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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曼沅:中國人的自白

右派繆光謙口述回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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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後陽光灑落,繆光謙正細心的為妻子修剪一縒歧出的頭髮。兩人歲數都已近古稀,卻都仍很健康,生活從容自在。洛杉磯自宅中有一架鋼琴,書桌上擺了各式雜誌、報紙,很難想像,這對老夫妻在中國走過什麼樣的歲月,曾吃過多少苦頭。

鐵路上的人肉盾牌

1948年11月底,當時就讀北平男六中的繆光謙開始覺得城市的氣氛不對勁了,他從廣播聽到了許多關於徐蚌會戰 (中共稱為淮海戰役)的情況,漸漸發現事情不如原先預期的樂觀。1949年1月,傅作義與中國共產黨達成和平協定,25萬中華民國守軍投降;1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和平進入北平市,宣告「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9月27日,北平市改稱北京市,北平市走入歷史,再也不平靜。

繆光謙的父親在鐵道上工作,他常聽南來北往的列車員述說各地發生的戰事,他回憶當時的火車上都有「槍眼」,為了保護鐵路安全,避免遇到土匪或共軍。但鐵道上的工作人員告訴少年繆光謙,八路軍把老百姓當「肉盾」,火車靠站,共軍用人擋住去路,國民黨士兵一開始不開槍,但躲在後面的共軍就開始射擊,國民黨軍若回擊就會射傷無辜百姓,不回擊就是坐以待斃。兩軍交鋒,鐵路上的人肉盾牌成為少年年過花甲,滿頭白髮還不能忘卻的記憶。

繆光謙說,後來傅作義投降,國民黨軍隊撤到城裡,中國共產黨的解放軍就住進我家院子裡來了。他說:「他們表面上都挺好,會幫忙打掃院子、挑水,但我們家原先有三間房,被迫變成了一間房。」

繆光謙向同住一個大院的士兵詢問兩軍交戰的情形,一個共產黨員得意的告訴他,當時共軍攻城,用的是「人海戰術」。他們將那些軍衣都沒有穿過的「人民」送上前線,國民黨用機關槍掃射,射到手軟填充彈藥時,共軍就開始進攻,一條壕溝裡就橫著上百具屍體。「人民」一波一波地衝向槍口,屍體逐漸填滿壕溝,正規的解放軍就踩著「人民」的屍體前進,「人民」成了填充外壕,堵塞槍眼的犧牲品。

「所以共產黨說它為『人民』服務,我一點也不相信。」鐵路上的人肉盾牌成為繆光謙對共產黨揮之不去的印象,他說:「共產黨用死人把戰壕填平了,還將這種行為美化為堵槍眼的英雄。」

只有一種聲音:南下工作團

儘管北京躲過了戰爭肆虐,但繆光謙發現自己不能再隨意說話了,他敏感的察覺當時北京城裡特務特別多。他說:「你在電車上講話就會被跟蹤、捉到警察局。若說錯話,馬上就有人上門來找你。」 逐漸的,男六中裡面那些曾參加國民黨的老師都不見了,一部分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老師都去了「南下工作團」,或是「被失蹤」,從此渺無音訊。

男六中前身為1923年蔡元培等人創立的私立華北中學。1940年,當局改「私立華北中學」為「市立第六中學」,因只收男生,遂此成為「男六中」。這所學校有優良的辦學傳統,教師多半是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但並非所有人都是真正「自願」前往南下工作。

繆光謙回憶:「因為當時整個社會的情緒,環境壓力逼得你不得不去。」因為學校「開會」要老師們坦白從寬, 從那個時候開始,教師、學生就開始填表、開會、批鬥,共產黨幹部的地下工作發展的很快,從此社會上只有一種聲音──平津兩市近萬名青年師生,成為光榮的第四野戰軍南下工作團團員。

繆光謙當時升上高中,但堅決不參軍,因為他知道共產黨軍隊運用人海戰術,從不把人當人看。當時他並不知道,這樣的決定使厄運已悄悄降臨到自己身上。

勞教:白做三年,再做三年

1952年,繆光謙考上北京電影學院,被分到製片廠工作。但1955年,共產黨大鬧「訴清反革命」,他遭同學污陷,連鬥帶打,雖然後來證明只是誣告,但繆光謙被調離單位,改到中國電影出版社當編輯。

1957年民主黨派整風,單位要求所有人給共產黨提意見。繆光謙說:「你不說還不行,每個人都要提。黨的書記會先說共產黨不好,引蛇出洞,後來說的就倒楣了。」儘管明知道共產黨是「一言」堂,會剷除所有的「異言」,但迫於形勢,繆光謙據實交了材料。1958年初,幹部要繆光謙打包行李,他被劃為右派。

繆光謙表示一開始自己也搞不清楚狀況,當時「勞動教養」的懲罰沒有經過正式的審訊,更別說上法院判刑之類的。大致右派勞教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戴帽」,保留公職;第二級是降職降薪;最次的就是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沒有薪水,他被分配為最慘的那一級。

就這樣無預警的,繆光謙被帶到北京東單分局按手印,然後二三十人被拉到北京監獄。之後繆光謙就被關進一個二十平方呎的狹小牢房,屋裡只有個尿桶,四十多個人擠在裡面,平均一個人只有30公分左右的空間,晚上每個人都得側著睡。他回憶,白天學習監獄守則,然後「難友」們要互相檢舉,每天自我檢討,繆光謙說:「環境逼著你認罪,自我認錯,監獄警察會叫幾個真的罪犯來打右派,他們自己不動手,讓別人打。」

興凱湖墾荒

在北京監獄裡待了一陣子之後,繆光遷就被送上開往東北的火車。他們搭乘了三天三夜才到了黑龍江省,他被送往密山縣,在「興凱湖」勞改場工作。他依稀記得到達那天是2月8號,湖面結冰,大卡車拉了人到了農場,煙塵滾滾離去。

1951年鎮反、1955年肅反、1957年反右,57到58年之間的第二次肅反,全國抓了成百、上千萬的人,監獄裡裝不下,毛澤東就從蘇聯引進了「勞教」(勞動、教育和培養)制度,再改良發明成為中國獨有的「勞動改造」和「勞動教養」兩種不同制度。

繆光謙被判的「勞教」是行政處罰,公安機關無須經法院對疑犯進行審訊定罪,即可將疑犯投入勞教場所,實行最高期限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強迫勞動、思想教育等措施,刑滿獲釋也不一定可已離開,很多人被就地編戶、留場就業。

興凱湖墾荒不是一個「苦」字可形容,當時所謂的「右派」們就在撲了稻草的帳篷裡過夜,冷風蕭瑟,每個人都凍得沒有知覺。白天要在農場的沼澤地上挖溝,每隔五十米挖一條排水溝,之後再鑿打凍土層,這些幾乎手無縛雞之力的知識份子在天寒地凍中無償勞動,箇中滋味豈又是言語能形容?

今日中國的「北大倉」就是大量像繆光謙這樣無辜的右派知識分子和知青們墾荒闢成。

繆光謙就這樣在興凱湖待了三年。1961年,赫魯雪夫報告使毛澤東大為震怒,中、俄兩國正式翻臉,農場裡不少右派見勢越過興凱湖,逃到俄羅斯。繆光謙回憶,因當時許多知識分子都學習俄文,中共為了避免知識分子逃逸,將決定將所有右派都調離興凱湖農場,他也被送走了。

我寧願當勞改犯

繆光謙說:「那時我真寧願被判勞改。」他解釋,雖然「勞教」沒有刑事徒刑,但「勞改」入獄的最低年期,比勞教年期更短,且入獄可在居住地執行,但勞教至少被判一年,絕大部分的人都分送往偏遠的勞教所執行,沒有節假日、沒有工資。

離開興凱湖後,繆光謙被轉移到秦皇島附近的清河農場,但大部分的人都稱那為「茶淀」農場。右派勞教有工資,但卻連吃飯都不夠。而那些真正的罪犯、或勞改犯工作沒錢可領,但至少管衣食,就算是兩片葉子泡湯和硬梆梆、灰僕僕的饃或窩窩頭,也能溫飽。

但勞教犯的三餐卻得自己付錢,他們日夜從事大量勞動,要買些吃的、補點油水,否則根本難以維持體力,大部分人都是靠親友資助才有機會飽餐一頓。繆光謙被判勞教時並沒有確定年限,他在興凱湖待了三年,但共產黨幹部說那段時間不算,重新勞教定期,他白做三年,再做三年。他說:「一個月工資12元,不發衣服,連吃飯都不夠。」

繆光謙在勞教農場裡曾遇過一位北京市中級法院院長,這名院長被打成右派,送到茶淀農場再教育,許多曾被其判刑的詐騙犯也在茶淀農場裡勞動,他的處境艱難可想而知。後來這位院長幾經波折,終於被調到圖書館當管理員,情況才稍微好轉些。

儘管是在農場工作,但在茶淀還是餓死了很多人。這種每日吃著炊事員用「增量法」使玉米粉多吸收水分,讓窩窩頭個頭變大、重量增加的飢餓狀態一直到了1963年饑荒好轉才結束,但那段日子始終讓繆光遷餘悸猶存。◇(待續)

責任編輯: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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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09 7:4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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