待遇非常憤怒，以至於他放棄了美國國籍，也有其他幾個伯父後來也選擇了這麼做。但我家族裡的其他人卻變得非常非常熱愛美國，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試圖證明他們對美國的忠心，美國不需要擔心日裔美國人的忠誠度。可以說，日裔美國人集中營的經歷分裂了整個社區，分裂了我的家庭。”
然而，並非所有美國人都瞭解日裔美國人在集中營裡遭受的待遇。二戰老兵伯頓． 埃伯萊是沖繩的雷達官，5月8日，他在女兒的陪同下，來到華盛頓的二戰紀念碑觀看二戰盟軍勝利70週年紀念的戰機飛行表演。他認為，70年前政府將日裔美國人關入集中營是必要的做法。
伯頓． 埃伯萊說，“我認為那是明智之舉，因為政府擔心日裔美國人可能會反叛，這樣就會造成更大的問題。集中營的人也會心存感激，因為你不知道其他美國人如果在路上看見他們，會對他們做些甚麼。”
經歷過二戰集中營的一代日裔美國人已經逐漸老去，對於這段歷史的集體記憶也在被慢慢淡忘。如今美國有140萬日裔美國人，但2000年至2013年，日裔美國人的人口增長率只有12%，小於美國的平均人口增長率22%。品川教授說，由於缺少新移民，年輕一代的日裔美國人很多是混血或是只有四分之一的日裔血統，他們對於日裔身份的認同也在改變，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泛亞裔的身份認同。
托德． 遠籐一直關注美國的少數族裔面臨的不平等待遇問題。他認為自己與非裔和拉丁裔美國人的經歷很相似，同樣是美國的弱勢群體。上大學時，他參加了1965年塞爾瑪至蒙哥馬利的大遊行。今年，他再次回到了塞爾瑪，參加馬丁． 路德． 金領導的民權運動勝利50週年紀念活動。
托德． 遠籐說，“回到塞爾瑪，對我來說，不是為了紀念50年前發生了甚麼，而是要看看我們還有甚麼需要做的。我把這些我把這些紀念活動當作學習的機會，去瞭解現在和當年有甚麼異同，去發現還有甚麼需要做的事，去觀察變化是如何發生。”
遠滕認為，二戰的日裔美國人集中營已經過去，如今的日裔美國人應該向前看，並且和其他的少數族裔團結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