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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家偉:訪「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集體大墳場

──四川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罪惡歷史揭密

中共當局一向都給少年兒童戴上一頂「祖國的花朵」,「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桂冠,可是這埋葬著兩千多無辜生命的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卻成了「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集體大墳場,這是多麼辛辣的諷刺!(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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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12月19日訊】1957年毛澤東發動所謂「反右」運動,定了幾十、上百萬的「右派份子」。但是在中共的法典裡卻找不到給這些「右派」定罪的法律依據。於是照蘇聯的樣兒給這些「右派」量身定制了一個「勞動教養」的條例。美其名曰「最高行政處分」。便據此剝奪了成千上萬「右派份子」的人身自由,由中共的警察押送勞教場所。就這樣無法無天地剝奪了千萬中國公民的人身自由,將其變為事實上的「勞改犯」。當局如此扯下「遮羞布」大肆踐踏人權後,由於它對內殘酷高壓,對外嚴密封鎖消息。因而雖如此大肆作惡,卻未引起多大反彈,整個中國萬籟無聲任其宰割。世界上其他國家根本不知詳情。這就更增強了作惡者的「膽量」。用他們的話來說就叫「刀把子、印把子都在我們手裡」誰敢反抗?而極權統治者從來都總是以全民為假想敵,哪怕孩子也不例外。都想要全部牢牢加以管控。

1958年所謂「大躍進」、「全民煉鋼」運動開始了。許多家庭中的成年人被強行弄去大煉鋼鐵背井離鄉。丟下未成年的孩子無人照管。這些孩子有的失學,有的遊蕩於市井,有的原本就比較調皮,於是有個別人便做了些小偷小摸之類的事。這令家長既十分擔心也無可奈何。

這時有關當局便將眼睛盯上了這些孩子,認為這些孩子已成了「不穩定」的因素,甚至潛在的敵人。此時中蘇尚未交惡。蘇聯老大哥的先進經驗還是很吃香的。而蘇聯內戰中收容流浪的少年、兒童被集中起來組成「高爾基工學團」,還拍成了電影《教育的詩篇》在中國到處放映。據說其中還培養出了個叫馬特洛索夫的大「英雄」。後來成了被大肆神化的韓戰「英雄」黃繼光的精神支柱與榜樣。一時成為「紅色的經典」。中國某些愛管控人已經成癮的官員,自然不能不有樣學樣,於是打起了這群處於「脫管」狀態或小有過失的少年兒童的主意。想要在中國也搞個「高爾基工學團」之類的東西。把這些孩子「收容」來集中「改造」。此舉說不定會一舉成名,在那年代就叫:在政治領域又放了個「衛星」。

此時中共警方當局正掀起所謂「公安大躍進」。號召打破常規與框框條條。於是這些喪盡天良的官員便「打破」了起碼的法律與社會常識之規,用卑劣的哄騙手段,把他們的魔爪伸向了孩子。他們對這些孩子的家長說,「國家願為你們免費管好這些孩子。讓他們進入一個半工半讀的學習場所,將他們培養成為有用的人才……」當時的中國人窮得叮噹響,有這種好事自然如同天上掉餡餅-般。再加當時人們對所謂「黨和政府」還心懷崇敬,絕不可能把這些穿著制服的人和拐騙兒童掛鉤,甚至想都不敢這麼想。許多人便爽快地答應下來,甚至連聲說「感謝黨和政府」。對稍有疑慮的人,他們便花言巧語加以欺騙。例如在重慶他們便說學習場所就在沙坪埧附近。家長一想,走路去也不過一個多小時,自然放心。誰知最後被押送去的是四川峨邊縣沙坪農場,一字之易,謬以千里!對個別明顯不願接受的家長,他們便加以威脅說「國家幫你教育好孩子你拒絕,將來孩子危害社會你要負責」!最後家長只好勉強答應。更有的小孩只是在學校翹課、調皮不聽老師的話,學校討厭他們。或者偷了一隻鋼筆之類的小過失,便被學校開除,公安局立即「跟進」,孩子便落入「虎口」。至於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是「反革命」或「右派」的,那更會「優先」入選。以上不管哪種情況,只要一被送「勞教」便註定九死一生,萬劫不復。

有人說,人是一種健忘的動物。在中國大陸更有一大批「學者」、宣傳家、幫閉文人,他們的工作任務就是千方百計如何「誘導」人們進行選擇性的遺忘。忘記那些官方羞於啟齒的亊。這是官方交給他們的「政治任務」。因而作為具有公民意識的人們,作為關心和支援中國民主進程的知識人,就必須和這些御用的「學者」、文人來一場針鋒相對的鬥爭。讓更多人知道當年那些罪惡的真相。

半個世紀後的2015年炎夏7月,筆者與當年被送往四川省峨邊縣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勞動教養」,近四年歷盡苦難,九死一生的「右派」倖存者林憲君教授結伴而行,重新來到這個當年曾造成六千多人「非正常死亡」,(其中含兩千多未成年的「少年勞教份子」)的魔獸之地,死亡之谷。就是為了重憶和揭示那一段已逐漸淹沒而鮮為人知的血腥罪惡歷史。用我們七老八十的古稀之年,去完成一次公民的社會調研活動。

當筆者與林教授重來大堡時,那天早晨,正值「趕集」。這裡是個彝漢混居之地,所以一時之間男女老少,漢人、彝胞在狹窄小街上川流不息人頭攢動。我們立即隨機向不同年齡段的人以拉家常的方式進行詢問。我們先從四十歲以下的中、青年男女問起「兄弟(或小妹):你們這裡有個沙坪茶場當年關右派和小勞教的,你聽說過嗎」?然而得到的回答幾乎清一色的是「不知道哦」、「沒聽說過」。或不斷地揺頭一臉茫然,好像我們在講外國話似的。有的甚至還反問「啥子叫小勞教啊」?偶爾也有個別年輕人回答「聽家裡老人講過一下,但弄不清是怎麼回事」。面對此種情景,我們不得不由衷的佩服,我們偉大的黨在控制民眾頭腦的智慧方面確實下了很大的苦功夫,而且成效斐然。特別讓年輕這一代人的頭腦全被「洗」成空白而「純潔」。自然在他們心中,黨和政府也許就絕對是偉大、光榮、正確了!

於是我與林教授改變「策略」,轉而去問那些五、六十歲或年紀更大的人。隨著年紀越大,知道的人也就越多。他們把「右派」叫「城裡頭來的讀書人」,對「小勞教」他們叫「勞教娃(兒)」,他們說「知道,知道,那些人遭得慘啊!好多都活不出來就死了」。又說「特別是那些勞教娃(兒)更『遭孽』(可憐)啊!餓死好多啊!一窩一窩的軟埋(不用棺木便埋了)在山上,蓋的泥巴又少,沒幾天,屍體便被野獸刨出來了……」這是他們親見、親歷的,再強勢的政治謀略家,也無法把這些罪惡事從他們腦海中清洗乾淨。

隨著我們不斷與民眾交流,吸引來更多的圍觀者。他們看見林教授手中拿著攝相機,便說「你們是來拍電視劇的不是」?未等我回答,一位年輕姑娘熱情地說「把我拍進去好不好?讓我也上回電視嘛」!我們只好報以苦笑。這時我見有位一臉滄桑大約六十多歲的男子,便小聲對他旁邊的人說「這是上面派來瞭解情況的,少跟他們說,謹防脫不倒手」!他們警惕地望了我們-眼便匆匆離去。但也有不怕的,一位賣小萊的老年農民對我們說「你們去問高書記嘛,他最淸楚」。在她指引下我們找到了高書記的家。

這位高書記叫高文淸。今年已八十二歲,是當年大堡鄉的黨委書記。當年沙坪茶場就在他這個鄉的地盤上。老人問明來意後,熱情地接待我們。他是親眼目睹當年那些右派份子和小勞教娃娃如何受罪的活見證。他說:「那些小勞教都是被武裝押著送來,有些才十二、三歲,完全就是個娃娃。結果弄他們上山去開荒,挖板土。而且規定有任務,每天要挖3分地(合18平方丈)挖大半尺深。這些孩子有的連鋤頭都舉不起,如何完得成?完不成就不給飯吃。外加鬥爭」。高書記又說:「到了過『糧食關』的1960年,那些娃娃餓得像猴子-樣。什麼草根、樹皮、癩格寶(即癩蛤蟆)都往嘴裡塞。結果好多娃兒都餓死了。人人都有父母兒女,看著太慘道了。但當時哪個敢說?政府說那些娃兒是壞人……」髙書記說到這裡只是搖頭,說不下去了。他是個老黨員,自然有黨性立場,但良心讓他講了真話。

我們離開高家,在-家小麺館吃碗麺。老闆娘是個四十上下的人。我們又和她閒談起來。問她知不知道1960年大饑荒。她說「我年輕,沒有碰上過『糧食關』,但我聽家裡老人說過,好慘道!餓得吃草根、樹皮、觀音土,餓死好多人啊……」這時外面走進來個顧客約六十多歲。老闆娘便說「你問他,他肯定知道」。同時又對那顧客說「譚國忠,你知不知道過『糧食關』是咋回亊」?林教授-聽「譚國忠」三字像觸了電似的放下碗從板凳上站了起來對那人說「你叫譚國忠呀?我叫林憲君,當年你媽媽給我南瓜吃,救了我的命,你想得起不」?那人一聽先是一怔,很快反應過來,拉著林教授的手說「哎喲,是林叔叔嗎!記得起,記得起。那時我才十二歲。我媽多少年後都還在提到你,她去世三十多年了」。

這意外的重逢,又引出了許多心酸的話題。我們一起來到譚國忠家。他的媽媽譚大娘當年家中有兩架磨子,常年提供給勞教隊將包穀(即玉米)磨成玉米粉。然後由勞教右派們挑去十多裡外山上的勞教隊伙食團。當年林教授就在這挑運隊伍中。有一次在挑運糧食的過程中,林憲君餓得頭昏眼花,路都走不動快倒下了,任務還沒完成。就在這危難時刻,也一貧如洗的譚大娘雖沒文化,卻明白事理,她常說「這些右派都是知書識理的好人,遭冤枉的」。看著林憲君餓得奄奄一息,她毅然將他家僅剩下的一個南瓜拿來煮給林憲君吃了,救了林一命。

「焉知五十載,重上君子堂」,半個世紀後,我們再來到譚家,大娘已不在人世。破敗的舊房仍無聲的立在那裡,似乎在看著這冷酷的世道。林教授百感交集,聲淚俱下的對譚國忠說「當年譚大娘救了我的命,可是我當時身上分文俱無。今天老人家已走了。我已報不了老人家的恩,但吃南瓜欠的債我得還」!拿出200元來不由分說,硬塞入譚國忠手裡。我們在場的人都止不住流下了眼淚。

當天譚國忠老人又陪著我們驅車來到官料河畔,隔河便是當年勞教農場二隊、三隊、五隊等舊址。但人家已把這些罪證之跡徹底清除乾淨,不剩一堵牆,一間房。全給種上樹木,美其名曰「退耕還林」。可是看著那一株株指向蒼穹的樹幹,卻像冤死的小勞教娃兒高高舉起小小的雙手,含冤帶恨的在高呼:「媽媽,我想回家!我要回家」!這大概就是他們最樸素的中國夢吧!然而卻永遠也無法實現了。

當年不少家長得知自己的孩子在沙坪茶場受虐待、挨餓,便跑來找到茶場當局要求把自己的孩子領回家去。卻被勞教幹部悍然拒絕。家長不服說「我孩子不過就是調皮翹課,又沒犯法為啥不准家長領回家」?勞教幹部皮笑肉不笑地說「你孩子當初是沒犯法,但現在已經犯法了。他在茶場地裡偷東西吃就是犯法」。餓得皮包骨頭的孩子在地裡偷生玉米、胡豆、土豆來吃竟然叫「犯法」了,就必須留下來再「改造」,再挨餓,再偷吃,再「犯法」,直到餓死,才能「離隊」。多麼嚴謹而高明的邏輯,多麼偉大的勞教事業啊!

據林教授回憶,當初各勞教中隊看著餓得已快「不行」了的孩子,便叫右派把孩子往茶場衛生所送,送去那裡死了就叫「病死」屬「正常死亡」。真可謂機關算盡太聰明。但中隊距茶場衛生所十多裡,又無交通工具。於是便叫右派人員背著送去。每送一孩給個小玉米粑。可許多時候半路上孩子就死了。背的人既無鋤頭更沒氣力挖坑掩埋。於是只好向山下官料河裡-拋。當年此河濁浪滾滾,孩子頃刻便「回歸大自然」終於「解脫」,「回家」了。林教授多次遇到這種情景。印象最深的是個叫肖復興的小勞教,就為偷了生產隊幾條紅薯便送來勞教。被鋨得像個骷髏。他在林教授背上一邊哭一邊說想見媽媽-面。說著、說著就喊不答應,放下一看—-死了。如今這官料河由於生態被破壞,已乾涸見底,全是橫七豎八的亂石,茣非就是當年2,600多冤死孩子的白骨麼?!

當年沙坪茶場高達一萬多人,最後倖存下來只有四千多人,死的除小勞教娃兒,就是「大勞教右派」了。有的右派更死得冤。一個叫傅景德的是重慶公安校教員,被打成右派後送來勞教。長期的饑餓、折磨與疾病,使他雙耳失聰。一日他往山下走,一個兵叫他站住,他耳聾沒聽見。這個兵說他要逃跑,無任何警告便連開兩槍,將他打死。死就死了,像殺隻雞-樣的簡單。事後未追究任何人的責任。還有個叫王孝明的是重慶朝天門碼頭搬運工。一字不識。他的單位抓右派的「指標任務」完不成。単位領導便哄他說「我們培養你去當右派,將來你就是知識份子了,可以成為幹部。你現在去勞教茶場鍛練一段時間。那邊可以領一份工資,我們再發一份工資給你家裡,你看好不好」?他一聽高高興興就答應了,來到沙坪茶場勞教。直到餓死在茶場,他都沒弄明白是怎麼回事。這種千古奇冤,使竇娥也只好自歎不如了!

由於死人太多,最後當局不得不將該茶場場長判了個有期徙刑,做做樣子。聽說幾年後又被保外假釋。其餘大小作惡者,無一人受到追究。這就是中共官場特殊的豁免潛規則。

中共當局一向都給少年兒童戴上一頂「祖國的花朵」,「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桂冠,可是這埋葬著兩千多無辜生命的沙坪農場大堡作業區,卻成了「共產主義接班人」的集體大墳場,這是多麼辛辣的諷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大堡沙坪茶場當年的罪惡歷史,正在被人巧妙的刻意掩蓋隱藏。哪怕在當地,如今也只能是少數白髮翁媼茶餘飯後偶爾會提及的談資。中青年一代早被瞞、騙而渾然不曉。但是製造這類悲劇的土壤卻依然存在。在歸途中,我聽見一處大概是小學裡傳出的《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歌聲。童其中竟然有「時刻準備,建立功勳,要把敵人,消滅乾淨……」這樣煽動仇恨、血腥味十足的唱詞,竟拿來灌輸給孩子!如果那些冤死的小勞教與右派份子,在天之靈有知,他們聽見,肯定會不寒而慄的。我們每個活著的公民能對此熟視無睹嗎?!

--原載《公民議報》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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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19 10:5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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