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慶歷年間，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將岳陽樓修葺一新，又選唐宋諸賢詩賦，或題壁，或刻石。其中最為醒目的當然還是范文正公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不過，范公之記並未記岳陽樓之形制、結構、雕樑、畫棟，而是備述洞庭之景，諸如霪雨霏霏若何，薄暮冥冥若何，春和景明若何，皓月千里若何，全文三百七十餘字，寫盡洞庭萬千氣象，卻寫不盡范文正公心中的岳陽樓之大觀。
說起來，范公大書岳陽樓記時，其實並未如文中所說「登斯樓也」，而是遠在鄧州，為之千里傳神。蓋因其人胸中自有大千境，況乃一樓乎，故而信手拈來，直抒胸臆，便可傳誦千古。譬如《岳陽樓記》開篇，寫「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更何嘗不是范公胸次之寫照。
回顧有宋一朝，堪稱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時代。欲致君堯舜、能積極入世、以氣節相尚，幾乎是有宋賢士大夫之共同特質，而這一特質之形成則直接與宋朝興學重教、發明道學有極大有關。眾所周知，宋初雖繼晚唐五代之餘緒，而大抵因中原板蕩既久，故而普遍狀況是文教粗備、學術未興。這顯然不同於有宋一朝日後文治天下、通儒輩出之狀況，而回溯這一轉折變化，則不能不說范公於之大有力焉。
正所謂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志，范仲淹少年即有奇節，他兩歲喪父，長於繼父家，偶然間得知自己的身世後，即矢志自立門戶。而他苦學修身之經歷，當令我輩汗顏。史載他先於長白山醴泉僧舍與一同窗苦學三年，每日早起煮米作粥，放涼後，劃為四塊，早晚各取兩塊食之，只加數莖斷齏，稍佐以鹽，如是者三年。後來離家遊學南都，五年未嘗解衣就枕，夜來困怠則以水洗面，至於平日飲食，依舊是粥。有人見其清苦，特備盛饌以享之，范仲淹卻擔心自己一旦享用美食，再難安於食粥，終究只能望餚饌而停箸，啖冷粥而如故。如此數年，惟潛心於聖人之書，大通於六經之旨，著文立論必本於仁義忠信。
蓋有此深厚之修養，所以公之為人皆持重有聖賢風。還是在南都讀書的時侯，一次，真宗駕幸，都人空巷往觀，而范仲淹卻依舊只讀聖賢書，不為所動。有人問他為何不去觀瞻，他卻說「異日再見也不遲」。說這話時，范仲淹只有二十幾歲，而能沉穩如此，毫無後進浮薄之氣，足見其器識之遠大。其後，范公雖未大用於真宗朝，卻終於仁宗朝成為一代名臣，而他務求宏遠、不急功近利的作風，無論為政、治兵、治水、興學，皆可見之。
故然，說起范文正公，人多稱其慶歷新政，抵禦西夏、安撫羌人、修海堰、辦義莊等等，然而，制度者，朝夕之令也，事業者，一時之盛也，而公之卓然千古又豈在朝夕一時之間乎？而吾所以推重范公者，全在其人之道高德邁，實開有宋一朝之風氣，堪為賢士大夫之精神領袖。
天聖五年（1027年），范文正公應宰相晏殊之請，掌教應天府學院，他督學訓導有方，勤勞恭敬，以身先之，故而一時四方學者輻湊。此間，范公常於講經論道外，議論天下之事，慷慨陳詞，無所顧避，鼓舞正氣，所以，這一批學子中，不僅日後多有以文名揚聲於場屋者，還有以忠義立身於朝廷者，更有以道學開拓一代世風者。
譬如被稱為發理學之先聲的宋初三先生之一——泰山孫明復，當日即受學於范公門下。彼時，孫明復尚為一介白衣秀才，家貧不能奉養老母。范公愛才，常資助四方寒儒，聞聽此事後，即於學府中為孫秀才尋了一個學職，月得三千，使其能安心於學業。孫秀才亦不負厚望，專心篤學，不捨晝夜，終成一代之師。
景祐元年（1034年），范文正公知蘇州，繼續興學重教。其先，范公得南園之地，占家以為他要買地置業，告之此地將有公卿輩出。范公大喜，就地建學，既成，有人以為太廣，范文正公卻極有信心地說：「吾恐異時患其隘耳」。此時，當日的孫秀才已名動天下，范文正公修書一封，請他前來吳中講學。同時又請來另一位與孫復同學於泰山、日後被稱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先生，吳學自是而後，甲於東南。
康定元年（1040年），范文正公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以御西夏李元昊之兵。這一年，另一位日後的理學開山張載前來謁公。此時的張載年僅十八歲，往謁范公極言兵事。范文正知其為遠器，於是引導他說「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遂勸其讀《中庸》。後來張載學有所成，開理學之一派，世稱張橫渠。
然而說起范文正公的這些興學重教、扶植人才的政績，竟多是發生於他被貶之時，在蘇州如此，在饒州如此，在潤州如此，在鄧州亦如此。及范公位至參政，條陳十事，所謂慶歷新政時，興學亦是十條之一。其後新政被罷，唯有興學一事，仍然保留。想來，范公不論際遇變化，始終積極於傳道授業，扶樹大義，此真范公之大器識、大功績之所在。而南宋大儒朱熹對范公尤為尊仰，讚其「心量廣大高明，可為百世師表」。
當日范公寫《岳陽樓記》，大書「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時候，正值新法被罷，外貶鄧州之際。范公在鄧州任所，依然「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辦學興教不稍懈怠。他於鄧州建百花洲，修覽秀亭，建春風堂，造藏書閣，名之花洲書院。自此，在百花洲的芳洲明月之下，范仲淹與諸生文友們常常「主人高歌客大醉」、「百花洲裡夜忘歸」，而鄧州從此文運大振，文士輩出。
可以說，范文正公雖然慶歷新政未告成功，雖然屢因直言獲罪外貶，卻也恰因其遭逢逆境，卻能不為外物所動，持身以正，終為天下之表率，後世之楷模。而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僅刻於岳陽樓石屏之上，亦鐫為宋士大夫座右之銘，更使後世君子曠百世而相感，想來，這不是遠比新政之法、海堰之利、禦敵之術更為遠大的文明不朽之事業嗎？@#
責任編輯：李婧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