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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退徵文】從「反右」看中共的魔鬼嘴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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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1月18日訊】魔鬼沒有臉。魔鬼也不要臉。魔鬼的嘴很大很大,下嘴唇在地上,上嘴唇在天上,用暴力和謊言編織了一個世界。我們都長期生活在這個世界之中,就更看不清魔鬼的嘴臉了。好在,我們知道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和電台、電視台、報紙、刊物、文藝戲曲等等,都是它的喉舌。所以,我們可以由此出發,試著描述一下魔鬼的嘴臉。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反右派鬥爭及其擴大化條目下,這樣寫道:「在共產黨的整風過程中,確實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藉機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發動了猖狂進攻,掀起了一股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思潮,使整風運動出現了複雜的情況。」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的黨內指示。這標志著中共中央指導思想上從全黨整風轉向反擊右派—一場波及全國的急風暴雨式的反右派鬥爭迅速地開展起來了。」「到整個運動結束時,全國被劃為右派的有55萬多人。」

「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嚴重後果是:(一)導致輕率地改變「八大」關於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正確判斷;(二)嚴重損害了中國共產黨同知識分子、民主黨派的關係;(三)使中共中央關於整頓黨內作風的進程遭到中斷。」

中共1981年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給反右運動定性為:「這一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鬥爭被嚴重地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幹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後果。」當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鄧小平對反右運動也持這一看法。

大家看清楚了,中共的「嘴」說:反右派鬥爭,確實是右派借中共整風之機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發動了猖狂進攻,中共被迫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錯誤是擴大化了,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很大損失。就是說,中共吃人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吃的太多了,有點消化不良,有點「嚴重後果」或「不幸的後果」。

一、是擴大化了55萬人,317萬人,461萬人,還是511萬人?是什麼樣的嚴重後果?

在胡耀邦的主持下,1978年9月中共中央轉發《貫徹中央關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決定的實施方案》,「對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別平反,對確實劃錯了的,要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全國確實劃錯的右派份子552877人,未獲改正的右派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章伯鈞、羅隆基、彭文應、儲安平、陳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計96人。也就是說,按照中共自己的說法,擴大化了55萬多人,99.98%都是擴大化的。

另據郭道暉先生(1948年加入共產黨)的文章《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刊登在《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上。文章說:「據解密後的中央檔案,全國劃右派總共是3,178,470人,還有1,437,562人被劃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處罰)」。二者合計是461萬人。

再據李銳老先生(毛澤東秘書,1937年5月加入共產黨)的文章《毛澤東與反右派鬥爭》,刊登在《炎黃春秋》2008年第7期上。文章說:「此外,在農村幹部和小學教師中也打了不少『右派』,估計人數也達50萬;後來決定不在這類人中劃『右派』,於是他們被戴上『壞分子』或其他帽子,境遇同樣悲慘。」再加上這50萬人,就是511萬人。

以上兩條轉引自閆桂勳先生的文章《反右派運動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文字獄》。閆桂勳說:「當時劃右派317萬多人,全被送去勞動改造,有的還被關進監獄。其中有的死在農場、有的死在監獄。有的槍斃、有的自殺、有的病死、有的餓死。餓死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一些勞教農場,如黑龍江北大荒的勞教農場,甘肅酒泉夾邊溝的勞教農場等等。」

夾邊溝,一個地名,也是一起政治事件,更是一段無法想像的「右派」苦難史。夾邊溝位於中國甘肅省酒泉市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這裡曾經有一個勞改農場。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近3千名右派分子被關押在這裡勞動改造。短短三年間,三千「右派」在吃盡能吃的和一切不能吃的之後,只剩下三四百人。1960年9月初,夾邊溝農場接到張掖地委的通知,除少數留守人外,全部遷到高台明水農場。1960年11月,中央派出調查組「糾正極左路線」,開展「搶救人命」工作。1961年1月倖存者才得以陸續遣返原籍。

大家看清楚了:中共為了反擊96個右派,擴大化到55萬人,317萬人,461萬人,511萬人,還說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而不是說自己錯了;中共說的「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嚴重後果」,是給黨的事業造成了損失,而不是給這55萬人,317萬人,461萬人,511萬人造成了什麼嚴重後果,不是給他們和他們的家庭在20年間造成了什麼嚴重後果。

現在知道魔鬼長什麼樣了嗎?

二、是中共「被迫反擊」還是蓄意迫害?

李銳講述《毛澤東為何要發起反右派鬥爭》,人民網[微博]李銳2013-03-05 01:54,為我們作了詳細的說明。李銳寫道:

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最重要的一項議程,就是討論波匈事件。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明年開展整風運動」。顯然就是以此作為避免發生波匈事件的一項重要措施。這「整風運動」是怎麼一回事呢?毛在全會中的講話說得很清楚:「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即將匈牙利那樣的工人、學生上街遊行稱為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讓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所以,教授還是怕無產階級大民主的。」

這裡他說的是:「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接著說的「每一學校設一個關卡」,發動學生批評教授,幾年前的思想改造運動,豈不正是這樣做的嗎!可見,毛澤東是這樣計劃開展整風運動的,隨後的反右派鬥爭也正是這樣做的。這也就是他所說的「無產階級大民主」,屬於「新民主主義」思想。

1957年1月,毛澤東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交了底:「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他們不搞什麼大民主,不到處張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幹什麼。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抓住了。」同時,他還洩露了所謂「雙百方針」的天機:「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地位。」(《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33-350頁)

為了鼓勵大家鳴放,講心裡話,一個月後,毛發表了長篇講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個講話四個月後在《人民日報》發表時,改名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內容作了根本性的改動)。3月12日,他又發表了「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聲稱「雙百方針」「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號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向共產黨提批評意見。從3月16日到20日,他在京滬等地對各級幹部講了多次類似的話,並批評多數老幹部對雙百方針有牴觸。4月30日,他還對各民主黨派領導人說:大學裡如果對黨委制有意見,可以考慮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因此,1957年5月出現了知識界空前的「大鳴大放」的局面。

1957年3月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也就是發動反右派鬥爭的前三個月,他兩次談到知識分子階級屬性問題,一次是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中說的:「有人問資產階級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區別,我就分不出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屬於一個範疇。」「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光看出身,我指的是他們接受的是資產階級學校教育,而資產階級是按照它的利益來教育人的。」(《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第252頁)幾天之後,毛澤東在大會上又把這意思說了一遍:「我們現在的大多數知識分子,是從舊社會過來的,是從非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出身於工人農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資產階級的教育,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他們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同上書,第273頁)

在當年舉國黨化教育即階級教育的形勢下,這種定性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將知識分子劃歸資產階級範疇,就是劃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也就是劃入需要加以打擊的社會成分;這也就為開展一場整肅知識分子的反右派鬥爭奠定了理論基礎。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知識分子更被列為「臭老九」了!

李銳說:以上這些引用和說明,有助於消除人們長期以來的一個誤解,說什麼「從整風運動轉變為反右派鬥爭」。當年廣大知識界以為整風運動真是反對黨內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特權思想,方法是和風細雨;沒想到卻來了一場暴風驟雨的反右派鬥爭。他們哪裡想得到,後來的事態發展早已在毛的設計安排中。1957年6月8日,毛在一份黨內文件《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中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利益極大。」這一指示是宣告反右派鬥爭正式啟動的發令槍。它說得很明白,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是一回事。期間並沒有發生「整風」向「反右派」「轉變」的問題。

三、是「猖狂進攻」還是「設計陷害」?

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在黨內高級幹部中傳達:「最近一個時期,右派表現得最堅決猖狂。他們想要在中國這塊大地上颳起一陣7級以上的颱風,妄圖消滅共產黨。」「在民主黨派中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接著,那些對「大鳴大放」並不感興趣的各級黨官忽然變得極其熱心誠懇起來。章伯鈞的女兒在回憶錄《往事並不如煙》中記述道: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親自撥電話邀請章伯鈞參加整風座談會,並將他安排在頭排大沙發上。章不知是計,提了很多意見。整個過程中,「李維漢神情怡然。父親大概以為是稱許自己的談話;殊不知,他這是在為獵物墮網而心安。」章伯鈞隨後就成了中國的頭號大右派。

有人列舉了幾個簡單的日期: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5月21日提出;龍云的「反蘇謬論」,5月22日;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5月22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學演說,「抨擊中共的封建社會主義」,5月30日;吳祖光的《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5月31日;儲安平的「黨天下」,6月1日。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之後,這些知識份子「應邀」發表的言論。

《鄧力群自述:1915—1974》中,「左王」鄧力群這樣記述毛澤東的「引蛇出洞」:黨中央、毛主席當時擔心的不是人家進攻,而是人家不講話。所以,毛主席本人一路上動員,要民主黨派幫助共產黨整風,要又鳴又放—面對這些蛇出洞,主席和中央的方針是讓他們出來,讓他們講話,會上講,報上登。特別有一條,凡是罵共產黨的話,都不扣住,在報紙上發表。很多報紙都如此。《人民日報》對這條想不通,毛主席派胡喬木去整頓。我那時看這些東西,越看越生氣,希望黨中央趕快下命令進行反擊。這種情緒,在黨內,在工農群眾中,是普遍存在的。

等到6月8日《這是為什麼》這篇社論一發表,全國就很自然地形成反右派鬥爭的熱潮。毛主席採取的辦法是,凡是反對共產黨的話,不要替他保密,公之於眾,讓群眾來辨別。應該講,這是一個很高明的策略。2015年12月28日《文匯讀書週報》

大家看清楚了:明明是請知識分子提意見和建議,提的也是「怎樣改善黨的領導的中肯的各種各樣的建議」(李銳語),卻說是「猖狂進攻」。明明是「引蛇出洞」,蓄意迫害,卻能矇騙天下人,說中共是被迫反擊。

現在知道魔鬼長什麼樣了嗎?

四、是擴大化了還是縮小化了?

下文轉自馮錫剛先生的文章《毛澤東為焚書坑儒辯護:我們超過秦始皇百倍》,2012-10-25 光明網

1966年4月,正是「文革」之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暮春時節,毛澤東讀到中共中央辦公廳機要室4月12日編印的《文電摘要》上登載的《在京藝術院校試行半工(農)半讀》一文,於14日揮筆寫了一則長達七百餘字的批語,憤懣之情溢於字裡行間:

「那些大學教授和大學生們只會啃書本(這是一項比較最容易的工作),他們一不會打仗,二不會革命,三不會做工,四不會耕田。他們的知識貧乏得很,講起這些來,一竅不通。他們中的很多人確有一項學問,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還是如此。他們也有「術」,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說,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比較起來是最沒有學問的人。他們不自慚形穢,整天從書本到書本,從概唸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資產階級復辟,培養修正主義分子以外,其他一樣也不會。一些從事過一二次四清運動從工人農民那裡取了經回來的人,他們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幹勁,這就好了。」

批語的結論是:「學校一律要搬到工廠和農村去,一律實行半工半讀,當然要分步驟,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這類學校,以免貽患無窮。」(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不知何故,批語並未下達。是激情過後的再行斟酌,抑或另有更緊要的舉措而無暇顧及?毛澤東在4月14日這天第三次書寫《焚書坑》的同時,還寫下許多關乎大局的文字,其中最重要的是對中共中央關於撤銷「二月提綱」通知稿(即後來經毛多次修改和增寫大段文字的《五一六通知》的初稿)的批語和修改,最令人驚心動魄的是這樣一段文字: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

也許是巧合,正是4月14日這天,郭沫若在人大常委會議上即席發表講話,稱自己幾十年來所寫的幾百萬字的著作沒有一點價值,要全部把它燒掉。

文革」的烈火燒起來了,它毀滅了多少我們曾經珍視的東西。

反右派之後,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關於破除迷信的講話。林彪插話「秦始皇焚書坑儒」,似有異議。毛澤東當著一二千與會代表的面發表了這樣一番高論:「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獨裁者,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文革」之後,毛澤東死了。如果他還活著,也一定會發表這樣一番高論:秦始皇算什麼?他才燒了幾本書,我們超過秦始皇一萬倍。我們搞文化大革命,光燒書行嗎?罵我們是獨裁者,
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在毛澤東和中共眼裡,「反右」從來沒有擴大化的問題,從來就是不徹底的問題。到後來,極左的劉少奇、鄧小平都成了走資派,極左的林彪都要投靠修正主義的蘇聯,只有「紅衛兵」緊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也給他們指出了一條光明大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大風大浪裡茁壯成長。直到現在,中共和「紅衛兵」依然堅持著這條路線。維權律師講《憲法》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民主、自由、法制,依然是要推翻共產黨,依然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依然會被關進監獄勞動改造。

為什麼在毛澤東和中共眼裡,「反右」從來沒有擴大化的問題,從來就是不徹底的問題?因為毛澤東和中共反對的是「知識」而不是知識分子,是打倒一切知識和一切文化,才能把「黨文化」建立起來。因為毛澤東和中共反對的是「人性」而不是這個人或那個人,是消滅古今中外的一切人性,才能把「黨性」建立起來。之後,中國人包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黨員幹部,就只能一邊遭受著毛澤東和中共的迫害,一邊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了。直到1976年周恩來、毛澤東死了的時侯,一個是人民的好總理,一個是人民的偉大領袖,全國人民悲痛欲絕。如果不是魔主席、魔總理,怎麼能把人–從肉體到思想、到情感、到靈魂,殘害到這種程度?如果不是共產邪靈即魔鬼本身,怎麼能把人殘害到感恩戴德的程度?

毛澤東和中共是為了消滅人性和文化,農民和中國人卻認為是要消滅地主,等到三年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中國人時,再講「耕者有其田」,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了。毛澤東和中共是為了消滅人性和文化,工人和中國人卻認為是要消滅資本家,等到國有企業建立之後,再講「按勞分配」,就是資產階級法權和資產階級思想了。毛澤東和中共是為了消滅人性和文化,知識分子和中國人卻認為是要消滅和尚、道士和鄉紳,等到反右派殘害死大批知識分子時,再講「獨立之精神」,就是大右派了。毛澤東和中共是為了消滅人性和文化,黨員幹部和中國人卻認為是要消滅右派,等到「文革」迫害死–至今也不知道有多少的走資派、牛鬼蛇神時,再講「我不反黨」就是「死不認罪」,而被逼承認「我反黨」就是「供認不諱」了。毛澤東和中共是為了消滅人性和文化,紅衛兵和中國人卻認為是要消滅走資派、牛鬼蛇神,等到紅衛兵全都被拋棄的時候,等到毛澤東死了,中共要滅亡的時候了,紅衛兵和中國人還在質疑:「沒有毛主席,沒有共產黨,中國怎麼辦?」

現在知道魔鬼長什麼樣了嗎?魔鬼不代表農民,不代表工人,不代表知識分子,也不代表黨員干部。魔鬼不是左派,不是右派,也不是極左派,更不是中間派。魔鬼是「邪」靈。我們的眼睛看不見它的樣子,但我們的身體、我們的精神、我們的靈魂卻能實實在在的感受到它的存在。

下面,請允許我把《從三年大饑荒真相看中共的魔鬼嘴臉》中的幾段話轉錄如下:

地主與貧下中農的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中共先殘害地主後殘害貧下中農,就是要在殘害中國人生命的同時殘害中國人的靈魂。右派知識分子與左派知識分子的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中共先殘害右派後殘害左派、走資派、牛鬼蛇神,就是要在殘害中國人生命的同時殘害中國人的靈魂。有神論與無神論的矛盾,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中共先殘害有神論後殘害無神論,讓唯物論者再也不敢用物質、用事實決定自己的意識,讓思想這個大腦的屬性,再也不是自己大腦的屬性,就是要在殘害中國人生命的同時殘害中國人的靈魂。

中共邪靈在意的根本不是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意識形態鬥爭,不是有神論和無神論,而是為了讓「有魔論」成為盲點,讓共產邪靈隱藏在這一切災難的背後,讓中國人背棄神佛時還在喊「哪裡有神佛?」讓中國人在地獄中還在喊「哪裡有地獄?」

佛說有魔,道說有鬼,佛道都被打倒了,信佛信道都成了愚昧、迷信,誰還相信魔鬼的存在?更別說看清魔鬼的嘴臉了。要想看清魔鬼的本來面目,敬請拜讀《九評共產黨》。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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