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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之不易的美名——「花園城市」堪培拉

文/完顏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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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8月20日訊】「貧瘠得無可救藥」,「過度放牧後草木凋零」,「被灰塵、煙霾籠罩的荒地」……這是一個世紀前,人們對百廢待興的堪培拉最直觀的印象。那時的人們估計想像不到,100年以後,堪培拉會以「花園城市」的美名享譽全球。

作為一個外鄉人,初來乍到時我對堪培拉的自然環境就讚不絕口。那麼在這100年的時間裏,堪培拉人是如何從一片荒蕪中建設出「花園城市」的呢?

19世紀20年代,歐洲殖民入侵嚴重破壞了堪培拉的林木植被和土壤,野兔過量繁殖,導致當時堪培拉放眼望去儘是光禿禿的丘陵,生態環境十分惡劣。直到20世紀初,大約1911-12年間,英國園藝家韋斯頓(Charles Weston)向澳洲政府建議在Acton區建立苗圃實驗園。政府接受了他的建議,並將植樹造林的工作委派給韋斯頓。從此堪培拉的自然環境翻開了新的一 頁。

韋斯頓於1913年5月正式接管工作,在這之前沒有任何在堪培拉植樹的經驗可以借鑒。韋斯頓不得不通過做實驗來選擇適合堪培拉的樹種。他在Acton區現國家博物館所在地建起了臨時苗圃園,並在那裏試驗了上百種樹木,其中大多數來自歐洲,部份來自土著地區。

1914年,韋斯頓將臨時苗圃園遷到Yarralumla區,苗圃園新址佔地約162公頃,一直沿用至今。Yarralumla的苗圃園被平均分為 4個區域:苗圃培育園、松樹園、樹木園和澳紐本土樹木園。該苗圃園不但可以試驗不同的苗圃生存狀況,還可以測試樹木生長速度以及出品成年的樹木。到 1920年,Yarralumla的苗圃試驗園共種植約4萬5千顆樹木。

據韋斯頓的外孫John Langford回憶,當時的韋斯頓已經意識到一個遺憾:無論為綠化堪培拉付出多少心血,自己將無法看到綠樹成蔭的街景,這一切將留著後人來享用和評論。

韋斯頓雖覺遺憾,但工作仍然一絲不苟,足足花了13年的時間挑選出最適合堪培拉的樹種。不僅於此,橫穿Northbourne Avenue的公園Haig Park成功的起到了防風牆的作用,這就要歸功於韋斯頓對樹木的挑選與種植。

韋斯頓接下來開始修復植被被破壞的丘陵地帶。1915年到1924年間,韋斯頓修復了面積超過1000公頃的山丘和平地。1921年,政府決定將國會搬到堪培拉,韋斯頓於是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市內。受當時澳洲「花園城市」的創新思潮影響,韋斯頓在街道、公園和公路旁種植大量適宜堪培拉氣候的散發著濃郁歐洲氣息的桉樹和楊樹。到1926年退休,韋斯頓總共為堪培拉種植約120萬顆樹木,在老國會山莊、政府大廈(Government House)、Braddon區和Reid區等距離市區不遠的近郊都可以欣賞到他的傑作。

「花園城市」的建設並非一帆風順。在韋斯頓退休後不久,1929年爆發的經融危機以及之後的二戰使堪培拉的綠化建設陷入瓶頸。直到1944年,普埃爾(Lindsay Pryor)才得以繼續韋斯頓的事業。到上世紀60年代中期,堪培拉的植樹總量達到3百萬。直到今天,仍有不少堪培拉人在為「花園城市」的建設無私奉獻。

愛因斯坦曾說過,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他獲得了甚麼,而在於他貢獻甚麼。國家首都局(National Capital Authority)在韋斯頓的傳記中有這樣的描述:「『風景如畫的堪培拉』要感謝三個人:1909年,斯克利夫納(Charles Scrivener)選擇堪培拉為首都;1912年,格裡芬(Walter Burley Griffin)對堪培拉做了獨具匠心的設計;以及1911至1926年間,韋斯頓為堪培拉綠化事業作出的傑出貢獻。」

責任編輯:楊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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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20 3:4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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