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篇(22)

【故國神遊】黨爭紛紜國是改 巋然始見士大夫

作者:宋紫鳳

仁宗朝,人才輩出,幾乎囊括了直至徽宗朝前的所有北宋名臣。(古瑞珍/大紀元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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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安排宏大而有序。當宋太祖立朝密鐫誓碑,將不殺大臣與言事官定為本朝家法時,朝野的士大夫中,一種與道進退生死以之的思潮也在同時萌生。經歷太宗、真宗兩朝,以振興道統為已任,以致君堯舜為理想,已然成為當時士大夫之主流思想。於是仁宗朝,人才輩出,幾乎囊括了直至徽宗朝前的所有北宋名臣。正如蘇東坡所說「仁宗之世,號為多士,三世子孫,賴以為用。」

憑藉如此豐富的人才之儲備,大宋朝也必將厚積薄發,於是,發於教育,則立明體達用之學;發於學術,則有邵周張程諸家;發於文學,則有振興古文運動;發於政治,則有奮發有為之臣。——大宋朝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成於此時。

宋仁宗畫像(公有領域)
宋仁宗畫像(公有領域)

自然,說起宋士大夫能夠以天下為己任,從意識層面上講無疑是一種精神自覺。而這種覺醒除了理論上的開拓,更有實踐上的示範。仁宗朝的范仲淹在明道風波、慶歷新政中的表現正給宋士大夫們做出了一個表率,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已然成為一種士大夫精神,影響於當時以及後世。

所以當我們回看景祐年間范仲淹被貶時,余靖、尹洙、歐陽修等一批名臣不畏「自陷朋黨」,為范公力爭,爭之無果,則紛紛求去。慶歷新政時,石介大書《慶歷聖德頌》,讚新政,斥大奸。新政遇阻時,歐陽修更進《朋黨論》,抗聲力辯。後來坐罪貶滁州時, 則以醉翁自號,日日與民同樂。可以說,在仁宗朝的政治風波中,我們看到的是那一朝的士大夫們無論於順境或逆境之中,皆展現出一種不可摧折的蓬勃朝氣,而這種朝氣的動力正是源自以天下為已任的境界與胸懷。

當然,按歐陽修所言「君子以同道為朋」,則范、余、尹、歐諸公尚屬一黨,而他們的對立面又是如何呢?以宰相呂夷簡事為例,范仲淹在景祐年間被貶實因與呂夷簡不和,但在西夏李元昊起兵稱帝后,卻是呂夷簡向仁宗力薦起用范仲淹禦敵。而范仲淹自然也表示過去的種種不快都是源於公事,非為私怨。范呂二人遂棄前嫌,可知,呂夷簡亦能以天下為已任,雖然境界不比范仲淹,但士大夫精神大抵如此。

慶歷新政成為歷史,仁宗與他的士大夫們也成為歷史,而那一朝的士大夫精神仍在升揚。於是,神宗一朝,又一批襟懷天下的讀書人奮發而起,一場圍繞熙寧變法的政治風暴拉開序幕。在此一場風暴中,王安石的治國之術被神宗皇帝定為「國是」,而以司馬光為首的一批反對急功近利的士大夫們則斥之為亂國。熙寧變法之利與弊、之是與非,在歷史上被討論了很久,然而,在時過境遷的當下,政治舉措的利弊已失其意義,而這場圍繞「國是」的黨爭中,諸士大夫們的精神取向才是我們更應著眼的問題。

就王安石而言,他的進取說到底是「與道進退」,就司馬光而言,他的退隱則因為「義不可為」。神宗皇帝用王安石變法,是在實踐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宣仁太后起用司馬光盡廢新法,亦是在實踐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無論是新法被定為「國是」,或是恢復祖宗法度而否定「國是」,這其中只有政見之異,並無一已之私。

除了司馬光、王安石這兩位士大夫領袖之外,在那一場一直延續至徽宗朝時的黨爭中,那些北宋名臣大儒們,哪一個不是有志於經濟天下,哪一個不是置個人得失於不顧呢。有的支持新法,有的反對新法,也有如蘇軾,先是反對新法,後來又反對盡廢新法,一代文豪宦途顛沛,從烏台詩案到遠謫儋州,九死一生,大概沒有人會為了功利與私心如此兩面得罪,所以然者,無非還是出於一種以天下為已任的理想,方能與道進退,生死以之。

說起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我們大概會立刻聯想到同心同德、協於克一之類的美讚。不過,翻開歷史,更多的記載卻是關於「國是」之定,以及與之相終始的「黨爭」。這自然與留下這些記載的士大夫們本身也是身在其中,不免就事論事有關。所以,今人讀史,重點在於視角,尤當明確的是,天下沒有完美的制度,歷代沒有不變的「國是」,與時俱變是一種規律,時過境遷是一種宿命。所以當我們站在千年之遠的今天去回顧宋朝時,應當看到,「國是」未必為是,「黨爭」未必為非,而超越於「國是」與「黨爭」之外的克協於道才是歷史留給後人的真實。@#

責任編輯:李婧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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