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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文東海律師:每個中國人都需克服恐懼

維權律師文東海。(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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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11月07日訊】按:文東海曾經當過警察、教師,現為長沙執業律師。2015年開始,作為「廣州民主三劍客」唐荊陵、袁朝陽、王清營「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的辯護人之一,第一次辦理維權案件,後來成為「709」王宇律師的辯護律師,2016年被警方強行解聘。近日文東海律師接受了記者的採訪,談自己從警察轉行做律師的心路歷程。

(續前文

記者:您對王宇「電視認罪」怎麼看?

文東海電視認罪是延續了中共上台後一直運用的一種遊街示眾的方式,本質上它就是反文明的。過去電視沒有那麼多,資訊沒那麼發達,文革時是在一個廣場召集所有人,讓人當眾人低頭認罪,戴上屈辱的標誌,現在是通過電視示眾了。

我和王宇沒有正式接觸,我現在也沒見過她。我聽過一些事情,她過去是體制內的,因為地方執法部門粗暴執法,她曾被冤判了幾年,做律師之後也走上維權之路。她做過許多敏感案件,是我見過最多的,在民間她被稱為「戰神」,那都是有紮實的業績擺在那兒,她經驗豐富,非常勇敢,意志是非常堅強的。但是最後她選擇了認罪,我感覺更多的是她對家庭的考慮,她是個好母親,孩子求學不成,可能是她內心最大的遺憾吧,兒子因為她這樣一個母親,連正常學業都沒法完成,她對兒子很愧疚吧,她接受警方的條件,通過電視認罪,想對她的家庭進行一些的彌補,包括彌補對她兒子的打擊。

作為個體,遇到這麼強大的國家機器,也許能挺過去,也許挺不過,那都是很正常的,我們應該理解。

記者:當您做維權律師面臨風險,您考慮過您的家庭嗎,怎樣達到平衡?

文東海:生活在這個年代,很多東西確實沒辦法兼顧,家人老認為我會出事,有時候確實我感到無能為力。我的尊嚴不能被人踩在地下,我既然是律師,那麼律師的尊嚴也不能被踩到地下,我必須要站起來。中國有30萬律師,不管人家站沒站出來,我要站出來,那我就要冒很多風險。抓人,抓其他的律師,大家就會有一種不確定的恐懼感。

家裡只有我一個人賺錢,我老婆沒工作,我小孩那麼小,我一旦被抓,她們怎麼辦?有時也想,不如退出維權律師這個行業,做一些商業案件,恢復以前的生活,跟大家一起玩玩牌,與法官、檢察官混好關係,請他們辦案時稍微照顧一下,這是普通律師的常態啊。但當我碰到一些事情的時候,退出的想法就消失了,莫名奇妙的是,這事好像我必須去做,人可能就是這樣糾結吧。

我並不認為我需要為國家做甚麼,我認為國家越大,越不容易改變;國家越小,更能跟上時代的步伐,中國之所以專制,又故步自封、自以為是,認為自己體量大,有所謂民族的優越感,國外好的做法、先進的制度,反而沒辦法引進來。

我不是為了這個國家,是為了生活這片土地上的人、包括我自己過得更體面一點,更有尊嚴一點,更像一個人一樣活著,而不是每天在恐懼中,把自己屏蔽起來,讓出一些東西,求得片刻的安寧,卻沒有真正的自由。我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至少我不想這樣生活,我也希望我周邊的朋友不要這樣生活,如果大家都不願過這樣的生活,這國家就真會有所改變。

其實國家作為一個虛幻的概念,它和家庭是沒法比的,我們也不要太固守國家如何如何強大,只要這片土地上的人過得真正像個人就好,就可以了,這是我希望的。

記者:您可以談一下政治與中國人的關係嗎,及政治與法律的關係?

文東海:政治對中國人來說幾乎是全部,我們每個人都被政治框在一個大框裡,不管你願不願意,你每天都受政治的影響,按照政治分配按部就班地做事。在中國決定政治分配的是少數人,大多數人是被政治決定的角色。你不去參與,你不去關注政治,你就有可能成為政治的犧牲品,或者被邊緣化、受欺壓。講起來,在中國的每個人都受到政治的迫害,不管你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你多多少少都受到迫害。

政治在中國通過權力就決定了一個人的社會地位、角色,包括他的全部生存資源。在一個法律起作用的國家,政治能起作用的範圍就很小,政治權力就沒有市場。法律和政治是此消彼長的關係,法律的空間大,政治空間就小,政治空間大,法律空間就小。我們現在是政治空間大,而且在政治裡邊,站在支配地位的人是極少數的人,法律的空間相當狹小,作為律師的空間都不斷被壓縮,連律師正常業務都無法進行,一個普通案件,隨著官員的運作,很快會演變成敏感案件,最後會變成政治事件。實際上它是按照政治權力、內部認可的潛規則在處理事情,這裡沒有法律的空間,而我們律師的主要目標和方向,就是讓法律的空間越來越大,要政治的空間越來越小,讓權力受到法律的限制。

記者:您可以談談對恐懼的理解嗎?

文東海:我體會呢,一個人的恐懼更多時候是來自內心。小時候,我家人嚇我說:哪裡有警察哪裡有老虎,老虎吃人,警察會抓人甚麼的,我會感到非常恐懼,一經過墳地我就感覺緊張,因為聽過一些鬼故事,就怕鬼從墳地冒出來,其實是心理作用啦。在當今的中國,作為律師確實每天都面對風險,當然這個恐懼和那個恐懼不一樣,這個恐懼是人為製造出來的,但它也在你內部有陰影,有些事不一定要真正發生在你自己身上。

首先是我們個體面對國家機器的時候,我們會自己感覺渺小,每個人都很難克服,就是說,當局刻意製造的恐怖氣氛,你不想辦法去扭轉,恐怖氣氛就會感染到每個人,它會使你的恐懼無邊無際,恐懼是他們統治最好的方式啊,它讓你害怕。

目前它的謊言已經在慢慢解構,專制的兩大利器,一個是謊言,一個是暴力,當謊言被解構,謊言所維持的統治實力就慢慢消失,大家對政權不信任的時候,它唯一依靠的就是暴力,暴力所以能奏效,是人有恐懼,害怕挨打,害怕坐牢,害怕被他們折磨、刑訊逼供,怕被它折磨致死,像對高智晟那樣的酷刑,任何常人都無法忍受吧。如果我被抓進去,自己能堅持多久,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發現有個群體,他們已經克服了恐懼,那就是法輪功,這個群體表現出那種在抗爭中的執著,對當局的那種藐視,是我在任何一個群體中都沒看到的,而且他們非常團結,他們已經克服了這種恐懼。中國真要走上民主法制,可能每個人都要克服,包括我們律師也要克服,當然克服恐懼是相對的,不是說不害怕。

我最恐懼的是第一次被國保約談的時候。雖然我過去是警察,曾在警察學校接受教育,但是我對國保能做甚麼並不瞭解,但面對他們之後,恐懼感慢慢消失了,第一次被約談時和他們吵起來,第二天又找我談,我發現自己沒有一點恐懼了。

恐懼來自一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不斷瞭解、經歷一些事情後,恐懼感就越來越小,就明白,如果自己不反抗,恐懼感會越來越強,就活得更不開心了;如果反抗了,可能恐懼的時間就短,一旦突破,就沒那麼恐懼了。

當局它已經不顧一切地揮舞著刀劍,威脅我們的安全,一個人克服恐懼,當局可能把他消滅,一百個人、一千個人也有可能被它消滅,但十萬個人甚至一百萬人克服這個恐懼,它再想消滅,就沒有這個實力了,圍繞十萬個人身邊的至少有上百萬上千萬人的時候,這上千萬你當局怎麼消滅?怎麼對付?

我在辦709案件的時候,有一次被警察扣押在天津的一個看守所,警察問我,你難道沒有甚麼可怕的嗎?我說我怕,我怕刑訊逼供。他說「這不可能,法制在不斷地進步」。我說,進步的不是法制,是人心。

中國人在改變,和外界交流後,每個人的觀念都在改變,體制內的人可能因為現實的逼迫,會把自己的想法隱藏起來,或者因為在體制裡獲得了好處,他把自己的想法丟棄到更小的角落,但每個人都有對安全尊嚴的需要,在中國,沒有哪個人真正有尊嚴,沒有,不管是高官,還是富商,還是貧民老百姓,沒有一個是有尊嚴的。但是追求更有尊嚴的生活方式,是每個人內心都有的一種渴望。

民主不是哪個人的事情,不是哪一個人能推動的,它需要社會整體的進步,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是沒有希望的,所以我們不能對他們有更多的期望,我們要自己努力,追求我們應該追求的東西,每個人都應該克服恐懼,有所擔當。

採訪整理:鄭延 責任編輯:蘇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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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2 8:0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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