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篇(14)

【故國神遊】岳陽樓頭寫素志 花洲明月可忘歸

作者:宋紫鳳

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僅刻於岳陽樓石屏之上,亦鐫為宋士大夫座右之銘,更使後世君子曠百世而相感。(古瑞珍/大紀元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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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慶歷年間,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將岳陽樓修葺一新,又選唐宋諸賢詩賦,或題壁,或刻石。其中最為醒目的當然還是范文正公范仲淹的《岳陽樓記》。不過,范公之記並未記岳陽樓之形制、結構、雕樑、畫棟,而是備述洞庭之景,諸如霪雨霏霏若何,薄暮冥冥若何,春和景明若何,皓月千里若何,全文三百七十餘字,寫盡洞庭萬千氣象,卻寫不盡范文正公心中的岳陽樓之大觀。

說起來,范公大書岳陽樓記時,其實並未如文中所說「登斯樓也」,而是遠在鄧州,為之千里傳神。蓋因其人胸中自有大千境,況乃一樓乎,故而信手拈來,直抒胸臆,便可傳誦千古。譬如《岳陽樓記》開篇,寫「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更何嘗不是范公胸次之寫照。

回顧有宋一朝,堪稱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時代。欲致君堯舜、能積極入世、以氣節相尚,幾乎是有宋賢士大夫之共同特質,而這一特質之形成則直接與宋朝興學重教、發明道學有極大有關。眾所周知,宋初雖繼晚唐五代之餘緒,而大抵因中原板蕩既久,故而普遍狀況是文教粗備、學術未興。這顯然不同於有宋一朝日後文治天下、通儒輩出之狀況,而回溯這一轉折變化,則不能不說范公於之大有力焉。

正所謂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志,范仲淹少年即有奇節,他兩歲喪父,長於繼父家,偶然間得知自己的身世後,即矢志自立門戶。而他苦學修身之經歷,當令我輩汗顏。史載他先於長白山醴泉僧舍與一同窗苦學三年,每日早起煮米作粥,放涼後,劃為四塊,早晚各取兩塊食之,只加數莖斷齏,稍佐以鹽,如是者三年。後來離家遊學南都,五年未嘗解衣就枕,夜來困怠則以水洗面,至於平日飲食,依舊是粥。有人見其清苦,特備盛饌以享之,范仲淹卻擔心自己一旦享用美食,再難安於食粥,終究只能望餚饌而停箸,啖冷粥而如故。如此數年,惟潛心於聖人之書,大通於六經之旨,著文立論必本於仁義忠信。

蓋有此深厚之修養,所以公之為人皆持重有聖賢風。還是在南都讀書的時侯,一次,真宗駕幸,都人空巷往觀,而范仲淹卻依舊只讀聖賢書,不為所動。有人問他為何不去觀瞻,他卻說「異日再見也不遲」。說這話時,范仲淹只有二十幾歲,而能沉穩如此,毫無後進浮薄之氣,足見其器識之遠大。其後,范公雖未大用於真宗朝,卻終於仁宗朝成為一代名臣,而他務求宏遠、不急功近利的作風,無論為政、治兵、治水、興學,皆可見之。

故然,說起范文正公,人多稱其慶歷新政,抵禦西夏、安撫羌人、修海堰、辦義莊等等,然而,制度者,朝夕之令也,事業者,一時之盛也,而公之卓然千古又豈在朝夕一時之間乎?而吾所以推重范公者,全在其人之道高德邁,實開有宋一朝之風氣,堪為賢士大夫之精神領袖。

天聖五年(1027年),范文正公應宰相晏殊之請,掌教應天府學院,他督學訓導有方,勤勞恭敬,以身先之,故而一時四方學者輻湊。此間,范公常於講經論道外,議論天下之事,慷慨陳詞,無所顧避,鼓舞正氣,所以,這一批學子中,不僅日後多有以文名揚聲於場屋者,還有以忠義立身於朝廷者,更有以道學開拓一代世風者。

譬如被稱為發理學之先聲的宋初三先生之一——泰山孫明復,當日即受學於范公門下。彼時,孫明復尚為一介白衣秀才,家貧不能奉養老母。范公愛才,常資助四方寒儒,聞聽此事後,即於學府中為孫秀才尋了一個學職,月得三千,使其能安心於學業。孫秀才亦不負厚望,專心篤學,不捨晝夜,終成一代之師。

景祐元年(1034年),范文正公知蘇州,繼續興學重教。其先,范公得南園之地,占家以為他要買地置業,告之此地將有公卿輩出。范公大喜,就地建學,既成,有人以為太廣,范文正公卻極有信心地說:「吾恐異時患其隘耳」。此時,當日的孫秀才已名動天下,范文正公修書一封,請他前來吳中講學。同時又請來另一位與孫復同學於泰山、日後被稱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先生,吳學自是而後,甲於東南。

康定元年(1040年),范文正公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以御西夏李元昊之兵。這一年,另一位日後的理學開山張載前來謁公。此時的張載年僅十八歲,往謁范公極言兵事。范文正知其為遠器,於是引導他說「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遂勸其讀《中庸》。後來張載學有所成,開理學之一派,世稱張橫渠。

然而說起范文正公的這些興學重教、扶植人才的政績,竟多是發生於他被貶之時,在蘇州如此,在饒州如此,在潤州如此,在鄧州亦如此。及范公位至參政,條陳十事,所謂慶歷新政時,興學亦是十條之一。其後新政被罷,唯有興學一事,仍然保留。想來,范公不論際遇變化,始終積極於傳道授業,扶樹大義,此真范公之大器識、大功績之所在。而南宋大儒朱熹對范公尤為尊仰,讚其「心量廣大高明,可為百世師表」。

當日范公寫《岳陽樓記》,大書「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時候,正值新法被罷,外貶鄧州之際。范公在鄧州任所,依然「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辦學興教不稍懈怠。他於鄧州建百花洲,修覽秀亭,建春風堂,造藏書閣,名之花洲書院。自此,在百花洲的芳洲明月之下,范仲淹與諸生文友們常常「主人高歌客大醉」、「百花洲裡夜忘歸」,而鄧州從此文運大振,文士輩出。

可以說,范文正公雖然慶歷新政未告成功,雖然屢因直言獲罪外貶,卻也恰因其遭逢逆境,卻能不為外物所動,持身以正,終為天下之表率,後世之楷模。而范仲淹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不僅刻於岳陽樓石屏之上,亦鐫為宋士大夫座右之銘,更使後世君子曠百世而相感,想來,這不是遠比新政之法、海堰之利、禦敵之術更為遠大的文明不朽之事業嗎?@#

責任編輯:李婧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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