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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遭中共鞭屍的千古義丐武訓

皇甫容

《武訓傳》DVD封面(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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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沒有竊權之前,武訓曾是感動世界的平民教育家。在他卑微的頭上擁有幾頂耀眼的桂冠,他是千古奇丐,也是「義聞千秋」、「懿行千古」的第一人。作為草根,他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一生大字不識,靠著行乞,行大苦行,忍尋常百姓難忍之事,默默地做著亦如孔子的興學大業。

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有感於武訓精神,題記「武訓先生傳讚」,他讚歎道:「以行乞之力,而創成德達才之業。以不學之身,而遺淑人壽世之澤。」為一介乞丐題詞題記,著書立傳的各界名流,除了蔣介石,還有梁啟超、馮玉祥、蔡元培、何應欽、張自忠、張伯芬和段祺瑞等人,儘管這些人所處的時代、社會地位不同,題詞的角度也各有側重,但他們對武訓精神的讚譽卻是一致的。甚至當時的名家名流毫不吝嗇的以「聖人」、「金剛」、「義士」、「行者」等稱號來比喻武訓的大忍苦行,興辦義學的義舉。

武訓先生行乞興學(公有領域)

1944年夏天,當時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送給孫瑜一本《武訓先生畫傳》,當時孫瑜在中華教育電影製片廠工作。陶行知希望孫瑜能有機會將武訓的傳奇事跡拍成電影。孫瑜細讀《武訓先生畫傳》後,為武訓「行乞興學」的事跡深深感動。

1945年孫瑜赴美國時,身邊還帶著《武訓先生畫傳》和初擬的簡單劇情梗概。1947年秋天,孫瑜從美國回國的途中,開始為籌拍武訓寫了部分分場劇情,並於1948年1月底,完成武訓傳的電影文學劇本。

孫瑜將《武訓傳》分場劇本打印出來後,寄給上海崑崙影業公司的陽翰笙、史東山、蔡楚生、沈浮、趙丹等人。趙丹此前曾閱讀過《武訓先生畫傳》,他為武訓的忍辱負重,歷盡艱難坎坷也要修「義學」的事跡,感動得痛哭流涕。經過許多波折,由孫瑜執導、趙丹主演的《武訓傳》,於1950年10月拍攝完成。這部影片上映後,好評如潮。

孫瑜是1949年以前電影界公認的才華橫溢的留美學者,他對當時中國電影事業的貢獻相當大,被稱為中國電影之父。可是49年後,由於他導演的《武訓傳》受到批判而被迫害,從此以後才能不能發揮,作品寥寥。該照是年輕時的孫瑜。(網絡圖片)
孫瑜是1949年以前電影界公認的才華橫溢的留美學者,他對當時中國電影事業的貢獻相當大,被稱為中國電影之父。可是49年後,由於他導演的《武訓傳》受到批判而被迫害,從此以後才能不能發揮,作品寥寥。該照是年輕時的孫瑜。(網絡圖片)

而這部廣受歡迎的影片,由於片中的一句話觸動了中共黨魁毛澤東的敏感神經,使這部影片被批被禁長達60多年。究竟是那一句話呢?

1951年,毛澤東為部署鎮壓反革命運動,給各地負責人下達很多指示,他說:「在湘西一個縣中殺了匪首惡霸特務四千六百餘人,準備在今年由地方再殺一批,我以為這個處置是很必要的。」對這個數據,《武訓傳批判記事》的作者袁晞至今懷疑是統計呈報時有誤,一個縣怎麼能殺四千六百多人?太過匪夷所思。因為這個數據快趕上文革時道縣的專政大屠殺了。

在毛澤東的一項批示中也說到:「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同時毛澤東還規定鎮壓殺人的比例:「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不應超過人口比例的千分之一,有特殊情況者可以超過這個比例,但須得中央局批准,並報中央備案。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萬,已捕及將捕人犯一萬,已殺七百,擬再殺七百左右,共殺一千四百左右就夠了。」

在中共的暴力邏輯中,殺人不僅是理所當然的,而且殺人是用比例來算,不是用憲法刑法來衡量。不管人是否犯罪,只要在中共劃定的比例中,就是屠殺的對象。這個西來的共產幽靈是在用嗜血維持它的生存。

當時正值朝鮮戰爭和鎮壓反革命運動。《武訓傳》上映後,上海等地的報刊都在稱讚這部影片,毛澤東卻從中嗅出不一樣的味道。雖然鎮壓反革命等工作使毛澤東忙得不可開交,但他卻連續看了兩遍《武訓傳》,之後他對江青等人說,這個電影是改良主義,要進行大力批判。

《武訓傳》中有一句台詞,是武訓對著橫刀躍馬馳騁奔馳的周大說:「光殺人,能行嗎?」正是武訓的這句話觸動毛澤東嗜殺成性的敏感神經。於是批判武訓、批判《武訓傳》的風潮迅速蔓延。

武訓原本就是身處社會最底層的草根階層,《武訓傳》也僅是一部純粹的文藝電影。但在中共的話語系統下,和政治毫無關係的武訓,在中共的強制下和政治產生莫須有的聯繫,成為中共共產運動下的鬥爭目標。

在中共喉舌的批判中,武訓成了對封建統治奴顏卑膝的代表,聲稱武訓的乞討是在污蔑農民革命的失敗,將武訓乞討修建義學的行為定性為醜惡行為。執導孫瑜遭到猛烈批判,主演趙丹被迫勞改,當他被釋放後,他被迫害的連話都不會說了。

《武訓傳》DVD封面(網絡圖片)
《武訓傳》DVD封面(網絡圖片)

此後,奉毛之命,江青帶人到山東對早已去世的武訓進行歷史調查。那次調查是江青等人先下結論,然後把縣誌、碑文和訪談中篩選出來的能夠證明《人民日報》社論的材料填充進去。

1951年7月,《人民日報》刊文《武訓歷史調查記》,將武訓定性為是以興學為掩蓋手段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文革中,山東冠縣中學紅衛兵在老師帶領下,砸開武訓墓,掘出他的遺骨遊街,當眾批判後將其焚燒,挫骨揚灰。

被中共污蔑為「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的武訓,在歷史上究竟是甚麼樣的呢?

武訓身為乞丐,一生居無定所,食不果腹,當他忍苦興辦義學的事跡聲名遠揚後,引起海內外名家名流的震撼,在世人眼中「懿行千古、『義聞千秋』、苦節宏願」的武訓,以一個人的屈辱下跪,幫助更多人挺起做人的尊嚴;以一個人的隱忍卑賤,托起一方貧苦,乃至社會崇學的風尚。

武訓 / 網路圖片
武訓 (網絡圖片)

有人曾萬分感歎地說:「這個乞丐決非一個吃了上頓愁下頓、心為物役的小民,而是發下金剛心有著非凡智慧的行者、聖者、明哲。」這話一點也不為過。

武訓30年來省吃儉用,乞討所得,經營所得,獻給義學的經費就高達28,880兩。有人統計,這個數字相當於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的八千分之一,相當於當今的800萬至1,000萬元。

憑著這些錢財,武訓完全可以成為一名大富豪,過著衣食無憂的晚年,但他並沒有那樣做,而是保持著嚴苛的自律,凡是用於義學的錢,他從不為自己動用一絲一毫。他仍然到處流浪乞討,住破廟、碾棚、磨棚、瓜棚,從不肯奢侈一下,為自己改善一下卑微的處境。這樣的隱忍氣度和寬仁胸懷,並不是誰都可以做得到的。也不是中共將他定性為莫須有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散布彌天大謊,就能掩蓋的事實。

據說,在軍閥混戰中,跟隨孫傳芳打仗多年,擔任師長、副軍長等要職的段承澤將軍,1927年,當他駐軍泰安時聽到友人講起武訓的故事。段將軍在無比的震撼著中幡然醒悟,當時定下「退贓贖罪」的志願,他放下軍中要職,將自己的財產捐獻出來。

1933年,段將軍開辦了武訓小學,實施生活教育,以期建立新文化。段承澤去世後被人稱為「榮軍之父」。這一事例印證了武訓的精神不僅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也超越他想要拯救的階層。

武訓行乞的一生和他立志忍辱苦行的事跡,早已超越人們可以想像的高度。他是肯為利他之事忍辱下跪,而這個跪得最低的人,卻是站得最高最遠的人。

回顧中共批判武訓、《武訓傳》的歷史,再看看當下中國大陸的人權現狀,這也在警醒人們:當異議人士、維權人士、法輪功等信仰團體依然在中國大陸被鎮壓,就不要對嗜血和迷戀暴力的中共繼續抱有幻想。共產運動對武訓的無情鞭撻,這場本不該出現的國殤,卻在中共迷信暴力的邏輯中,在華夏民族的肌體上割下深深的傷口。而能癒合民族傷口,還復華夏民族精神血脈的最佳免疫方式,惟有遠離中共暴政,拋棄這個西來的共產幽靈對華夏民族的侵噬,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繼續創造出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 #

責任編輯:謝秀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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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6 10:5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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