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7月08日訊】近日，某大陸網站公布了一則《2017年上半年網絡詐騙數據研究報告》。其中，有數據顯示，2017年1月至5月，由北京市公安局網絡安全保衛總隊成立的「獵網平台」共計接到來自全國各地的網絡詐騙舉報10882起，涉案總金額過億元。
有文章披露，「部分受害者由於種種原因並沒有選擇報案」，因此《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指出的「39.1%的網民曾經遭遇過網絡詐騙事件」的比例或許更接近真實。如果按照「截至2016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7.31億」的總數來計算，曾在網絡上被詐騙錢財的中國人應該有近2.86億。從這些數字中，我們不難總結出中國網絡詐騙的第一大特徵，即「被詐騙的人數多、金額大」。
儘管如此，中國各地持續、普遍高發，且數額巨大的詐騙案卻並未引起有關部門的真正重視。其結果就是，手法雷同的詐騙案不僅仍在有恃無恐的發生，甚至還導致被騙者因受不了打擊而猝死的悲劇上演。比如2016年在一個月之內發生的將人活活騙死的三起案件：徐玉玉被以發放助學金的名義騙走9900元，在回家途中心臟驟停；山東大學生宋振寧因被騙1996元，悲憤交加致心臟驟停離世；廣東大學生蔡淑妍因被騙走一萬元學費而自殺身亡，就足以揭示出中國網絡詐騙的第二大特徵——「精準詐騙」。
從「精準」二字上不難看出，中國這些網絡騙子行騙並不是隨機的，而是瞅准了目標才下手的。更重要的是，他們也不是一時興起，而是經過長時間的調研、實踐之後，將其當作新開發的產業來發展、經營。根據官方發布的《現代網絡詐騙產業鏈分析報告》的統計資料顯示，在中國大陸，從事網絡詐騙產業的至少有160萬人，相當於中國陸軍的規模。而每年詐騙的「產值」已超過1100億元。
由此可見，在如今中共治下的中國，「行騙」居然是一個行當，而「騙子」也成了一種正常拿工資的職業。面對這種黑白顛倒、是非不分的亂象，我們不禁要問，為何「行騙」會如此猖獗，甚至在短時之內發展的如此迅猛？不少人將原因歸結為受騙者有「貪便宜」的心理，又或者太渴望「天上掉餡兒餅」了。但有人對此並不認同。他們不解的是，難道如今騙子是合法的，貪便宜的倒成了犯罪？這種質疑其實不無道理，畢竟，主動實施犯罪的是騙子，而不是被騙的人。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這些騙子可不是「摟草打兔子」，騙一個算一個；如果真是靠運氣，那貪便宜的還真算是倒了霉了。然而問題是，上面提到的那些被騙的大學生根本就不是因為貪便宜而被騙的。就拿徐玉玉案來說，警方最終調查的結果是，一名犯罪嫌疑人「購買了五萬餘條山東省2016年高考考生信息」，然後由另兩名嫌疑人「冒充教育局工作人員以發放助學金的名義對高考錄取生實施電話詐騙」。
而徐玉玉正是其中的考生之一。於是，騙子才能在打電話時脫口說出她的名字、父母的名字以及讀書的學校，致使她深信不疑。顯然，這些騙子團伙之所以能成功，並不是因為被騙大學生想貪占便宜或是腦袋瓜子不靈光，而是中國這種在世界上決找不出第二家的「精準詐騙」太過天衣無縫了。
更顯而易見的是，如此天衣無縫的騙局，決不可能僅憑一個人來設計、完成。如果依照上面的數據，「行騙」已在中國形成產業化，那麼騙子也必然是以團伙的形式出現。有人在網上調侃稱，「假如販賣個人信息直接死刑，金融機構裡外勾結、辦理非實名卡的無期；提供技術支持、販賣通信設備的無期；通信機構辦理非實名卡的無期；我看看還有電信詐騙嗎？」這條言簡意賅的段子是否能博君一笑尚不能斷言，但它所揭示出的「精準詐騙」必然涉及到的行業及部門，卻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令人憤慨的是，牽涉的行業與部門如此之多、之廣，標榜著「為人民服務」的政府此時卻視而不見，縱容著禍害老百姓的詐騙團伙長期行騙。正如有人反問道，「有哪家公司企業因為出賣網民個人信息而受到過懲罰？」不僅如此，中國的電信主管部門以及運營商甚至還一直允許「騙子專用號段」的存在。
或許，這些還不是最可怕的。至今想來，最令中國人後脊梁冒汗的，是由政府勒令各級部門推行的「實名制」，讓老百姓的個人信息和諸多隱私一下子暴露無遺。有意思的是，在強制實施「實名制」之時，政府還公開表示，「『實名制』可極大減少並嚴厲打擊『匿名制』滋生的各類信息騷擾和違法犯罪活動」，「有利於行業主管部門進行監督，並打擊犯罪」。但從如今的狀況看來，違法、犯罪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愈演愈烈，甚至已到了致人死亡的地步。
無論如何，中共這個不由民選、不受監督的政府都難辭其咎。如果說，當初推行「實名制」只是無心之失，那麼面對多起大學生被騙死亡的惡劣事件，政府的罪責頂多算是「誤殺」。而如果說，推行「實名制」原本就是為後來的官商勾結、合夥詐騙做鋪墊，並且參與者都能從中獲取詐騙所得；那麼，在多起行騙致死事件中，有官員參與或在背後「照拂」的「精準詐騙」團伙，其犯罪行為則是與故意「謀殺」無異了。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