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10月26日訊】最近幾年，網上流傳毛澤東1954年藐視憲法的講話，有人認為是確有其事，也有人認為「疑似偽造」或曰就是「偽造」。筆者認為，這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件非常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認真對待、深入研究，力爭得出一個正確的合乎史實的結論。
一、辛子陵的文章《玩弄憲法的兩面派》
香港《開發》雜誌2011年第2期發表了辛子陵先生的長文《玩弄憲法的兩面派》，該文有理有據地揭露了毛澤東玩弄憲法、鄙視憲法、反對憲法的本質與真相。辛先生1950年參軍，1959年加入中共，曾任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等職，退休前為正師級大校軍銜。有多部著作問世，其代表作為香港書作坊2007年出版的《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70萬字。
辛子陵在《玩弄憲法的兩面派》一文（以下簡稱《兩面派》）中指出：「毛澤東的黨國體制是1954年制憲行憲時鬼斧神工般地悄悄完成的」，「黨國體制有四個特點：一是執政黨位尊憲法之上；二是軍權不在政府；三是政權二元化；四是民權虛化。黨國體制是個人野心家篡軍、篡黨、篡國的槓桿。」「毛澤東對黨國體制確有『創造』和『發展』，他的公式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借馬克思之皮，行秦始皇之法，打著無產階級專政的旗號做皇帝。他把黨國體制理論化和系統化了，成為中國人禍不斷的根源。」縱觀毛澤東執政28個年頭的歷史，可以印證辛子陵先生上述的分析總結是正確無誤的。
《兩面派》一文中指出：毛澤東的公開姿態是要實行憲法的。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30次會議上說：「一個團體要有一個章程，一個國家也要有一個章程，憲法就是一個總章程，是根本大法。」「通過以後，全國人民每一個人都要實行，特別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要帶頭實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實行，不實行就是違反憲法。」 「在座的各位當然應該包括毛澤東本人。」毛澤東上述公開講話說得非常好聽，然而，毛在同一年黨中央一次會議上，作過一次憲法交底的講話，完全與上述講話背道而馳，是鄙視憲法、反對憲法的，為毛澤東的黨國體制奠定了理論基礎。《兩面派》一文引用了毛澤東這個「反憲」講話的三大段，為節省篇幅，這裡僅全文引用其中的第一大段。筆者認為，毛澤東的這一大段講話是他「反憲」講話的重點、精華，也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請看：
「我們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憲法，以為憲法就是治國安邦的靈丹妙藥，企圖把黨置於憲法的約束之下。我從來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憲法，我就是要破除這種憲法迷信。國民黨有憲法，也挺當回事，還不是被我們趕到了臺灣？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結果不是勝利了嗎？」
對毛澤東1954年這個「反憲」講話，筆者是2011年在《開放》雜誌上辛子陵寫的《兩面派》一文中第一次看到的，但是該文沒有註明這個「反憲」講話的原始出處。後來，在「五柳村」海外網上看到了辛先生另一篇同類文章《毛澤東的黨國體制與玩弄憲法》，該文也引用了毛澤東1954年「反憲」講話，並在其後加了「註釋」：
「網上流傳的這個講話，查不到原始出處，但我相信出自毛澤東，只有他那個頭腦才能產生這樣的思想，才能說出這樣的話來。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有過一次民主是目的還是手段的爭論。爭論結果是民主是手段，憲法表面上看來是目的，實際上也是手段，是鞏固和加強黨的領導的手段。這個結論和毛澤東上述論憲法的話是一致的，或者就是那段話的邏輯推演。所以我相信那段話是毛澤東說的。歷代高級幹部都沒把憲法當回事，從來沒人敢用《憲法》保護自己，是這段話真實存在的客觀依據。黨國體制使國家領導人有天然的軟弱性。」辛先生的這個註釋寫得有理有據，是可信的，也就是說：毛澤東在1954年確實是一個玩弄憲法、反對憲法的最大兩面派。
然而，即使是這樣，還是應當有毛澤東1954年「反憲」講話的出處。感謝互聯網的巨大作用，筆者在「美國之音」何清漣博客上看到她的一篇文章《無法變形成民主偉人的毛澤東》，文中指出：「毛澤東『反憲』講話的1954年版本，文革時流傳一本《毛主席內部文稿》載有，我小時讀過。」何清漣的親身經歷與辛子陵的上述解釋，證明了毛澤東確實在1954年發表過那番「反憲」講話。
辛子陵與何清漣的上述文章都是2011年問世的，到了2013年初卻有兩位人士發表文章，認為網上流傳的毛澤東1954年「反憲」講話「疑似偽造」、確是「偽造」。
二、章立凡、石仲泉的判斷有誤
章立凡1950年生於北京，其父章乃器在1949年後曾任糧食部部長。1957年，章乃器同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被劃為「四大右派」。文革中又遭衝擊，章立凡受株連，曾遭關押。文革結束後，章立凡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89「六四」後受到壓力，脫離體制，成為獨立學者，寫了不少思想正確、有理有據、頗有影響力的文章、著作。
然而，「共識網」於2013年2月6日發布的章立凡的一篇文章《考證——網傳「毛澤東在憲法討論會上的講話」疑似偽造》，卻出現了根本上的失誤，其考證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
章立凡此文中引用了毛澤東「否定憲法」的「網絡流傳文本」有三個自然段，並對引文的疑點（用詞與歷史年代不符）在方括號內加以批註，總共有8條批註。其中一條批註是針對毛澤東1954年「反憲」講話中最重要的那一個自然段的批註（筆者本文上一節中對這一自然段有全文引用）。章立凡的這8條批註中，這一條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批註，這一條若不能成立，其他7條也就不用多說了。限於篇幅，本文僅對章立凡的這一條批註予以指正。
章立凡先生在「我們黨沒有憲法，無法無天」後面的批註是：【「無法無天」的說法，始見於1970年毛與斯諾的談話】。看到章立凡的這個批註，令我十分吃驚，一位對中國近代史頗有研究的獨立學者怎麼能寫出有如此明顯錯誤的批註來呢？
歷史事實證明，毛澤東關於「無法無天」的說法絕不是始見於1970年文革中毛與斯諾的談話，而是在那20多年前就出現了。出自何處？出自毛澤東1946年寫的那首七律《憶重慶談判》。
對毛的這首七律及其創作背景，李曉琳、唐名利寫的《毛澤東詩詞鑑賞》一書中有所記述：「在重慶談判期間，柳亞子向毛澤東要詩詞，毛澤東抄寫了以前作的《沁園春‧雪》給他，之後又吟成了這首七律，被大家傳抄開來。」（該書於2005年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上述引文見該書第143～144頁）
此外，網上還顯示：毛澤東的《憶重慶談判》一詩，最早見於1949年3月13日的上海《亞報》；1983年《文教資料簡報》12期盛巽昌文《毛澤東詩詞二首》錄有全詩，等等。總之，毛澤東至少在1949年以前寫下了這首《憶重慶談判》，這是鐵定的歷史事實。可惜、可嘆的是，章立凡先生沒有能掌握這條重要的史實，而做出了錯誤的「考證」與判斷。
筆者認為，在毛澤東所有的詩詞中，這首《憶重慶談判》是最反動、最無恥、最邪惡的一首，它顛倒黑白、混淆是非、人性泯滅、無法無天到了極點，而且此詩也可謂毛澤東破壞重慶談判、主動挑起內戰的「詩證」、「史證」！毛澤東的這首《憶重慶談判》現在照錄如下：
有天有地皆吾主，無法無天是為民。
重慶有官皆墨吏，延安無屎不黃金。
炸橋挖路為團結，奪地爭城是鬥爭。
遍地哀鴻遍地血，無非一念救蒼生。
毛澤東在寫這首《憶重慶談判》時，正是他無法無天、炸橋挖路、奪地爭城、挑動內戰之際，他顯得毫無顧忌、相當直白，雖然也喬裝打扮、極力美化，但確實露出他的本質、真相，這就是該詩在1949年毛澤東建政之後直到他死去若干年一直沒有在大陸公開的原因吧。然而，已經發生的史實，是不能長期掩蓋的，這首詩後來還是以各種形式在大陸出版的報刊、書籍上現身了。毛澤東地下有知，一定會對此大為不滿的，但他也只能無可奈何地哀嘆了。
毛澤東1946年寫下的這首《憶重慶談判》已經問世70周年了，他無法無天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乃「極權暴力大破壞」）也結束40年了，如今再回首毛的這首詩，筆者認為只須改動該詩中的若干字詞即可突顯該詩及其作者的本質、真相。以下為步其原韻，改動了20個字的詩，所改之字用黑體字顯示，以與原詩對照，並請章立凡先生及讀者指正：
有天有地皆毛主，無法無天最害民。
重慶有官要行憲，延安實味井底沉。
炸橋挖路挑內戰，奪地爭城打進京。
遍地哀鴻遍地血，無非稱皇禍蒼生。
這首改動過的詩，第3句是指1947年當時的民國政府頒布了有憲政學者張君勵起草、由蔣介石主持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毛1954年「反憲講話」中也提及此事。毛當年就反對「民國憲法」，非要打內戰，並且在1948年12月25日向新華社提供了一份43名頭號戰犯的名單，第1名是蔣介石，其中也有張君勵——這是毛澤東反憲法、反憲政的歷史鐵證！改動的詩的第4句是指延安整風中抓捕的王實味在1947年7月1日被秘密砍殺後沉入山西興縣的一個枯井之中——王實味冤案也是毛澤東反憲法、反憲政的歷史鐵證！
值得一提的還有，在章立凡先生那篇「考證」發表不久（20天），《北京時報》2013年2月25日在第19版上發表了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的文章《談把握好黨史研究的幾個關係》，此文比章立凡的那篇《考證》更進一步，章文只是說「疑似偽造」，而石文則直接說，就是「偽造」。鳳凰網的「歷史」欄於2013年10月9日轉發了石仲泉此文，標題就改為《黨史專家：網傳「毛澤東藐視憲法語錄」是偽造的》。
石仲泉此文中寫道：「事實上，網上那兩段1961年的講話中一字不差地包含了1954年那段講話的全部內容，這是不可能的。」筆者認為，石仲泉以此為理由就斷定毛澤東「反憲」講話是偽造的，顯得太沒有水平了、太缺乏說服力了。因此，石仲泉此文中的判斷是不能成立的。如果網上有網民把毛澤東1954年逾1961年兩次「反憲」講話合併在一起的話，只能說這些網民的做法有些不認真、不細緻，但絕對不能由此判定毛的這兩年的「反憲」講話是偽造的呀！比如說，如果有讀者把石仲泉曾經發表過的兩篇觀點相同、相似的文章綜合在一起論述、評論，而沒有寫明這兩篇文章各發表在哪一年，你絕對不能由此否認這兩篇文章是石仲泉曾經寫出來的吧。對此，筆者本文前面提到的何清漣的文章中早有很有說服力的論述，她寫道：「現在網絡上這段類似的話有1954與1961年兩個版本，其中對憲法的貶斥相同。其中1954年版本，文革時代流傳一本《毛主席內部文稿》中載有，我小時讀過。而同一內容的講話講兩次，或者出於某種目的將當年的舊文舊信翻出來下發，這也是毛的習慣性做法。」
正是由於何清漣女士早在2011年就提前指出了石仲泉2013年文章的錯誤說法，所以本文不提石仲泉了，僅與章立凡先生商榷吧。
三、毛澤東指示「取消憲法課」
與毛澤東1954年「反憲」講話相關連、相對應的是，毛 1957年下達了「取消憲法課」的指示。詳細情況是：1957年3月17日，毛澤東給周恩來、陳雲、彭真、陸定一寫了一封親筆信，這封信後來收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在該書第6冊第398頁，題曰《關於加強學校思想政治工作問題給周恩來等的信》，系根據手稿刊印。該信不長，為了讓讀者能全面了解進而深思細想，現將該信全文照錄如下：
恩來、陳雲、彭真、定一同志：
大學、中學都要加強思想、政治領導和改進思想、政治教育，要削減課程，要恢復中學方面的政治課，取消憲治〈法〉課，要編新的思想、政治課本，要下決心從黨政兩系統抽調幾批得力而又適宜於組學校工作的幹部去大、中學校工作，要賦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領導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務。以上各點，請中央討論一次，並作出決定。我已到天津。
毛澤東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毛澤東的這封信，其核心就是「取消憲法課」，它與毛1954年的「反憲」講話一脈相承，是對那次「反憲」講話在宣傳、教育領域的貫徹、落實。這封信甚至可以說是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的理論基礎的組成部分，其惡劣影響至今未能徹底清除。
周恩來等四位收信在接到毛澤東這封親筆信後，是如何進行中央一級高幹討論的，作出了什麼具體決定？筆者目前尚未看到相關資料。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周恩來等四位收信人以及參與討論的其他高幹都是一致同意、擁護毛的這個指示的，而沒有一個人提出異議。然而，在毛澤東後來發動的文革中，這四位收信人中除了陳雲，其他三人均遭嚴重衝擊：彭真、陸定一是文革初毛澤東拋出「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動集團」的二位；周恩來在文革後期也遭到批判，身心受損，曾說文革讓他少活十年！另據胡平先生在《為何周恩來與朱德都死在毛澤東之前？》一文記述，周和朱都是毛害死的懷疑、猜測，「已經得到證實」。果其如此的話，毛澤東的無法無天無底線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舉世無雙的地步！胡平此文發於自由亞洲電臺，華夏文摘‧快遞於2015年9月25日轉發，對此關注的讀者可去查看。
與毛澤東1957年3月17日這封信有關連的一個歷史「細節」也值得一提：就在毛的這封「取消憲法課」的信發出僅一、兩個月後，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的恩師、著名物理學家、山東大學教授束星北於1957年5月在山東省委宣傳工作會議上，作為山東大學的代表，做了題為《用生命維護憲法的尊嚴》的發言，總共半個多小時的演講，被臺下歡呼的掌聲打斷了二十多次。在講演結束時，束星北以這麼幾句詩總結了他的觀點：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憲法故，兩者皆可拋！」
束星北在做這次演講時，肯定不會知道毛澤東在此前不久寫給周恩來等人的那封信，他興緻勃勃、滿懷雄心壯志發表的這個「維憲講話」撞到了毛澤東「反憲信件」的槍口上了！他隨後就被劃為「極右份子」，並被青島市南區人民法院判處管制三年……（見華夏文摘‧快遞2016年2月發表的蒙勇鵬寫的《束星北，一頭雄獅的悲鳴》一文）
束星北在毛時代的遭遇很可悲，但是比他更慘的人數以千萬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當時身居國家主席高位的劉少奇。當紅衛兵在中南海揪鬥劉少奇，劉一度手持憲法，要維護其國家主席的尊嚴時，隨即遭紅衛兵訓斥，劉手中的《憲法》被紅衛兵奪下，摔在地上，再踏上若干隻腳。這種結果與毛澤東1954年的「反憲」講話以及1957年「取消憲法課」的指示密切相關。
劉少奇手持《憲法》維權這件事，事後肯定有相關人員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除了置之一笑外，更加快、加重地迫害劉少奇，直至讓劉慘死在河南開封。其實，被稱之為「十年浩劫」的文革，就是毛澤東鄙視憲法、反對憲法、玩弄憲法的必然結果。因此，對1954年毛澤東「反憲」講話這件事的真偽必須嚴肅、認真地對待，從而得出正確的答案，這正是筆者寫下這篇文章並與章立凡先生商榷的原因。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毛澤東在1954年的那番「反憲」講話確有其事，絕非偽造。因此，章立凡先生草率做出的「疑似偽造」的「考證」是錯誤的，是不能成立的。章先生身居北京，如果有功夫應當去尋找一下何清漣在文革中早就讀到的那本《毛澤東內部文稿》，盡到一位獨立學者的責任。
章立凡在考證毛澤東1954年「反憲」講話時出現失誤，僅是偶爾的個例，他的其他著述還是頗有功力的。這裡僅舉一例：香港「開放」網2015年12月發表了章立凡研究文革的一篇文章《歷史從未寬恕任何罪惡》。該文是針對近年屢見所謂「新左派」大力褒揚「文化大革命」以及有一種論調歪曲「宜粗不宜細」的本義，欲將「文革」束之高閣而寫。章文歷數了文革中千萬慘景之後，得出了符合歷史的結論，值得廣大讀者深思，因為1966年開始的、被歷史定性為「十年浩劫」的「文革」，正是1954年那篇「反憲」講話的必然結果。下面摘錄章文中的精華，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文革中的所有殘暴、惡行，都是以「大革命」的名義進行的。它造成集體發狂，使全國成為恐怖的大瘋人院。這場「大革命」直接張開血盆大口，不但當場吞噬活人，更吞下一代人心。願我們的民族永遠記住這段滴血的歷史。歷史從未寬恕過任何罪惡。
責任編輯：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