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領袖蔣介石》第四章——鯨吞烽火

《抗日領袖蔣介石》連載(16)西安事變

作者:袁定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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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人驚愕的「西安事變」

時光老人的步伐踏入了一九三六年,中華民國黃金十年的後期。中日之間的戰爭風雲,起起伏伏,讓人捉摸不定。

一九三六年六月,陳濟棠、李宗仁發動「兩廣事變」,由於得不到下屬的支持,遂在樽俎折衝之間得以和平解決,之後,國內大局似乎呈現出一種令人窒息的沉寂。

十二月四日,蔣介石僅帶少數文武大員飛往西安,視察東北軍與西北軍,督師剿共。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變,武裝劫持扣押了蔣介石與隨行大員,史稱「西安事變」,亦稱「雙十二事變」。

「西安事變」震驚世界。

正當倭寇入侵華夏,東北、華北、上海同胞正在罹難之時,張、楊二人不思同仇敵愾,共赴國難,卻舉兵反叛,劫持扣押國家元首,令國人迷茫、驚愕!

「西安事變」張學良是主角,楊虎城只是個龍套,他連配角都談不上。「西安事變」的起因是甚麼,七十餘年來說法不一,莫衷一是。比較流行的說法是,張學良為了不打內戰,槍口對外,一致抗日。

這一說法看似冠冕堂皇,在國難當頭的歲月,確能喚起民眾的共鳴,但仔細想來,卻有一些邏輯不通,不能自圓其說,讓國人想不明白的地方。

張學良已經作古,我們不妨對這位漢卿先生的一生做一個簡單的梳理。

張學良,生於1901年,卒於2001年,整整生活了一個世紀。他這百年壽命,大致可分割為前36年、後64年兩個時段:前36年,是他自由行動於家庭、學校、軍界、政壇的活躍時期;後64年乃為幽靜隱居,修心養性的懺悔時期。張學良在他自由行動的活躍時期裡,做了三件大事: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間宣布東北易幟,服從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信仰三民主義,促成國家統一。協助中央政府結束中原大戰,促成國家安定的大局。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他自作主張下令不許抵抗,導致東北父老鄉親扶老攜幼,背鄉離井,逃亡關內四處流浪,受盡國難之苦。

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與楊虎城一起在西安發動兵變,劫持扣押國家元首蔣介石,引起世界震驚,國人愕然。

第一件大事:是他將至但尚未到而立之年時,所做出的一件彪炳史冊、光照千秋的輝煌大事!此舉有功於中華民族,有功於中華民國,有功於「天下為公」的歷史篇章。

第二件大事: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武裝侵占瀋陽城,身為東北三千萬父老鄉親軍政首長的張學良,竟自作主張下令不許抵抗,導致東北父老鄉親扶老攜幼,背井離鄉,逃亡關內四處流浪,受盡國難之苦。這是有負東北父老、有負國人、有負民族、有負祖宗的一項罪過。

第三件大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發動兵變,武裝劫持扣押國家元首蔣介石,引起世界震驚,國人愕然。當時的胡適等社會賢達都認為,這是一項「叛國禍國」的大罪。

張氏父子掌控的奉系軍隊,其實力是當時軍閥中的佼佼者,他們不僅只有陸軍,而且還有空軍。1920年7月,張作霖就設立了東三省航空處,並撥出鉅款在奉天東塔農業試驗場修建了飛機場。1923年9月,張學良擔任東三省航空處總辦。他把東北航空處整編為飛龍、飛虎、飛鵬、飛鷹、飛豹五個大隊,張學良兼任「飛鵬」隊隊長。為了把這個航空處辦得更好,張學良不僅從日本、俄國高薪聘請外國教官,到奉天航空學校開展航空飛行技術業務培訓,積極充實東北航空的技術力量。同時,他還把一批優秀的青年送到國外深造學習飛行駕駛技術。在奉系東北空軍的鼎盛時期,擁有各類新型作戰飛機360多架,有近200名飛行員,能夠適應多種作戰方式。這在當時全國各軍閥中也是獨一無二的。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張學良雖宣布東北易幟,歸屬中華民國中央政府,但東北的政務、軍務、財務大權仍然是獨立的,由張學良掌控。

1931年9月初,面對日軍在瀋陽的種種侵略跡象,當時留守在瀋陽的奉系東北空軍長官陳海華給遠在北平的張學良打去了請示電話。然而,得到的回答卻是張學良「命令全體空軍官兵不得擅自行動」的命令。

就在「九一八」事變爆發的當天晚上,奉系空軍再次傳達命令「日軍鬧事,不准抵抗,如有不聽命令滋事的,軍法處置。」那些急欲登機迎戰的飛行員獲知後,都非常不解地撤離了機場。日軍占領瀋陽,奉系東北空軍損失慘重:不僅損失了戰鬥飛機100餘架,就連剛剛從捷克成套購買的尚未安裝的機件也落入了日軍手中。隨著東三省的淪陷,奉系東北空軍的260多架飛機全部被日軍繳獲。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不准抵抗的命令究竟是誰下達的?現在盡人皆知是張學良自作主張下達的了。可在張學良沒把真像說明之前,激進左派媒體鼓足馬力,活靈活現地宣傳說:是蔣介石下達的手諭,不准抵抗!舉國上下無不唾罵蔣介石是不抵抗日本的賣國賊。還煞有介事地宣傳說,這份手諭,保存在張學良的夫人於鳳至手裡,這樣可以隨時隨地牽制著蔣介石。一份本是涇渭分明的歷史責任,由於別有用心者顛倒黑白的大力宣傳、炒作,便漸漸地幻化成為一項幕後的政治交易。於是,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便背上了「不抵抗日本」的黑鍋,一直到他去世。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日本在我國東北的兵力不足三萬人,而張學良的東北軍擁有兵力二十餘萬,飛機三百餘架,飛行員二百多名。就東北地區而言,從實力上看,張學良的東北軍勝過日本六七倍,從道義上講,日本是異國入侵,張學良是守土抗敵,在國際上也會受人尊敬。東北是生養張學良父子的暖鄉熱土,是奉系其所以成為奉系的基地,是東北軍生存發展壯大的故鄉,那裡有養育了他們的三千萬父老鄉親!無論是從良心的角、情感的角度、道義的角度講,張學良肩上都擔負著無法推卸的保護三千萬父老鄉親生存安全的重大責任。是三千萬東北父老,數十年如一日的用血汗養育著他們,我們不知道張學良當時是個怎樣的心態,究竟是怎樣的想法,竟然毫不猶豫,令人不可思議地、很輕易地便拋棄了父老鄉親,放棄了守土有責的這一莊嚴的歷史使命!

然而五年之後,「小六子」卻心血來潮,熱血沸騰,高喊要抗日了,而且是發動兵變,進行所謂「逼蔣抗日」。五年前他自己不抗日,五年後卻要逼蔣抗日了!自己不抗日,而要逼他人抗日,這樣的舉動,無論是從事實上、情理上、道義上、邏輯上講,都是一種悖論。中國有句老話,「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因此,「西安事變」發生後,舉國譁然!知識精英、社會賢達、大學教授們,可以說是無不義憤填膺。

北京清華大學校園裏,在陳福田、蕭叔玉、陳達、潘光旦、蕭公權等八位教授的倡議下,12月15日,在清華大學工字廳召開了清華教授會臨時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問題。會議決定發布《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並成立由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七人組成的電報宣言起草委員會,朱自清擔任該委員會召集人。朱自清、聞一多等共同起草的《宣言》,發表於12月16日《清華大學校刊》第799號。《宣言》說:

此次西安變亂,事出意外,薄海震驚。同人等服務學校,對於政治素無黨派之見,日夕所期望者,厥為國家之興盛,民族之康樂,以為苟有能使中國民族達於自由平等之域者,凡我國人皆應擁護。又以為現在對外之鬥爭,須全國一致,在政府整個計劃之下,同心協力,方能奏功。若分崩離析,而侈言抗戰,徒為敵人所竊笑。

近數月來,統一甫成,而國際觀感已有改變,外侮防禦,已著功效,方期國家命運漸可挽回,民族危機漸可避免。乃變亂突起,舉國複有陷於混亂之虞,長敵國外患之勢,寒前線將士之心,事之可痛,無逾於此。

夫統一之局,成之甚難,而毀之甚易,辛亥迄今二十餘年,始有今日之局。此局一壞,恐世界大勢斷不容我再有統一之機會。同人等認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討伐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會

這些教授們,不但公開發表宣言,在課堂上也對張學良嚴加斥責。據說聞一多平時上課從不跑野馬,但西安事變後幾天,在一次「毛詩」課上,卻離開「毛詩」而大談國事,聲色俱厲。張春風在《聞一多先生二三事》一文中說,這天聞一多「暴怒如雷」地走上講臺,橫眉怒目地掃視全堂後,厲聲問道:「國家是誰的?是你們自己的麼?」又如對著仇人控訴一般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我要嚴厲責備那些叛徒,你們這樣做是害了中國,假使對首領有個好歹,那麼就不必再想復興,中國也要退回到民國二十年前大混亂的局面,你們知道麼?」並厲聲責問台下學生:「誰敢起來告訴我,你們做的對麼?你們這種搗亂,不是害了中國麼?你們可以站起來說!」停了許久,聞一多又說道:「今天我可說話了,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容許你們妄加傷害!今天我可說話了!」

不僅僅清華教授對事變持如此態度,其他大學也一樣。北大教授胡適事變後立即致電張學良:「陝中之變,舉國震驚。介公負國家之重,若遭危害,國家事業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應念國難家仇,懸崖勒馬,護送介公出險,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贖於國人。若執迷不悟,名為抗敵,實則自毀長城,正為敵人所深快,足下將為國家民族之罪人矣。」接著,又寫了《張學良的叛國》一文,於12月20日《大公報》津滬同載。文章痛斥張學良「背叛國家」、「破壞統一」、「毀壞國家民族的力量」、「妨害國家民族的進步」。現將胡適的這篇文章附錄如下:

《張學良的叛國》
作者:胡適

我剛從海外回來。我在國外,眼看見美國的輿論對中國的態度在最近幾個月之中逐漸好轉。到10月以後國家的統一形態更顯明瞭,對強鄰的態度更強硬了。11月9日美聯社的社長何華德先生(Roy Howard)從馬尼拉發出一個長電,對新興的中國表示驚異的讚歎。他說:「對這更生的,統一的中國,歐美人的評判必須改變修正了。向來外國人認為不可能的統一,今天已是一件無疑的事實了。」

我自己也抱著這樣的樂觀回來,萬不料回國剛剛十二天,就遇著了張學良在西安叛變劫持統帥的惡消息!我個人精神上的大打擊自不消說;全世界的震驚,我們的國家民族在國際的地位驟然低落,只有我們剛從國外回來的人才能充分感覺到。我們又要許多時不能抬頭看人,不能開口說響話了!

張學良和他的部下這一次的舉動,是背叛國家,是破壞統一,是毀壞國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國家民族的進步,這是毫無疑義的,最奇怪的是今日還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於張學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國家,必是無知無識。居心危害國家的人,唯恐國家不亂,因為只有紛亂的狀態之下他們可以在渾水裡摸魚,達到他們危害國家的目的。那種人我們可以撇開不談,因為他們的頭腦早已硬化了,甚麼話都聽不進去。至於知識幼稚的青年,他們本是抱著愛國熱誠的,只因為情緒太興奮,忍耐力太薄弱,不明瞭事實,總感到政府對外太軟弱,總疑心到政府的領袖有對不住國家的心思。這種錯誤的感覺到現在應該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戰,所求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齊整的步伐,充實的力量。性急的青年雖然看不到這一點,我們的強鄰可早明白了。去年9月24日出現的所謂「多田宣言」就很明白的說:要之,蔣介石及其一黨與日本帝國之關係,帝國屈伏乎?

抑帝國打倒彼輩乎?

我們的青年人應該仔細想想這幾句話的涵義。我們的強鄰早已認清蔣介石先生領導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們處心積慮要打倒那個力量。所以凡危害那個力量的行為,都是自壞我們國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們自己的國家,賊我們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國禍國。
特別是在這個綏遠前防已開始作戰的時期!全國的人民應該明白:這回綏遠的作戰是第一次由統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領導的戰爭。中央的部隊已到了前線,軍政部次長陳誠已受命指揮綏東國軍各部隊了。這回作戰的第一步計劃當然包括三個子目:第一是綏北綏東的肅清,第二是察北察東的收復,第三是冀東的收復。正在這第一子目還沒有做完的時候,正在陳誠次長受命指揮的第二天,張學良忽然造反了,把一個關係全國安危的領袖蔣院長拘留了,把前一天受命指揮綏東國軍的陳誠次長和別的幾位重要官吏與將領也拘留了!說這是為的要「抗日」,這豈不是把天下人都當作瞎子傻瓜!

這回的西安事變,是叛國禍國,毫無可疑。一個政府有勘平叛亂的當然責任,也毫無可疑。政府得到西安叛變的確報之後(十二夜),立即舉行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的聯席會議,議決行政院由孔副院長負責,軍事委員會由馮副委員長及常務委員負責,指揮調動軍隊由軍政部長何應欽負責。並褫奪張學良本兼各職,交軍事委員會嚴辦。張學良免職嚴辦的國府命令是十二夜下的,到16日國府才下討伐張學良的命令。政府的討伐令所以遲到四天之後才下,大概是因為蔣院長等被困在西安。政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慮。現在討伐令已毅然發表了,我們當然贊成政府的處置。十二夜政府的決議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時期的組織;十六日的討伐令是全國的要求,我們都認為很正當,很得體的處置。我們現在只希望政府堅持這個立場,不遲疑的,迅速的出兵,在勘定叛亂的工作之中做到營救蔣陳諸先生的目的。這不是不顧蔣陳諸先生的安全。我們要徹底明白,凡奸人劫質綁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要堅持不受要脅不贖票的決心,方纔可以使他們所挾劫質的全歸無用。一切遲疑顧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

蔣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國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說的「無可比擬的重要」。西安叛變的突然發生,使全國愛護國家的人們格外感覺到這個領袖的重要。在這幾天之中,我見著了至少兩三百個來客,有的是白髮的學者,有的是青年的學生,有的是平日愛護蔣先生的,有些是時常批評他的,但是在這個時候,這些人都是異口同聲的關切蔣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處探聽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見的異同都丟在腦後了,大家只感覺這一個有能力有辦法的領袖是一身繫國家的安危的。我看見一個北大一年級的學生在十三的早晨真是焦急的要發瘋;我知道兩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真急的大哭。這種現象在這個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裡,真是最難得的奇蹟。這樣愛護的熱心,不是宣傳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權招致的,是最近兩三年堅忍苦幹的事實逐漸得國人明瞭認識的自然效果。在他患難之中,全國人對他表示的敬愛與關懷,那才是最真誠的表示,是利祿與威權買不來的好意。

我們在此刻所能確信的消息是端納(Donald)先生曾飛到西安,親見蔣先生平安無恙。我們祝他平安出險。我們深信他的平安出險是毫無疑問的。

最後我們要談談最近一年來共產黨高唱的所謂「聯合戰線」。西安的叛變最明白的告訴我們,這個聯合戰線是絕對不可能的。此番的事變至少證明了這幾點:第一,向來抱這國際主義的共產黨是絕對不能一變就成為愛國主義者的,他們近來高唱的民族主義戰線,只是他們在武裝叛亂失敗時的一種策略。第二,他們談的抗日作戰,只是一種無恥的欺騙,因為決沒有真正抗日的人們願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國防建設並且正開始抗敵戰爭的最高領袖的。打倒蔣介石而擁戴張學良,這是抗日作戰的方略嗎?第三,他們的行為沒有蘇聯的同情,也決不能得著蘇聯得援助,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論早已明白表示的。如果蘇俄願意在遠東得著一個有力得幫手,她決不會拋棄了整個中國民族的同情和統一的力量而戀愛一群殘破無力的土匪和腐敗無戰鬥力的張學良部隊。這三點都是最近西安事變昭告我們的鐵的事實。從今以後,我們應該更覺悟了,欺騙的口號應該再哄不動有常識的人們了罷?

胡適先生的這篇文章,是那個時代的有識之士,對中華民國當時國情以及抗日形勢的清醒認識。代表了凡有良知者的共同心聲。

難道蔣介石真的是不想或不願抗日嗎?難道真的需要張學良等來「勸」、來「逼」才會抗日嗎?事實的回答是:否!否!!否!!!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蔣介石率軍二次北伐,進入山東濟南時,日本派人以交涉為名,偵知蔣確實在司令部後,即開始蓄謀已久的挑釁行動,妄圖製造事端,引起糾紛,阻止北伐,破壞中華民國的統一大業。首先無理扣押中華民國外交部長黃郛長達十八個小時,旋又殘酷殺戮外交特派員蔡公時,製造血腥的「濟南五三慘案」。

蔣介石有每天寫日記的習慣,從1915年直到他去世前三年的1972年7月21日,57年間,幾乎沒有一天中斷,記錄下他所經歷的中國所有重大歷史事件。民國十七年五月三日蔣先生在日記中寫道:「身受之恥,以今五三為第一,倭寇與中華民族,結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

自五月十日起,蔣介石每天翻開日記,都要先寫下「雪恥」二字。當時的蔣介石忍此奇恥大辱,是為了取得北伐成功,完成中華民國的統一大業。只有國家統一,全國人握成一個拳頭,才有抗敵衛國的力量。那時的蔣介石,作為中華民國的主政者,中華民族的當家人,可謂是臥薪嚐膽,忍辱負重,把「雪恥」二字深深埋藏於翻江倒海的胸膛之中。

蔣介石在日本留學時,在他創辦的《軍聲》雜誌上,曾發文料定日後中日之間必有一戰。他主政國民政府後,對於如何才能打贏這場抗日衛國戰爭,如上節所述,有著他的統籌謀劃。

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在南京對五全大會講話時強調說:「苟自暴自棄,不能自強自立,則今日之友,皆為明日之敵,果能自立自強,則今日之敵,未必不成為明日之友。

「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個人之犧牲小,國家之犧牲大;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以最後犧牲之決心為和平最大之努力。」(蔣介石文集.民國二十四年.演講.對外關係之報告)

自東北易幟,結束中原大戰之後,蔣介石至於張學良,雖有十四歲年齡上的差距,但是,無論在政治上或是生活上,隨著八年的交往,他們已經成為好友,蔣對張相當器重。所以蔣介石的對日戰略思想,當時的張學良應該是有所瞭解的。當然這僅是一種猜測,有待史料來證實。
有人說張學良發動兵變劫持蔣介石後,觀閱了繳獲的蔣介石日記,才明白了蔣並非不抗日,而是在積聚實力,事實上蔣中正是極渴望抗日雪恥的,張學良已深感後悔的說詞。這樣的說法,似乎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關於西安事變的原因,近年來網上有些流行的說法,比如:說張學良與中共的秘密接觸:1936年4月起,張學良開始了和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接觸。4月9日,張學良駕機飛抵延安會見周恩來,同機的還有王以哲、劉鼎。1936年9月,中國共產黨與東北軍正式簽訂了《抗日救國協定》,雙方正式結束敵對狀態,中國工農紅軍、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形成了擁護「民族統一戰線」的「鐵三角」。張學良向紅軍提供了大量的過冬棉花,藥品、新鮮食物等物資,解決了紅軍過冬的燃眉之急。另外,當時鄧小平病重,生命垂危,無藥可醫,也是張學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張學良不但接受並積極學習共產主義思想,還向第三國際提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但由於張學良的父親有殺共歷史,入黨申請被拒絕。 再比如:說12月17日,原執意要殺蔣中正的中國共產黨,得到史達林指示:堅決要求釋放蔣中正。同時蘇聯消息報、真理報也公開支持蔣中正。經過內部爭辯後,中共最後決定服從史達林的指示,中國共產黨遂派周恩來到西安參與西安事變的協商等。這些說法雖然生動,但是,沒有史料出處的支撐,不能作為定論。所以「西安事變」的真正原因,現在我們還無法確切地說清楚。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西安臨潼縣驪山腳下,華清池畔,修了一座亭子,亭內豎立了一塊石碑,上書「捉蔣亭」三個大字,到了八九十年代,「捉蔣亭」三字換成了「兵諫亭」。石碑上題字內容魔術般的幻化,也是意味深長,令人費解,必有其背後的原因。

「西安事變」的真正原因究竟是甚麼,隨著歷史的演進,隨著國共兩黨檔案的不斷解密,我們有理由深信:必有大白於天下的一天。

當年的《大公報》,作為全國最具權威,最具水平,最具職業道德操守,最具影響力的新聞媒體,對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始終高度關注。12月12日這天晚上,《大公報》總編張季鸞經反覆思考,最終決定,只在第二天的要聞版頭條刊登「西安事變」的消息,不配發社評。13號晚,張季鸞徹夜未眠,社評《西安事變之善後》14號一早見報,社評提出:「解決時局,避免分崩,恢復蔣委員長自由為第一義。」16號,再發社評,呼籲事件和平解決。18號,大公報發表《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這篇文章成為民間報紙在西安事變中發出的最強音。這篇公開信,全文如下:

陝變不是一個人的事,張學良也是主動,也是被動,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氣,醞釀著,鼓動著,差不多一年多時間才形成這種陰謀。現在千鈞一髮之時,要釜底抽薪,必須向東北軍在西安的將士們,剴切勸說。我們在這裡,謹以至誠,給他們說幾句話:

主動及附和此次事變的人們聽著!你們完全錯誤了。錯誤的要亡國家、亡自己。現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國同胞,這幾天都悲憤著焦燥著,祈禱你們悔過。

東北軍的境遇,大家特別同情,因為是東北失後在國內所餘惟一的軍團,也就是九一八國難以來關於東北惟一的活紀念。你們在西北很辛苦,大概都帶著家眷,從西安到蘭州之各城市都住著東北軍眷屬,而且眷屬之外,還有許多東北流亡同胞來依附你們。全國悲痛國難,你們還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們的焦燥煩悶,格外加甚,這些情形,是國民同情的。蔣委員長明知你們空氣不穩,而一再到西安,對你們始終信賴,毫不防備,也就是因為特別同情你們之故。

你們大概聽了許多惡意的幼稚的煽動,竟做下這種大錯,你們心裡或者還以為自己是愛國,哪知道危害國家,再沒有這樣狠毒嚴重的了。你們把全國政治外交的重心,全軍的統帥,羈禁了,還講甚麼救國!你們不聽見綏遠前線將士們,突聞陝變,都在內蒙荒原中痛哭嗎?你們不知道嗎?自十二日之後,全國各大學,各學術團體,以及全國工商實業各界,誰不悲憤?誰不可惜你們?你們一定妄信煽動,以為有人同情,請你們看看這幾天全國的表示,誰不是痛罵!就是誠心反政府,想政權的人,在全國無黨無派的大多數愛國同胞之前,斷沒有一個人能附和你們的。因為事實最雄辯,蔣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領導救國,國家才有轉機,你們下此辣手。你們再看看全世界震動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國的國家,沒有不嚴重關心的。全世界的輿論,認定你們是禍國,是便利外患的侵略!因為這是必然的事實。蔣先生不是全智全能,自然也會有招致不平反對的事,但是,他熱誠為國的精神,與其領導全軍的能力,實際上成了中國領袖。全世界國家,都以他為對華外交的重心。這樣人才與資望,再找不出來,也沒機會再培植。你們製造陰謀之日,一定能預料到至少中央直屬的幾十萬軍隊,要同你們拚命,那麼你們怎樣還說要求停止內戰?你們大概以為把蔣先生劫持著,中央不肯打你,現在討伐令下了。多少軍隊,在全國悲憤焦慮的空氣中,正往陝西開。你們抗拒,是和全國愛國同胞抗拒。你們當中,有不少真正愛國者,乃既拚了命而禍了國,值與不值?

所幸者,現在尚有機會,有辦法,辦法且極容易,在西安城內,就立刻可以解決。你們要從心坎裡悲悔認錯!要知道全國公論不容你們!要知道你們的舉動,充其量,要斷送祖國的運命,而你們沒有一點出路。最要緊的,你們要信仰蔣先生是你們的救星,只有他能救這個危機,只有他能瞭解能原諒你們!你們趕緊去見蔣先生謝罪罷!你們大家應當互相擁抱,大家同哭一場!這一哭,是中國民族的辛酸淚!是哭祖國的積弱,哭東北,哭冀察,哭綏遠!哭多少年來在內憂外患中犧牲生命的同胞!你們要發誓,從此更精誠團結,一致的擁護祖國。你們如果這樣悲悔了,蔣先生的淚一定更多,因為他為國事受的辛酸,比你們更多幾十倍。我們看他這幾年在國難中常常有進步,但進步還不彀。此次之後,他看見全國民這樣悲憂,全世界這樣繫念,而眼前看見他所領導指揮的可愛的軍隊大眾,要這樣犧牲,而又受你們的感動,他的心境,一定是自責自奮,絕不怪你們。從此之後,一定更要努力集思廣益,負責執行民族復興的大業。那麼,這一場事變,就立刻逢凶化吉轉禍為福了。你們記住幾點:(一)現在不是勸你們送蔣先生出來,是你們自己應當快求蔣先生出來。(二)蔣先生若能自由執行職務,在西安就立刻可以執行。你們一個通電,蔣先生一個命令就解決了。(三)切莫要索保證要條件。蔣先生的人格,全國的輿論,就是保證。你們有甚麼意見,待蔣先生執行職務後,盡可以去貢獻,只要與國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採納,一定比從前更要認真去研究。(四)蔣先生是中央的一員,現在中央命令討伐,是國家執行紀律。但我們相信蔣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們懇求,一定能愛護你們到底。

我們是靠賣報吃飯的,誰看報,也是一元法幣一月,所以我們無私心。我們只是愛中國,愛中國人,只是悲憂目前的危機,馨香禱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敗。今天的事情,關係國家幾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運,現在尚盡有大家成功的機會,所以不得不以血淚之辭貢獻給張學良先生與各將士。我想中國民族,只有徹底的同胞愛與至誠能挽救。

我盼望飛機把我們這一封公開的信快帶到西安,請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氣而為祥和。同時請西安的耆老士紳學生青年,都快去求他們照這樣做。這是中國的生路,各軍隊的生路,也就是西安二十萬市民的生路。全世界全中國,這幾天都以殷憂的目光,望著西安陰鬱的天空。趕緊大放光明罷!萬萬不要使華清池西安等地,在中國歷史上成了永久的最大的不祥紀念!我們期待三天以內就要有喜訊,立等著給全國同胞報喜。

此文一出,國民政府當即讓大公報館加印了400,000份,派專機飛往西安上空散發。東北軍、西北軍將士看到這封公開信後,無不深為感動。

當年那場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國人的一片譴責聲中,最終得以和平解決。十二月二十六日,蔣介石安全回到南京,張學良跟隨蔣委員長同機去南京。是夜,南京城鞭炮聲通宵達旦,市民們以此表達慶賀這民族之幸,國家之幸!這鞭炮聲令在老虎橋監獄的陳獨秀恍然大悟:原來他還是很有「群眾基礎」的。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蔣介石在離開西安之前,對張楊發表了訓詞。蔣介石說:
「此次西安事變,實為中國五千年來歷史絕續之所關,亦為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僅有關中國之存亡而已。今日爾等既以國家大局為重,決心送余回京,亦不再強勉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且並無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僅我中華民國轉危為安之良機,實為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尚之表現。中國自來以知過必改為君子。此次事變,得此結果,實由於爾等勇於改過,足為我民族前途增進無限之光明。以爾等之人格與精神,能受余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為我之部下。爾等所受之感應,尚能如此迅速,則其他之人更可知矢。爾等過去受反動派之煽惑,以為余待人不公或對革命不誠。現在余一年以來之日記,約有六萬餘言,兩月來之公私文電及手擬稿件,亦不下四五萬言,此外余手草之各種建國計劃及內政、外交、軍事、財政、教育等各種政策與方案,總共不下十餘萬言,爾等均已寓目;在此十餘萬言中,爾等必已詳細檢閱;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為國家而為自私?是否有一絲一毫不誠不實自欺欺人之事?余自興學帶兵以來,對部下與學生訓話時:嚐以二語教人,爾等亦必聞知。此二語者:即(一)余如有絲毫自私自利而不為國家與民眾之心,則無論何人可視我為國家之罪人,即人人可得而殺我;(二)如余之言行稍有不誠不實虛偽欺妄而不為革命與主義著想,則任何部下,皆可視我為敵人,即無論何時可以殺余。此二語為余平時所以教部下者。今余之日記及文電等,均在爾等手中,是否其中可覓取一言一字足為余革命罪狀者?如果有之,則余此刻尚在西安,爾等仍舊可以照余所訓示之言,將余槍決。余於今益信平日之所以教人者,自己能實踐篤行,無論對上對下,覺無絲毫愧怍也。

「以言此次事變之責任,當然爾等二人應負其責;但論究其原因,余自己亦應當負責。余平日一心為國,一心以為精誠與教令可以貫徹於部下,絕不重視個人之安全,防範太不周密,起居行動太簡單、太輕便、太疏忽,遂以引起反動派煽動軍隊乘機搆害之禍心。天下事一切均有造因,此次事變之造因,即由我自己疏忽而起,以致發生如此毀法蕩紀之事,使中樞憂勞,人民不安,國家受其損失。余撫躬自問,實無以對黨國,無以對人民,不能不向中央與國民引咎請罪。須知國家不能沒有法律與綱紀,爾等二人是直接帶兵之將官,當然應負責任,應聽中央之裁處;但余已明瞭爾等實係中反動派之宣傳,誤以余之誠意為惡意,而作此非常之變亂。爾等在事變之始,即已自認為鹵莽滅裂貽禍國家之舉動,深表懺悔;現在爾等已自知受反動派之宣傳,知我對爾等不僅無惡意而且時加愛護,業已確實覺悟,而願送余回京。余平日教誨部隊,常謂部下不好,即係上官不好,要罰部下,應先罰上官。余身為統帥,教育不良,使部下有此蔑法壞紀之事,余當然應先負責,向中央引咎請罪,並以爾等悔悟之意,呈於中央。爾等此次覺悟尚早,事變得免延長擴大,中央當能逾格寬大也。爾等對於部下應告以此次事變受反動派煽惑之經過,以及余祗知有國不知其他之態度,切實安慰彼等,使彼等不因中央處置而有所恐慌。余平日教人以「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之四語;上官對部下教率無方,即應負責。故此次事變,余願以上官資格負責,爾等應聽中央之裁處,而爾等之部下則不必恐慌也。

「吾人無論何時應視國家之生存高於一切;應認定國家必須生存,個人不足計較;尤須知人格必須保全,民族乃有基礎。故吾人之生命可以犧牲,而國家之法律綱紀不能遷就;身體可以受束縛,而精神之自由絕不能受束縛。余對中央與國家之責任,余一息尚存,決不敢絲毫推諉或放棄。爾等屢次要求余簽字與下令,余始終拒絕。以人格事大,生死事小也。余之言行,不僅要留垂於後世,且欲以事實示爾等,使爾等亦知人格之重要甚於一切。余當時屢言:如余在西安允許爾等,簽署隻字於爾等之要求,則國家等於滅亡;蓋余為代表中華民國四萬萬人之人格,如余為部下威力所屈,臨難求免,則余之人格掃地,即等於中華民族之人格掃地以盡。無論個人與國家民族,如人格喪失,則雖生猶死,雖存必亡。余平時既以「明禮義、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之四語宣告國民,視為救國唯一之要道,當然應不惜任何犧牲,而維持人格與發揚正氣;對不能行不顧言,使我部下與民眾無所適從,而陷國家於滅亡。自經此次事變,爾等應得到一確實之教訓,爾等必須知人格重於一切,國家利益重於一切。錯誤應坦白承認,過失應切實悔改,責任應明白擔負,並應以此意告知部下也。 總理昔日訓示吾人,必須恢復民族道德,方可以挽回民族;所謂信義和平,均係民族至要道德。余十餘年來所致力者,全為團結精神,統一國家以救國,而尤重於信義。余向來所自勉者,即「言必信,行必果」二語。凡與國家民族有利益者,余決不有絲毫自私之心,且無不可以採納,亦無不可以實行。中央數年以來之政策方針,亦唯在和平統一、培養國力、團結人心,不忍毀損民族之力量。故此次事變,爾等將余留居西安,則引起戰事之責任,即應由爾等毀壞綱紀之舉動負之。現在爾等既表示悔悟,則余可請求中央;中央必仍本愛惜國力之精神,自有妥善處置,以挽救國家之危機也。
總之,現在國家形勢及余救國苦心,爾等均已明瞭;余生平作事,惟以國家之存亡與革命之成敗為前提,絕不計及個人之恩怨,更無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親受 總理寬大仁恕之教訓,全以親愛精誠為處世之道,絕不為過分之追求。此次爾等悔悟之速,足見尚知以國家為重。如此,即應絕對服從中央命令,一切唯中央之決定是從,而共同挽救我垂危之國運,此即所謂轉禍為福之道也。」 (蔣介石文集.民國二十五年.演講.西安事變對張楊訓詞)

(未完待續)

——轉自《黃花崗雜誌》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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