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丹:中國的精神病患為何「散落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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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5月16日訊】近日,某網媒公布的一組有關「中國重症精神病患現狀」的權威數據顯示,在1600萬需要救助的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病患者中,最終接受治療的只有185.6萬。而有條件接受醫療救助的似乎更少,只達到49.2萬。事實上,即便是被醫院登記在冊的,也只有583.7萬人。也就是說,中國如今絕大多數的重性精神病患均「散落民間」、處於「放任自流」的狀態,甚至「成為社會公共安全的潛在危害者」。

不幸的是,這樣的「潛在危害」並非只是未雨綢繆,那個「約10%有肇事、肇禍行為及危險」的預估早已發展演變為「2011年,精神病患暴力事件每年造成的嚴重肇事案件超過萬起」以及「2014年,中國重性精神病患肇事人次達到7250」的慘烈現實。當2013年,北京發生多起「有精神病史」的凶徒持刀傷人時,當地某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領導卻義正言辭的表示,「1600萬重性精神病患,不是所有人都需要住院,有些完全可以通過社區進行接治、管理」。另有專家也聲稱,「管理精神病人也不能光靠醫院和政府,充分發揮居民自治的力量很重要」;「村民委員會、社區居委會應該加強對精神病人的關注」。

然而,現實與理想終究是有差距的。有資料顯示,「即便是有納入社區管理範疇的,受限於人力不足和投入短缺」,「基層救助人員很可能半年都不會到訪一次」。湖北省有關精神病患「失訪」的統計數據表明,「從2011到2013年,每年約有5%的患者失訪,其中80%以上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還有「25%的患者居然是因外出打工而失去聯繫」。可見,社區中那些「居民自治的力量」根本無法做到有效管理突然發病、甚至有暴力傾向的精神病患,更無法保障其他人免受精神病患的攻擊和傷害。

責任顯然不在「社區」。理由很簡單,既然是病人,就應該上醫院,哪怕症狀輕微,也理應由專業的醫護人員看護、走訪。然而,最大的問題就在於,這類涉及公益性的醫療救助領域,向來是難以引起國家重視的薄弱之地。無論是精神病院的病床數量,還是包括醫護人員在內的醫療資源,都深陷在「資金短缺」的困擾之中。根據官方提供的數據,近幾年公共財政對精神衛生的支出甚至出現了「大幅縮減」的狀況,2014年的投入還不到2011年的60%。本該由財政撥款的精神病醫院,其收入卻只有20%來自於國家補助,而這筆錢是連人員開支都不夠的。

相比西方發達國家,中國的投入無不顯得捉襟見肘。人均僅3.8美元的投入,只是「英國的1/10,美國的1/25」。如此不難想像,中國的精神病院從硬體設施到人員配備的條件有多麼惡劣。有資料顯示,中國共有精神衛生專業機構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萬張,平均一萬人才有1.71張床,居全球最低;而精神科醫生則更少,相關醫師僅有2萬多名,平均每十萬人有1.49名,低於每十萬人2.03名的全球平均水平。此外,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中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就診率僅為30%,住院治療者不足1%。

然而,與現實這般無人問津的情形相對的,卻是某精神衛生機構的醫師無意中透露出的一句「進的多、出的少」。我們不禁感到困惑,條件差到連真正的精神病患都不去的精神病院,還有什麼人會去呢?或許看過由民間機構發布的有關「被精神病」的年度報告後,也就不難發現,如今的精神病院雖收不了精神病人,卻能關押「被精神病」人士。而這些人顯然直指那些被認為是在「挑釁政府權威」的異議人士、維權以及上訪人士。他們或不構成任何應被關入監獄的罪名,因此就只能被強行、獨斷的貼上「精神病」的標籤,在一座座如同「人間地獄」般的精神病院中受盡非人的精神迫害與肉體折磨。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喪盡天良、與酷刑無異的懲治方式始於1999年迫害法輪功之時。據悉,「利用精神病的名義來迫害法輪功,是由中共公安系統主導的,在其系統內部甚至有自己設置的精神病院,可以直接把人關到裡面去,什麼手續都不需要」。「追查國際」和「中國精神衛生觀察」機構發現,中國上百所精神病院把「收治」法輪功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完成,「對法輪功學員濫用精神藥物的迫害,是一個有計劃、自上而下系統實施的政策」,而目地就是強迫其放棄信仰。

既然在中國,注射藥物已成為酷刑的一種,精神病院已變身為迫害無辜人士、甚至是好人的監獄,而真正的精神病患卻全然不在國家、醫院關注的範疇之內,那麼最終這些病患「散落民間」,且不時傳來因突然犯病而傷及他人的消息,也就不足為奇了。

責任編輯:高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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