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5月10日訊】最近看了兩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一篇是5月5日刊登在大陸有習陣營背景的財新網上的《希爾斯堡球場慘案27年如何翻案》（以下稱《慘案翻案》），一篇是5月6日的《古今「罪己詔」》，該文最早是2013年由支持習近平反腐和「依法治國」的大陸敢言雜誌《炎黃春秋》推出的。之所以覺得有意思，是因為這兩篇文章所透露的信息與此前財新網等一再釋放的「還原真相」和「道歉政治」的信號密切相關，而類似信號頻繁的釋出，在大變局呼之欲出的大背景下，應並不簡單。
球場慘案翻案與國家形象
據《慘案翻案》一文介紹，希爾斯堡球場慘案發生在1989年4月15日，當時在英國謝菲爾德市希爾斯堡體育場舉行了利物浦隊對陣諾丁漢森林隊的足總杯半決賽，由於比賽開始後尚有5000名球迷未能入場，警方臨時開啟了被用作出口的C門，卻沒有給予必要的引導，從而造成嚴重的踩踏傷亡事件，96人喪生，200多人受傷。事發後，為掩蓋真相，現場做出開門決定的指揮官謊稱是喝醉酒的球迷沖開了C門，而檢方認為沒有足夠的證據提起指控。
1991年3月28日，官方的死亡調查出台：慘案屬於偶然事故，無人應對死難者負法律責任。接著負責球場治安的警長提前退休並移民海外，許多證據影像和錄音資料莫名其妙的消失，還有的被列入30年內不能公開的「極機密檔案」。但是，死難者的家屬、倖存者和球迷沒有放棄尋找真相。在他們的不斷抗爭下，2009年，希爾斯堡慘案獨立調查委員會成立。
2012年9月12日，調查結果正式出爐，報告認為造成這次慘案的一個非常主要的原因是警方控制不力。此外，有164份警察的聲明被篡改，116份報告中清除了對警察不利的證據。2014年3月31日，希爾斯堡慘案在沃靈頓啟動審判。今年4月26日，希爾斯堡球場慘案陪審團在歷經兩年庭審，聽取1000多名證人證詞之後做出裁定：1989年在希爾斯堡球場遇難的96名球迷並非意外身亡，而是被「非法致死」。球場的當值警察指揮官大衛•達肯菲爾德玩忽職守，「要為嚴重失職造成過失殺人負責」。
對於這遲來的正義，《慘案翻案》作者鄒佳銘認為這起「警方隱匿、偽造證據，國家權力機關官官相護，媒體推波助瀾、歪曲事實」的慘案能夠最終翻案，是社會各界努力的結果，但燃起燎原之火的卻是27年來始終不曾放棄的遇難者的家屬們。正是他們的堅持不懈，吸引了更多的人們並肩同行，並還原了真相。引申來說，那就是個體為權利的抗爭，才可能形成法治的社會和守法的政府，是以權利從來不是來源於妥協和恩賜。
而在希爾斯堡球場慘案獨立調查公布之日，英國首相卡梅倫發表了一份「完整道歉聲明」，指出希爾斯堡慘案受害者們受到了雙重不公的待遇，國家的法律沒有保護他們，反而讓他們背負不公正的指責，並稱這是「國家災難」。雖然這是一份遲來的道歉，但是他的誠意贏得了廣泛的讚譽。鄒佳銘最後引用德國詩人海涅的名句「生命不可能從謊言中開出燦爛的鮮花」，來說明「司法也不可能從謊言中結出正義的果實，國家的形象更不可能靠謊言去粉飾裝點」
「罪己詔」與國家領導人形象
「罪己詔」是指古代皇帝責備自己而下的詔令，因為古人講究天人合一，皇帝是天子，是秉承上天使命，在人間的代表。因此，如果天下發生了什麼災異，或者皇帝做了什麼錯事，都要下「罪己詔」，以表示自己德行不夠，接受上天的警告。
在《古今「罪己詔」》一文中，作者侯宜傑先是列舉了古代皇帝下「罪己詔」的情況，之後稱「對最高統治者來說，做了錯事，特別是危害全國人民的錯事，敢不敢公開承認，向全國人民深刻檢討謝罪，徹底改正，並不僅僅是個人的品質和素養問題，而是關乎國家興衰存亡和人民禍福生死的大事」。顯然，作者議古重在說今。
隨之，作者又列舉了幾個當代外國領導人的一些向公眾道歉的大小事，如西德總理在被德國納粹屠殺的波蘭人紀念碑下跪，加拿大總理就曾實施的排華法案向加拿大華人道歉，巴拿馬總統因護照出錯而向四萬巴拿馬人道歉……。同理，作者借說外國領導人還是在隱射中國。作者認為，「國家領導人做了錯事向人民真誠道歉，非但不會失去什麼，反而能夠獲得人民的信任和尊敬，有利於化解民怨，促進社會和諧，比死不認錯者的形象高大的多。」
為大變局做鋪墊
去年11月30日，財新網曾發表了題為《為什麼需要真相委員會？》一文。文章以巴西真相委員會成立為導引，回答了這個問題，即成立真相委員會是「為了獲得調查的特權，得到那些至今迷失的真相」。文章還稱，目前全世界已有三十多個國家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它們成為「轉型正義」的重要載體，通過調查、披露威權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將真相公之於世，促成全民反思與政府改革，避免歷史重蹈覆轍。文章還稱，「在當下中國，諸多歷史議題仍未解禁，而隨著一代人的逐漸老去，對建國後屢次政治運動中暴行的反思、懺悔、平反之聲卻已日漸強烈。」
而今年二月《炎黃春秋》刊登的《道歉——一現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進一步探討了政府對受害群體政治補償和社會群體和解問題。文章稱自九十年代以來， 道歉越來越成為不少國家糾正歷史性國家非正義行為和爭取與前受害者社會和解的方式，不少國際領袖都曾代表他們的國家道歉過，而這些道歉「都涉及了國家在歷史中的非正義行為」，但這樣的道歉在中國這樣一個出現過一次又一次的國家非正義行為如反胡風、反右、大饑荒、文革等的國度，卻沒有發生。隨即，徐賁以澳大利亞社會關於「被盜竊一代」的爭論為例，為中國政府思考對受害群體政治補償（賠償、平反和道歉）和社會群體和解（共創未來社會）問題提供了思路。
文章最後指出，道德是一切政治不可忽缺的部分，重新審視國家歷史性的非正義將是中國未來道德政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歷史是可以以正義的名義重新認識和重新協商的」，「中國的新歷史、新政治恐怕也得經由類似的經驗方能得到誕生」。
如果將上述文章以及習近平和中南海高層、體制內學者不斷釋放中國大變局的信號串聯起來看，就可以明白北京正在為即將到來的變局做各方面準備，為社會轉型做輿論鋪墊。因為社會轉型，必然要對過去政府違法和不正義行為進行調查、矯正並提出賠償，尤其是對影響廣泛且沉冤多年的「六四」和法輪功冤案有個明確說法。而期望實現真正轉型的北京當局，同樣需要「道歉」，從而實現社會和解。
筆者認為，曾慶紅、江澤民一旦被抓捕，中國大變局的大幕就將正式拉開，而成立真相委員會將是必然的選擇，作為化解民怨的道歉政治也不會缺席。
責任編輯：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