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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檔】延安整風中周恩來的醜態

武德山

延安整風(大紀元配圖)

延安整風(大紀元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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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08月10日訊】在延安整風中,中共把人變成鬼。在其過程中,每個人都醜態百出。周恩來作了五次公開的檢討,在政治局會上連罵自己五天,還稱自己「猥瑣」、「奴性」、「犯了極大的罪過」。

劉少奇在整風中把毛澤東捧上「神壇」

在這次整風中,劉少奇和康生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而其他所有領導人都被編進各個學習小組,成為被整肅的對象。

劉少奇在許多場合不指名地對王明進行攻擊,稱其是「披了馬列主義招搖撞騙,是江湖上賣狗皮膏藥的」。在整風中,劉少奇把毛澤東捧上「神壇」,因此得到毛的重用,以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分進入中央書記處,迅速成為僅次於毛的中共第二號領導人。

為了配合毛的延安整風, 1939年7月,劉少奇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本一版再版、印了又印的小冊子,就是教導黨員要做黨和黨的領袖的馴服工具。

周恩來五次公開檢討

在中央蘇區時,周恩來因追隨博古等人奪了毛澤東的軍權,被認定是王明路線的執行者、「經驗宗派的代表」,有人要求開除他的黨籍,甚至提出處決他。周恩來寫了四篇五萬多字的學習筆記,又寫了兩萬多字的檢查,先後進行了五次公開檢討,仍不能過關。

毛澤東不滿足於周恩來的聽話、順從,他把周恩來領導的地下黨打成特務集團。周恩來馬上在大會上連篇累牘地歌頌毛澤東。1939年11月在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一連罵了自己五天,說自己「犯了極大的罪過」,是王明的「幫凶」,罵自己從前當領導是「篡黨篡政篡軍」,還稱自己「猥瑣」、「奴性」。他在黨內到處演講,大講他本人和其他領導如何給黨帶來災難,毛澤東如何從他們手裡挽救了黨。

針對知識分子的普遍整風

高層整風的目標是打掉中共高層阻礙毛澤東威望的張聞天等留蘇派,進而削弱其背後共產國際的權威。普遍整風則是針對知識分子內心嚮往自由、平等、博愛、民主、人格獨立等價值的渴望。

康生原本是留蘇派的,此時立刻轉換立場。1942年2月21日、3月7日、4月8日,在延安中央黨政軍各界幹部會上,康生連續三次傳達毛的整風報告。他將毛有關「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概念在延安各中央機關廣為散播。聽了康生的傳達後,延安各機關、學校紛紛成立整風領導機構,日夜精讀指定文件,日常的業務工作基本停止。自此,整風運動逐漸轉向反奸、搶救運動。

1937年、1938年,成千上萬的知識青年,懷著對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崇仰和對中國未來光明前途的憧憬,從天南海北,有的還從印尼、新加坡,經過許多艱難和曲折奔向延安。延安一時到處充滿青年人的歡聲笑語,似乎成了一座青年烏托邦城。集中到延安的熱血青年大約有四萬人,很多只有十幾、二十歲,是由中共地下黨以抗日的名義把他們吸引到這塊「革命聖地」來的。他們對國民黨沒能剷除的貧困和不公正感到失望;對中共在長征前製造的慘劇不了解,或不相信,以為是國民黨的宣傳;他們相信了中共的許諾:人與人之間會有同志式的平等關係,會卸掉封建的枷鎖,得到自由。為此,他們願意忍受延安艱苦的物質生活。有的人為了表示與「舊社會」一刀兩斷,還改了自己的姓名。

但是,他們很快就感到了失望,現實與夢想相差甚遠。隨著國共關係的惡化,延安與外界關係中斷,在封閉的環境下,延安的社會氣氛和精神生活領域開始出現重大變化。毛澤東利用王明、康生帶來的蘇聯「反托派」精神為自己服務,放縱康生在延安營造「肅托」的精神恐怖。青年知識分子失蹤的事情時有耳聞。到處都有特權現象,上下等級差序制度日見森嚴,平等難尋蹤跡。到了1941年,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忽然發現,他們從烏托邦理想國的主人,一下子跌到等級差序結構的最底層。

同時,他們被批評成小資產階級。思想和生活習慣也開始受到指責,戀愛自由逐漸受到限制。

思鄉病和不滿情緒在青年知識分子中間蔓延開來。他們對批評知識分子是「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不認可,說:「領導不關心群眾生活」,「有的幹部兩張皮,對領導畢恭畢敬,對下級神氣活現」,「到處烏鴉一般黑」,「有些領導說的好聽什麼階級友愛啊,什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

《野百合花》事件

1942年3月9日,《解放日報》刊出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緊接著《解放日報》文藝欄發表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蕭軍的《論同志之「愛」與「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這些文章一刊出,立即轟動了延安。

這些文章的共同特點是,以文學形式尖銳抨擊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長至上」、基層領導沒有文化、動輒用政治帽子壓制人的現象;曲折表達了青年知識分子對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和不滿情緒。文章要求擴大黨內民主,建立充滿友愛、平等精神的新型關係。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在這一組文章中最具影響力。在《野百合花》一文中,王實味描繪了當時延安的「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昇平景象」,「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青年學生一天只得到兩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等現實。

王實味,20歲就讀北京大學文科預科時就加入了中共,1937年10月來到延安後,他先入魯迅藝術學院,後經張聞天親自挑選,調入馬列學院編譯室,參與翻譯馬列原著。王實味個性耿直,看不慣編譯室負責人陳伯達等人的諛上壓下。馬列研究院改名為中央研究院後,王實味轉入中國文藝研究室作特別研究員,待遇也算是很高的。

1942年2月始,王實味陸續在《穀雨》雜誌、《解放日報》及中研院《矢與的》壁報上發表文章,如《政治家、藝術家》、《我對羅邁同志在整風檢查動員大會上發言的批評》、《另感兩則》等。這些文章大膽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陰影,真實反映了延安青年知識分子理想破滅後的沮喪和失望,並對在革命口號下逐漸強化的等級制度和官僚趨向表示了憂慮。他堅持藝術家的責任:「揭露一切骯髒和黑暗」, 從而與「欣欣向榮」的主潮形成激烈的衝突。他剖析產生等級差序制度的思想和歷史根源,向掌握黨軍大權的毛澤東發起挑戰。

毛看到王實味的文章後,立刻給《解放日報》打電話,報社受到整肅。王實味把更尖銳的思想又寫到牆報上,大聲疾呼人們要用自己的腦子思考,說:「我們還需要首先檢查自己的骨頭,向自己發問:同志,你的骨頭有毛病沒有?」「你是不是對大人物有話不敢說?要了解,軟骨頭病本身就是一種邪氣,我們必須有至大至剛的硬骨頭!」

一天晚上,毛澤東打著馬燈去看王實味的牆報文章,看到激動的人群邊看邊稱讚王實味,沒人看他毛澤東一眼。回來後毛馬上說,「王實味在延安挂帥」,「他是總司令」,「我們打了敗仗」,「這些東西……是很好的反面教材」,「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

1942年4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發言,猛烈抨擊自由主義,他說:「這個人這樣想問題,那個人那樣想問題」,「一件事情,這個人說是黑的,那個人則說是白的,一人一說,十人十說,百人百說,各人有各人的說法。差不多在延安說是這樣,自由主義的思想相當濃厚。」毛澤東表示,一定要在整風運動中「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為此付出任何代價,也在所不惜。[7]

5月初,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報紙上發表。不久,康生宣布:王實味是托派分子,也是復興社分子,是兼職特務。6月19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對王實味托派問題加以肯定,他說:現在的學習運動,在中央研究院發現了王實味的托派問題,他是有組織地進行托派活動,他談過話的人有20多個。 [8]

王實味堅決不肯承認自己有錯誤,在會上,他幾次想為自己作辯解,可每次話還沒說完,就招來一片怒吼和痛斥聲。他不像其他人那樣用自誣來換得黨的寬恕和解脫,因而批判不斷升級。

在群體性歇斯底里的瘋狂狀態中,王實味很快就被扣上三個帽子:反黨分子(不久又升格為反黨集團頭目)、托匪、國民黨特務(又稱國民黨探子)。在持續的精神恐懼中,王實味宣布退出中共,以此來解脫。但是,羅邁不允許他退黨,而是宣布將他開除出黨。

1943年4月1日,王實味被逮捕,在「逼、供、信」式的審訊下,王實味最終承認自己是托派,而且還是「天馬行空、半狂的托派英雄」。

王實味生命的最後幾年是在單獨囚禁中度過的。1944年,國民黨地區的記者來訪延安,他們見到的王實味,已經被整成了機器人。當時王實味按照中共的要求反覆背書:「我是個托派。我攻擊毛主席應該被處死」,「毛主席寬宏大量,我對他的仁慈感激不盡」……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機關決定撤離延安,王實味由中央社會部押送到晉綏根據地。途中,因「神經不健康,身體也不好」,王實味成了行軍途中的一個包袱。晉綏公安總局請示中央社會部,經康生與李克農批准,決定將王實味就地祕密處死。執行幹部為節省子彈,將王實味帶到黃河邊一處偏僻山隅,用對付日本鬼子的大砍刀,從其身後將他砍死。因擔心被人認出,又亂刀百次後,將屍體丟進一口枯井。那是1947年7月1日夜晚,那年王實味四十一歲。(未完待續)#

注釋

[7]毛澤東講話記錄稿,1942年4月20日。

[8]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1991年2月7日作出《關於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複查決定》。決定中說:在複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

(編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紀元特約作者從中共黨史機密檔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無法一一註明出處。大紀元將在適當時機公布信息來源。)

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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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13 1:18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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