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6月05日訊】1989年，北京的春天和往年一樣短暫。
1、那一年，我21歲，正在北京商學院（已改名為北京工商大學）管理系讀大學三年級。不像一年級那麼傻，二年級那麼愣，也沒有四年級那麼現實。
除了寫寫朦朧詩，看看薩特、弗洛伊德，我一直在從事一項個人課題，研究「人活著為什麼會這麼苦」，除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為什麼還有那麼多歧視、欺凌和傷害。
我姥爺是反革命殞命槍下，爺爺是反動官僚鬱鬱而終，他們被看成家庭苦難的根源。當我成為家族中這一代第一個大學生，我媽因為覺得苦盡甘來而激動得手足無措，她說，「還是黨的政策好，要不我們這樣家庭的孩子怎麼可能上大學呢？」
這種說法不能解釋我從小經歷的可怕生活。所以，我一直不快樂。
2、氣氛一直慵懶的北京商學院也漸漸熱鬧起來。我們經常拎著飯盆，站在廣告欄前看各種呼籲文告，聽北大清華北師大來的學生激情演講，一個我認識的同學舉著商學院的大旗在校園裡跑來跑去。
很快就罷課了，這幾乎是讓每個學生都高興的事。高數老師穿著褪了色的藍色中山裝，唉聲歎氣地把我們堵在宿舍裡，拿一張數學考試卷，讓我們做好以後交給他。我們公推了一個同學做好卷子，每個人都複製了一份，交給了高數老師。
系書記突然變得很「親民」，常到宿舍走走看看。她對一些沒日沒夜在宿舍打麻將的學生頗為滿意，每次臨走之前都要拍一拍他們貼了滿腦門子的白紙條，囑咐大家好好玩兒，別出去惹事就行。
我們班的同學基本上都站在學生一邊，只有一個蘭州石化黨總支書記的女兒堅決支持「中央」。奇怪的是，雖然看上去我們是絕對的大多數，但是，她的底氣似乎比我們更足，每天晚上都能跳著腳和我們吵到半夜。
不少同學上街去募捐，去天安門靜坐，參加遊行，或者到別的高校「串連」。北京人表現出了他們的豪氣與仗義，他們給大學生送冰棍和麵包，出租車免費拉大學生上車，每天早晨騎著自行車經過廣場時都會一起大聲喊「大學生，早上好！」
我明白，這個社會不正常不公平，讓很多人無法忍受。但是，為什麼不正常，怎麼樣能回歸正常，這是一個過於深奧的問題，我完全不懂。
激情澎湃的青春，和那些被壓抑太久的對自由的渴望，使這個初夏顯得異常炎熱。
3、但是，空氣還是越來越緊張，結局終於來臨。6月3日下午，很多同學都去攔進城的軍車。深夜，我被遠遠傳來的悶聲巨響驚醒。
宿舍樓前的院子裡已經站了好幾個同學，後來越聚越多，一會兒又默默地散去。我開始胃疼，心也一陣一陣的抽緊，每個人心裡都有不祥的預感。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樓下的說話聲驚醒，發現幾個剛剛從天安門跑回來的同學正在講述他們逃生的經歷。一個大眼睛小個子的85級男生帶著哭腔說，早晨清場的時候，士兵用刺刀挑了人。
一個高大健壯的西北男生躺在他的上鋪嚎啕大哭。他說在六部口，坦克像瘋了一樣在後面追著他們6個學生。他們決定分成兩組往兩邊跑，這樣至少還有一組可以僥倖逃生。他幸運地成為向右跑的一組，因為後面的坦克轉向了左邊。左邊三個學生，和他們打著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旗子，頃刻之間就倒在坦克履帶之下，無聲無息，歸為塵土。
哭訴之後，他一天沒有下床，好幾天沒有說話。
商學院也有學生罹難，那是管理系一對二年級的小情侶。女生很漂亮，已經答應專程從外地趕來接她的父親，再去廣場看一下就回家。但是那一夜她一去不返，後來聽說，她手臂中槍，頭部遭棒擊，因吸入毒氣瓦斯而死於肺部重度糜爛，再也不能回家。
4、一連幾天，我們都躲在宿舍裡不敢出門。幸虧食堂還有飯菜，我們就像一群惴惴不安的老鼠，除了偶爾出去打食，就是躲在洞裡。宿舍樓像被人遺忘的荒島，沒有人來告訴我們該怎麼辦。
同宿舍的一位上海同學悄悄和我商量，不知道以後還會發生什麼，我們乾脆坐火車回家。但是這個計畫顯然太冒險，因為街上基本沒有行人，我們隨時都可能被荷槍實彈的士兵開槍打死。
她掏出一張北京地圖，告訴我她設計了一個萬無一失的路線，儘量走地下，不走路面，運氣好的話不會出問題。第二天，我按照她的路線，一路膽戰心驚地趕到北京火車站。
沒想到火車站裡的人是那麼多，都是準備離開北京的，我根本就買不上票，可能也擠不上車。一個戴眼鏡的男生走過來問我是不是大學生，買不上票就直接上車吧，車上補。然後他幫我從車窗爬進了車廂。
他站在窗外和我告別，說自己是政法大學的學生，聽說我是商學院的，馬上說：「哦，你們有一個學生在我們這兒，我們搶了好多人」。他哽咽著說不下去，我們都知道，他指的那位商學院同學不是活的。
5、我回到家，那一天剛好是端午節，我媽正背對著院門，坐在小凳上包粽子。當她回過頭來看到是我的時候，手上的粽子一下跌落到地上，臉上的表情很像看到一個死去又活過來的人。
她一邊擦眼淚，一邊從屋裡拿出一雙紅色高跟鞋讓我試，說前幾天有個商場大減價，她想給我買雙鞋，但是拿不準我能不能回來，不知道該不該買。一位遠房姑姑勸她說，別盡往壞處想，孩子肯定會回來的，就買一雙吧，買紅的，喜慶。
我很睏，也有點恍惚，對她說不想試鞋了，還是先去睡一會兒。睡之前，我特地對她說，「還是換灰的吧，這雙紅的，有點刺眼」。我媽果然去換了雙灰鞋，但是我一次也沒有穿過。
6、我打開電視，最先蹦出來的畫面嚇到了我，那是據說在崇文門被「暴徒」燒死的崔姓士兵。一副焦骨怵目驚心，播音員聲色俱厲，「他們撒謊！」我尖叫著衝上去，關掉了電視。
大舅板起臉來教訓我說，學生簡直就是胡鬧，放著好日子不過，還想造反？他高中時成了右派，「平反」後當上了他被下放當地縣城的農業局局長，儼然一個神氣活現的農村幹部。家裡人也都半信半疑地看著我。
從那以後，我媽就不讓我看電視了。她說，這些天電視全都是這些內容，而我的表現像是受了驚嚇和刺激。
不過，等他們都睡著了以後，我還是會悄悄打開電視，看一會兒新聞，流一會兒眼淚，然後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去。
我知道這世界真的病了：一部分人因為掌握權力、規則和標準，可以為所欲為，包括給另一部分人製造痛苦。我們不幸被選中成為「另一部分人」，只能默默承受。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獨，還有絕望。
7、秋季開學，我們仍然不能上課。大清查，又叫「秋後算賬」，是每次運動之後的「保留節目」。每個人都要參加「學習」、「認識」和交待，寫一份不少於幾千字的思想彙報，還要交待50天來每個上午、下午和晚上的活動，每個時段不能少於兩個證明人。
全班同學都心照不宣地撒了謊，按照系書記的「引導」和報紙社論寫了「認識」，並且在交待材料裡抹去了募捐、靜坐和遊行，抹去了天安門廣場和六部口，抹去了那些支離的骨肉和鮮血。
上課、喝酒、打麻將、談戀愛、找工作，我們想用這一把又一把的鹽，蓋住心底的傷。
系書記笑咪咪地看著她的學生們悉數過關、無一漏網，終於鬆了口氣。
8、在我剛剛返京的時候，一位高年級學兄打電話請我吃飯，他已經大學畢業，在北京找了一份相當體面的工作，給一個高官做秘書。
他在宿舍裡偷偷拿出一本香港畫報，迫不及待翻開來給我看。
「這些都是真的嗎？」雖然知道答案，我還是問。
「應該是真的」，學兄肯定地點點頭。我指尖微顫，輕輕闔上了畫報。
幾天以後，學兄又打電話約我去吃飯，只是這次的口氣帶了點急切。席間，學兄神色頗為猶疑，像一個深夜潛入民宅的竊賊，心虛地開了口，「我覺得……我也覺得這是一場……一場暴亂，所以，唔，政府這樣做……還是必要的……」
他可憐巴巴地看著我，然後更加小心地說，「上次那本畫報……」
鮮血又重新漫上我頭頂，一陣眩暈。我慢慢站起身來，用前所未有的溫和口氣對他說：「同學，從來沒有過什麼畫報，對吧？但是，也從來沒有過什麼朋友」。
從那以後，我們再未謀面。當蘭化書記的女兒被管理系保送上了研究生的時候，我知道他必定也是一路青雲。
26年過去，有人沉默，有人遺忘，有人背叛，也有些人，包括我，選擇了永誌不忘。
責任編輯：王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