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6月02日訊】我從鄉村來。農村出生的少年人生軌跡並沒有多大的變化，一種是像我這樣的，拚命讀書爭取考上大學，然後進入都市;另外一種就是讀書無用論，早早輟學，進城打工，早日養家。這兩種生活模式是現在大多數農村少年的未來。
我的生活狀況是這樣，大學畢業即失業，來到省城，先用很少的錢在都市村莊租一個小房子，從頭開始，一點點找工作，積累資本，堅持幾年下來，可以換一個稍微好的房子，脫離城中村的生活。但是想要真正融入這個城市，擁有一張城市身份的證件，可能還需要很久很久。
再看另外一面，我家鄉的夥伴們，很早就出來打工，他們的人生軌跡也是可以預見的，選擇沿海發達的城市，或是裝修，或是建築，或是工廠，總之是城市中最重最累的活兒，堅持幾年下來，城市的風景看夠，掙夠了錢回家結婚生子，有了下一代，依然重複父輩的未來……
從道格．桑德斯的《落腳城市》一書的分析來看，我和我的同伴的人生軌跡基本屬於鄉村到城市遷徙的兩種類型：職業移民和循環式移民，前者是指那些「到城市從事技術性工作或是進入政府或軍隊」，後者是指那些數百年來從鄉下到城市，在某一季節從事某種階段性的工作，但是依然要回家的人。除了這兩種，還有第三種遷徙類型，即數量最多的連鎖式移民，「通過一套社會架構，由遷徙目的地的人口為新移民提供援助、資訊及鼓勵，而促成一組組相關的個人或家庭從一個地方遷往另外一個地方」。
加拿大的城市發展領域專家傑布．布魯格曼在《城變：城市如何改變世界》中，提到這種歷史上悠久的「連鎖式移民」，用了一種更為形象的方式解釋：如果某明家庭成員在一座城市扎根且擁有了穩定的生計來源，那麼其餘的親人或家鄉的其他居民，將追隨他的遷移步伐。歷史上有過多次各種方式的大遷移，但是沒有一次的廣度與規模，能與二十世紀的這場連鎖式移民相比，由其引發的革命性變化，已經體現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效應上——有時候我們甚至都分不清，到底是全球化引發的這場世紀末的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浪潮，還是這股浪潮催生了全球化。我們所能瞭解的是，這種革命性的移民浪潮終將改變我們的生活和未來。
在我的觀察視野中，符合連鎖式移民的在中國的現狀的就是我們常說的都市村莊，即「城中村」。我所在的城市，在幾十年前未有這種經濟發展之時，周圍市郊還是一片荒野和農村，隨著這些年的發展，這些原來緊靠一點點微薄土地的農民，生活開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城市的規劃中逐漸將他們的納入了這個城市的版圖，他們原來收穫微薄的土地，現在成了價值連城的寶貝。他們在原來種植莊稼的土地上蓋滿了劣質的高樓大廈，從此衣食無憂，靠收租金生活。從遙遠的貧困的農村出來的打工者進入這個城市，大多數都會選擇這些廉價的出租房生活。
桑德斯因為從事新聞工作四處遊走，他察覺到世界各大城市中都有一個這樣被忽視的區域，有點叫城中村，有的叫貧民窟，有的叫市郊。他們有著不同的名字，卻有著相似的命運，一個長期處於城市的邊緣地帶，一個很可能蘊藏著革命性變化的區域——這是桑德斯在《落腳城市》中最為著重提出的觀點。他認為這些區域的存在是為城市的未來輸送了人力和資源，它們的存在保證了一個城市中場階級的流動性和活躍性，是城市的希望和源泉，「簡單說來，它們具備資產階級的夢想、拓荒者的堅忍、與愛國者的價值觀，他們所缺乏的只是實現夢想的機會。
「落腳城市」這個詞彙形容這樣都市中鄉村真可謂是神來之筆。連接鄉村和城市，希望與時間，蘊藏著許多訴說不及的夢想。這個地區在每個城市中都存在，但是很多時候，政府和決策者會選擇視而不見。他們長期的觀念中，這些區域是一個城市的毒瘤，時機一到，就應該毫不憐惜地割除掉，把眾多的民工驅逐出去——我所在的城市鄭州正在有計劃地對城中村進行著拆遷，期間暴露出各種觸目驚心的問題讓人心寒，最基本的問題，大量以城中村為依靠的流動人口無家可歸，這其實是一種變相地驅逐，每天爆發出來的各種強拆的新聞已經證明了城市管理者的思想觀念何等的狹隘。因為這些區域的存在已經成為了每個城市的發展中不可或缺的部份。你可以忽視它，但它必定存在。因為在這些區域中，在這些人群中，有許多看似蟻族的存在，是這個城市的未來：可能是下一波經濟與文化盛世的誕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重大暴力衝突的爆發地。就看你如何對待與抉擇。
桑德斯在《落腳城市》中充滿了希望與樂觀，他看到了都市裡的村莊積極的一面。他說，那種認為落腳城市只是貧民窟的說法「其實誤解了落腳城市的都市野心，及其快速變遷的本質，也沒有正確認識到落腳城市如何重新定義了都市生活的本質」。落腳城市的文化不盡然是鄉村，也不盡然是都市，而是融合了兩者的元素「迫切希望在這群志向遠大又深深缺乏安全感的居民當中找到安全感的共同來源」。而這種共同的安全感的構建與形成，有利於發展出融合不同元素而且又充滿保護性的新文化。
但是還有悲觀的一面。落腳城市的存在也意味著有序的城市中，存留著無序、混亂甚至暴力的生活。由於缺乏有效的流動性，它們與城市文明存有較大的差異，這種差異容易造成對立與反叛。換句話說，一個城市的決策者和管理者，往往會從這個角度出發，把它們的存在當成一個城市的隱患，對其進行殘暴的治理和清除。英國的兩位學者彼得．紐曼和安迪．索恩利在他們共同的著作《規劃世界城市：全球化與城市政治》中，就提到說在這種全球化的移民浪潮中，落腳城市的存在對城市政治形成的挑戰。某種程度上說，政治人物在城市層面作出的決策有潛力影響城市的未來，但是由於許多城市的領導者的視角比較局限，「僅著眼於如何將自己的城市變得更有競爭力以應對全球化。這讓他們致力於提供能在新全球經濟環境下抓住經濟優勢的設施」。
當數字經濟和形象工程成為衡量一個城市幸福的指標時，城市的管理者就會忽略城市居民的需求和觀點，更不要提落腳城市裡那些卑微如斯的外來者。他們對城市的情感源於一種尋找家園的歸屬感，但這個城市連最基本的尊嚴都無法提供給他們，甚至棄之如敝履。他們的家鄉已淪陷，他們渴望的城市又無法融入的時候，他們的生與死，他們的辛苦勞作，他們的苦苦掙扎，反而成了一個城市繁華榮耀背後的最大反諷。
文章轉自作者博客
責任編輯：朱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