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7月06日訊】梁小軍，北京市道衡律師事務所主任，執業律師，為大陸法輪功學員提供了大量刑事辯護和法律幫助。他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從小生活優裕，為何願意頂著壓力替弱勢群體伸張正義？本文帶你走進他的內心世界。
（續前文）
記者：一般的律師事務所，據說都要有個黨委，黨領導嘛，你們道衡律師事務所有黨委嗎？道衡律師事務所名字裡的「道衡」還是與傳統文化有關嗎？
梁：我這個道衡律師事務所，沒有黨委。我起這個名字的時候，想的還是中國文化，我覺得「道」，還是「道可道，非常道」「道法自然」的「道」吧，「衡」嘛，就是平衡。
記者：你們道衡律師事務所牌子上寫著：死刑關注？
梁：對，我們代理過幾個死刑案件，有幾個被改判了，改判無罪，或者改判有期徒刑了，或者是死緩的。也有被判死刑，後來執行了的。我覺得做律師，當事人被執行死刑，我的心還沒有硬到無動於衷的程度。不知道那些死刑復核的法官是怎麼想的，因為按照法律程序，他們也是要去見那些被告人、那些待刑的人。他們見過之後，然後簽發死刑令，然後去執行，我不知道他們心理上是怎麼調節的。
反正作為律師，我最後知道當事人被執行死刑的時候，心理上是很難受的。有時候晚上睡覺，做夢都會夢到那些場景、那些人。毒品犯罪，是因為這些人很窮，去運輸毒品，或者說被僱用去運輸毒品，掙一點點小錢，就把命丟了。窮不是他的錯，而且，把他殺掉以後，這些問題並沒有解決。
中國對毒品犯罪，一直是打擊很嚴厲的，可是毒品犯罪並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多。死刑犯問題是個很複雜的問題，不僅是個法律問題，也是個政治問題。一個專制集權的國家需要用死刑去維護它的統治、去震懾群眾吧。
記者：我發現您做這些法輪功案件，費用不是很高？
梁：對，我不能跟他們收太多錢。這個群體經歷了十多年的打壓，他們的生活是很困難的。我能夠正常生活，生活有保障就行了，另一方面，我能夠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就夠了。平時我是一個生活很簡單的人，除了去做我所追尋的事情，我所信仰的事情以外，教育好孩子，然後，看看書，寫寫文章甚麼的，就很好了。我生活很乏味，不抽煙，不喝酒，沒甚麼應酬，沒太多的交際。所以我對錢也沒太多的需求。
記者：您探訪過一些洗腦班，在洗腦班裡，除了法輪功學員，還有信仰其它宗教的吧？
梁：我知道在洗腦班裡，除了有信法輪功的，還有信天主教的，也要求他們洗腦。
在保定地區，天主教非常盛行，屬於家庭教會那種。如果他們拒絕三自教會的管理，他們的主教或神父就被關到法制教育中心，就是洗腦班，要求他們加入三自愛國教會，而且，要求他們必須與官方認可的神父一起做一台彌撒，也就是表明你認可共產黨的統治，那就會放你出來，要不然就關著你。有一個保定主教就被「失蹤」了，失蹤了將近二十年了，官方把他帶走以後，就不知道他去哪兒了。他八十多歲了，當然知道他還活著，因為他要死了的話，就會通知家屬把屍體拿回去，要是不死，家屬可能就一直見不到人。
記者：談談您現在做的事情，您目前接的幾個案子的問題。
梁：去年7月被抓的這些律師，以前都是朋友嘛，也是一直在想做一些救助吧。我遇到的情況就是，之前涉及的所有被抓的「709」律師，家屬委託律師去，都會遇到這種情況，就是天津看守所說拒絕了我的代理，說當事人已經自行委託了辯護律師。我說我已經想到了你們這些說辭了。
現在我比較忙，但像這種法輪功案件，如果能夠，還是想力所能及地幫助他們去做一些事情，因為我知道他們找律師比較困難。
最近代理的是北京昌平區的一個案子，當事人通過掛條幅這樣一種方式去宣傳法輪功。這兩年來這樣的案件很少見，多是發資料、發光盤被抓。我覺得掛條幅這種方式比較特殊一些，也很有勇氣。
記者：您覺得掛條幅，就是即使是他自己承認自己掛條幅，他違法嗎？
梁：我不認為他違法。在每個法庭我都會講，他們用這種方式進行反抗是和平理性、是非暴力的，他們對社會沒有任何危害，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支持的，對他們的打壓是對基本人身財產、人身權利的侵犯。我通常會說，要讓他們有說話的渠道，你甚麼渠道都封鎖了，還不讓人家說話，那不行！你該讓人家說話，這是言論自由的權利，對吧？不管他們說的是甚麼。你不能通過這種鎮壓的途徑，或者說是利用法律去打壓。
記者：您感覺做哪種案件的開庭最壓抑？
梁：我做過一個四川劉衛的這個案子，實際上這是我經歷的最壓抑的開庭。他是北京理工大學的學生，參加過六四，後來就退學回到四川，警察一直干擾他，他只能去做維權，是民運人士。中共對民運案件的控制，比辦理任何案件都有震懾性，開庭的時候，很多特警都戴著鋼盔，拿著槍在法庭上，荷槍實彈的。
對於法輪功的這樣的案件，開庭也都是挺壓抑的。
記者：那你跟法官也溝通吧？他們會受您影響嗎？
梁：有時、有機會我也會和法官溝通。曾經有法官問我對法輪功案件的看法，我就從法律的角度給他講，我為甚麼去給他們辯護，他們為甚麼是無罪的，為甚麼我們不能延續之前這種打壓的手段。
我覺得我們都是學法律的，我水平不比你差，我為甚麼會站在這個角度去看這個問題。他既然受過教育，是一個善於學習、善於聆聽的人，那麼他是不是也應該站在這個角度去考慮一下呢？我不想說服他，只希望我說完以後，他會設身處地地思考。我覺得一個聰明人是應該這樣啊。
記者：您曾經被限制出入境，說您危害國家安全，您現在受監控嗎？
梁：對，警察也會找我，我覺得也沒甚麼，這是我從事這些工作所必需的成本吧。
我知道我自己該做甚麼，現在你會感覺到基層這些警察、工作人員心態的變化，我覺得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是「潤物細無聲」，如果還是從前那樣激烈的對抗，他就會產生牴觸。法輪功這群體做得好的時候，律師再把他們的這些行為，無論是從操守，或者法律上，給這些公檢法的人講的時候，他才能聽進去，能認同，他就會一點一點地轉變。他們的這種轉變，可能也會影響這個大局勢的，不要讓他一上來就產生牴觸，慢慢地講。因為對國家這種專政統治的大局勢，這個貪腐啊，這個環境污染啊，甚麼高房價啊，基層無論他是警察，還是其他工作人員，想法都是一樣的。他跟我們是一樣的人，從這個大家共同角度上去切入，我們去跟他講，會對他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記者：您和您政法大學的同學常聯繫嗎？都是一個專業，現在服務的人群不同？
梁：嗯，我上大學一百多人，可能走上這條路的就我自己吧，我在大學群裡跟他們說話，他們不理解我，我在群裡，他們有的就退群……我們政法雙學士這幫人，有的在公檢法，都認識啊，我代理這些案件，他們覺得不可理解。到現在為止，我跟我大學同學、雙學士同學，都沒有來往。第一我覺得沒有共同語言，第二，他們和我越走越遠，他們走他們的好了，我屬於被監控狀態，和他們聯繫，也會影響到他們，因為他們很多是政府官員啊，為他們考慮，我就不聯繫了。但是，我覺得我現在做這些事情很好啊，我覺得我做的是對的，我是追尋法律精神，捍衛人權，我做的沒有錯。我有我的同道中人，我們有共同的信念。
記者：像去年7月9日的大規模抓捕律師事件，對大陸的律師界，是不是一個特別大的打擊？
梁：有些地方是被打壓下去了，但是我覺得也有一些新的律師湧現出來了，大家還在堅持，還在繼續。
記者：您的微博題頭是「在路上」，有甚麼含義嗎？
梁：對，我們的人生是在路上，向死而生的一個過程；另外，像我們做的很多事情也是在路上，我們追求法制社會、追求公平公正，我們也是在路上。還有，最通俗的一種字面含義，就是我要經常出差，奔波在路上。
實際上就是這樣，生命的理想狀態，社會的理想狀態，還有國家的理想狀態，最後也會達到，但是在路上，也就是一個未完成的狀態。#
採訪整理：李慧 責任編輯：蘇明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