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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從「戲劇天才」到「精神殘廢」

作者:佟仁

劇作家曹禺資料照(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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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02月17日訊】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不僅拍成了電影,而且隱晦、深重的災難情節延伸到了被中共塗炭的無數生靈。

夫妻倆曾相濡以沫,感情篤深。丈夫被納粹關進集中營多年後失憶,最終獲釋回到家裡。妻子使用各種辦法想喚起丈夫的記憶:播放熟悉的音樂、跳起浪漫的舞曲……經過長時間的精心護理,丈夫似乎也有一些轉機,幽暗的生活開始照進一絲光明。

可有一天,丈夫突然向屋外跑去。情急之下,妻子厲聲大喊:「站住!」結果,狂奔中的丈夫猛地停住;然後,慢慢將自己孱弱的雙手怏怏舉起,做出投降和就範的姿勢。那個瞬間,丈夫仿佛又回到了集中營。

這是法國電影《長相思》中的鏡頭。影片中「丈夫」的表現宛如中國劇作家曹禺的晚年寫真:一朝心靈蒙難,一生難以治癒。

「誅心」傷痛

曹禺1910年生於天津官宦家庭,原名萬家寶,幼年的他常被繼母帶去看戲曲和文明戲。曹禺是他用來寫作劇本的筆名,取自他姓氏正體「萬」字,拆為「草字頭」和「禺」,草字頭換為曹,「萬」就成了「曹禺」。

如今,在他天津的祖宅裡,還有一面牆上掛著幾十幅表情生動、飛揚誇張的照片。那是少年萬家寶看戲歸來,一個人對著鏡子反覆表演的臉譜匯集:高興、憤怒、甜蜜、遐想、鄙視……這為他日後演戲和寫戲都埋下了深深的種子。

一晃百年過去。2010年,在曹禺誕辰100週年紀念日,他生前所在的「北京人藝」重排演出了他的四大劇——《雷雨》、《日出》、《北京人》和《原野》。

晚年的曹禺。(網絡圖片)
晚年的曹禺(網絡圖片)

與此同時,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典型的「曹禺現象」也被重新提起:這位23歲就寫出《雷雨》的「戲劇天才」,在39歲之後到1996年他去世的47年間,就再沒能寫出一部令他自己和觀眾滿意的作品。

1940年,中共開始了「延安整風」,對知識分子的「誅身」 「誅心」運動山雨欲來;1942年,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敢講真話的王實味等作家就遭受殘酷的殺害。

而比「誅身」更可怕的是,中共對受矇騙奔赴延安的所有作家祭出殺手鐧:統一用工農兵的大白話創作。而天真浪漫的作家們豈能預測,毛澤東的這一暴力洗腦方式,是為了將工農的知識匱乏轉化為革命的動力,為日後的竊國做準備。

曹禺自幼家學修養深厚,練就的是古樸典雅、含蓄蘊藉的語言風格。延安時期,儘管他經受了無數的洗腦,但他的筆下怎麼都流不出通俗的文字。

更為荒誕的是,在中共發動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要按當時運動的潮流,對《雷雨》進行改寫,採取階級分析法為《雷雨》中的人物排隊:周朴園是極右,魯大海當然是左……舞台上的每個演員也被要求帶著「階級感情」去表現所飾角色。這也讓曹禺陷入崩潰。

1952年,已經有五年沒寫過作品的曹禺說:「一拿起筆來寫現在,就感覺到自己肚子裡一無所有。不像從前那時候,拿起筆來順溜極了。」

一直到晚年,他的痛苦全在於想寫卻怎麼也寫不出來,他不知道該怎麼寫。他不停地問自己:「這麼寫對嗎?這麼寫行嗎?」他自己的腦子已經完全沒有了自由。

除去「文革」十年空白,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裡,曹禺成形的作品只有兩部半,而且是應景式的創作,其中一部是《明朗的天》。為了寫作這個劇本,他到協和醫院體驗生活,和眾多的醫生接觸,可是還是不了解知識分子錯在哪裡、為什麼要改造。

他寫完後感到荒誕:「我也是個未改造好的知識分子,怎麼寫別的知識分子改造好了?實在是捉摸不透。」

他在「文革」期間被迫寫過一些表態文章。每每過不了關,不得不從《紅旗》雜誌上抄口號,把自己罵得不是人才算過場,但回到家裡難受得直抽自己嘴巴。

經過「文革」十年浩劫,晚年的曹禺猶如斷臂之人。一切都明白了,但人卻殘廢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精神殘廢」了。那種渴望自由、渴望創造的熱情,無論如何再也沒能燃燒起來。

他的女兒萬方曾表示:「我父親被扭曲了。一直到死,他都沒能真正恢復到他寫《雷雨》時那個自由自在的靈魂。」不能不寫的渴望與不能寫出的矛盾,成為曹禺晚年最大的痛苦。

從23歲到33歲的十年間,曹禺寫出了包括《雷雨》在內的可以傳世的七部戲。但1949年之後的47年裡,只寫了兩部半歌功頌德的戲,因為有一部還是與另一人合寫。而這幾部作品現在已無人提起,曹禺晚年自己也很少提及。

曹禺的《雷雨》被譽為中國的「百年一戲」。(網絡圖片)
曹禺的《雷雨》被譽為中國的「百年一戲」。(網絡圖片)

1983年春天,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應邀訪華,到曹禺家做客。吃飯時,曹禺拿出好友、畫家黃永玉寫來的信念給米勒聽。

黃永玉在信中對曹禺說:「我不喜歡你1949年以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裡,你失去了偉大的靈通寶玉,你為勢位所誤!從一個海洋萎縮為一條小溪流,你泥溷在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

晚年的曹禺身兼中共文聯代主席和「北京人藝」的院長,每天忙於各種社會事務的應酬。他的女兒萬方記得,有天夜裡她突然聽到睡在隔壁房間的父親大喊:「我想從窗戶跳下去!我這樣活著有什麼意義!每天用嘴活著!」「我痛苦,我要寫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幹!」

有段時間,曹禺枕邊總放著一本《托爾斯泰評傳》。有時,他看著看著突然一撒手,然後大聲說:「我就是慚愧啊,你不知道我有多慚愧。我越讀托爾斯泰越難受。」

萬方說,她親眼看到父親的晚年被一種痛苦持續不斷地困擾,他想重新獲得寫《雷雨》時候的力量,但是他已經不是他,已經回不到原來的那個曹禺了。

1996年,長期住院的曹禺經受身心的雙重折磨後離世。在北京醫院的2848天裡,他始終想著創作,枕邊一直放著幾個本子。他寫斷想,寫詩,寫日記,寫人物對話,還有劇本提綱。他天天寫,但從來都只是個開頭。

也是在僅僅開了個頭的一份文稿中,他留下了最後的一行文字:「我整天擔心隨時被抓進去……」

戲劇天才

曹禺的生命雖然隨風飄去,但歷史有情,它記住了像曹禺這樣的名人。

1933年暑假,清華大學的圖書館顯得有些冷清。外文閱覽室裡,一個戴眼鏡的斯文男生,每天準點光顧,奮筆疾書,攤在他案頭的四幕話劇就是《雷雨》。

這部作品,是當時就讀於清華大學西文系、年僅23歲的曹禺構思近五年、五易其稿的結晶。他寫成後將劇本交給了《文學季刊》編輯、中學同窗好友靳以。但由於靳以人很正直,為了避嫌,遲遲未將這部優秀的劇作推薦給主編鄭振鐸。

1934年7月,同在《文學季刊》擔任組稿編輯的巴金輾轉獲得了這部作品:扣人心弦的情節,簡練含蓄的語言,各具特色的人物,極為豐富的潛台詞,他一口氣讀完後被深深打動,立即向主編推薦,破例用整期雜誌全文刊登。

隨後,《雷雨》被搬上舞台。1935年8月,《雷雨》在天津舉行大陸的首次公演,立即引起轟動;1936年,上海劇團不僅演出《雷雨》,而且每一種戲曲,無論申曲、越劇或文明戲,都演出了這一劇目;迄今,《雷雨》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各地,被一代又一代人表演了近一個世紀,也被改編成電影、電視等各種藝術形式。

青年時代的曹禺。(網絡圖片)
青年時代的曹禺。(網絡圖片)

曹禺一夜成名。等到1936年他的新作《日出》發表時,由蕭乾主持,天津《大公報》副刊邀請了當時文壇上幾乎所有文學大家進行了兩次集體討論,盛況空前。

同年,應校長余上沅的邀請,曹禺受聘為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教授,後擔任教務主任。大批學生慕其名而報考該校,此時曹禺年方26歲。

年輕的曹禺成為中國戲劇界的「天才」,當時有作家為他寫下「一時海上驚雷雨」的讚詩,《雷雨》迄今還是中國文壇無可超越的「百年一戲」。

令人痛心的是,在思想那麼深厚、生命那麼活躍、熱情那麼激越的年代之後,曹禺的創造力戛然而止;才華橫溢的曹禺並沒有在風華正茂之時,延續他旺盛的創作生命。

晚年的他本來要為此寫一部關於孫悟空的戲,寫他苦苦掙扎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心。但現實還是那麼殘酷,身心疲憊的他已經「無力奮戰」。

他一直都喜歡音樂,喜歡交響樂,喜歡肖邦,喜歡莫扎特,喜歡貝多芬。但與其說他喜歡的是音樂,毋寧說他喜歡的是自由,喜歡的是在或舒緩或激盪的音樂中,所獲得的心靈愉悅和自由享受。

曹禺晚年的筆力,就如那從遠方傳來的鳴蟬,露重飛難進,風多響易沉。

中共迫害

1966年的夏天,曹禺開完作家會議剛回到北京,一走進他擔任院長的「北京人藝」的大門,他大吃一驚,院子的黑板上、牆上到處都貼上大字標語:「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很快,他的預感變成了現實。他被勒令交代「反革命修正主義的罪行」,而鐵獅子胡同3號他家的門口,也貼上了「反動學術權威曹禺在此」的標語。

之後,寫不完的檢查,沒完沒了的恐嚇電話,讓他的精神完全崩潰。

他逢人便低三下四地深深鞠躬:「我是反動文人曹禺!」無論長幼,不管尊卑,他都一一誠懇道白。他似乎真心地認為自己有罪,認為自己不該寫劇本毒害觀眾。

那個冬天的一個夜裡,一幫「造反派」突然衝進他的家門,吼叫著要帶他走。那一刻,他一動都不敢動。他怕像之前在街上見到的那樣,紅衛兵「啪」的一鞭子,將他這個「十惡不赦的老狗」抽得血淋淋地當街示眾。

被帶走之後,他被關在牛棚裡勞動改造。每天掃大街、清廁所、被批鬥。軍宣隊要求他寫認罪檢查書, 「寫得好」才能過關,但經常是修改了七八次,仍不能通過。

他坐在房間裡通鋪前的小馬紮上,兩隻眼睛直勾勾地望著白色的牆壁,手裡拿著紙和筆,唉聲嘆氣,一個字都寫不出來。他突然喊:「我就是孫子!也不是孫子,就是一條蟲,隨他們怎麼碾!」

多年後,曹禺對採訪他的記者說:「他們逼著你招供,供了以後不但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個大壞蛋,不能生存於這個世界……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

不能不写的渴望與不能写出的矛盾,成为曹禺晚年最大的痛苦。圖為曹禺與女兒萬方合照。(網絡圖片)
不能不寫的渴望與不能寫出的矛盾,成為曹禺晚年最大的痛苦。圖為曹禺與女兒萬方合照。(網絡圖片)

他曾經很羨慕在胡同裡遇見的一個掃地的老太太,可以苟全性命。他說:「我羨慕那一字不識的人,沒有一點文化的人,他們真幸福。他們仍然能過著人的生活,沒有被辱罵、被抄家、被奪去一切做人應有的自由和權利。」

「文革」結束後,曹禺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恢復職務和地位的他,晚年社會事務極為繁忙,電話天天響,要他開會、題字、看戲、評獎等等,他什麼都應承。有時候一天安排四個活動,包括接機、追悼會、接見外國代表團等。

每次參加活動回到家,他都倒在沙發上,像被抽空了似的。他對家人說:「一天到晚瞎敷衍,說點這個,說點那個,就是渾蛋唄!沒法子。」有說不出的沮喪。

他說他是用社會活動麻醉自己。「我想寫,寫不出,痛苦,就用社會工作來充塞時間。」他悲嘆道:「這麼下去怎麼得了?」

他還坦言:「我這個人膽子很小,怕事,連我自己都不滿意自己。可是我做不了一些事情,也許在別人看來是很容易的事情。」

晚年的曹禺患有嚴重的神經官能症,多年的睡眠必須依賴安眠藥。有一天清早醒來,他滿面是血,玻璃渣子插在頭髮裡,模樣駭人。原來是在藥物的作用下,他夜裡昏昏沉沉地一頭撞上書櫥,自己卻渾然不覺。

吃藥後的他有時也大大地放鬆,種種的潛意識都變成清晰的話語,像地下的泉水一樣流淌:

「我痛苦,我太不快樂了,我老覺著我現在被包圍著,做人真難哪!我要坦白出來,我怎麼自私怎麼壞,我要說心裡話,說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說的話。」

「我最恨那些所謂的正人君子,沒有一個沒壞心眼兒,禽獸比他們好。恨就恨愛就愛。」

「我就是木魚,你們敲吧,愛怎麼敲怎麼敲。」

「靈魂的石頭就是為人摸、為時間磨而埋下去的。」

…………

曹禺不過是中共治下所有作家的寫照。萬馬齊喑的時代,讓沈從文、錢鍾書、巴金、老舍等曾經的文壇大家都患上了「集體失語症」,這是一代作家甚至是一代人共有的劫難。#

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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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18 7:4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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