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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丹青:我為何不看中國的聯歡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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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2月10日訊】

核心導讀

1.從幼兒園開始,孩子長期受的就是偽教育,都是裝出來的開心、裝出來的驚喜、裝出來的激動,而且一裝就是一輩子。從演員你就看得出來,你比較民國的電影和80年代以後的電影,一個是語言的格式化,全是標準的普通話,一個是表情的模式化。這就是為什麼我不看中國的聯歡晚會,大部分中國電影我也不看。他可能也是很真誠地在表演,但人的五官的千千萬萬種組合的可能性、情緒的可能性,都被納入幾個固定模式。

2.所有人在這幾十年裡都活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趕緊多撈,趕緊安頓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這個社會。你是救不過來的,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個赤裸裸的叢林社會,大家都信奉叢林法則。這個時候,居然還有這樣一些傻子,願意反方向地從城裡往鄉下走,去從事這些公益事業。我敬佩他們,但我不知道他們能走多久。

3.現在的鄉村就是一大堆沒有尊嚴、沒有土地的人,完全被拋棄的人,賤民,然後變成流民。實在壓榨得太厲害了,就免稅,稍微喘口氣。當然,現在很多農村富了,但這個富背後的代價是鄉村的淪亡。

(本文前一部分是陳丹青先生為《盜火者》(新星出版社2014-11)所寫的推薦序《教育與國運》,後文是「盜火者」團隊對作者進行的專訪。今天這裡予以推薦,純為分享,請勿有太多聯想。)

教育與國運

當今教育的大荒謬、大荒敗,罄竹難書而書之不絕,眼前這部《盜火者》,又是一例。荒謬的證據,是這類議論與著作從不奏效,也休想奏效。寫給誰看?給學生看,無用;給教師看,無用。給教育當局看?當然更無用。

除了權力,今日的大學還有什麼?你批評教育,你在什麼位置?歷年來,有權有位的教育長官、大學校長,尚且無能稍稍革除積弊於萬一,你無權無位,寫這些做甚?

是故近年總有人讀到這類議論而來要我再說幾句,誠不知說什麼,什麼也不想說–以下勉強可說者,不著邊際,是一點抄來的閒話。

近時讀王鼎鈞先生長篇回憶錄,其中寫到民國教育的大量細節。王先生祖居魯南小鎮蘭陵,30年代正當學齡,抗戰爆發了。逃難中、淪陷時,孩子不曾輟學,因各地鄉紳辦學,有的是好老師。教他唐詩的是位前清舉人之後,人稱「瘋爺」,學生16歲離開家鄉時,成七律詩一首,感謝乃師:

一代書香共酒香,人間劫後留芬芳。
祖宗基業千金鼎,亂世文章九轉腸。
盞底風波問醒醉,夢中歌哭動陰陽。
無知童子有情樹,回首凝望柳幾行。

日後,王鼎鈞奔赴安徽阜陽,進入戰時流亡學校「成城中學」,創校者,是山東籍將領李仙洲。李將軍為家鄉淪陷區子弟免受欺辱,以軍人身份在部隊駐防區辦學,征戰之餘,兼任校長。為長久計,乃向重慶上峰申請改流亡中學為國立,俾便經費與師資有所保障。蔣稱,學生應上前線。於是,王先生據史料描述如下:

老校長大驚失色,連忙進言:招兵是招兵,招生是招生,如果山東父老以為他用招生的名義招兵,對政府失去信心,他對不起蔣主席。蔣氏要老校長去找陳立夫。陳主管青年政策,長期擔任教育部長。成城中學改制,陳立夫願意促成,山東籍黨國要人丁淮芬、空軍名將王叔銘也很幫忙,但是管錢的人有異議–從會計觀點看,流亡學生是個無底洞,必須截止。老校長著了急,連聲質問:

「你們懂不懂?青年是麥苗谷種,春種一粒粟,秋收萬石谷!」

戰時中國,各省有不少類似的流亡學校,成城中學是改製成功的學校之一,設為國立第二十二中學。據台灣國史館資料記載,戰後,該校畢業的學生共1717人。五十多年後,陳立夫在回憶錄中詳細陳述了教育往事,他「不顧當時行政院政務處和財政部內部人員反對」,批准了淪陷區青年方案,由國庫支給貸金,供千萬名流亡學生完成學業。「這一筆龐大的費用,在國家財務支出上僅次於軍費。」

艱難困苦的抗戰時期,貧窮紛亂的民國年間,顛沛流離的戰時教育,最終潰敗的國民政府??這一切,看看今日,中國教育的國運,簡直天堂,提這早先的地獄作甚?七十多年前的舊事與今日相同而相通者,只一項:教育者必須熱愛青年,懂得教育,尤其是,必須有權。

今日上上下下的教育長官,愛不愛青年?難說(除了他們自家的孩子)。懂不懂教育?更難說(除了將自家孩子送去國外讀書)。昭昭可見、鑿鑿有據者,是今日的教育官員既有權,又有錢–30年來,全國上下的教育給弄成書中所描述的這付德性、這般田地,沒有權力,沒有錢,萬萬不可能。

有權,有錢,絕不是壞事。能否變成好事呢?須看人,看會不會用權。昔年李將軍有權而缺錢,敢在蔣中正面前陳言,蔣聽罷,請出陳立夫;昔年陳立夫有權有錢,但要說服「行政院政務處財務部」種種官員的種種異見,才能行使他的權,用對國家的錢–那是怎樣的血錢啊,僅次於軍費!

以當年蔣某人、陳某人和李將軍的危局,倘若得知今日的國勢,真要羨煞;抗戰期間中國所能支度的那點錢,在今日國庫的充盈面前,更要羞煞。可是,當今教育,問題如麻,單是《盜火者》中說及的荒唐事,就讀了起栗,我這裡還提這些陳年舊事作甚?所以,此刻也如《盜火者》的作者及無數教育批評者一樣,不過是譫妄之人。念及這一層,不如擱筆,請憂心教育而又無可奈何的閒人,來讀這無用的書吧。

陳丹青:教育是一件去做的事情

教育有問題,但不是教育問題

盜火者:您怎麼評價中國的教育現狀,您心目中的理想教育什麼樣?

陳丹青:我離開大學五六年了,教育現狀我已經不太清楚,但據我所知沒什麼變化,過去的那一套還在繼續執行。現在大家認為北洋軍閥時期的教育可能是中國現代最好的一段教育,第二段就是西南聯大時期,第三段是五十年代的教育,教授的素質、學生的素質都遠遠超過今天。再下一個階段就是「文革」以後,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相對來說也不錯。

但1949年以後的兩三個階段,加起來都不可能像北洋時期那樣,因為那時候的國家不能介入教育,那時候的北大、清華根本不聽政府的。國民黨接管以後,一度想滲入到大學教育,但一直不成功。咱們說的教授治校,在軍閥混戰時期和一部分國民黨時期,甚至抗戰時期都是貫穿下來的,徹底改變是從1950年開始的。

盜火者:你自己親身經歷的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是什麼樣子?

陳丹青:我剛才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好,其實是要加引號的,因為五六十年代的教育已經開始有黨化教育了,黨的意識和國家的意識開始混同,然後就是愛領袖,幾乎沒有真的歷史教育了,也沒有所謂世界視野中的教育了。很多課程砍掉了,很多事我們不知道了,都簡化成一種革命教育–雷鋒、愚公移山、為人民服務、共產主義接班人?

五六十年代普遍的理想主義,現在看來有很多虛幻成分,但它是真的,因為那是一個新的政權,充滿希望,很多惡果尚未呈現。那時的小學老師、中學老師,尤其是大學裡最好的教授,都是從民國過來的。這些人的素質和人格,大多是在民國時養成的,然後留在共和國教小學、中學、大學。他們比現在的老師愛教育,更無私,更單純。

學生不用說了,像今天這種全社會的功利主義、機會主義,完全機械化的考試,那時候沒有。所以我會說那個時候比現在要好一點。以蔣南翔為例,他是清華大學的校長,現在大家懷念他,因為在他治校期間,跟今天的清華大學比,要寬鬆得多。他其實是黨派去的,但畢竟還是一個民國青年,他的學術人格,他的行政作風,跟今天的大學校長比,還是要好得多。

盜火者:民國人和今天人的精神氣質,有什麼顯著不同?

陳丹青:中國人現在的毛病民國時都有,而且一塌糊塗。我並不認為民國人就比今天人的道德水準高,但放到教育領域來看,民國的校長、教授和學生,為什麼我們今天還會懷念?因為他們很單純,政治還沒毀了他們,他們可以有自己的立場,不受政府和黨派影響。蔡元培是國民黨的元老,但他可以拒絕北洋政府的很多措施,北洋政府拿他沒有辦法,還要重用他。

說得誇張一點,整個民國時期教育圈的人,無論師生、官員,都是自由的、認真的,他要做什麼事,真的會去做。今天有哪個校長敢完全不理會政府怎麼想,就徑直去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有哪個學生敢站起來對校長說「你是錯的,你應該下台」?民國時經常發生驅逐校長、驅逐教授的事情,雖然有點過激,帶來了一些不良後果,但不管怎樣,那時候的學生是有主見的、有行動力的,而且是有影響力的。五四就是一個例子,「一·二九」也是一個例子,共產黨就是從這些學生裡走出來的。

民國人跟1949年以後的中國人相比,最大的差異,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文脈沒有斷。雖然1905年廢除了科考,但是兩千年積澱下來的讀書人的集體人格還在,學問的大脈絡還在,一直到建國初年都還在。我小時候見到的初中生、大學生,他們的家教,他們對學問的態度,那種好學、擔當、奉獻,還沒有完全斷掉。真正斷了是「文革」以後。80年代有那麼一小段迴光返照,但只持續了10年,90年代又下去了,都變成我要拿學位,或者我要入黨,我要做生意,上學變成了一件赤裸裸的功利的事。

盜火者:您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體會到這個問題了嗎?

陳丹青:我當時滿懷熱情到清華報到,很興奮、很好奇,他們給我這麼高的規格,又是特聘教授,又是主任,又要招博士生,我就有點將信將疑。美術哪有博士?這事兒怎麼弄?於是,我很認真地準備,很認真地招生,但第一個回合下來我就發現,這一切都是錯的,都是擰巴的,因為最好的學生根本上不來,首先就卡在英語和政治分數上。從第一次招生我便知道,我進入了一個完全不能周旋的遊戲。諷刺的是,在這個遊戲裡,我居然還是那個執行遊戲規則的人。

這讓我想起清華大學的英文老師孫復初,有一次他跟我講他們那代人40年代受的英語教育,他說他們在高中基本上就已經能夠自己閱讀,能夠用英文寫作,用英文唱歌。所以進入大學後,就已經假定你英文過關了。我父親當時上的是美國人的海關大學,沒有中國教師,全都是美國和英國的老師,全部是英文授課,教材也全是英文的。今天可能嗎?

今天一個研究生畢業,都未必能張口,未必能讀得下來整本的英語著作,可今天的英語考試卻是史上最嚴苛的,這太荒謬了!政治考試從50年代一直到今天,只要有這個在,你還談什麼教育?還有人們一直批評的教育行政化,大學成了官府,你要當校長、院長、系主任,前提必須是黨員。那你還談什麼教育?

民國的課本「好善良」

盜火者:民國時代的語文,究竟美在哪裡?您曾經說民國的教育好善良,這話什麼意思?

陳丹青:我說的是民國的課本好善良,尤其是小學課本,有貓、狗、春天、風箏,編課文的人有慈悲心、父母心。你看周海嬰回憶錄裡提到的他在上海念小學時的成績單,包括品德、智力、勇氣、謙讓、禮貌等項,沒有一項是所謂愛黨、愛國。這就是把你當一個小孩、當一個人看。

木心先生幼年在烏鎮的小學上文學課,一所中國鄉下的小學裡就已經放莫札特、舒伯特的歌了,還有勃朗寧的童話、安徒生的童話。他都不知道誰是莫札特,當時小嘛,七八歲。我母親小時候學校裡有一架風琴,現在她才想起來原來老師彈的都是教會裡的歌,聖母、上帝,人要愛人、原諒人。你再去看《早春二月》還有其他民國電影裡的老師和孩子,都是非常善良、非常簡單的。他們相信這個社會、相信人,心態是好的。

今天沒有一個人可以說,他真的相信這個社會。他一生出來父母就告訴他,你要當心,不可以這麼簡單地跟人交往。這種善良的教育已經完全滅絕了。今天的小孩剛上幼兒園就知道要和哪個阿姨搞好關係,哪個阿姨父母是塞了錢的。他的童年記憶、少年記憶,就是一長串的人際關係和一長串的利害關係,哪有善良的餘地。然而,這份人際關係不交代清楚,你的孩子怎麼混?出了家門怎麼活?

我後來之所以知道我們這代人變得這麼複雜,是我到了美國以後,非常驚訝,原來美國人這麼簡單,所有人都很簡單,都假定你說的話是可信的。可我們從另外一個空間出來的人,就是所有事情我們都怕上當,而且要騙別人,要隱瞞自己的真實想法,這已經變成我們的生理密碼,我們一路就是這樣被教育過來的。小孩嘛,你給他什麼,他就接受什麼。一個孩子從小是唱少先隊隊歌還是唱聖母頌,人格和教養肯定是不一樣的;正如一個孩子從小讀《三字經》還是《毛主席語錄》,長大後肯定也是不一樣的。

盜火者:您是說現在的孩子都是偽天真、偽善良嗎?

陳丹青:從幼兒園開始,孩子長期受的就是偽教育,都是裝出來的開心、裝出來的驚喜、裝出來的激動,而且一裝就是一輩子。從演員你就看得出來,你比較民國的電影和80年代以後的電影,一個是語言的格式化,全是標準的普通話,一個是表情的模式化。這就是為什麼我不看中國的聯歡晚會,大部分中國電影我也不看。他可能也是很真誠地在表演,但人的五官的千千萬萬種組合的可能性、情緒的可能性,都被納入幾個固定模式。

民國很多演員,演技其實不如今天,但是他率真。你看阮玲玉、周璇、趙丹這些民國時的影星,她們受到西方話劇的影響,也在模仿,但他們模仿的時候有百分之百的真摯和熱情,還沒有形成模式。這就是為什麼像《十字街頭》、《馬路天使》,到今天看還是經典,最難得的就是那份真。這份真一直保留到五十年代。

為什麼《小城故事》後來重拍了一遍,味道就完全不對了?因為所有的劇組人員和導演,都不自覺地在一個模式當中,雖然拿出了百分之百的真摯,卻再也演不出那份真了。1949年以後,所有人都是在單位里長大的,都是在一個開會、表態、喊口號的文化里長大的,然後忽然解放了,說你自由了,你想怎麼表達就怎麼表達,但他已經模式化了,他的人格、他的生理反應都模式化了。現在的主持人,仍然在傳播一種偽真誠、偽感動,很少幾個稍微跳出這個模式的人,立刻變成最受歡迎的了。

魯迅是把雙刃劍

盜火者:魯迅的幾個名篇在中小學課本中被剔除了,為什麼?

陳丹青:因為魯迅是黑色的,他是陰暗和悲觀的,這是黨和政府從來不希望孩子有的。他們一直要傳達一個訊息,這個國家非常好,你們現在最幸福。魯迅在民國的時候,就不同意把他的文章編入教科書。他在一篇文章裡說,我不要年輕人讀我的書,我心裡很陰暗,不想把這種情緒傳染給青年,青年正在成長,世界剛剛展開,不要給他們製造我這樣陰暗的心靈。

其實,每個國家都有幾個黑色的、陰暗的、刻毒的作家,比如尼采,木心先生書裡談到很多,包括耶穌。這些「有毒」的文學,只對某些有特別敏感、強韌的性格的孩子有幫助,但對絕大部分青年而言,未必一定要去讀,讀了也沒用。

盜火者:現代作家,您傾向於選誰?

陳丹青:我主張給稍小一點兒的孩子看最易懂的東西,外國的《安徒生童話》和《格林童話》都挺好。如果要讀比較艱深的、複雜的、有哲理的,等孩子到高中和大學時可以讓他自己去選擇。

我女兒在美國讀小學時,《聖經》他們會讀,希臘神話也會讀。木心先生給我們上第一堂課講希臘羅馬神話時,他問在座的哪位讀過希臘神話,班裡面年齡有快50歲的,也有我們這一輩30歲左右的,沒有一個人舉手,我們全都沒有讀過,因為教科書裡沒有。只有我女兒舉手,她說我讀過希臘神話,木心講的故事她知道。

她到了大學,要選六門課,其中有一門就是《神曲》,結果來了個老頭子,這個老頭子教了一輩子《神曲》,將近40年。他會講維吉爾帶但丁游地獄,游完以後要到天堂了,維吉爾就消失了。老頭子每次講到這裡都會泣不成聲,在課堂上大哭起來,這就是我說的善良。咱們今天有這樣的老師嗎?他講了40年,重複了上千遍,可每次講課還會受不了,眼淚噴出來,這就是教育。

鄉村已經變味

盜火者:我們討論一下鄉村教育問題吧。

陳丹青:別談鄉村教育了,這是最傷心的事,現在哪兒還有鄉村啊?

盜火者:鄉村是怎麼消失的?

陳丹青:我只承認現在有很多農民和非城市居民住在農村,但那個不叫鄉村。鄉村是有自己的結構的,這個結構在1949年以後被徹底摧毀了。

盜火者:鄉村曾經什麼樣?

陳丹青:鄉村有鄉黨,有鄉紳,有鄉民自己的組織、自己的教育。整個中國兩千年的文化,一直到民國,甚至到五六十年代,最好的苗子是從鄉村出來的。現在每年的高考狀元,絕大部分都是城市裡的,從鄉村出來的已經很少了,頂多是從縣城或二三級城市出來的。可是從前真的是從村子裡出來的,胡適老家那個胡村現在還在安徽,你能想像那裡再走出一個胡適嗎?不可能了。

你稍微考察一下五四的精英都是從哪兒出來的,就知道中國的鄉村現在還在不在了。梁漱溟那個時候搞鄉村運動,從草根做起,現在哪兒還有草根?

盜火者:現在的鄉村什麼樣?

陳丹青:現在的鄉村就是一大堆沒有尊嚴、沒有土地的人,完全被拋棄的人,賤民,然後變成流民。實在壓榨得太厲害了,就免稅,稍微喘口氣。當然,現在很多農村富了,但這個富背後的代價是鄉村的淪亡。

盜火者:您下鄉時的鄉村是什麼樣子的?

陳丹青:我下鄉的時候,鄉村已經很慘了,人民公社就像集中營,所有村民都沒有了土地,被賦予一個公社社員的稱號,好像很高尚,其實餓得要死。農民過著一種從秦漢以來從未有過的生活,他的口糧是定量的,壯勞力一個月42斤糧食,像我們這樣的知青一個月36斤,婦孺大概就30斤。農民太不習慣這個了,我是種糧食的,可是我要定量吃,如果稍微飽餐一頓,到月底就沒糧食了。

盜火者:你們下鄉的時候,有知青在村裡當教師嗎?

陳丹青:有,但很少。知青運動有一個正面作用,在那些沒有文化的山區,開始有城裡的青年帶來文化,教孩子怎麼用電,什麼是數學,還有認字。但在古代沒有這樣的事情,因為古代每個鄉村都有自己的老師,自己的學術權威,自己的長老。因為那是個前現代社會,交通不發達,所以每個窮鄉僻壤都是一個自治的小社會。

現在這個社會崩潰了,所有鄉下人要治病、要求學、要有出息,只能離開家鄉,跋山涉水到外面去。從前只是進京趕考,其他事情他的小社會都包了。

盜火者:現在的留守兒童非常慘,我們看到的都是正在合併的學校,孩子們走很遠的路上學。但我們遇到的每一個農村的家長和孩子都認為,無論多遠,也要進城。

陳丹青:他們當然應該進城。這樣毫無尊嚴感的鄉村誰要待?我要是一家人還在農村,當然只有一個志向,就是趕緊離開這裡,沒有任何可以留戀的。所有生活的樂趣和活著的價值在鄉村都沒有了,就守著那麼幾畝地有什麼出息?我當然要到城市去,我要為後代著想。

盜火者:那城市化的結果,就是要取消鄉村教育嗎?

陳丹青:我不能說城市化進程不好,它能大幅度改善大量人群的生活,可你看看日本的農村,還有法國、德國、意大利的農村,他們也無可避免地經歷了一個城市化、現代化的過程,但他們農村的社會組織還在,大戶人家還在。雖然也在不斷地沒落,但整體的社會結構沒有經歷過我們這樣的衝擊。雖然經過二次大戰,但摧毀的是建築,沒有摧毀社會結構,更沒有摧毀人。

你如果去過意大利、法國的小鎮和鄉村,就會知道,所謂田園,所謂雞犬相聞的生活都還在,小鎮上的文化生活非常豐富,鐘聲一直在響,聖歌一直在唱。很多人在城裡工作,週末回到鄉村,這種流動是雙向的。

反觀中國,有太多的角落,政府也好、民間也好,都是夠不到的,只能靠小範圍的芸芸眾生自己想辦法。城市已經富成這個樣子,GDP都世界第二了,教育經費卻還不肯增加一點。就算增加了,也是一路層層盤剝下去。鄉黨消失了,傳統的鄉村社會結構消失了,可另一個非常殘酷的結構形成了,那就是各級官員編制的權力網格。這些官員大部分是敗德者,他們根本不愛自己的家鄉,就是赤裸裸的掠奪、霸佔。我聽過不少鄉一級的官員,因為土地拆遷,竟然上房揭瓦,痛打老人小孩,為了把你攆走,殺人放火的事都幹得出來。

對教育,我沒有資格失望

盜火者:現在有一股潮流是知識分子到農村去,比如鄉村立人圖書館、免費午餐、募師支教等。您怎麼看他們的行為?

陳丹青:我很尊敬他們。我們那個年代,大量知青下鄉是被迫的,現在終於有人願意主動去,當然是好事。好人永遠都會有,傻人也永遠會有,這叫作理想主義。我知道有個德國人長期待在云南,受盡各種挫折、屈辱,但他仍然待在那裡。這不奇怪,西方傳教士幾個世紀都在做這樣的事,中國一定也有這樣的人。

但是,所有人在這幾十年裡都活明白了一個道理,那就是趕緊多撈,趕緊安頓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這個社會。你是救不過來的,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個赤裸裸的叢林社會,大家都信奉叢林法則。這個時候,居然還有這樣一些傻子,願意反方向地從城裡往鄉下走,去從事這些公益事業。我敬佩他們,但我不知道他們能走多久。

盜火者:您還是比較失望的?

陳丹青:不是失望,我沒有資格失望,我也沒有資格希望,因為我自己沒有做這些事情。我很慚愧,現在總被當成一個可以來談教育的人,但其實我更相信教育是一件去做的事情。我非常尊敬他們,我只是擔憂他們能走多遠。不能要求他們犧牲自己的前程、家庭幸福。你難道真要把自己全部奉獻給這個窮村子嗎?那是不對的。每個人都先得把自己安頓好、把自己的生活質量提高才是,你現在把自己奉獻出來,我很尊敬,但等到你40歲、50歲了,你還拿那麼點兒錢,你又該怎麼辦?

當然,會有很多財團、企業家願意資助,但是我也聽到很多負面的消息,裡面有很多貓膩,事情辦起來了,最後發現不是那樣,變質了。

要聽話,不要一流人才

盜火者:現在有些家長願意讓自己的孩子在家上學,或者去私塾、書院;但有人擔心這樣長大的孩子,將來不容易融入主流社會,您怎麼看?

陳丹青:這在今天的中國是順理成章的事,因為大家對社會不信任,對教育、醫療更不信任。醫療你沒法自己醫,教育還可以自己教。我不擔心小孩在家上學將來就無法在社會上生存,正好相反,人的適應能力遠遠超過自己的想像,在各種環境當中,人都會成長。

我痛恨現在的教育,是因為他假定人必須進小學、進中學、進大學,才能變成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我不太相信,一個人非得經過學校教育,才能變成一個社會人。

盜火者:錢學森臨死前問了三個問題,其中一個是現在的中國教育為何不能培養出一流人才。您的答案是什麼?

陳丹青:我的回答很簡單,中國的教育就是希望不要培養出一流的人才,而且做得很成功。這五六十年來的教育只在做一件事,就是控制青年,讓你被動,不要主動。

盜火者:很多年輕人覺得中國的教育體制沒有大家抨擊的那麼差,比如說對從小所接受的一貫的教育,他們覺得這樣過下來也挺好的。

陳丹青:所以我說這個教育控制得很成功嘛。我們那一代,他打你你還覺得痛,現在這一代你再怎麼控制他,他也不知道痛了,因為他的生活全是這一套了,他不知道還有其他成長方式,他會很奇怪你們為什麼說這個教育不好。

我非常重視奇怪的人

盜火者:有一個學生家長,把孩子帶到國外去之後,說中國的基礎教育是全世界最紮實的,甚至有華裔把子女送回國內中小學接受基礎教育。您怎麼看這種做法?

陳丹青:這個情況一定是真實的。中國這樣的教育制度,一定會產生全世界所謂基礎教育最紮實的一個群體。但什麼叫基礎教育?基礎教育應該包括哪些?如果是指考試能力,中國學生絕對世界第一。這是一種大規模的長期滲透的強制教育,幾乎等於軍事訓練,它一定會見效的。

我在美國接觸過很多留學生,他們告訴我,所有中國學生進入學校,立刻就成為這個學校最好的學生,美國學生根本不是對手;但等他畢業後進入他所從事的那個領域,最優秀的立刻全變成美國人或其他國家的人了。差距就在人格培養,缺少了個性、自由、想像力、勇氣和好奇心。我非常重視奇怪的人——用通常的規範無法解釋的人,美國多是這樣的人。

盜火者:這樣的孩子在國外會不會受排斥?

陳丹青:在美國,你想幹嘛,想變成什麼人,你都可以試著做。在中國,如果你是個特別的人,從你的家裡開始,一步一步,一直到學校、社會,沒完沒了的管束和指責,耽擱你、噁心你,甚至毀掉你。

現在的大學就像高級監獄

盜火者:您成長的年代,正值「文革」,教育幾乎停頓。今天的年輕人如果像您這樣,靠自我教育成才,條件比您那個時候是有利還是不利?

陳丹青:我們這代人的自我教育只是個形容詞,我們其實都有老師。我說我是自學的,只是指我沒有從學校教育這個管道出來。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這一撥所謂知識精英,在整個成長期,沒有人管。我們在農村,可以找書讀,可以寫文章,可以辯論,是在一個非常自由的環境中長大的,只是看不到出路,而且很窮苦。忽然,等到成長期快要終結的時候,「文革」也結束了,還可以考大學,所以我說我們實際上是很幸運的一代人。那麼豐富的江湖經驗,考驗了我們的承受力。

我最可憐現在的大學生了,一點都不自由。我到北大去講演,發現學生不可以有任何自己的告示牌,不可以有任何自己貼到牆上去的東西。而國外任何一所大學,走廊裡有成百上千的同學自己貼的東西,換宿舍、換教室、找項目、參加活動的,豐富極了。

學生是學校的主人,可你一進中國的大學,發現學生是最次要的群體,所有校園都在提醒學生誰在管你們,你們應該聽誰的話,應該怎麼做。這叫什麼教育?這叫什麼大學?

盜火者:您上大學的時候是怎樣的?

陳丹青:我們上大學的時候,可以舉辦化妝舞會,可以自己找各種人來講演,每個宿舍都亮著燈辯論,大家互相讚美,也互相不服。這是80年代的氣氛,現在有嗎?我有時候到大學去,總能感覺到現在的學生有多無聊,那根本不是青春,簡直像待在高級監獄。

盜火者:您認為中國教育改革的著眼點在哪兒?

陳丹青:真正改變的動力、改變的可能性,尤其是改變的具體方案,還是來自黨,來自政府。哪一天真的想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了,哪一天真的想改變教育結構了,上面發命令就行,真的能做到。70年代末就是一個例子,恢復高考恢復自費留學,全部是自上而下的。我對民間機構試圖改變中國某些領域的做法不抱希望。我尊敬他們,但我不抱任何希望,很簡單,因為他們沒有權力。

盜火者:您對現在的年輕人有什麼建議?

陳丹青:我們都給綁起來了,但如果你是個有些想法的人,你會讓綁著的四肢沒有那麼痛。「文革」中斗人,鬥完以後有些老先生會交流經驗:「我跪了四個鐘頭,因為我發現有種跪法沒那麼累。」我不是講笑話,每個青年在今天的形格勢禁之中,都要自己想辦法,找到哪怕一點點空間,讓自己能夠相對正常地成長那麼一點點。綁是肯定要綁著的,只要大環境不變。

盜火者:那家庭教育呢?

陳丹青:多數家長都是失敗的一代,扭曲的一代。我很少遇到有眼光的家長,但我也理解,他們只有一個孩子,只是這孩子太慘了,那還叫孩子嗎?所以,我認為家長是第一兇手,學校是第二兇手,他們合夥把孩子弄成跟他們一樣,這些孩子長大後又成了下一茬兇手。每個中國孩子的自殺之路,從他生出在一個中國家庭的那天起就已經開始了。

--轉自作者博客

責任編輯: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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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2-10 10:5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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