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9月14日訊】（大紀元記者方曉、周仁報導）在江澤民掌權時期，亞洲巨富李嘉誠在中國大陸市場發了大財。自習近平上台以來，李嘉誠不斷拋售大陸資產，此舉引起大陸官方的批評。中共喉舌日前刊發文章，指責他在大陸受官方提攜成為亞洲首富，而在中國經濟低迷時刻卻不顧道義撤資，勸他不要過河拆遷。同時文章也揭露了香港回歸後江澤民的治港政策造成如今香港的畸形社會結構和種種弊端。如此直接否定中共前任黨魁的政策，在官媒中實屬罕見。
中共喉舌發急：別讓李嘉誠跑了
9月12日，中共新華社旗下的瞭望智庫發表題為「別讓李嘉誠跑了」的文章，該文作者為國資委商業科技質量中心研究員、智石經濟研究院副秘書長羅天昊。文章說，前幾日，李嘉誠擬將長實地產在上海的地盤，以200億元出賣。這是李嘉誠撤離中國，財富轉移歐洲戰略部署的繼續。
文章批評李嘉誠當年在大陸靠中共當權者的扶助獲得巨額財富，而他的長和繫在大陸經濟正處敏感時刻卻持續撤資，是過橋抽板，不應該一走了之：原本商業市場的本質是「逐利」，想去哪裡就是哪裡。但李嘉誠最近20年在中國獲取財富的性質，不僅僅是商業那麼簡單，因為在中國，沒有權力資源，是無法做地產生意的。所以地產的財富，並非完全來自市場經濟，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文章直言在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要發家全靠權力關係：「低買高賣，確實是市場經濟，但是，地產、港口等產業，恰恰是中國最不市場化的產業，沒有權力的扶助，哪裡來的機會？合作時借權力，賣出時說市場，似乎雙重標準，讓人難以淡定。」
截至9月12日晚，刊登在瞭望智庫的上述文章已被刪除。9月13日，新浪財經刊載羅天昊的全文。該文還被國內多家網站轉載。
1989年六四學生運動被武力鎮壓後，當時外資企業大舉撤資中國，李嘉誠反而大舉進軍中國大陸市場，成為香港在中國大陸的最大投資者。江澤民當政時期，李嘉誠家族在大陸的生意一直紅火。胡錦濤上台後江澤民垂簾聽政，李家在大陸的商業也未受到影響，但習近平在十八大任職剛過半年之際，李嘉誠就開始拋售內地項目。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自2011年以來，李嘉誠拋售大陸資產的行動從未停止。與拋售大陸資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李嘉誠旗下公司已三年沒有在大陸拿地，長江集團自2012年起也沒有再買入香港的土地。此外，李嘉誠還出售了部分港口和香港的零售資產。
「招安精英」造就了一批李嘉誠
李嘉誠12歲從廣東隨全家逃難到香港，白手起家創業。2015年3月他在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排名第17，坐擁資產333億美元。
他是如何從一個商人暴發成香港首富，而香港「回歸」後，又是如何冒出來一批李嘉誠式的豪族呢。羅天昊在文章中直截了當地指出，這是中共在香港回歸後實行「招安精英」的治港政策的結果。
文章分析說，在英治時代，香港還算是一個健康均衡的社會，從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個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會。在經濟領域，香港雖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貿易發達，但是，實業亦非常發達，其精工製造，一度全球聞名。
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確定香港「回歸」的《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後，大陸「精英治國的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成為北京重點倚重對象的不是香港的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華商領袖。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對於香港上層人士的「招安」政策。
在此情況下，香港騰飛過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獲得了固化其社會經濟地位的機會。三十年來，香港的頭面人物不斷受到各種「關照」。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豪族，這些大族因為與大陸的關係，在拓展商業勢力方面，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方便，他們不僅到大陸投資受到照顧，同時，在某些與權力聯繫緊密的領域，亦獲得了特殊的放行。
李嘉誠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他雖然在1958年即進軍地產，但是一直以實業為主，直到1980年收購英資第二大銀行和記黃埔之後，才開始大規模擴張。李嘉誠在1978年受到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接見後，在香港可謂通行無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業擴張順風順水，特別是在地產領域，此後，李嘉誠的財富大部來自地產行業。
文章說，在大陸，很多基礎設施建設，亦有李嘉誠的身影，如深圳的鹽田港，大陸方面即交給了李嘉誠。 還有「香港國際會議展覽中心」等眾多香港地標性建築物，無政府人脈，是絕對辦不到的。目前，香港前十名的商業大家族，過半從事地產行業，可見，其財富的來源，並非為香港創造了真實的財富，而是部分建立在權力經濟，土地經濟之上。
治港政策造成畸形社會
文章分析指出，香港富豪榜的前幾名竟然全部為地產商，顯示了香港產業的畸形。而這種畸形產業的背後，隱藏著香港社會結構的畸形，而豪族的出現，以及極端貧富分化，則嚴重危害了香港社會的活力。
文章把香港的治理和新加坡及日本的發展做了對比，指出和後者相比，香港在回歸後其實是在後退：過度依賴房地產業，製造業衰亡，中產階級縮水造成社會失衡。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正是社會領域的失衡，導致香港經濟結構出現不平衡。而這種不平衡，不僅造成今日香港經濟低迷，更造成了香港社會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體退化。表現得最明顯的，就是香港電影產業，自從九七之後，香港的電影就乏善可陳了，變得嚴格的管制，使很多電影失去了風韻，而香港社會的崩潰，使香港電影失去了根基與活力，那種草根性的情懷，大眾性的娛樂，兼容並包的氣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這兩點，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
這一結論明顯把香港經濟文化倒退的責任推到了當年主管香港政策的江澤民身上。1997年香港主權交接之前，北京主管香港事務的部門直接掌控在江澤民手中。江的政治大管家曾慶紅早期就開始主管港澳事務。2003年，曾慶紅爬上中共國家副主席高位，同年兼任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主管港澳工作。曾慶紅開始以其特有的黑白兩道混合手段直接對付香港民主派。曾慶紅之弟曾慶淮以中共文化部特派員身分進駐香港，成為香港文化圈幕後的「大哥大」。
北京治港政策大轉向
文章最後部分對改變香港目前低迷狀態提出建議：再造大眾社會，重塑平民精神，而非僅僅是經濟領域的努力。從國家對於香港的倚重程度的變化來說，亦需逐步削弱香港豪族地位。不客氣地說，大商人已經不再是社會穩壓器，失去了其利用價值。
作者總結說，北京方面需要對香港採取的新政策，說白了，經濟上，加大開放，政治和社會領域，即打壓富豪，收買底層，擴大政權根基。在此大勢之下，此前的香港豪族，從被關照的對象，逐步淪落為被疏遠的對象，李嘉誠人中豪傑，已經看到這種苗頭，一葉落而知天下秋。
不過文章也承認李嘉誠對於香港的象徵意義無可替代，是穩定香港的基石，絕對不能將全部家產都轉移出大陸和香港。所以對李嘉誠家族提出建議：可撤資，但不要全撤資，要在大陸以投資回報社會和窮人，要多做慈善積累好名聲，要在香港起到穩定社會的作用。#
責任編輯：唐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