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6年09月20日訊】今天的中國正處在製造業向服務業轉型的艱難過程中， 重新定位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成為其中性命攸關的關鍵一步棋。
張維迎最近炮轟政府產業政策兼帶炮轟林毅夫，說產業政策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創新是不可預見的，產業政策是豪賭，不搞砸絕不罷手。企業家要爭取的是普遍的權利，而不是特權。
這其實是一個政治學和經濟學的基本常識。首先，政府不能直接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否則，既做裁判員又做運動員必然導致規則不公。比如大量石油央企，官不比環保部小，錢比環保部多得多，根本不把環保法放眼裏，成為污染破壞生態環境的大鱷。其次，由政府制定偏向誰不偏向誰的產業政策，潛在邏輯是官員比企業家更高明。但在市場競爭中，官員通常不比企業家更高明，企業家則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在摸索，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政府官員則是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邏輯和結果可想而知。第三，政府投資主導經濟，或者政府主導產業政策，結果必然形成一門心思「專門賺政府的錢」而不是一門心思「專注討好服務百姓以賺百姓的錢」的官商集團。而政府本身並不會賺錢，它的錢就只能來自兩個路徑：稅收和通脹（印鈔票），後者是通脹稅。
但是在當代中國，早已經是常識毀棄、瓦釜雷鳴的時代。恢復常識，絕非易事。我為此寫了兩條微博：
思想是獨立探索人類道路的火把，是打開人類心靈枷鎖的密碼。它遺世獨立，甚至很長時間不為多數人所解，但它寧可寂寞開無主，也不應成為迎合民粹的招牌、趨炎附勢的工具，以及政策工具的華美包裝。丙申年中秋大煥有感於張維迎林毅夫關於經濟政策之爭。
林毅夫為甚麼深得官心？因為其強化固化投資型政府的政策主張，符合學理不清又急於事功的某些高層任期內的政績要求，通過巨額投資迅速做大雞的屁。也通過巨額政府型投資，支撐起從上到下整個官僚集團的巨額腐敗利益。但這種投資，多半是環境的災難也是民眾的災難。這是「中國模式」或曰「中國經濟奇蹟」的主要真相。林毅夫不過是個道具，沒有林毅夫，也會有張屠夫。
有人就和我爭論：「還是用事實說話的好，別扣帽子，這些年不是投資，中國經濟不會發展這麼快。」
我說：「不要政府投資，只要政府鬆綁，還人與市場自由，會比現在發展得更好！」1978年以後，農民、農村發展得好，並不是因為政府關於農民、農村的產業政策，而是允許農民自由進城了！同樣，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中國經濟發展，主要是緣於部分市場的開放，以及人的部分自由——部分的擇業和部分的遷徙自由。
他又說：「在中國國有資本及強勢政府的情況下，不提政府投資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客觀的。」
我說：「你這個是典型的流氓邏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先把你自由創造的活路掐死，然後恩賜你一個劣質麵包，還讓你感恩戴德，視掠奪者為救命恩人。」
他說：「天天天叫喚，也沒見你起來造反，別說起來慷慨激昂，有屁用。」
我說：「滾！你這叫做理屈詞窮惱羞成怒！」
這就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在社會經濟發展領域的表現。斯德哥爾摩效應，又稱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或者稱為人質情結或人質綜合症，原指犯罪的被害者對於犯罪者產生情感，甚至反過來幫助犯罪者的一種情結。這個情感造成被害人對加害人產生好感、依賴心、甚至協助加害人。在特定情境下，人質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他們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裏，劫持者讓他們活下來，他們便不勝感激。他們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於是，他們採取了「我們反對他們」的態度，把解救者當成了敵人。
長久不知自由為何物的人們，也會把自由當成社會發展的敵人。倒是身居高位者，不乏對此有清醒認知的人，比如汪洋在廣東任上的時候就說過：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製造業向服務業轉型的艱難過程中，重新定位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成為其中性命攸關的關鍵一步棋。沒有法治和自由市場，就不會有未來中國的順利發展。至於對林毅夫的評價，我想借用風格純粹的話來說：
「林毅夫跟楊小凱先生的爭論錯在把國家當公司！林毅夫跟張維迎的爭論錯在把政府當成先知！林毅夫的所謂經濟學理論，就是看到朝廷需要甚麼，他就杜撰甚麼理論。他哪有甚麼思想，他是一個為朝廷定製理論的。為啥我這些日子調侃林毅夫的人品，而懶得撰文他這次跟張維迎教授之爭呢？林毅夫是芝加哥大學畢業的，他不懂國家的主要角色是保障人權，尤其是保障人們的自由選擇權嗎？追求社會正義，和建立法治，這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基石啊？他在芝加哥大學應該能學到啊。」
－－原載東網
責任編輯：方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