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逼紅軍入川(下)

【祕檔】紅軍「飛奪瀘定橋」純屬虛構

朱開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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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07月07日訊】(編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紀元特約作者從中共黨史機密檔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無法一一註明出處。大紀元將在適當時機公布信息來源。)

5月12日,中共中央在會理城外的鐵廠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除政治局委員外,紅一軍團林彪、聶榮臻,紅三軍團彭德懷、楊尚昆參加了會議。會議決定紅軍立即北上,同四方面軍會合。任命劉伯承為先遣司令,利用他在川軍的聲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條件,為全軍北上開路。

「與彝族首領拜把子」是文藝宣傳,不是歷史,也不必糾正

紅軍繼續北上,必須要通過彝族聚集地區。當時,劉伯承為先遣司令、政委是聶榮臻、紅一師師長是李聚奎、一團長是楊得志。四人一起行軍住宿,一起研究行動計劃。

《李聚奎回憶錄》中有一段敘述:「5月22日,先遣隊開始進入大涼山彝族區。劉伯承、楊得志和我走在部隊前面。第一天雖然與彝族首領小葉丹達成了通過協議,但由於對部落工作沒做好,部隊也缺乏充分準備,在我們到達時,許多彝民拿著刀搶、梭鏢,擋住我們的去路,喊著『漢官不給錢不讓過』。我們沒能通過又返回出發地。後來總政治部派來了一名懂得彝民風俗、語言的幹部,各級也對部隊進行了動員,並準備了一些銀元、衣物,沿路向彝民喊話宣傳黨的民族政策,一面散發一些財物,這樣才比較順利地通過了。」[6]

據李聚奎的祕書講,李聚奎生前曾給解放軍總政治部寫報告說:「他同劉伯承司令一直在一起活動,沒有見到劉伯承司令與小葉丹結盟之舉,要有的話,一定是我幫助籌劃。沒有此事。當時解放軍總政治部回覆:那是文藝宣傳,不是歷史,也不必糾正。」

5月底,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商量,派陳雲去共產國際,匯報紅軍長征以來,特別是遵義會議情況。

5月24日,紅軍到達大渡河邊的安順場渡口。26日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趕到安順場,決定紅軍沿大渡河兩岸趕向安順場以北170公里的瀘定橋,那時,橋頭守軍已經都撤走了。

紅軍「飛奪瀘定橋」純屬虛構

6月2日紅軍全部從瀘定橋過河。

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毛澤東,後來在《西行漫記》中,他記述了當時毛描述的情況:過瀘定橋「是長征中最關鍵的時刻」,紅軍過橋時「頭一個戰士中了槍,掉到下面的水裡,第二個也掉下去了,接著第三個······大約有20多名紅軍戰士用雙手和膝蓋匍匐前進,把手榴彈一個接一個地扔進敵人的機關槍陣地」。

真實的情況是:瀘定橋並未發生戰鬥,紅軍過橋時,沒有戰鬥,更談不上傷亡。紅軍5月29日到達瀘定橋的時候,瀘定橋並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從大量國民黨軍隊的來往電報、部署文件可以看出,紅軍到來前夕,守橋的原國民黨24軍二旅部隊,已經被派去50公里外的康定了。首批過橋有22名戰士,過橋後,他們每人得到一套列寧裝、一支鋼筆、一個碗和一雙筷子。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受傷。其它部隊過橋時也沒有傷亡。

周恩來的警衛員描述,周聽說有一匹馬掉在河裡淹死了,很著急,問過橋的指揮宮楊成武:「人有沒有受損失?」當聽說沒有時,周又問:「一個都沒有?」答覆是:「一個都沒有。」

關於「飛奪瀘定橋」,1982年,鄧小平會見美國總統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布列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當時布列津斯基對鄧說,他去了瀘定橋現場,感嘆紅軍當年英勇高超的戰鬥力。出乎所有在場人的意外,鄧親口說:「嗯,在我們的宣傳中那就是這樣了。我們需要表達我們的部隊的戰鬥精神。事實上,那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軍事行動,沒什麼大不了的。另一邊是使用老式步槍的軍閥部隊,而且人數也真的不那麼多,但是我們覺得必須要將此戲劇化。」這段對話披露在當時的英文媒體上。

毛澤東走過瀘定橋台,6月初翻越雪山。6月山上沒有積雪,只是寒冷異常。在大雪山下天氣炎熱,紅軍戰士把厚衣脫下到山上,風吹著夾雪的凍雨襲來,紅軍戰士凍傷、凍死很多。毛澤東做了充分準備,沒有坐擔架,拄著一根木棍,走得比年輕的警衛員還輕鬆。

蔣介石放過了紅軍

7月4日,南京政府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孔祥熙,拜訪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商談日軍侵略華北戰爭事宜。臨走時,孔祥熙對蘇大使說,蔣介石很想與兒子經國團聚,他轉達了蔣介石給斯大林的口信:「我已經讓你的兩支紅軍會合了,應把我的兒子放回吧!」蘇聯大使回覆說:「我們並不阻礙他回國,據我所知是他自己不要回來。」

蔣介石沒有要回兒子,但他完成了統一西南三省的目標,貴州王家烈因打了敗仗,被迫辭職,拿了一筆錢走了。雲南省主席龍雲表示跟蔣介石合作,聽從蔣的指揮。四川全境由蔣介石控制,中央軍跟隨蔣介石入川,蔣介石到重慶住下幾個月,四川成了他的重要基地。

評述:

對於中共來說,承認「長征」其實是被蔣介石遠程操控的,確實是很尷尬、很不光彩。

目前多種資料證實:所謂「紅軍擺脫國軍的圍追堵截」,不過是蔣介石有意放過了紅軍。蔣介石屢屢讓紅軍在重圍中得以逃脫,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為了換取斯大林釋放兒子蔣經國,當時蔣經國被扣在莫斯科當人質。

所謂「勝利長征」,不過是紅軍的「失敗突圍和潰逃」,然而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把「長征」樹為一種神話般的象徵,使成千上萬的人思潮澎湃,熱血沸騰。在其後出版《大河彼岸》一書中,斯諾將中國「大饑荒」餓死三千萬人的慘劇稱為「營養不良」,可以想見,斯諾看到的是怎樣的「事實」。

後來斯諾才知道,當年他採訪毛澤東,得到的不過是中共和毛的一面之辭。晚年時,斯諾對當年寫《西行漫記》,深感歉疚。

注釋

[6] 李聚奎:《李聚奎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6 版,第113頁。#

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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