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8月23日訊】
四、最後關頭
「七•七盧溝橋事變」，打斷了中華民國十年黃金建設的步伐，民國二十六年（1937）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就盧溝橋事變發表談話，告誡國人，我們面對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了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就是這個道理。民國二十四年（1935）十一月十九日，在五全大會上蔣介石就「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外交策略曾強調：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決不輕言犧牲。個人犧牲事小，國家犧牲事大；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爭取和平最大之努力，以期達奠定國家復興民族之目的。但國際演變，以不斷絕我們國家生存民族復興之路、不侵犯我國主權為最高原則。但凡國際演變發展到侵犯我主權，斷絕我國家生存民族復興之路，便是我中華民國忍耐之極限，更是我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
七七事變，激烈凶猛，顯現日寇侵華已逞鯨吞之勢，蔣介石向國人昭示，最後關頭已經到來，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祗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我們全國國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個準備中，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五、形勢嚴峻
「七•七盧溝橋事變」震驚全國，蔣介石義無反顧豎起抗擊倭寇保衛家國的大旗，挑起抗日衛國的歷史重擔，對於當年的蔣介石來說，這是一副極其難以挑起，但又不得不挑的歷史重擔。
首先，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已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中國戊戌變法失敗，滿清王朝是江河日下。辛亥革命雖然成功，推翻了皇權帝制進入民國時代，但一場國體政體的革故鼎新需要時日方可就緒，民初亂局影響經濟建設不能正常展開，中日交戰之時，中華民國仍處於農業文明狀態。中日兩國在經濟發展的層面上處於絕對不對等的兩個檔次。
其次，由於中日兩國在經濟發展上的差距，導致中日兩國的國力、軍備極其懸殊，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大力發展軍事力量，半個多世紀的擴軍備戰，武器裝備精良，軍人訓練有素，武士道精神深入軍心，日本軍團戰鬥力強悍。
第三、北伐雖然完成，中華民國二度實現了統一，但國內秩序並不穩固，名義上歸服於中央的軍閥及若干半獨立省份文武官員所代表的離心勢力並不完全聽從中央的指揮。國共兩黨雖說進行二次合作，但合作中，共產黨並不信守承諾，真正履行應盡之責任。
內憂未除，外患又生，如何以軍閥割據的形勢，貧窮落後的社會，對抗一個維新近七十年的世界強權？此時全國要求抗日的呼聲雖然很高，但此際的抗日呼聲，其實質有兩種心態：一種是純潔正義的愛國情操，一種則是假抗日之名以倒蔣為目的陰謀活動。民國二十五年（1936）的兩廣事變和西安事變，便是後者。面對如此複雜的政治軍事局面，這場絕續存亡的抗日衛國戰爭能打下去嗎？能打贏嗎？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嗎？
六、成竹在胸
當然，日寇發動侵華戰爭時，無論是從武器裝備、軍人素質、經濟實力等方面看，敵人都佔有絕對的優勢，驅動這些優勢發揮作用的動力，正是日本軍國主義集團對外侵略擴張的野心。
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對於這樣的嚴峻形勢，雖然深感困難重重，但也有著自己的認知。他認為，敵人有敵人的優勢，中國有中國的強項，敵人的優勢固然強大，然而，中國的強項則是絕對而長遠的優勢，敵人是無法克服。
敵人的優勢，利在速戰速決，這正是他們發出三月亡華狂言的依據，機械化部隊和強大的騎兵部隊利於速戰，在平原戰場上展開戰鬥可以速決，速戰速決的大前提，則是中華民國的國軍集中兵力，主動與其決戰，被其迅速消滅，誠如是，敵人才能充分發揮出其優勢的威力。所以敵人最初的戰略設想應當是從華北開始，沿平漢、津浦交通幹線南進，可一直打到廣州，將中國整個國土劈為兩半，迅速摧毀沿海工業基地，摧毀中國的抗戰能力。
蔣委員長會按照敵人的妄想，同其展開殊死的對抗博殺嗎？當然不會！蔣介石看透敵人的戰略意圖，遂從三個方面進行軍事部署：
（一）避敵鋒芒，不與他正面對抗拚殺。
（二）主動開闢第二戰場，改變敵人進攻方向，讓敵人按照我們的戰略意圖，展開軍事較量
（三）以空間換取時間，轉移國力到後方，加強後方抗戰基地建設。
民國二十六年（1937）展開的這場抗日衛國戰爭，儘管敵人氣勢洶洶，不可一世，而在蔣公心中，則認為日寇必敗，中國必勝。具有抗戰必勝堅定信念的根據和理由蔣介石認為有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已不是一家一姓的家天下，而是以民為主的民國時代，中華民國是四萬萬五千萬中華兒女共同的國家，外敵入侵，舉國上下必同仇敵愾，誓死捍衛自己的家園。回顧歷史，宋明之亡，是一姓一家朝代的敗亡，不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滅亡，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以來，是永沒有被人屈服的，所以我們從歷史、地理、文化、經濟，以及民族精神，各方面來看，拿已往事實來說，我們先天條件上實在有使敵必不可勝的基礎，只要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必可以戰勝敵人而絕無疑義。
其次，就地理來說：我國本有天然的足以抵禦外侮的地利，我國面積廣大，幅員遼闊，內地及西部，湖沼縱橫，山系綿亙交錯，平原沙漠，無所不備，這些地理因素，形成天然的國防屏障。所以就面積言，今日敵人僅以七千萬人口的小國，要來吞併我人口是他六倍以上的廣大眾庶的國家，要來消滅我具有悠久文化歷史的民族，豈非夢想？要知任何武器，皆有窮於使用的時候，唯山川江河，湖泊地利則是用之不竭。所以僅就地理而言，我國又必無被敵戰勝征服的可能。
第三、敵人涉洋遠攻，中國就地抗擊，敵人追求速戰速決，中國利用遼闊的國土，有利的地形，同他持久對壘，拖著敵人，消耗敵人，必可最終戰勝敵人。
第四、兵家有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日寇用兵，只知己，而不知彼，對中華民國認知錯誤。敵人只看到當年中國的軍閥割據，各為小團體之私利，紛爭不已，但不懂中華民族具有「兄弟鬩牆，外禦其侮」的傳統的民族性格。一旦遇到夷狄入侵，國人必定同仇敵愾，視死如歸。
第五、中華民國開國已四分之一個世紀，在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三民主義的指導下，古老的中國已經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時代，決不會被入侵的敵人所阻滯。
第六、日本軍閥侵略目標不僅僅只是中國，而是胸懷獨霸亞洲，進而稱雄世界的野心，這樣就是與世界為敵，小小日本如此狂妄，天理難容，必敗無疑。
於是蔣公告誡國人：「降是生中求死，必無倖生之望；戰則死中求生，且有必生之道。」
七、烽火歲月
鑒於抗日戰爭的總體形勢，蔣委員長決定把「抗戰救國、抗戰建國」作為中華民國的「政略」指導思想；不與敵人硬拚，持久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作為抗日衛國戰爭的總體「戰略」方針。
於是，部署國軍，一、對敵應戰而不求戰；二、開闢第二戰場，拖住敵軍，換取時間，將江南沿海的工礦企業，公務、企事業單位人員，遷往抗戰後方基地，培養持久抗戰的人力、物力與財力資源。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英隨即對日宣戰，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國民政府隨之對日宣戰，反對軸心國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同盟國陣營隨之形成。
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日軍處處得手，節節勝利。英、美軍隊缺乏堅韌鬥志，與日寇交戰不過百日，便分別以數萬人數萬人之眾的規模，先後向日本投降，大量軍用物資成為日軍的戰利品。而這時的中華民國的軍民們同日本侵略者已血戰四年有餘，大小戰役不下千萬次，雖說大片國土淪喪，工業農業國民經濟遭受極大破壞，淪陷區人民時時遭受被蹂躪殺戮的煎熬，但此時的中華民族，仍勇往直前，寧死不屈，同凶惡的敵人進行著殊死的拚殺。中華民族大義凜然，威武不屈的豪邁氣概，令英美列強刮目相看，因而不得不對中華民國在這次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與份量及時進行重估。
有鑒於此，一九四二年元月，中國與美英蘇為首的26個國家共同發表了對侵略者德意日三國的《共同宣言》，在國際上使中華民國的國號破天荒的同美英蘇列強平起平坐，並號稱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盟國四強」。
隨著二戰中亞太戰場的變化，同盟國決定成立中國戰區，美國總統羅斯福推舉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出任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將亞太地區的反法西斯戰爭推向高潮。
蔣介石先生認為，英美諸國同中華民國既是盟國，相互之間理應平等，歷史上中外所訂之不平等條約此時應當自行廢除。為實現國父遺願，便立即開始外交行動。通過一番努力，美、英等諸國政府紛紛宣佈放棄在華的種種特權，另訂新約。從此，我國百年來所受各國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至此基本解除。
百年國恥，一朝湔雪，中華民族，揚眉吐氣，這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彪炳史冊光照千秋的一項大事，從而完成了中華兒女百年來縈繞胸懷的殷切心願，維護了中華民國的國家利益，捍衛了中華民族的神聖尊嚴。
中華民國，中華民族，從此以她酷愛和平的仁德之心，以她堅韌不拔、剛毅果敢、威武不屈的勃勃英姿，昂首挺胸，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一書在自序中有言：「八年抗戰是攸關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聖戰，不是為哪一個政黨的成敗而戰。……這萬里血肉長城，是四億五千萬人的淚水，和一千萬人的血肉所築成的，包括因作戰不力而處決的將領，他們的血，也是長城的一塊基石。構築這血肉萬里長城的唯一總工程師，是蔣委員長。」
郝柏村將軍在另一本書《中國抗日戰爭真相》序言中強調：「抗戰勝利的主要因素，是中華民族的氣節，透過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堅強意志，凝結起來所發揮的精神力量，二者缺一不可。在最艱危的時期，蔣委員長堅持寧敗而亡，絕不降而亡，他才是取得最後勝利的唯一領導者。
蔣委員長領導抗戰，不僅只是打敗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另一重大成果就是取消了一百年來被帝國主義者強迫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終結了四百年來的殖民主義，創建了聯合國，光復了臺灣，使中國的國際地位，升為四強之一。」
（未完待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五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