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6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駱亞報導）悉尼人權活動家潘晴在文革研討會上，首度公開自己也曾批判牛棚中的父親和向批鬥會上的楊伯伯扔石頭，並為此道歉。他深刻反思，不管你在那場運動中是黑五類還是紅五類，你都是黨文化的受毒害者和犧牲品。
一生為中共賣命 因家庭成分被劃為「賤民」遭迫害
6月4日，悉尼支持中國民主化平台舉辦了紀念文革50週年研討會，潘晴在會上作了題為「文革中的『黑五類』」的演講。他通過家庭的變故和自身成長經歷，為反思文革的必要性提供了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動實例。
潘晴介紹說，大家知道的地富反壞右，這是老的「黑五類」，文革的時候又出來新的大帽子，叫作叛徒、內姦、公賊、特務、走資派，其實它遠遠不止這些「黑五類」，「公安六條」它明確規定是23種人，包括甚麼階級異己份子、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反動技術權威等等。他把符合「公安六條」標準的人，都歸為一種叫「政治賤民」。
在中共統治的紅色恐怖時期，潘晴這個名門望族的後人，被劃定為「政治賤民」，飽受摧殘。
文革那一年潘晴才11歲，他的父親潘文瀾當時在北京煤炭部工作，是煤礦工人報的總編。文革開始後，1967年煤炭部癱瘓，部長張霖之在辦公室自殺，潘文瀾因此被發配到江蘇徐州，潘晴與家人跟隨前往。
在歷史上，徐州出了兩個很有名的人物：劉邦和項羽。「楚漢之爭」和「四面楚歌」都發生在徐州，作為歷史上的兵家必爭之地，當地的民風非常強悍。徐州被捲入文革之中，武鬥非常嚴重。
潘晴全家到了徐州後，接踵而來的是被抄家、批鬥、關進牛棚。潘晴說：「我父親被關進牛棚的理由很簡單，被稱為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份子。就是因為他是華僑資本家子女，我祖父是旅日華僑。第二條罪名叫反革命修正主義文人，就因為他是報社總編，另一條罪名是批倒批臭的當權派，最後還有一條叫裡通外國的特務，因為他是海外華僑子弟，所以就是特務」。
潘晴的外祖父是范熙壬，字任卿，號耘勤（1878-1938），是北宋范仲淹的第32代裔孫，曾是晚清和民國時期的政治人物，參加了過「公車上書」，辛亥革命之後，在民初元年當選為國會議員，參與製憲，出任過非常國會主席。
中共奪取政權後，根據經濟狀況，對全國人口進行劃分階級成分。
潘晴的母親因為被劃定為「大官僚、大軍閥、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反動家庭」的出身成分，在文革當中被扣上「現行反革命」的政治帽子，一直關在那裡。潘晴說：「她之所以沒有死，是因為她被徹底逼瘋了。她的幾個同事跳樓的跳樓、被打死的打死，全都被迫害死了。」
四十年代後期，潘晴的父親在上海主編一份報紙，受當時的政治思潮影響，參與了中共的「白區」工作。潘晴說：「父親的入黨介紹人是周恩來的機要秘書，他一生為黨賣命。甚至當祖父在日本去世後，父親左得都拒絕去日本領遺產，要跟資本家的家庭劃清界線。但就這樣，父親因母親的身份，還是在文革中被鬥、被迫害非常嚴重，關了六年才出來。放出來時還年輕卻已經是滿頭白髮，並且肋骨被打斷二根，兩手臂也是粉碎性骨折，隨後不久就去世了。」
年幼時遭毒打 中共暴政將恐懼植入心靈深處
潘晴的父母被關押後，他們弟兄三人開始了流浪生活，經常遭到潑糞，挨打是家常便飯。當時的徐州武鬥非常厲害，各種武鬥打人、抄家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他說：「67年的時候我12歲遭受過一次毒打。參與毒打就是那些以靠近黨組織積極入黨、入團的，在文革當中以非常極左面目出現的人。這些人拿著柳條棍專門武鬥用打，並用高幫皮鞋一腳將我踹出去，當場就昏死過去了。到黎明天亮時，我朋友的弟弟來找我，就趴在我身上哭。」
經過這次迫害，潘晴的內心對這個暴政充滿恐懼，他說：「這是無所不在的恐懼。通過殺人，通過鎮反，通過不斷歷次政治運動，通過文革當中的各種鬥爭，就說它要把恐懼深植在每個人身上。那是切膚之痛。」
文革全民洗腦 每個人的心靈都被扭曲
自從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後，經過歷次政治運動和殺人，中國有頭腦的、有智慧的或者有脊樑骨的幾乎消滅殆盡。
潘晴說：「儘管我父親是華僑資本家出身，母親是全中華民國國會主席的女兒，沒有用，他們的腦子也同樣被共產黨洗腦給同化了，更不要說年輕的一代人。」
他在這次研討會上提到：「如果說施暴者只有紅五類還不全面，我非常痛心向大家報告一件事實，就是在文革中心靈被扭曲、全面洗腦的是everyone（每一個人），一個都沒逃掉，包括黑五類。」
「我是黑五類我被迫害的時候，我會仇視共產黨嗎？第一個你不會，第二個你不敢。我那個時候恨我父親、恨我母親，為甚麼恨？我為甚麼出生這樣一個家庭，我為甚麼淪為政治賤民？」
潘晴說：「我自己在被批鬥被迫害，但是我仇恨我的父母。文革當中那時候我父親被關了六年，出來就死了。我無數次的發言批鬥我父親，為甚麼？每次批鬥的時候我都要反省自己家庭出身，要批判自己階級根源。」
他回憶說：「我記得印象最深的時候，就是我們在遭受毒打的時候，在打人的身影當中，我看到了一個人我終生不會忘記，他是我同學的哥哥，我跟他很熟，他父親當時是華東煤礦設計院的，當時也被打死了，他當時為了向黨組織表忠表現的非常積極，下手比誰都狠。在文革當中，不要以為只有紅五類才打人，那些黑五類為了表現他們要生存、他們要活下來，他們要表現出比其他人更革命。這是我想說明一點，我本人是深受這種黨文化的影響。」
終生自責 向被批鬥的楊伯伯扔了一塊小石頭
潘晴介紹，這些年自己內心藏著一個秘密，欠一個道歉，同時這也是他人生覺醒的開始。他母親調到徐州後在華東煤礦設計院檔案室工作，檔案室的主任是留美回來的楊教授，他在文革當中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潘晴的母親的頂頭上司，老爺子人很好。
文革最後一年，楊教授掛著大牌子站在桌子挨批鬥，那時潘晴也在那圍觀，他不由自主的到路邊撿了一塊小石頭，向楊教授扔過去了。潘晴說：「我居然拿小石頭去砸他，偏偏就砸到了他腳，他突然間看我一眼，那一眼我一輩子不會忘記，我突然整個人傻掉了，我怎麼也會拿……楊伯伯後來看我的那一眼我記到今天，從那以後我就陷入非常深刻的內疚自責。」
他說，不管黑五類、紅五類，對我來講，我對自己只有一個定義，我能夠活過那個年代，就是幸運。在那個年代，像我這樣被打死的打死、被槍斃的，甚麼都有。我想說明，文革對中國人的人性摧殘是全面的。
潘晴坦率的承認，自己啟蒙很晚，「啟蒙我的是牢獄犯，老反革命份子給我啟蒙，也就是人類的良知、人類對社會的正確認知是需要傳承的。當時那個時候，中共集權文化深入一切，深入每一個人的思想靈魂之下，對中國人全面的洗腦、全面的奴役，令全國處於癲狂的狀態，這是不爭的事實。
他說：「如果文革不得到非常深刻的、全面的反思和反省的話，這樣的悲劇它會一再重演，因為中國人在思想上從來沒有檢視到在那樣的罪惡制度下，我們每一個過來人，都多多少少負有對那一場社會災難的責任，連我一個狗崽子飽受迫害的人我也砸過小石頭，我也做過惡。」
他進一步剖析，「就那一個小石頭代表甚麼呢？代表我在那個極權文化下，我被他們徹底的裹挾。儘管我的小石頭的扔過去之後，反過來我被打的遍體鱗傷，我自己也不同情自己。今天我非常的難過，我想楊伯伯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上，今天我第一次講這件事情，我作一個懺悔。」
最後潘晴表示：「我們經歷了那場殘酷運動，不管在那場運動中你扮演甚麼角色，你從思想上、你從靈魂上，都是那場極權主義專製文化的犧牲品，我向楊伯伯表示懺悔，謝謝大家。」#
責任編輯：李明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