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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當局要打開圍牆 觸及中共體制(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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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3月04日訊】(大紀元記者郭惠採訪報導)中國城市交通擁堵已成為困擾各大市區的「城市病」,以致城市活動效率下降,民眾對此一直抱怨不止,但似乎目前為止也沒有好的解決辦法。

2月21日,習當局意外公布文件,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當局稱,此舉是為解決交通路網布局提出的方案。

未曾想,這一話題在大陸引起軒然大波,迅速引爆輿論場。「拆牆破院」,這個突然降臨的文件激發了民眾普遍的不安全感與焦慮,擔憂的情緒開始蔓延。

習當局公布文件,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引發大陸熱議。(大紀元資料室)
習當局公布文件,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引發大陸熱議。(大紀元資料室)

一、習當局打開圍牆 網絡在兩焦點上炸鍋

 

當局提「拆牆破院」暢通道路微循環

2月21日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公布,其中第16條稱: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實現內部道路公共化,解決交通路網布局問題,促進土地節約利用。

由於事先並沒有對這個文件的「吹風」,大陸網絡炸開了鍋。

對此文件,有媒體解釋稱,封閉的住宅小區和大院阻礙城市交通。去一個不遠的地方,從地圖上看,明明直線距離很近,但實際上一個龐大的院子橫在眼前,要過去的話,只能繞過大院或小區,走很遠的路才能到達目的地。

有城市規劃專家說,以北京為例,其實北京的道路寬度並不比國際上其它大城市窄,甚至要更寬,但擁堵的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城市支路等毛細血管不通暢,道路微循環不好。

網絡上流傳的一張照片也顯示,從距離地面5公里的高度俯瞰巴黎、華盛頓、東京,能看到蛛網一般密布的干路支路,而北京地區只看得到成片的大院、小區和稀疏的城市道路。

有評論說,中國的城市道路遠比國外寬,汽車保有量比國外低,但交通阻塞程度卻超過國外。其原因,有中國人普遍不遵守交規,也有這些封閉的小區阻塞了城市交通的「微循環」的原因,對此大家是有共識的。

就事件本身來說,大家都明白拆牆的好處,是利益共享,打開的圍牆可以讓大家共同獲得一大塊空間,應該是利國利民的好事。

但現實中卻發現,很多民眾對此文件都有微詞。反對的觀點基本集中在:一個是小區內道路的產權問題、一個是安全問題。

第一大焦點:小區內道路的產權問題

陸媒引述北京市房協秘書長陳志的話解釋說,小區使用的土地,無論是小區內建設道路、綠地,還是建設住宅樓的土地,都先是開發商從政府手中獲得使用權,建設完成後出售給業主,而小區使用的土地也被劃分到每個購房的業主「頭上」。

《物權法》第73條規定:「建築區劃內的道路,屬於業主共有,但屬於城鎮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築區劃內的綠地,屬於業主共有,但屬於城鎮公共綠地或者明示屬於個人的除外。」也就是說,對於已有的小區來說,是否開放,應該由業主共同決定。

有民眾自問自答:小區的綠地、道路等是否計入到買房時公攤面積?如果是的話,小區開放應給買房的業主予以補償。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衛國表示,全打開也涉及安全和民眾觀念等問題,當局不能強行推行,應尊重大家意願和需求。要尊重《物權法》。而且對於出讓的土地使用權,政府強制收回時必須是出於公共利益的需要,收回中還需要論證,並進行補償。

上海交大教授蔣宏認為,在小區開放的過程中,涉及很多物權界定、管理權限、資金來源等問題,這些都需要有大量基礎性工作墊底,很難「一刀切」解決。

第二大焦點:安全問題

打破固有的習慣,一開始總會帶來諸多不適。很多人抵觸拆牆,最擔心的莫過於安全隱患。小區有了圍牆,還經常有失竊現象,拆了圍牆,情況會怎樣?

家住北京西三環的黃女士對大紀元表示:「我們一直住在機關大院,前幾年搬了新房,大多住戶都安裝了防盜門窗,像住監獄的感覺,因此,我們家沒有裝,結果有一天,小偷破窗而入,盜走家中很多貴重財物。氣憤之餘,我們也趕忙補裝了防盜窗。這還是在大院裡住著,都感覺不安全,要是拆除了圍牆,那可更沒有安全感了。」

《人民日報》海外網旗下微信公眾號「俠客島」撰文《【解局】小區拆牆,我們都在償還粗放發展欠下的帳》說,從多個平台的調查結果看,七成以上的網友都不贊同拆除封閉住宅小區的圍牆,這個數據和我們朋友圈的觀感吻合,基本反映民意。有房的都不樂意放棄封閉住宅小區,理由無非「安全」,而沒房的對這政策非常贊成,理由無非「治堵」。

一方是私人權益,另一方是公共利益,兩者的博弈,構成了改革的曲折路徑。

有網民直言:「如果能做到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我親自去砸牆。」

針對這種焦慮,財經專欄作家「牛彈琴」談了自己的看法:這也正是當下社會現實的客觀反映。「在美國一些地方,雖然沒有院牆,很多朋友可以虛掩房屋就離開,沒有閒人敢進來,因為一旦發現,這是重罪;如果遇到一位渾不吝的主人,後者更可以開槍自衛。

但在我們這邊,現在有幾個人敢不鎖門就離家外出?而且,時不時還有這樣的新聞:夫妻半夜睡覺,突然衣不遮體地被丟進山溝,好不容易輾轉回到家,發現房子都拆了。有了圍牆,還都這樣,沒有圍牆,真是無法想像。」

北京勁松街道曾拆除圍牆 犯罪率上升又重建

2月23日,鳳凰網的一篇文章提到,上世紀90年代末期至本世紀初,北京勁松街道學習大連社區綜合治理管理的模式,將各個小區之間的圍牆拆除,相互連接,進行綠地修建等統一管理。

大社區管理的模式在一段時間內促進了街道工作的開展,卻給治安留下了隱患。

由於幾個小區臨近地鐵、公交樞紐,人員流動性大。無照游商、黑車司機也利用社區相互串通的特點,在小區內穿行,犯罪分子也抓住這一特點在小區內作案。

在2009年9月至2010年3月底半年時間裡,據統計,由於小區串通,而發生的各類案件達18,000多件,有逐年提升的趨勢。

此後,加強對小區進行封閉式管理的呼聲越來越高,特別是老小區內獨居的老人越來越多,大家都希望能夠讓小區安全起來。

為了解決小區的治安問題,此後,北京東三環外,勁松轄區的農光里、磨房北里等4個社區都重新修建了圍牆。

習當局近日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在大陸引起軒然大波,迅速引爆輿論場。圖為天津某小區圍牆。(大紀元資料室)
習當局近日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廣街區制,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在大陸引起軒然大波,迅速引爆輿論場。圖為天津某小區圍牆。(大紀元資料室)

二、先拆機關大院高牆?習當局或觸碰中共頑結

這個文件引發民眾廣泛熱議。有民眾提出,要拆應該先拆中共機關大院。實際上,加劇這個建築高牆封閉性的正是中共本身。

民眾:先拆機關大院

有民眾表示,中國大陸可謂全球封閉式小區的集大成者,將圈地運動發揮到極致,城市空間中的大部分被各類機關大院、封閉式小區盤踞。圍牆和院落構成了都市的骨骼和框架。強制開放封閉小區,請先從機關大院開始。尤其是北京,世界上沒有哪一個都城像北京這樣,擁有如此眾多的機關大院。一個大院就像一個獨立的王國,一座城市自然的道路肌理被它分割得支離破碎。

早在2004年,《財經》雜誌曾專訪過時任北京市長王岐山,他從攤大餅式城市規劃、機關大院、新城與臥城、脆弱的公交等方面,全面剖析了中國首都的交通問題,試圖尋找治本之策。在這位知名「救火隊長」的眼中,「機關大院是堅硬的」。

他說:「所有的行政單位,都要蓋一個院子,都喜歡築上圍牆封閉起來。今天北京城的所有單位,包括各個大學、各大部委、各類軍隊大院,還有北京市人民政府,哪個單位能讓公車通過?」他說,至於原因「甚麼軍事保密啦,保護老幹部居住環境啦,都有說法,來頭都很大」。

一位業內人士說:「大家都在抱怨交通擁堵,但是一旦落實到自己身上,誰也不願意被打通。」

有民眾建議,這場史上最大規模的拆牆運動,第一步,何不從機關大院開始?當大院文化瓦解,當安防體系由機關大院門口退到辦公大樓門口,民眾的安全感自然會飆升。

北京憲政學者陳永苗表示,按道理來說,它應該把政府的圍牆給拆掉,或者拆除公權力和社會底層的之間這種隔離,而不是它做的形象工程,然後把問題打到中產階層身上去,它會給中產階層小區的治安、管理、社會自治各種東西帶來很大的問題。

FT中文網公共政策主編劉波發表評論文章《「小區拆牆恐懼」考問中國城市文明》。文中說,北京等城市存在的單位大院,是一種計劃經濟時代的遺留物。「打開」單位大院,既符合城市發展的要求,也不會損害公共利益,這一決策是應該支持的。

中共在1949年後大幅圍牆 體制造就大院裡的優越感

在中國歷史上,從秦始皇時代開始,歷朝歷代都有圍牆築城的習慣,目的多是為了抵禦北部遊牧民族或外來民族的入侵。多數中國人都認為,長城是中國人的驕傲。圍牆是中國歷史文化的遺產。

老北京人朱先生對大紀元記者談了自己的看法:「過去沒感覺像北京現在這麼多的城牆壁壘。以前的老北京雖然有很多城門、四合院也有牆,但胡同四通八達,城裡道路也很暢通,可沒像現在這樣被大塊大塊地劃割成一個個大院。」

2月27日,署名王思想的經濟學者在東網發表評論文章說,中國目前的封閉小區,根源追到農耕時代太虛無。實際上,責任完全在1949以後,中共從國民政府手裡奪過政權,進入城市後,先是軍隊在各個城市圈地、圍牆,然後是各個權力機關圈地、圍牆。不僅辦公區域圍牆,所謂的部隊大院、機關大院也搞圍牆。王朔等人津津樂道自己是軍隊大院成長起來的,傳達著一種優越感。

王思想說,權力集團的喜好,必然傳遞到民間。1990年代以後的各個小區,也要把自己圍起來。於是,城市被切割,彼此成為障礙。

網上有民眾調侃說,在中國,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在北京,城區的瞧不起郊外的。在城區,二環內的看不起二環外的。住在大院裡的看不起住在胡同裡的。

北京人的優越感與權勢、階層相關。

各類大院在北京是個普遍現象。微信號「俠客島」2月24日的文章《私權VS公利:小區拆牆 拆的是某些人的優越感》中描述說,五六十年前,學習蘇聯搞計劃經濟,每個機關大院都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實體。當時荒地也多,隨便一劃,就是一大片,搞個圍牆圍起來,牆內是辦公區,也是生活區,有自己的食堂、活動室,甚至還有幼兒園、小學,從出生到老死,大院服務一條龍。很多人以「大院子弟」自詡,這背後,還是有種權力的優越感。高高的圍牆,隔離的是民眾和權力。

已在海外居住多年的沈先生談起自己以前住過的大院說:「因為父親是高幹,那時,我們家住在軍隊大院裡的小院,有士兵24小時把守,外人還沒靠近院門,士兵已經警覺地走出幾步示意止步。住在院子裡的人都有一種優越感,覺得自己是有身份的,而住在小院裡的人更是享受著各種特權,這種等級觀念在軍隊大院就更加明顯。出國後發現,在國外很少看到用圍牆圍起來的大院,院校等,多年後才漸漸明白,國外人的生活才是正常的生活方式,人與人之間相互信任,很友善。」

廣東的廖先生對大紀元的記者講了這麼一個故事:前些年,一位大學的教授把已退休的、曾是局級幹部的父母接到了他所任教的大學裡來生活,當時住在校區的宿舍,條件並不是很好。父母去了以後,很高興。後來這位教授有了經濟基礎,在校外不遠的地方買了一處高檔住宅,房子有230平方米,裝修好後帶父母搬到新房去,結果住了一個星期,老頭老太就受不了了,說什麼都要搬回去住。教授奇怪地問母親,這裡條件這麼好,為甚麼要搬回去?母親回答說:「外面沒有墻,不像個單位,好像社會上的人,在大學宿舍裡,還是有組織的。」言外之意,「墻」是她心裡安全感的底線,同時也代表了一種身份。

網上一篇《機關大院紅牆深鎖,封閉小區想拆就拆?》的文章一針見血地說,如今開放機關單位公廁都困難重重,更不用說完全開放機關大院。廣州3歲女童借用司法局公廁直接被拒,司法局以存在「重大安全隱患」作為回應。市民借用機關廁所,都會存在重大安全隱患,要想從機關內部通過,豈不是翻了天了?

官家權力與民眾權利的邊界,成為最大的磨擦地帶。這應合媒體人羅昌平對網絡實名制的那句點評:百姓是透明人,官家是隱形人。

針對民眾的反對,有城規專家解釋說,打開已建成住宅小區不會「一刀切」,也非簡單「拆牆破院」。對此,經濟學者王思想有些擔心,他表示,在中國當今體制下,恰恰「一刀切」才有可能尋得一點公平,所謂「不搞一刀切」,最後都是「切百姓不切權貴」,這個定理已經被無數次驗證了。

中共造成的社會問題

事實上,封閉式小區的通行化,是在中國公共服務水平差、社會安全程度低、民眾相互之間信任程度低的現實中,所必然出現的一種狀況。現在,較高收入者購買封閉化程度高的小區獲取安全和高品質的生活,與周邊居民區隔開來,較低收入者居住在「開放式」的「城中村」等地域,並忍受生活的不便和嘈雜。

這也反映到了民眾的一些思維和表述之中。

微博知名財經博主「財上海」調侃:「拆了圍牆,就可以多出一些底樓商舖。汽車尾氣多了,兒童樂園也不合適了,直接拆了,改為皖N夜市,我申請一個攤位,賣六安臭豆腐,寧波臭冬瓜,歡迎大家來捧場。名字也想好了,九間堂擼竄,豪宅氛圍,雅座帶花園,露天廁所。

「拆!姚明住的那個虹口區江景豪宅,前幾年賣一平米八萬,這我就不說了,但妨礙了我去江邊遛彎啊!我們不得已,只好把車停在附近的小馬路上,還經常吃罰單,兩百塊一次啊,我可以吃六斤基圍蝦了,你說氣人吧!姚明啊,你們也要自覺一點,主動拆了圍牆吧,我們開車停車就方便了,放心,我不會要簽名的。

「如果湯臣一品改為開放小區,我當天晚上立即去那裡,燒烤帶啤酒,帶上高音喇叭,喝完了跳小蘋果。到時候,我通知大家。」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認為,當局提出「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的願望是好的,但是爭議很大。歸根結底,是這個體制無法消除它本身製造出來的官民對立。同時,中共以無神論統治了幾十年後,中國社會道德極速下滑,社會治安狀況令人擔憂、人們缺少相互信任、貧富差距的懸殊使得不同階層的人相互仇視。環境污染以及社會普遍存在的冷漠、戾氣也是問題所在。

李林一表示,中共多年來的謊言使得百姓根本不相信它,因此,北京當局提出來的方案無論好壞,民眾先是表示懷疑,並挖掘背後的負面因素,也因此形成了今天的亂象。民眾要求先拆中共機關大院的說法,正是這種不信任的體現。

正如網絡評論所說:拆牆,表面看要拆物理之牆,實際更是拆心理之牆;拆牆之日,應該也是國泰民安之時。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不再是夢想。

這一天會晚嗎?

近日,當局有關「打開封閉小區」的提法,引發廣泛關注和討論。圖為大連90年代的市區。(網絡圖片)
近日,當局有關「打開封閉小區」的提法,引發廣泛關注和討論。圖為大連90年代的市區。(網絡圖片)

三、拆牆文件大討論 意外洩薄熙來政治野心

現在大陸很多圍牆上都裝有監視器。保護居民的安全無可厚非,但是,在中共治下,監視器卻成了中共監控、迫害民眾的一種工具,而大多數百姓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隱私已被中共隨時隨地在侵犯。

薄熙來掌控大連期間 道路急劇減少的背後

習當局下發有關「打開封閉小區」的文件後,陸媒在探討這個問題時,透露了一組數據。

陸媒引用大連市市政管理處統計,1997年大連市擁有道路1218條,2000年減少到996條,減少的道路主要是被封堵在小區中或被小區占用。

這個期間,恰好是薄熙來擔任大連市長、市委書記之時。

江澤民掌權時期,正是中國大陸城市大搞封閉式社區的時期。薄熙來以安全為由,利用高牆,將這種對民眾的監控發揮到極致。

《真實的江澤民》一書透露,時任大連市長的薄熙來為了討好外企的老闆們,監控不滿的工人們,曾下令在開發區五彩城設立了幾百個攝像頭,他對記者開玩笑說,誰在牆根撒尿都能看見。

而這一手段,薄熙來更是在後來用到了迫害法輪功學員身上。

薄熙來在重慶的恐怖監控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發動鎮壓法輪功,因當初推行迫害政策不得力,當年8月江去大連面見薄熙來,明確對薄表示:「對待法輪功要表現強硬,才能有上升的資本。」薄熙來從此不擇手段、全力以赴鎮壓法輪功,處心積慮配合江澤民的迫害政策。此後,薄的職務升遷進入快車道。

薄熙來到重慶後,將在遼寧迫害法輪功的「經驗」引進重慶,監控系統是其中的一環。

薄熙來、王立軍倒台後,北京《財經》 雜誌曾披露,薄、王管治下的重慶市,為了所謂的「平安重慶」,耗資200多億元人民幣,建設了一個號稱「世界上最先進」的監控系統,該系統僅是攝像頭就有50萬個,遍布全市各區、各單位機構、街道居委會、生活小區等。重慶市每個角落都在被監控之中。

2010年,薄、王又在重慶建起「高精尖」裝備的巡警平台150多個,高薪招聘晝夜循環巡警四千名。薄熙來除大量招編巡警外,還收編了許多協警和社會閒雜人員充當打手。重慶城高空攝像頭星羅棋布;地上各類巡警、便衣、保安、城管、「紅袖標」遍布大街小巷,重慶城像個恐怖的密閉鐵桶。

有評論認為,薄熙來搞這一套部分原因是恐懼法輪功學員傳播真相,害怕其迫害法輪功被十幾個國家起訴的真相曝光。因此,薄不餘遺力地實施24小時監控和確保任何時候都可展開大規模的跟蹤、抓捕。

同時,這種監控也為其鎮壓其他民眾提供了可能。

據悉,僅2001年,中共就投入了至少40億安裝監控法輪功學員的監視系統。

監控升級 王立軍與中共的「大情報」系統

牆頭上的攝像頭只是中共江澤民集團全方位監控民眾的部分手段,此外,中共更通過絕密工程監視百姓。

2014年7月,海外媒體報導《揭秘公安部「大情報」絕密工程》的文章中提到,王立軍曾出馬聘請中國頂尖的專家技術團隊,研發一套用於監控手機和互聯網的安全系統,號稱可以跟蹤監控全市乃至全國的手機互聯網信息。王立軍曾當著到訪的政要顯示這套監控系統:只要輸入監控目標的名字或手機號碼,目標對象的個人信息、有關情況,以至當時所在方位行蹤等資料,就會馬上一覽無遺。

據披露,王立軍將這個系統命名為「大情報」。所謂「大情報系統」,即公安系統近年來推行的三項重點工作之一的「信息化工程」,主要目標是不明身份人員(屍體)信息系統、通緝通報信息系統、被盜搶及丟失機動車(船)信息系統等。後來,目標擴大為社會所有公共信息,包括社保、交通、通信、戶籍等所有社會公共信息。

現在中共公安部的「大情報系統」就源於1998年啟動的「金盾工程」。「金盾工程」是中共的「全國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是中共秘密建立的一個龐大的網路監控項目。這個監視系統,據說中共可以用其來看、聽及「思維」。

公開資料顯示,「金盾工程」的主要負責人包括:江澤民、江綿恆、前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前公安部部長賈春旺、前公安部副部長兼金盾工程領導小組組長張新楓、前北京郵電大學校長方濱興、前公安部科技局局長柳曉川、前公安部信息通訊局總工馬曉東等。

據稱,江綿恆所主持的「金盾工程」前期投資就有8億美元,為的就是不讓大陸網民得到任何有關民主、人權、自由,特別是法輪功的海外資訊。同時也監控法輪功學員的一舉一動。

中共「大情報」系統 牆頭的攝像頭是工具之一

相比美國「稜鏡計劃」,中共的「大情報」監控則內容廣泛、不擇手段,不但包括牆頭上的攝像頭,還包括網絡,手機等,而且不告知民眾,肆意秘密進行。迄今為止,由中共公安部門主導的這個龐大的監控工程,涉及公民私隱,但竟然沒有任何法律授權,只是公安部認為「業務需要」而定,用的是公款和納稅人的錢,大陸幾百個大中城市,每個城市都是數以億計投資。甚至監控、收集、使用也不受約束。

報導指,「情報」一般是指針對國外政府或者機構的,但中共的絕密工程「大情報」卻設置在公安部下,目的是監控13億國民。其監控手段和方式令人震驚,這個工程已經進行了10年多,密不透風,究竟有多少是透過牆頭上的攝像頭執行的,直到今天外界仍知之甚少。

2008年北京奧運時,人們發現,在北京的出租車、公交車上均安裝了攝像頭,約同時期,中國各地城市也開始大規模安裝街頭攝像頭。2009年,深圳市內安裝的監控攝像機共達80多萬個,深圳市人口達1200萬,也就是說,每15人就有一個攝像頭。深圳附近的廣州設置了25萬個攝像機,佛山、東莞、中山分別設置了10萬個。南部雲南省昆明市也設置了31萬個攝像機。同年,在中國676個城市內隨處可以看到監控攝像機,監控設備無處不在。

此後,監控系統更延伸到全國各個角落,針對的人群是全部國民,甚至海外人士。

手機、網絡聊天、郵件等內容,以及用戶在甚麼地方使用手機、上網,各城市公共場所的攝像,都在「大情報」數據收集存儲的範圍內,數據規模之多自然是天文數字。

中共的「大情報」對公民監控,不需任何手續,甚至坐在監控中心,可隨意查看公民生活資訊,舉例說,公民聊天的內容都被收集存儲。這種做法,致使中國民間也紛紛效仿。

大陸媒體曾報導,廣東東莞一家水療館被曝出在男女更衣室均安裝了視頻監控設備,男女顧客們赤身裸體的畫面在售票大廳裡一覽無餘,被直播出來,工作人員則稱是為了震懾竊賊。

分析:習當局的拆牆文件觸及中共兩大方面

時事評論員石久天說,習當局這次下發拆牆文件,假如真的是連機關大院都要拆除,那就觸及了中共體制所造成的官民對立問題和體制的一些頑疾。

石久天還說,實際上,習當局還觸及到了一個對民眾的監控問題。在此過程中,就像廢除勞教一樣,兩大陣營之間還會有各種較量。#

責任編輯:林銳

評論
2016-03-04 10:53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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