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7年09月19日訊】說到「民國四公子」，其背景身世都不同凡響。袁克文是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之子，張學良的父親是奉系軍閥張作霖，溥侗的父親載治是清朝乾隆皇帝第十一子成親王永瑆的曾孫，而本篇主人公張伯駒（1897-1982）則是北洋軍閥元老、中國鹽業銀行創辦人張鎮芳的養子。這四人中，袁克文1931年就病逝，張學良於2001年在美國去世，溥侗則逝於1952年，皆沒有遭到中共的迫害，唯獨張伯駒，不僅被打成右派，文革中還被批鬥，晚景更是淒涼。
因感冒而死
1982年2月，張伯駒得了感冒，妻子潘素把他送進了北大醫院，住在八人一間的病房裡。潘素向院方請求換到單人病房或者雙人病房。院方卻說：「張伯駒不夠級別，不能換。」
兩天以後，同病房的一個病人死了。而張伯駒的病情不見好轉，反而加重。潘素再次請求換病房，回答還是張伯駒不夠級別。再過兩天，又死了一個病友。張伯駒的感冒也轉成了肺炎，最後於26日去世，終年84歲。
在其住院期間，有打抱不平者在北大醫院門口高聲叫罵，說張伯駒捐獻的東西可以買好幾所你們這樣的醫院。最後領導批示同意換醫院，但為時已晚。
為什麼說張伯駒捐獻的東西可以買好幾所醫院呢？這還得從其家世說起。
京城玩主張伯駒
據大陸出版的《京城玩主張伯駒》一書，張伯駒的生父為張錦芳，幼年過繼給伯父、民國初期的河南都督張鎮芳。張鎮芳後進入軍界，其後又進入金融界，掙得家財萬貫，富甲一方。可這個張伯駒既不樂意從政，也不願意經商，只喜歡吃喝玩樂，因此被人稱為「京城玩主」，名列民國「四大公子」之一。
不過，與眾多紈絝子弟不同，只喜歡吃喝玩樂的張伯駒把自己玩成了詞人、書法家、收藏家、古董鑑賞家、戲曲家和美食家。他還曾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會、北平市美術分會理事長和華北法學院國文系教授等。
作為京城著名票友，張伯駒曾拜京劇大師余叔岩為師，整整學習了十年。1937年，張伯駒四十大壽時，出演《空城計》中的諸葛亮，余叔岩、楊小樓、程長庚等大牌名角為他配戲，北京城為之轟動。
說到詩詞，張伯駒一生填詞數千首，出版有《從碧詞》、《張伯駒詞集》等。著名紅學家周汝昌曾將其與南唐末世皇帝、也是詞人的李後主相提並論，可見其造詣之深。
再看書法，張伯駒通過臨摹書聖王羲之的《十七帖》、鐘太傅的《賀克捷表》，並反覆揣摩蔡襄的《自書詩冊》，創造了自己似蔡非蔡的獨特字體。該字體不慍不火、不激不勵，落筆時露鋒、收筆時藏鋒，啟承轉合無一敗筆。
而說到收藏，可以說，張伯駒最為人稱道的是其藏品質量。無疑，他對珍稀字畫、書籍、陶瓷、木器都有極高的鑑賞力，收藏重精而不重數量。其藏品中的隋代畫家展子虔的《游春圖》是現存於世的最古老的中國畫。當年，張伯駒把弓弦胡同的老宅（原為慈禧太后的太監總管李蓮英的住宅）賣給輔仁大學得200兩黃金，又加上變賣夫人潘素的首飾湊足220兩黃金而將《游春圖》買回。
然而，與其他古董收藏家不同，張伯駒收藏古董的目地不是為了升值爾大撈一筆，而是為了保護國寶。比如在他花四萬元買回晉代陸機的《平復帖》後，就有古董商白堅甫代一個外國人找上門來，願以二十萬收購。張伯駒予以拒絕，因為他不想讓國寶流落他鄉。
1935年，張伯駒兼任其父創辦的鹽業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因此每週去一次上海。1941年，鹽業銀行上海分行襄理李祖萊害怕少東家查出他貪贓枉法、營私舞弊的劣行，便勾結日偽政權特務將其綁架，索要200根金條，否則撕票。有人傳話給潘素，讓其賣掉《平復帖》救人。潘素斷然拒絕，說：「伯駒把《平復帖》看得比生命還要緊。賣掉它，伯駒回來我沒法交代。」最終，張家請周佛海出面，以20根金條贖回了張伯駒。
1946年初，在中國東北地區陸續發現一些故宮散失的書畫，這應是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帶到東北的。時任故宮博物院專門委員的張伯駒隨即提出兩點建議，一是所有溥儀「賞」溥傑內者，不論真贗，統一由故宮作價收回；二是經過鑑定確為精品者，亦作價收回。在發現的1198件書畫中，張伯駒認為有價值的精品約四、五百件，按當時價格，不需太多經費，便可大部收回。但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只是口頭允諾，並未著手進行，遂使許多名畫珍品落於商賈之手。
為了收回國寶，張伯駒自己出資收購，如前邊說的《游春圖》。後來，他又變賣家產，將宋代范仲淹的《道服贊卷》收購過來。其萬貫家財也基本耗盡，家庭經濟狀況入不敷出。
國寶捐贈給中共
1947年張伯駒加入了親中共的民主同盟，並響應中共號召，參與組織北大學生反國民黨的活動。1949年，中共攫取政權後，張伯駒得到了許多頭銜：燕京大學國文系中國藝術史名譽導師、北京中國書法研究社副社長、北京京劇基本藝術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藝研究社理事兼總幹事、北京中國畫研究會理事、北京古琴研究會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鑑定委員會委員、公私合營銀行聯合會董事、第一屆北京市政協委員、中國民主同盟總部財務委員會委員、文教委員會委員、聯絡委員會委員等。張伯駒徹底被中共統戰。
1952年，中共為了幫助侵略者朝鮮，進行全民動員，大搞捐獻，張伯駒就把展子虔的《游春圖》、唐伯虎的《三美圖》和幾幅清代山水畫軸獻給了中共。
1953年傳統新年時，為了感謝毛澤東派人送來的糕點、白酒等禮品，張伯駒又將自己珍藏的價值連城的唐代李白手書《上陽台帖》回贈給毛，毛轉給故宮。
1955年底，中共發行公債，開展購買愛國公債的全民動員，張伯駒再次將晉陸機的《平復帖》、唐杜牧的《張好好詩》、范仲淹的《道服贊》、蔡襄的《自書詩冊》、黃庭堅的《草書卷》、宋吳琚的《雜書詩帖》、元趙子昂的《草章千子文》等無償的捐獻給中共。這些價值連城的寶物換來的只是一張褒獎狀。
在捐贈出價值連城的國寶之際，張伯駒還根據康生「尊重遺產」的指示，推出了《甯武關》、《祥梅寺》等傳統京劇。在其心目中，中共是一個「幹部朗如日月、清如明鏡」的政黨，因此他很樂意為其工作。
此外，張伯駒還積極響應中共的關於舊知識分子要努力改造思想的號召，反覆告誡自己要改造思想，去掉公子習氣。
被打成右派
然而，謹小慎微的張伯駒做夢也沒想到的是，正是這個他「用心」為之奉獻的中共，在1957年將其打成了右派。在莫名其妙地當上右派分子後，他更加謹言慎行，連自己為什麼被定為右派都沒有打聽過。
1960年，陳毅通過吉林省省委書記於毅夫把張伯駒調到吉林省博物館任第一副館長（無館長）。張伯駒以「待罪之身」開始在吉林省工作。
為了增加吉林省博物館的館藏，張伯駒再次無償捐獻了幾十件自己的珍貴收藏，包括元代仇遠的《自書詩》卷、顏輝的《煮茶圖》卷、宋代趙伯嘯的《白雲仙喬圖》卷、元代趙子昂的《篆書千字文》卷、明代薛素素《墨蘭圖》軸、唐人寫經《大般若波羅密多經》、明代董其昌的字對、唐人楷書冊、宋代楊婕妤的《百花圖》等。
張伯駒的慷慨讓他過了幾年安穩的日子。
文革並不如煙
安穩的日子沒有持續多久，文革風暴又至。文革伊始，張伯駒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 挨批挨鬥成了家常便飯。《炎黃春秋》2013年第6期發表的章詒和的《張伯駒的文革「交代」》和第9期張一虹撰寫的《文革中我兩次見到的張伯駒》對張伯駒的遭遇有著進一步的描述。
《交代》一文透露，張伯駒給自己羅列了三十八個「問題」，從家庭，到書畫，到鑑定，到講座，到說戲，到打譜，到社交，到民主黨派，到右派……不過，張伯駒依然保留著文人的風骨，只說自己的問題，不涉及他人。
而《文革中我兩次見到的張伯駒》則描述了張被批鬥的慘況。1966年8月27日，吉林省省直文化系統的造反派，在長春市體育館召開批鬥省文化局機關黨組書記金樹然的大會，作者也在現場。大會上，當提到某個當權派或某個人名字時，這些人都會被揪出來跪在金樹然旁邊。張伯駒也被點名。
不過，作者注意到，在點名張伯駒的發言者還未演講完，會場裡還沒來得及響起「把他揪出來」的喊聲時，在離其不遠的看台上的最後一排，就站起位穿著白襯衣的長者，然後便匆匆擠出身子，順著看台的過道，一路小跑著奔了下去。作者注意到在整個批鬥會期間，他跪在那兒始終是低著頭，從未側臉旁視過一眼。
令人沒想到的是，與會者全部發言後，有人勒令那幾十個「牛鬼蛇神」，沿著橢圓形的跑道，爬著向全體與會者去示眾。於是整個體育館又是一陣騷動、驚呼……伴著這支由金樹然領銜向前爬行的隊伍，是震耳欲聾的、有節奏的口號聲。漸漸地，有些年老體弱的人，向前蠕動的速度有些放慢了，落後了。當他們爬行了一圈之後，示眾者中年齡最大的張伯駒，竟完全被甩在了最後面，以至於距離越來越遠，直到他的兩隻胳膊再也不能伸屈，終於停在那裡一動不動了……
就在全場「觀眾」目光集中在張伯駒身上後，一個彪形大漢快步奔了過去，彎腰就拽住了張伯駒的衣領。之後，就如同拖著一具屍體，或者是一件什麼沉重的東西，迅速地跟在了那個爬行隊伍的後面，向前奔去……
這樣的情景估計觸動了現場每個人性尚存的人的內心。因此雖然示眾「表演」在繼續著，但原先那呼喊的口號聲，卻漸漸地低沉，又逐漸地稀稀落落，直到後來，似乎又都全部消失了。
終於，又示眾了一圈之後，這漫長的爬行總算是停止了。在眾目睽睽之下，張伯駒靜靜地躺在那裡……
這是作者第一次見到的張伯駒。第二次見到張伯鈞是在第二年。
1967年3月，中央文革將長春市幾個造反派組織定為「反革命組織」。作者被臨時抽調到吉林省博物館去參與籌備《四個反革命組織展覽》。有一天，當她因事到博物館的主樓時，突然發現該單位的造反派頭頭、女解說員××，正在向張伯駒訓話。只見他光著頭，身著一件棕色的對襟小棉襖，腳上是一雙矮腰的布棉鞋，顯得還算整潔；他站在那裡紋絲不動，並將頭偏向一側；眼皮下垂著，似乎是在認真聆聽，又似乎是在似睡非睡。突然，作者發現有一絲鼻液從他的一個鼻孔裡流了出來，是越流越長。而他卻像是根本就未發覺似的，始終就沒去理會它……
在造反派頭頭將要結束訓話之時，一個意想不到的事情又發生了：她將一面小銅鑼和一個敲鑼的錘子遞了過去：「去！到人民廣場轉一圈再回來。邊走邊敲，嘴裡也別閒著。要念叨：我是大右派，我是牛鬼蛇神……聽著沒有？」
「嗯嗯！」張伯駒十分痛快地答應著，眼睛也陡然睜開了。凝固的身子也立即動了起來，然後就接過那個家什，竟沒看對方一眼，就腳步輕快地奔向門外。作者知道，人民廣場距這裡足有一趟街的路程，此時竟也禁不住地跟了出去。
後來，在陳毅被打成「走資派」後，張伯駒寫了一首《金縷曲》，把江青比成陷害忠良的呂后。這首詞在造反派抄家時被發現，張伯駒遂被打成了「反革命」，被抓進監獄。由於實在查不出什麼問題，在關押八個月後，張伯駒夫婦被發配到舒蘭縣農村去勞動改造。大卡車把他們夫妻扔在一個偏僻的鄉村，一溜煙地開跑了。他們去找生產隊長上戶口。沒想到隊長不同意在當地無親無故的這對老人落戶。
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張伯駒夫婦牙一咬、心一橫，自作主張地返回了北京。就這樣，在北京住了大半輩子的張伯駒，在中共領導下的社會變成了北京的黑戶，在沒有糧油副食和日常生活用品票證的狀況下艱難度日。
1972年1月，陳毅去世時，張伯駒送了一副輓聯，被毛看到了。毛又想起了這個公子哥。於是，張伯駒被聘為中央文史館館員，戶口也很快解決了。
結語
文革結束後，張伯駒夫婦再次被奉為「上賓」，社會活動大增。然而，對於反右和文革時的遭遇，張伯駒卻沒有認清中共的嘴臉，反而不計前嫌，說：「想想陳帥，人家是開國元勛，尚能忍辱含垢。我等之人，有些不順心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可惜，這個讓其「寬宏大量」的黨，最終還是要了他的命：住院因為級別不夠而錯過了救治時機。不知在臨死的那一刻，張伯駒是否明白，究竟是誰害了自己？#
責任編輯：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