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e logo: www.epochtimes.com

訪余文生律師:當今中國 誰都可能變成雷洋

余文生律師2017年1月攝於北京。 (Fred Dufour/AFP/Getty Images)

人氣: 1304
【字號】    
   標籤: tags: , , , ,

【大紀元2017年01月09日訊】按:余文生律師,2014年因涉嫌支持「香港占中」被抓捕,羈押99天期間遭受酷刑。2015年他一度因709事件被抓,後成為王全璋律師的代理律師;2016年8月,其代理身份被強行剝奪,同年,代理大量法輪功案件。本文為專訪的下半部分。

(續前篇

記者:那您現在的日常信息來源是甚麼?您看電視嗎?

余文生現在的日常信息主要是網絡,首先看國內的網絡,可以得到一些信息,不涉政治的信息還是有些真實性的。再有就要翻牆看了,通過自媒體比如微信或者其它國外的聊天軟件,也可以了解一下外面的情況。

電視我看得很少,我認為中國的電視要不是娛樂節目,要不就是洗腦節目。歌頌偉光正的,就是洗腦節目,比如抗日神劇,明明國民黨抗日,中共沒有抗日,它就說自己抗日,那是假的,你還看?有些事情不符合史實的,很多的洗腦電視劇,把歷史真相全給抹殺了,完全是騙人的。

記者:可您小時候接受的教育也是黨媒的那種宣傳啊?

余文生:是啊,我們從小接受了太多的洗腦教育,被灌輸的都是騙人的歷史。小時候,我真是決心要把生命獻給國家、獻給黨,要和一切壞人壞事做鬥爭,要解放台灣、要解放美國,因為美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當中啊,他們太苦了。小時候它們就這樣教育我的!

十一二歲之後,我才感覺我受騙了。我生活的家庭比較優越,父親在旅行社,能看到港台報紙,白天工作忙,晚上就帶回家看。他不給我們看,但等他睡覺後,我就起來看,那時我就接觸了外國的民主思想。慢慢地我開始懷疑我接受的教育,這使我上初中高中我都不好好學習,我覺得學校講的都是胡說八道。

從小就讓我們戴紅領巾,讓我們把一切獻給黨,那時候沒有想過:憑甚麼獻給它?為甚麼要為它犧牲啊,是何道理?你信我,就要我為你去死;你要不信我,我就讓你去死,這不就是製造恐怖嘛,這就是極權政權的表現。

當局掌握媒體,不允許別人辦報刊、辦電台,別人沒說話的權利,它想說甚麼是甚麼,它說畝產千斤就畝產千斤,假的嘛,騙人的,官方媒體不可信任。而且現在中央電視台已經成為當局的政治工具,讓你說假的,你也得當真的說,它經常播一些人在電視認罪,搞輿論審判、媒體審判,未審先判本身就違法啊。

自媒體會好一些,暢所欲言,現在也不行了,有很多因為發表言論就被抓了,言論被刪除,我發表的言論經常就被刪了,只能自己看到。憲法規定言論自由,可現在連自己說話的自由都沒有,還談甚麼言論自由。

記者:那您認為中國的現狀如何改變呢?

余文生:首先民眾要覺醒。現在的中國人,思想麻木,明哲保身,不關心別人,只考慮自己,不想想聶樹斌、賈敬龍、雷洋都是我們身邊的人,有一天我們可能變成聶樹斌,也可能變成雷洋,可能變成賈敬龍,到那時候誰能幫助你?如果沒有人發聲,你一個人如何面對強大的政權?不可能。大家真正覺醒,才能改變這個社會體制。

現在覺醒的人不太多,我應該算一個覺醒的,我並沒有衝在前面,竟然都被抓了,是當局把我培養成衝在前面的人權律師,培養成為一個人權捍衛者。

要關心政治。中國人大多數不關心政治,很多人在國外,實際上也處於邊緣,華人在美國社會沒有甚麼地位,為甚麼?他只想自己掙錢,別人甚麼事也不管。他不參與政治,那政治也不會關心你啊,也不會考慮你,你就沒有地位。只有人人關心政治,關心別人,維護自己的權利,才能改變社會,改變自己的地位。

還要學會思考,憑甚麼把生命獻給黨?憑甚麼愛黨?憑甚麼愛政府、感謝政府?是政府要感謝人民、黨要感謝人民!並不是共產黨養了我們,不是它給我們吃給我們穿,是我們給它吃給它穿,沒有我們種糧食、生產各種物質產品,他們吃甚麼喝甚麼?他們甚麼都沒有。現在的情況是,我們生產十斤糧食,它拿走九斤,只給我們一斤,然後它就說是它養活了我們,這是甚麼道理?

記者:能談談您與709事件的關係嗎?

余文生:「709」抓律師,我也被抓了。那是8月6號的夜裡,警方撬鎖闖進我的家門,把我銬上帶走了,我被帶走的24小時裡,也是遭遇變相虐待,限制我小便,非常不人道,侵犯了一個人基本的生理要求。頭10個小時我一直背銬,後14個小時正銬,和酷刑也差不多……

放出來後不久,我知道「709」被抓律師王全璋的兩位辯護人在壓力下被迫退出,我就主動找了王全璋的太太李文足女士,告訴她我願意給王全璋做代理,這樣我就成了王全璋的辯護律師。

為此我去了天津十幾次,在偵查階段我要求會見王全璋,他們一直以危及國家安全等理由,不讓會見,不過那時警方還承認我的法定辯護人身份。

(2016年)8月7號案件轉到檢察院,檢察院竟然連我的辯護人身份都不承認了,以王全璋曾有聲明不要律師為由強行解聘我。法律規定,如果當事人解聘辯護律師,必須有書面通知,我們沒看到解聘我與程海律師的書面通知,所謂的口頭聲明沒有任何法律效用。

「709」可以說是中國的「小文革」,小型的文化大革命,短短的幾天內,搞運動一樣對律師、人權捍衛者進行打壓,這是只有法西斯國家才會有的事情,在21世紀的中國竟然發生了。

經過律師及家屬的努力,「709」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很大關注。我非常佩服那些「前仆後繼」做這些工作的人,作為王全璋的辯護人,我做了一定努力,我要繼續努力,爭取讓王全璋儘早回家。我是王全璋的太太李文足的委託人,她是非常堅強的女性,也得到各界人士的認可,我對她所做的一切,非常支持、尊敬,也為王全璋有這麼好的妻子驕傲。

記者:前一段時間,您曾經去找過王宇律師?

余文生:2014年10月,「香港占中」時我被抓,王宇做我的辯護人,包括她的丈夫包紅軍,都為我做了很多工作。如果沒有他們外面的努力,我可能也像別人一樣被起訴了。當時被逮捕的有33個人,就我一個人只關了三個月就放出來了。

據說王宇現在出來了,但誰也沒有見到她,我認為她目前仍是失去自由狀態,可能是被軟禁吧。所以我和我的妻子商量,我們必須去看看她,看看她到底是甚麼情況。我們去了她老家內蒙,結果也沒找到她,可以證實王宇根本就沒有真正恢復自由。

記者:您現在是被監控狀態的嗎?

余文生:我被放出來之後,當局對我嚴控,周圍都有監視,有時候被跟蹤,現在我也習慣了,我也不怕被跟蹤監視了。

我在微信發過這東西:七步之內,伏屍二人,還有甚麼可怕的?這是我的真實想法,也許有點莽夫之勇、以死相拼的意思吧,起碼表達了我的心理狀態:我無所畏懼,我不害怕。但確實我要考慮別人的安全,自己的安全我倒無所謂。

有一次我和幾個朋友去一個地方吃飯,警方就給我旁邊的一個朋友打電話,問他在哪吃飯,是不是和敏感的人在一起,叫他回去。朋友抬頭一看,頭頂上有個攝像頭,我們在這吃飯被看得清清楚楚。那時我才知道,很多攝像頭都能調動,當局只要想調,都能調來,防不勝防。在中國沒有安全的地方。

記者:您在當前狀態下如何保護您的妻兒?

余文生:「709」之前,也有很多朋友讓我的妻子和孩子出國,因為確實律師家屬往往都被株連。但我的妻子不願意和我分離,如果我出不去,她不能接受分居兩地,她要和我在一起,所以她一直沒出去。

我是不想出去。我留在國內還能做一些事情,為人權事業做些貢獻,我自己儘量規避風險吧。我也儘量減少給她帶來危險和擔憂,我和她有專用電話,讓她隨時能找到我,而且我會把一些情況及時地通報她。

但是當今的中國,誰也無法保證真正的安全,因為面對強權,以我自身的力量根本保護不了妻子和孩子,誰都保護不了誰。想想60年代的所謂「大饑荒」,幾千萬人被餓死,誰能保護誰?連自己都保護不了,家人更保護不了,大家都可能被餓死。

上次是警察撬鎖進家把我抓走的,當著我的老婆和孩子的面,沒有原因。它覺得你不聽我的,就可以把你抓走,它手裡有槍,為了維護它的統治,它可以殺任何人,甚至有一天它可能會剝奪我們的生命。過去幾十年裡冤殺的太多了,不是用手指數出來的,它是一個數字,幾千萬,它不在乎再多製造幾個數字,在它的眼裡,人的生命無所謂,權力才是有所謂。

在中共統治中,很多人要喊民主,就會被剝奪生命,這些人太多了,張志新、林昭等等,都是這樣付出生命的。剛建權時,它先殺了幾百萬的「反革命」,所謂的「大饑荒」又餓死四千多萬,文革又整死了幾百萬,它執政六十多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有多少?準確數字無法統計。

現在的社會和過去比起來,因為內外的努力,表面似乎進步了,但「十八大」以來中國法治倒退得越來越厲害,而且現在它們要想抓人,隨時可以抓任何人。

可是當局畢竟口頭喊民主、自由、法治,畢竟它披著民主的外衣,他們還不敢把這外衣脫掉。那既然這樣,我們就要求它實質上的自由民主,用它的法律保護我們,做一些事情去喚起更多的人覺醒。如果大家都覺醒了,民主自然就會實現。當然走在前面的人,可能付出各種代價,可能會付出生命。

據我所知,「709」的律師都受過酷刑及變相酷刑,這是當局對政治犯的常規手段。當局為維護它的統治,一旦被抓就必須讓你屈服,不按它的要求做就會野蠻地使用酷刑,如果不屈服,你就會遭遇生不如死的狀態。

如果真有一天它再把我抓走,我會坦然面對,哪怕付出生命代價,那時我希望國際社會、公民捍衛者能照顧好我的妻子、孩子。#

採訪整理:鄭言

責任編輯:蘇明真,高靜

評論
2017-01-11 2:21 AM
Copyright© 2000 - 2016   大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