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12月27日訊】（大紀元記者溫文清芝加哥報導）提到「華人諮詢服務處」（CASL），芝加哥的華人可能很少有不知道的。這個美中地區最大的華人社服機構，就是香港移民黃羅瑞雄（Bernie Wong）和其他幾位華人一同創辦。
在華人社區的大小活動上，常常都能看到黃羅瑞雄的身影，有人用廣東話稱她為「黃太」，有人親切的叫她「Bernie」。華諮處從當初只有一個人，發展到擁有五百多名員工、每年服務上萬人，先後擔任行政主任和總裁的黃羅瑞雄可謂最主要推手。在該處工作38年後，她終於打算在2016年底退休，本報記者近日拜訪了她，聽她講述創辦華諮處服務華人的種種經歷。
從小就想當社工
黃羅瑞雄出生在香港，外祖父母是秘魯華人，後來回到家鄉廣東番禹。她的父母原本都很富有，但因為二戰失去了財產，生活並不寬裕。但她的母親仍然十分樂於助人。
「母親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雖然我們那時很窮，但她仍然非常慷慨的幫助別人。」 黃羅瑞雄說，她有五個兄弟和一個姐妹，母親總是教她們與人分享，「她一直相信，上帝會給予你。如果你很慷慨，東西總會回到你這裡」。
母親對她的影響最大，黃羅瑞雄回憶道，「母親是個很有智慧的人，比如說教我們吃苦瓜時，她會說，你吃五片苦瓜，就可以得到一塊糖。當我吃完五片苦瓜拿到一塊糖時，她跟我說，我們先不吃，不如放到罐子裡，看甚麼時候能裝滿。所以我吃了很多苦瓜，而糖就都裝到了罐子裡。」
「然後她告訴我們，這些糖先別吃，我帶你去一個地方和別人分享。於是她帶我們去一個公立醫院，那時的公立醫院情況很糟糕，那里的人她雖然都不認識，但仍然熱心的幫他們，而且從來不嫌棄他們。於是我把糖分給那里的孩子們。」
從那時起，黃羅瑞雄就學會了分享和給予，「我一直就知道我想要當社工。當你給予的時候，感覺是很好的。」小學和高中，她讀的是天主教學校，學校的Club總是去照顧窮人。「在香港很多颱風，人們失去了家園，我們就會帶食物和衣服送給那些家庭，從小學到高中我一直都在做這些。」
大學選校趣事
黃羅瑞雄的母校是愛荷華州一所很小的天主教學校Briar Cliff University,「常有人問我為甚麼上這所學校，因為母親給我列出很嚴格的要求：只能去女校，只能去天主教學校，只能去一個小學校。申請大學時我去到美國大使館，他們有厚厚的一本書，全是大學的名字，那時還沒有網絡。」
「我從A開始看，沒有符合要求的，於是開始看B，看到了Briar Cliff College，符合要求，在一個山坡上，大概只有三四棟樓，而且有地下隧道連接，不怕冷，於是我就申請了這所學校。」
黃羅瑞雄就這樣隨緣申請了這所大學，當時她的家中還很貧困，於是母親鼓勵她給學校寫信申請獎學金，「母親幫我寫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介紹，說我如何在二戰期間出生，炸彈在天上飛，我們如何跑來跑去，於是他們給了我四年的獎學金，學費住宿全包。」
那時她就想要學習社會工作，但那時還沒有社工專業，所以她學的是社會學。後來又在伊州政府的補助下讀了2年研究生，畢業後來到伊州政府工作。
「他們都用奇異的眼光看著我」
畢業後黃羅瑞雄開始到伊州政府就職，責任是收養兒童方面的工作。兩年後她想換換環境，於是在報紙上找工作，看到一個很有名的精神科醫生Elisabeth Ross在招聘，她想要跟她學習於是就去應聘，「我實際上得到了那份工作，但他們的負責人希望我去一個相鄰的社區，就是現在的Ford Heights，當時叫East Chicago Heights，那裏非常窮，當時有一個職位。」
當時的East Chicago Heights幾乎全是黑人，「我從來沒有在一個全是黑人的社區工作過，他們很多都從來沒見過亞洲人，都用奇異的眼光看著我。但是他們好熱情，我立刻就跟他們建立了感情。我的工作是在兒童照料中心，我感受到他們雖然經濟貧窮，但非常熱心，也特別照顧孩子。」
「那是個大開眼界的經驗，我學到了好多東西，我看到了人們有多貧困，看到窮人是如何掙扎著過日子，看到和我們完全不同的族裔是如何工作、生活。」
黃羅瑞雄說，起初只是想嘗試幾年學學東西，但她漸漸越來越喜歡在那工作，而且那兒的人也都喜歡她，結果一做就是9年。
「其實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做，只是不斷嘗試，從錯誤中學習。我去臨近的比較富裕的社區，去教堂跟那些婦女說，我們想要幫助這個社區，他們於是給我資助。還有救世軍（Salvation Army）也非常幫忙，給我資助。」
憑著幫助這個社區的熱情，黃羅瑞雄到處爭取經費，為他們開始了營養餐、家政幫助、給父母的培訓等很多項目，從開始只有2個助理，到她離開時已經有近40名員工。
她說：「我總是相信，上帝會指引你，因為我們是有信仰的。我們祈禱上帝，上帝就會給予你引導。」
那9年的時間，讓她得以發展出多方面的技能，從向基金會爭取經費，到開發不同服務項目，也為後來成立華諮處打下了基礎。
創辦華人自己的社服機構
1978年，黃羅瑞雄和先生同幾個朋友常常在一起Potluck聚餐，每次都會談到中國城的華人需要各種服務，「我們其中幾個人在為市政府教ESL，常聽到各種問題—新移民需要找工作，和家人吵架需要心理諮詢，兒童需要照料，老人需要申請福利等等，因為他們不是社工，所以每次都找我幫忙。」
「我們決定，是時候我們應該服務自己的社區了」，當時的十個人中還有華諮處現任行政主任黃蘇振恩（Esther Wong）和她的先生、華埠更好團結聯盟主席陳增華和他太太,其他幾人則都已經遷居外州。那是華諮處第一批成員。
黃羅瑞雄的先生Albert則是華諮處的第一名義工，「我先生雖然不是十個創辦人之一，但他絕對是第一個義工。每次開會時她都給我們準備食物，每次申請經費時寫提案時，他都幫我一個字母一個字母的打字。」
黃羅瑞雄回憶道，「我們希望成立一個社服機構，但不認識中國城一個人，開始人們以為我們是共產黨，因為我們很多人來自芝大，而芝大是自由派。很幸運我認識了Brenda（卓寶蘭，華諮處兒童發展中心主任），她是我女兒小學同學的母親，她介紹我認識了Ping Tom（譚繼平），Ping當時就知道成立一個社服機構的重要性，因為他是位律師。」在他介紹下，黃羅瑞雄開始和中國城社區建立關係。
幾個月後，中華會館同意讓他們週日使用會館場所提供服務。「我們幫老人申請Circuit Breaker福利，很快老人們開始收到支票，開始看到我們是在幫助他們。」
「連續工作三天兩夜」 不可能變可能
接下來他們開始申請成立非盈利機構，黃羅瑞雄利用當年在州政府認識的律師幫她免費填申請，並得到了Chicago Community Trust的1萬6千美元資助。
當年在East Chicago Heights工作時，黃羅瑞雄認識了Chicago Community Trust的項目管理員Norma Wisor，Wisor建議她去申請United Way（聯合勸募，美國最大的慈善機構之一）的配對資金（matching fund）。
「當我說要去United Way申請時，人們覺得很可笑，因為沒有5年良好的Track Record（從業記錄），不可能申請下來。但當時我們沒有任何從業記錄。」黃羅瑞雄回憶道，「當時很幸運，我們去United Way時遇到一位先生，剛好他們之前想到中國城提供服務，但因為華人對他們不熟悉所以遭到拒絕。於是他很高興的答應讓我們申請。」
「他們給了我申請表，當我們申請時離截至日期只有幾天，我連續工作了三天兩夜，幾乎沒有睡覺，因為他們要求的很多東西我們都沒有，比如會計結構、人力資源管理等，只能借別人的參考，然後修改成我們的。連著工作了三天，那時覺得自己真是快要累死了。」
最終華諮處得到了United Way匹配的1萬6千美元，加上Chicago Community Trust的1萬6千美元，就這樣拿到了第一筆種子資金。
得到了初始投資，還要解決員工和場地，「得到那筆錢當時覺得我們好富有」，黃羅瑞雄笑著說，「於是到報紙上發廣告招聘行政主任，因為當時我們都有自己的工作。」經過幾個月仍然沒招到，於是大家推選她做行政主任。「開始只想做個幾年，等運轉起來之後就招新人。結果再也沒招新人，38年後我仍然還在這兒。」她感慨的說，「38年是夠長的了，所以我決定退休了。」
有了行政主任就要開始找場地，啟動服務項目，「我們完全沒經驗，只是都很樂觀。我去找上一個工作的經理，跟他說我想做的事情，他介紹我認識了他的鄰居，這個鄰居在Metropolitan Family Service工作,當時叫United Charity of Chicago。」
起初United Charity of Chicago希望華諮處併入這一機構，「但我們堅持希望中國城有自己的機構，於是他帶我去見他們的董事會做簡報。我現在還記得那天的情形，當時很害怕，我們都是年輕人，而那些人都是白人男性，很嚇人。」
「我向我們解釋我們的理想、目標，他們覺得主意不錯，於是答應免費給我們提供場地，那時他們的總裁是Jerry Erickson，相當於是我的導師。」那是1978年9月18日，黃羅瑞雄還清晰的記得。
幾個月後華諮處開始在中國城尋找自己的場地，當時中國城的人對他們還半信半疑，還好黃羅瑞雄的先生和環球的Peter Huey (許福瑞)一起打牌，「很幸運我先生認識他，他租了一個700平方尺的公寓給我們，那是我們第一個辦公室。」
華諮處第一個項目是幫老人融入社會（Resocialization），帶老人社交、觀光等，很簡單的活動。「開旅行社的CP Lui來幫我們做義工，我們就讓他開著他的Van一起來，帶老人出去。」
因應社區的需要，華諮處開始不斷增加項目，包括市政府的職業培訓項目，移民、難民服務等。後來又增加了託兒服務，「很多家庭因為父母工作不得不把孩子送回國，回來後孩子很不適應，於是我們在24小街找到一個大樓，有1萬平方尺。當時有人說你需要那麼大的地方嗎，我當時就希望CASL能不斷擴大。」
也是在那時，黃羅瑞雄聯合全美其他華人社服機構建立了「國際華人移民服務機構聯會」（CISANI），去舊金山的機構參觀時她看到那裏的烹飪學校，於是在華諮處開始了廚師培訓項目。這個項目現在已經培養出上千位學生，幫他們在酒店、餐廳找到工作。後來又增加了閤家歡、課後輔導和老人日托服務，當時華諮處因為不斷擴大，總共有5處地點。
每做一件事都在學習
「所有這些事情現在想起來，都是在計劃時不可能想到的。」黃羅瑞雄用廣東話說道，「廣東人講『馬死落地行』，那有點像我們的哲學。」
「那時有很多越南難民逃難過來。州政府找我們讓我們接收他們。我們去機場接那些難民，為他們提供食品、服裝。安置第一批家庭時，我們並沒有意識到在文化上有多大差異。」
「我們從機場接回了一家人，送他們到租的公寓，然後放下買的雜貨，請他們先休息。等我回來時，發現他們正在把香皂切開打算要吃，他們以為那是食物呢。那真是很嚇人，如果我到晚了，他們可能已經口吐泡沫了。」她回憶著當時的情形。
黃羅瑞雄說：「這些不是你在學校裡能學到的。我告訴我的孫子孫女和這裡的員工，不要害怕接受新的事物，不要害怕多做些事情，因為你每做一件事，都能從中學到東西。」
挑戰與期許
黃羅瑞雄表示，華諮處現在面臨最大的挑戰是找到好的雙語員工，「早前很容易申請H1B簽證，移民官很友善，每次我們想請人就跟他打個招呼。但現在是抽籤所以變得很困難。」
「當然爭取資金總是讓人頭疼的事兒，」她說，「有時我睡不著覺，擔心發不出工資，但我可以說，我們過去這38年，沒有少發過一次工資。」「最早的時候，我不得不向親戚借錢，但他們也都很幫忙，而且我們的財務Monica很棒，我們也都很節儉，」她指著桌上貼著一層標籤的文件夾說，「這些文件夾我們都是用了再用。」
另一個挑戰是獲得社區的理解和支持。黃羅瑞雄說，「我很希望那些曾經得到過我們服務的人士能夠更多支持我們。如果我們幫助過的每個人都承諾每個月捐10塊錢，20塊錢，可能我們就不用去那麼多次到處籌錢了。」
提到對未來的期望，黃羅瑞雄希望能儘快建一棟老年公寓。華諮處現在的樂宜居老人公寓有90套，住著大概120位老人，而在等待名單上的還有300多人，還有人不願等乾脆放棄申請的。最近入住的一位老人等了12年。
「我們不希望老人住到那些Nursing Home去，那些都在北邊、西邊，離開了華人社區，語言不通，食物又吃不慣，有時跟家人聯繫也越來越少，很淒涼。」黃羅瑞雄說，「所以我的夢想是我們可以有另一個老人公寓，希望近期能儘快找到地址，下一個總裁能幫忙建起來。」
想去長時間旅行
12月31日是黃羅瑞雄任華諮處總裁的最後一天，忙慣了的她顯然不會立刻清閒下來，她是多個董事會和委員會的成員，比如奧巴馬圖書館、州政府老年部等，所以她還會繼續參與很多大小事務。
「華諮處現在處在一個很穩健的位置，有很熱心的董事會和能幹的員工，所以我可以很放心的退休。最捨不得的是這裡的員工們，我們建立了很親密的關係，還有我們的客戶，那些老人們，大家都很熟了。」黃羅瑞雄依依不捨的說。
不過她還是很想去旅行，「我1968年畢業，1980年代拿到綠卡，那時CASL已經成立，又忙得沒時間旅行。只有過去15年才有機會出去一些，但很多時候都還在工作。1992年去日本參加一個女性領袖活動時，她們都叫我『the fax lady』，因為我不停地在填基金會的申請表往回發傳真，」她笑著說。
「所以我很希望有時間去旅行。」 顯然，她對即將開始人生一個新階段已經充滿了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