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連科:以作家的名義審判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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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01月17日訊】在當今中國著名作家中,如果以經歷出版風波的次數來排名的話,閻連科恐怕會居首位。從九十年代的反戰小說《夏日落》令他做了半年檢討之後,他就厄運連連:2000年,文革題材長篇小說《堅硬如水》出版,被人告上新聞出版署;2003年,長篇小說《受活》一出版就惹得中宣部召開特別會議,下令全國媒體對此書噤聲;2005年中篇小說《為人民服務》是開放以後享受北京書面禁令的第一部文學作品;05年長篇小說《丁莊夢》一出版即遭封存;2008年長篇小說《風雅頌》尚未出版,就引發全面爭論;2012年,因在國內被禁,長篇小說《四書》在香港出版。

與其禁書風波同步的,是他連連獲得的創作榮譽:《夏日落》獲1992—1993年《中篇小說選刊》獎;《黃金洞》獲首屆魯迅文學獎;《年月日》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堅硬如水》獲「九頭鳥」優秀長篇獎;《受活》獲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和《南方週末》30年來10部最優秀作品之一;《丁莊夢》獲《亞洲週刊》「全球華語2006年10部好書」之一和台灣「讀書人獎」;《風雅頌》獲2008年度《南方週末》唯一「年度小說」和《亞洲週刊》全球華語10部好書之一;2013年,閻連科入圍第五屆英國布克國際文學獎終選名單。

中國的出版之門對閻連科越關越窄,苦難使他擁有一個更高的視角來審視這個國家。把出版問題置之度外的閻連科,現在只關心如何為自己的心靈寫作。不久前,他剛把完稿的長篇小說《炸裂志》交給法國一家出版社。今年夏天,到訪北美的閻連科告訴記者:「一個作家能否審視一個國家、審視一個民族,或者說能否審判一個國家、審判一個民族,此話在中國不能講,但我的《炸裂志》做到了這一點,讓我們用一雙高高的眼睛看看這個國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被逐出軍隊的作家

閻連科出生在河南省洛陽地區嵩縣田湖瑤溝村,從小讀著《豔陽天》、《金光大道》和《野火春風鬥古城》之類的小說,1978年從農村參軍後才讀了第一本外國小說。參軍第二年,對越自衛反擊戰打響,雖然所在的部隊遠離前線,他卻發現「每個人都有一種恐懼感,革命英雄主義不見了蹤影,這使我的人生觀發生了潛移默化的變化」。

從被灌輸的革命英雄主義到眼前的殘酷現實,人生經歷及閱讀改變了他的寫作經歷。1993年,閻連科在反戰小說《夏日落》中把英雄拉下馬,把神話般的革命英雄主義還原到現實,94年一出版即好評如潮,報刊雜誌競相轉載,但幾個月後便被禁。這一年,他剛從河南調到北京二炮創作室,一到新單位就做了半年的檢討。

事後,閻連科才弄清楚自己首部作品遭禁的原因,原來是香港《爭鳴》雜誌就《夏日落》發表了多篇評論文章,稱其創作意味著聚焦軍人靈魂墮落的中國軍事文學第三次浪潮的到來。閻連科說:「我後來知道,有人把文摘送到北京,上面一看香港都這麼說,這部小說肯定有問題。當時江正鞏固自己的政權,開展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折騰我半年之後不了了之。」

《夏日落》事件之後,閻連科暫停充滿禁區的軍事題材寫作,轉向風險小的鄉村題材,但麻煩並未就此結束。2000年《堅硬如水》一出版,中宣部和新聞出版署接到的告狀信指這本書在紅黃兩方面都犯忌。該書的責任編輯是長江文藝出版社社長本人,親自去北京打點關係請客吃飯,最後以上面發話「書可以出,但不可做任何宣傳」平息了風波。

2003年,《受活》的出版風波令中宣部召開特別會議,因擔心禁書令反而會給這本令他們討厭的書造勢,決定讓它悄悄問世,不能做任何評論。軍隊高層也從《受活》嗅到了一些異味,決心把他逐出軍中。10月的一個晚上八點,閻連科還接受了《鳳凰衛視》的採訪,早上爬起來就接到通知讓他三天內捲鋪蓋走人。原來一位非常高級別的軍隊領導發話說,如果再來一次反右運動,全國只有兩個名額的話,非閻連科和章詒和莫屬。那一年,章詒和出版了《往事並不如煙》。

中國軍隊正常的軍官轉業程式是,每年4月確定轉業名單,10月到地方報到,給轉業軍官半年聯繫工作的時間。享受正師級待遇的閻連科接到命令時,正是10月,限他三天內找到工作幾乎等同於逐出軍中,閻連科甚至做了回河南嵩縣老家的準備,不料第二天的飯局上巧遇求賢若渴的北京市作家協會主席,兩人一拍即合,閻連科的去處有了著落。

享受北京首份書面禁令

中篇小說《為人民服務》在軍中完稿,閻連科一直把它壓在箱底,被逐出軍隊沒了負擔,決定拿出來發表。最初,巴金女兒主編的《收穫》雜誌答應首發,在一次會議後又決定暫緩,後稿子轉至廣州《花城》雜誌。05年第一期《花城》只刊發了一半,就接到上面禁令任何報刊不得轉載。又過了半個月,中宣部和新聞總署聯合發文,給《為人民服務》明確了六個不准:不准發行、不准轉載、不准評論、不准摘編、不准報導,已發行的刊物必須全部回收。

改革開放後,中國官方禁書一般靠電話通知,從不下發書面文件以免留下把柄。《為人民服務》成為享受書面禁令的第一本小說,且禁令文件下達範圍之廣,連他河南老家嵩縣都有一份,此事標誌著閻連科從此成為中國最有爭議的作家和官方最不歡迎的作家。

後來閻連科聽說,當禁令下發到部隊時,二炮創作室連夜傳達,軍隊首長非常得意自己的先見之明,早把他逐出了軍隊。在北京市作協,閻連科十分幸運地擁有一個十分寬容的小環境,作協主席以《為人民服務》是在軍中完稿為由替他解脫,並打保票日後不允許寫這樣的東西幫他矇混過關。

2008年,閻連科寫作《風雅頌》,其後的出版過程是不斷地被要求修改,閻連科的態度基本上是逆來順受,讓怎麼改就怎麼改,反正台灣會出一個完整的版本。某家出版社簽了出版合同,都準備開印了,最後說書沒法出了,並讓不要問為什麼。中國作家出版社也說要出,還信心滿滿地說沒有一點問題,但他們提了十八條修改意見,其中閻連科答應修改十六條。「有兩條我無法修改,一是說小說調子太暗,應該把它寫的明亮一點,二是說小說中所有人物都有問題,必須寫出一個沒有問題的人物來。我說寧願不出版,因為我無法修改」。

《風雅頌》08年4月在文學刊物《西部·華語文學》上首發,因揭露中國知識分子偽善面而引發激烈批評,有人指責他影射北大,妖魔化知識分子。兩個月後,小說單行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編輯的推薦詞是:尚未出版,就引發全面爭論!褻瀆、被褻瀆,侵犯、被侵犯。閻連科,用他的唾沫給時代消毒!中國荒誕現實主義大師。鈍刀割肉,佛頭作糞。

不斷遭遇出版挫折及爭議批評,令閻連科反省自己的寫作。在中國低矮的屋簷下,閻連科也不是不曾低頭。寫作《丁莊夢》時,他進行了自我審查,出版《風雅頌》時,他也做了很多妥協和讓步,但兩本書還是被禁。閻連科反省後悟道,誠然中國出版審查制度有問題,但作家的自我審查更是對文學作品最深刻的傷害。

閻連科認為「對中國作家來說,所謂含蓄,是寫作的方法,同時也是逃避的管道」。很多作家對此渾然不覺,聲稱自己很自由,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其實他只是沒有意識到出於自我本能的審查而已。他所謂的想寫什麼,這個什麼本來就是可以寫的東西。

《四書》是閻連科自我解放後的首部小說創作,他用「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般的聲音告訴自己,「我當然希望出版,但我絕不會為了出版而寫作。我一定要解放自己,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我只為自己的內心世界寫作」。

同黨莫言

2008年,在大連舉辦的一次小型活動上,閻連科偶遇中國人民大學兩位教授,被問及是否想調去大學,閻連科和莫言商量後,兩人表示想一起去。大學之所以吸引他們,除了工資高以外,環境更加寬鬆,言論相對更自由。

當時,中國人民大學正想招攬中國的頂級作家,並不在乎他們是否存在爭議。在閻連科方面,北京作協非常爽快地答應放行,而在莫言那裡,就沒有這麼順了。他當時在文化部下屬的藝術研究院剛分了套房子,拿到鑰匙就走,良心上過不去。當時莫言也和閻連科一樣,是備受爭議的作家,既沒有拿茅盾獎,也不是作協領導。

在有軍隊背景的中國作家中,閻連科和莫言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農村出生的軍人,都是中國最有份量的作家,都同樣因為寫作被迫離開軍隊。閻連科因《夏日落》寫了半年檢討,莫言也因《豐乳肥臀》寫檢討,直到1997年脫離軍隊到《檢察日報》工作。

不過莫言總是先行一步,當他的《紅高粱》名滿天下時,閻連科還默默無聞。直到今天,閻連科對莫言的寫作還充滿著尊敬,認為「他的小說充滿著批判和諷刺。他是個了不得的作家,非常值得尊敬」。

五年前,閻連科因《丁莊夢》與上海文藝打官司時,莫言被搬出來居中調停。前一段時間莫言因獲諾貝爾獎後的言行而備受非議,閻連科也為他打抱不平。閻連科說:「作為在內地生活的人,我非常諒解他獲獎後的言論。莫言不是聖人,不是英雄好漢,他有非常脆弱的一面。說句實在話,如果我處在同樣的環境中,也不能保證不會這麼做。在中國的現實環境中,每個人的言行都是為了保障自己的平靜生活。我們很多作家對劉曉波充滿尊敬,但我做不來那樣的事情。正因為做不來,才會對他倍加尊敬」。

莫言抄寫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一事,閻連科更替他叫屈:「我們是非常好的朋友,我知道他是無辜的,他壓根就沒有想到出版社會出一本書。莫言對書法充滿著熱愛,每天在家練書法,你要他寫什麼他都會寫,完全沒有想到後果。但中國的問題在於,你做了無法言悔,只能默默承受」。

閻連科相信現在和莫言還是好朋友,只是他現在特別忙,諾貝爾獎在中國的影響超出任何人的想像,莫言被忙到疲憊不堪,他任何一句話都會被媒體放大解讀,為此他會更加莫言。

《炸裂志》審視中國

2013年夏天,閻連科把《炸裂志》的中文稿交給北京普世派知識分子資中筠在法國從事出版業的女兒陳豐,讓她帶回法國翻譯,不出意外的話,這部小說首版將是法文版。《炸裂志》聚焦改革開放三十年,一個幾百人的小村莊巨變成深圳上海那樣的大都市。閻連科認為中國三十年巨變不是幾份政府檔就能解釋的,他要用作家的眼光去審視這種變化。

閻連科說:「在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有明文規定的寫作禁區,但後三十年,除了六四,並沒有規定哪些東西不可以寫」。在被問及這本書在中國的出版前景時,閻連科相信一定會有麻煩,肯定會有很多人不愉快,但他已經不在乎這些,他關心的是另一個層面的東西,那就是如何以作家的名義去審判一個國家和民族。

--原載新世紀

責任編輯:方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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