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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維洛:德國魯爾區生態環境治理對中國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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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09月07日訊】魯爾區是德國的一個老工業區,曾聚集了鋼鐵、煤炭和化工工業,也被稱為是希特勒發動二戰的物質基礎。魯爾區逐步放棄高耗能、高污染的鋼鐵和煤炭工業,走上痛苦的經濟改型之路,生態環境得到治理。魯爾區放棄的產業被中國接盤,京津冀地區和當年的魯爾區的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十分相似。1958年中國開始第一次鋼鐵生產大躍進,直接後果是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2000年中國開始第二次鋼鐵生產大躍進,其後果,特別是經濟、環境後果,將不會亞於第一次大躍進。

一、魯爾區和我

1985年獲得獎學金到德國多得蒙特大學空間規劃系留學,參加的第一個實習項目就是《魯爾工業區的改造》。大學畢業後在多得蒙特大學任教近十年,然後到工程事務所工作。三十多年一直生活在魯爾區。今天就跟大家談談我對德國魯爾區生態環境治理的一點親身感受。

二、一個沒有駐軍沒有大學的魯爾區

最早接觸到魯爾區這個概念是在南京大學上學的時候,區域規劃、城市群、重工業區、集聚效應、煤炭、鋼鐵、機械製造、軍事工業、希特勒發動二戰的物質基礎等等。中國的許多煤炭和鋼鐵城市都曾以德國魯爾區為榜樣,要建設中國的某某魯爾區。很多讀者知道北洋水師從德國購買的克虜伯大砲,便是魯爾區生產的。克虜伯是魯爾區的一位大工業家。

魯爾工業區位於德國西北部的北萊茵——威斯塔法倫州的中部。北萊茵——威斯塔法倫州,從州名上可以看出,這由兩部分組成。二戰結束後,佔領軍重新劃分了德國的行政範圍,意圖是把兩個關係不好的地區捆綁在一起,讓州一級的議會、政府內由於地緣歷史關係而多產生一些矛盾。把萊茵地區一分為二,萊茵的北部地區和威斯塔法倫組成一個州,萊茵的另一部分和普法爾茨組成一個萊茵——普法爾茨州;把歷史上關係不好的巴登地區和符騰堡地區組成巴登——符騰堡州。甚至把一個城市分為兩部分,分別劃歸兩個州。但是沒有想到的是,德國人的強項就是協調,在不同層面上的協調,特別是在最底一層的協調。中國人碰到問題,總是只有通過更高層面的參與,甚至最高層的參與,才能解決,中國也把這個稱作協調機制,高層或者最高層面的協調機制。所以中國最高領導人很忙很忙,權力也很大很大,但是基層只習慣於服從。

魯爾區面積4435平方公里,人口580萬,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1308人,其人口密度高於長江三角洲,高於京津冀地區。魯爾區並不是一個統一的自然地理區域,也不是一個統一的行政區域,現在是由53個獨立的城鎮組成(之前由更多的城鎮組成),大的城市有多得蒙特、波鴻、埃森、杜伊斯堡、蓋爾森基興等(在德國十萬人口以上的城市為大城市),更多的是中小城鎮。中國總是把人口密度問題作為產生生態環境的最根本原因。CCTV最近拍攝的《將改革進行到底》第六集《守住綠水青山》中說:「中國,世界上人與自然關係最緊張的國家之一,世界上近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均資源擁有量遠不及世界平均水平。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傳統的粗放型發展方式已難以為繼,資源環境的承載力已經達到或接近上限。」記得國家國土資源部副部長徐進在參觀多德蒙特市,我對他說,魯爾區的人口密度比長江三角洲更高,他不相信,他說根本看不出來。

魯爾河是來自東部山區的一條河,流經這個地區的南部,是這個地區的飲用水源,魯爾工業區的名字就來自魯爾河。萊茵河流經魯爾區的西部,流經杜伊斯堡,目前中國一路一帶的歐洲終點是杜伊斯堡。埃姆斯河流經這個地區的中北部,承擔水路運輸和下水道的任務。埃姆斯河在杜伊斯堡和萊茵河交匯。再往北是利伯河,它也注入萊茵河。歷史上歐洲的商業通道「天路」由東向西橫穿這個地區,與「天路」十字交叉的道路更是聯繫北歐、中歐和南歐的紐帶。

魯爾區有豐富的煤炭和鐵礦石資源,當地的煤炭地質儲量為2190億噸,佔德國的四分之三。這是魯爾區最早走上工業化的資源基礎。

魯爾區的煤炭開採可以追溯到13世紀中葉在多德蒙特周圍的開採,從17世紀到19世紀開始工業化,18世紀下半葉開始在奧伯豪森建立了第一座高爐,克虜伯公司在埃森建立鋼廠,19世紀上半葉圖森公司在杜伊斯堡建立鐵廠,魯爾區開始大規模地開採煤炭、鐵礦,生產鋼鐵,生產機械,馬上成為了德國的工業中心。各地的移民紛紛湧來,無產階級的隊伍迅速擴大,工會力量很強大。為此,德國皇帝做出一個特別規定,在魯爾區不得駐紮軍隊,在魯爾區不得設立大學。因為德國皇帝知道,大學生是社會中思想最活躍的,士兵手中有槍炮,如果產業工人、士兵和大學生聯合在一起,那麼離皇帝被推翻的日子就不遠了。那時候魯爾區的青年人想上大學,只有到周邊的科隆、杜塞道爾夫或者明斯特去上大學。正是這個政策,教育程度的落後和青年人教育素質的低下也導致了魯爾區後來的經濟危機和經濟、社會的衰落。

這裡要特別介紹一下魯爾區域協會的作用,因為許多中國考察團在考察報告中對這個組織的作用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因為在中國沒有這樣可以比較的組織。魯爾區域協會成立於1920年,主要任務是為魯爾區發展制定區域規劃。前面已經談到,魯爾區不屬於一個行政管理機構之下,各個城鎮是獨立的,最初的經濟發展也是自發的,不是按照一個計劃有序地進行的。魯爾區的空間發展結構應該如何發展,基礎設施應該如何規劃,等等問題都需要解決。於是就自下而上自發地成立了這個組織,成員由各個市鎮的市長、企業代表和專家組成,大家一起坐下來討論這些問題,達成一個協議,大家遵守。這就產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區域規劃,發展到現在的空間規劃(在中國叫國土規劃或者區域規劃)。這就是德國人的強項——協調,在不同層面上的協調,他們不需要每件事都去請示上級,去請示州長或者總理。魯爾區良好的空間發展結構,為後來的生態環境治理提供了很好的條件。

2015年9月22日,中國頒布了所謂生態文明領域改革的頂層設計——《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的目標被鎖定在這八項制度上,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和空間規劃體系是其中第二和第三項制度。這是中國第一次如此重視空間發展結構,希望中國這次能亡羊補牢。

1945年德國戰敗,在戰爭結束的前幾天,聯軍的飛機將所有不再需要的炸彈全部扔在這片作為希特勒二戰物質基礎的魯爾工業區。多得蒙特市的所有工業區被夷為平地,市中心只剩下市政府大樓的一片山牆。許多炸彈並沒有爆炸。直至今日,魯爾區的土地中還有一些殘留的沒有爆炸的炸彈,是土地污染的內容之一。

二戰之後,魯爾區的經濟迅速恢復,工業產值佔全國的百分之四十,鋼鐵產量佔到全國百分之七十,煤炭產量佔到全國百分之八十,魯爾區的經濟復興被成為是經濟奇蹟。那時人們沉醉在經濟奇蹟中,就像今天中國沉醉在GDP數字的增長中一樣,沒有人去注意污染問題,或者說把污染當作經濟發展的必須的副產品。我到巴登——符騰堡州內務部做實習時,那裡的官員告訴我,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巴符州需要用土豆來換取魯爾區的鋼鐵、機械和化工產品。現在風水輪流轉,太陽又照耀在南部了,德國南部的巴登——符騰堡州、巴伐利亞州和黑森州,因為這裡的生態環境更好,新的企業和高級人才喜歡在這裡創業和落戶。據說這些州當年在競爭新工業如汽車、電子工業落戶時的一個口號是「沒有煙、煙灰和高爐的地方」「Jenseits von Rauch, Ruß und Hochöfen」,打的就是生態環境牌。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後期,一些知識分子指出了魯爾區經濟結構存在的問題,包括環境污染問題,缺乏大學等高等院校等等。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利希‧伯爾於1958年這樣描寫魯爾區:

「比比皆是的焦炭工廠不斷冒著黑煙,鑄造廠也不停排出紅褐色的污水,還有飄浮在空氣中的懸浮粒子,使得戶外一切東西都蒙上一層黑灰。潔白的衣物穿出門去,不一會兒便成為灰色。紅瓦白牆,綠草如茵的家園,更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而沿岸化學工廠林立的萊因河,更有如一道被六萬多種不同化學藥品調成的雞尾酒。」

讀到這段文字,我就想起柴靜紀錄片中的中國,想起郭沫若的詩句:「一枝枝的煙筒都開著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紀的名花!近代文明的嚴母呀!」

當時魯爾區的生態環境問題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空氣污染問題;——噪音污染問題;——水污染問題;——土壤污染問題;——煤炭開採帶來的地面塌陷問題。

可以說魯爾區從天上到地上,一直到地底下,到處是生態破壞、環境污染。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魯爾區每年向空氣中排放一百萬噸的塵粒,四百萬噸的二氧化硫,還有來自化工企業的廢氣,不斷增加的汽車尾氣。降雨又把這些有害物質帶到地面,帶到小溪、河流,魚類死亡,水質下降,森林死亡……

但是魯爾區的經濟還是在慣性的推動下繼續快速增長,魯爾區從土耳其等國引進了大量的勞動力來滿足煤炭、鋼鐵、化工等的發展。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魯爾區生產了德國百分之九十的焦炭,三分之二的鋼鐵……在一些知識分子的推動下,經濟結構轉型在緩慢地進行中,其中一件特別值得一提的事,就是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年開始,在魯爾區的多得蒙特、波鴻、埃森、杜伊斯堡四個城市出現了了十幾所大學和高等專科學院。如果沒有魯爾區域協會區域規劃的高瞻遠矚,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提供這麼多的大學用地和它後續發展用地是根本不可能的。

1973年到1974年出現的第一次石油危機,給予魯爾區重大的打擊,經濟危機出現。五年之後,1979年出現了第二次石油危機,魯爾區不得不走上沉痛的經濟改型之路。

1985年我來到了多得蒙特大學,一個剛剛成立了16年的大學。

三、是政治偉人領導還是普通民眾推動了魯爾區生態環境的治理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魯爾區的環境污染問題受到知識分子和民眾的重視,也就成為政治家競選中的議題,社會民主黨總理候選人維利‧勃蘭特提出要治理環境污染,並承諾還魯爾區一片藍天»Der Himmel über dem Ruhrgebiet muss wieder blau werden«。中國媒體中多把勃蘭特當作是德國生態環境保護的領導人,把他在競選中的一句承諾當成一個可執行的「魯爾區藍天計劃」,這也許是受中國思維模式影響,北京有個「藍天計劃」,德國魯爾區也有一個「藍天計劃」,中國的生態環境保護靠政治偉人領導,靠頂層設計,德國也應該是這樣。

中國發表了毛澤東論環境保護、鄧小平論環境保護、江澤民論環境保護、胡錦濤論環境保護和習近平論環境保護。中共五代領導人,可以說沒有一個不重視環境保護。就是沒有人敢問一下,中國的生態環境是什麼時候、在誰的英明領導下被破壞的?怎麼被破壞的?習近平多次講到,「中國生態環境矛盾有一個歷史積累過程,不是一天變壞的,但不能在我們手裡變得越來越壞,共產黨人應該有這樣的胸懷和意志。」不知道習近平所說的「我們」,是否包括前面四代領導人?是否包括華國鋒、胡耀邦和趙紫陽?

1962年4月30日北萊茵——威斯塔法倫州議會通過了《防止污染法》(das nordrhein-westfälische Immissionsschutzgesetz)。這是德國第一部關於環境保護的州法。在這之後,其它州也頒布了相同或者類似的法。

依《防止污染法》治國,魯爾區也走過一段彎路,家醜需外揚。由於北萊茵——威斯塔法倫州議會通過的是《防止污染法》,規定的不是限制發電廠廢氣的排放值,而是規定限制受發電廠廢氣排放後的空氣中污染物的值。法律公佈後,魯爾區的企業採取了技術措施,環境質量包括空氣質量有所好轉,但是北萊茵——威斯塔法倫州的鄰國和鄰州就告狀了。因為魯爾區治理污染的辦法就是廢氣排放者都把煙囪加高了,有的煙囪超過300米高,有的改變排放方式,像打炮一樣地向天上排放廢氣,通過這樣的辦法,排放廢氣並沒有減少,廢氣中的污染物也沒有減少,只是這些廢氣和廢氣中污染物都飄到鄰州和鄰國,飄到荷蘭、丹麥和瑞典,而直接影響魯爾區的廢氣少了,污染物少了,空氣質量有所改善。這個環保政策被諷刺為「高煙囪的環保政策」。這就是所謂的「魯爾區藍天計劃」的開始。以後有機會再說說「北京的藍天計劃」。

德國生態環境保護學者把1970年到1980年作為德國環境保護歷史的開始,其中三件事最為重要:——世界石油危機;——非政府的環保組織的湧現;——德國綠黨的成立。

德國綠黨於1980成立,是世界上的第一個環保主義政黨。綠黨的大部分領導成員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是在校的大學生,先對中國有偏愛,後鄙視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綠黨的出現,顯示出德國民眾對環保問題的重視。之後各政黨也紛紛把環保問題納入黨的綱領。因此環保問題在德國就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議題,也是選舉中的一張重要的牌。生態環境保護不是一切,但是沒有生態環境保護就沒有一切,已經成為市民的共識。

四、石油危機對魯爾區生態環境治理的影響

1973年10月以色列和周圍的阿拉伯國家發生了第四次中東戰爭。為了打擊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國家,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宣布停止石油出口,實行石油禁運。油價格從每桶3美元多提高到10美元多,霎時間油價為原來的三倍多,觸發了世界經濟危機,被稱為是第一次石油危機。正因為是第一次,許多國家對此沒有準備,沒有想到石油也能當武器。唯一例外的是以色列。第一次石油危機對德國的打擊最大,因為德國是唯一一個本國沒有任何石油資源的國家,石油全部依賴進口。當時德國的精英們紛紛出謀劃策,當然這些方案都是公開的,供民眾討論和評判的。有人建議加大開發魯爾區煤炭資源的力度,用煤炭取代部分石油的進口(德國沒有石油資源,但煤炭資源十分豐富);有人建議少開汽車,多用自行車,星期天禁止開車;有人建議改裝汽車,讓汽車不用汽油、柴油,而是用煤轉換的沼氣……各式各樣的建議很多。但是最後被採用的也是效益最高的卻是另一個建議:將居住用房和公共建築的一層玻璃的窗戶換成兩層玻璃的窗戶,減少用戶的取暖能源消費,這樣就減少了取暖能源消費中的石油消費或者其它能源的消費。為了鼓勵百姓更換兩層玻璃窗戶的積極性,更換窗戶的費用將從需要納稅的總收入中扣除。德國政府接受了這個建議,而沒有加強開發魯爾區煤炭資源的力度。魯爾區的冬天氣溫和中國哈爾濱相仿,沒有暖氣過不了冬。窗戶換成兩層玻璃的窗戶,暖氣需求量大大減少,每家煙囪裡冒出來的廢氣也越來越少。這個思路後來一直被採用,比如住家屋頂上安裝太陽能裝置,建造省能源甚至能生產能源的住房等等。只有在一個科學自由的國度中,才能發揮才智,才能好的主意。

石油危機也迫使企業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同樣,對排放標準也有了直接的具體的要求,發電廠的廢氣排放都必須經過過濾器。過濾器的技術經過一代一代更新,現在是過濾器加上水洗技術,效率大大提高,基本上沒有微塵粒排除。

在石油危機的衝擊下,大耗能的工業,如鋼鐵工業成為了沒有明天的工業。至於德國為什麼不再開採魯爾區的煤炭資源,目前的說法是,采魯爾區沒有開採的煤炭資源,其埋藏深度很大,開採費用很高,高於國際價格,所以不值得開採。筆者以為,這主要是出於德國的能源安全政策的考慮,要保留必要的保命能源儲備。

五、德國環境保護立法起步不如中國早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聯邦德國開始討論環境保護法,在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也開始了環境保護立法。經過四十多年的時間,德國在空氣、水、土壤、自然等保護立法方面有了成績,但是一部環境保護法典一直沒有出爐。而中國則走得比較快,1979年頒布了《環境保護法(試行)》,1989年頒布《環境保護法》,2014年對《環境保護法》做出修訂。

世界上公認的工程項目對環境影響評估報告制度,是保護環境的一個重要手段。1969年美國立法確立這個制度,之後日本、英國、德國等也相續引進這一制度。1979年中國頒布的《環境保護法(試行)》也確立這個制度,2002年中國頒布《環境影響評價法》。這方面中國起步早於德國。2009年國務院通過《規劃環境影響評價條例》,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實施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的國家,甚至超過了美國。

為什麼中國在環境保護立法上並不比德國晚,歷屆政府也都強調依法治國,為什麼環保立法不起作用?為什麼中國生態環境惡化越來越嚴重?

第一是因為中國在環境保護立法是扭秧歌。扭秧歌是向前走兩步,然後後退一步。無論是1979年的《環境保護法(試行)》,還是1989年的《環境保護法》都規定,每一個中國公民都有權因環境污染向法院提出訴訟,這是每個公民的權力,但是2014年修改後的《環境保護法》把公民的這個權力剝奪了。目前公民遇到環境問題或是受到污染傷害,不能起訴,只能上街,把事情鬧大,鬧到頂層領導知道,讓頂層領導來解決。環保群體事件,已經成為維穩的重點。

第二.中國《環境影響評價法》起步早於德國,但是環境影響評價在中國不再是一個保護生態環境的手段,而是成為了一個商品,成為環保官員和環保工程技術人員謀取名和利的工具。中國現有破壞生態環境的工程、工廠,比比皆是,每一個都是經過環境影響評價,都有「利大於弊」的結論,具體到某個工程、工廠,頂層領導就沒有追查過參與人員的瀆職犯罪行為。

六、魯爾區的三次嚴重空氣污染

魯爾區一共發生過是三次嚴重空氣污染。

1985年5月我來到魯爾區,幾個月前剛好發生過一次嚴重的空氣污染事件。當我到達之後,大家都還在議論這次空氣污染事件。1985年1月18日,星期五,空氣中瀰漫著刺鼻的二氧化硫氣味,能見度很低,西德廣播二台不斷地播送著州衛生部的通告和交通指示,因為空氣污染,所有重工業企業必須停產,部分區域禁止車輛行駛。這是德國第一次發布最高等級的空氣污染警報,魯爾區處於緊急狀態。嚴重的空氣污染持續到20日,一共三天。

前一次空氣污染事件發生在1979年1月17日,空氣中二氧化硫含量嚴重超標。

第一次空氣污染事件是在1962年12月,空氣中的污染物含量很高,部分地區空氣二氧化硫濃度高達每立方米5000微克。當地居民呼吸道疾病、心臟疾病和癌症等發病率明顯上升,造成156人死亡,其中不少是兒童。

如果找理由,發生這三次空氣污染時都在冬季,都出現逆溫天氣現象,阻礙了空氣的交流。按照中國的做法,都可以把它們歸納為「天災」。但是魯爾區的人並沒有這樣做,他們著眼於從自己做起。從1985年到現在,一共32年過去了,沒有再發生嚴重的空氣污染事件。目前存在的是某些點的空氣質量超標,比如多得蒙特市還有兩個點的空氣質量超標,主要是交通不暢,汽車流量大引起的。

這裡談談關於死於環境污染事件死亡人數的問題,比如魯爾區1962年12月空氣污染的死亡人數156人,這是發生空氣污染的五天事件中,在涉及範圍內死於呼吸道疾病的人數,減去常年在同一時間段內死於呼吸道疾病的人數,就是死於此次空氣污染事件的人數。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寫過一篇《天問》的文章,分析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中國天氣和災害的資料,文章有餓死幾千萬人的描寫。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說這幾千萬人不是餓死的,而是生病死的。所以在南京大學學習環境保護課時,教授們說,英國倫敦空氣污染造成12000人死亡,日本鎘污染至今造成1440人死亡,唯獨中國污染,具體到每一個案例,比如三聚氰胺造成多少人死亡,京津冀微塵粒污染造成多少人死亡,都是國家祕密。概括地說可以,具體地說不可以。柴靜在《穹頂之下》的記錄片中也談到這件事,醫生開診斷,不敢把呼吸道疾病和空氣污染連接起來。魯爾區煤礦多,有些煤礦工人也得塵肺病,醫生憑病狀開診斷,工人的醫療費用和今後的生活都有保障,就是煤礦都關門了。中國的煤礦工人,特別是從事煤礦開採的農民工,他們得了塵肺病,醫生不敢開診斷,農民工要用「開胸驗肺」的極端方式證明自己患上塵肺,來獲得塵肺病人的權利。如果一個國家,不能對污染造成的傷害承擔賠償,那麼治理環境污染就是空話,哪怕它是最高的頂層設計。

七、魯爾區的經濟轉型

魯爾區的經濟轉型是生態環境朝良性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在大學學習和工作的十幾年,是伴隨著經濟轉型和環境的改善而度過的。

1985年我到多德蒙特時,這裡的鋼鐵生產能力和鞍山差不多。那時魯爾區有三大鋼鐵巨頭,赫敘、克虜伯和圖森,總部分別在多德蒙特、埃森和杜伊斯堡。後來克虜伯吞併了赫敘,然後再和圖森聯合。2002年多德蒙特的最後一個煉鋼廠停止了生產。埃森也放棄了鋼鐵生產。目前只有杜伊斯堡還有鋼鐵生產。到2015年12月18日,魯爾區的最後一座煤礦也停止生產。在這經濟轉型過程中鋼鐵、煤炭等行業失去了近50萬個工作位置。那是一個很艱苦的過程。

經濟轉型給社會帶來的好處和壞處可以簡單歸納如下:

好處 壞處
新的行業的出現,如環保技術、汽車工業、信息工業、微電子工業、材料工業和生化工業 很高的失業率
經濟實力獲得恢復,德國GDP的五分之一之上來自魯爾區 工業廢棄地治理代價很高
第三產業新增加的工作位置 年輕人出走,人口老年化
社會和經濟開始現代化進程 重工業區老形象問題
生態環境的改善,特別是空氣、水質量的改善
居住質量的改善
公園、綠地系統、生態保護區的出現

魯爾區的許多煉鋼、煉焦設備現在都在中國繼續生產。讀者一定會說,德國人真壞,把製造污染的工業設備賣給了中國。德國魯爾區的許多煉鋼設備不是賣給中國的,而是白送的。2002年多德蒙特市的最後一個煉鋼廠停止了生產,這裡成為了工業廢棄地。按照法規,企業必須拆除所有的設備和廠房,恢復到原來的自然面貌,然後才有可能申請歐盟、聯邦德國和州的財政資助,進行污染土地治理,最後投入新的土地使用。由於企業缺乏足夠的資金來拆除設備和廠房,就提出一個條件,誰要設備,誰自己來拆,設備不要一分錢。後來就來了幾千中國工人來拆機器,幹了差不多一年。多德蒙特的市民特別感謝中國,因為這一年多了幾千中國工人,多德蒙特的人口第一次超過了埃森(兩個城市一直爭做老大),成為魯爾區的第一大城市,之後一直保持到現在。據說是一位國家僑委的紅頂商人,作為中介,把設備以不能告人的價格賣給了中國的一位人大代表。

八、中國的接盤

魯爾區原有的經濟結構特點是高能耗、高污染的工業生產在一個人口密集地區的高度集中,用中國經濟學家喜歡用的詞就是規模效益和聚集效益,而德國人喜歡用的詞是單一結構、高能耗、高污染。可以說在鋼鐵生產的各大生產環節中,廢氣污染、廢水污染和固體廢物污染是無處不在。

煉焦:主要污染是廢氣污染,如煙塵、硫化物、氮化物等氣體;

燒結:主要污染是廢氣污染,如煙塵、硫化物、氮化物等氣體;

煉鐵:廢水污染(冷卻水)、廢氣污染(灰塵)、固體廢物污染(爐渣)等;

煉鋼:廢氣污染(粉灰)、固體廢物污染(爐渣)等;

軋鋼:廢水污染(冷卻水)、固體廢物污染(廢渣)等。

簡單地說,生產一噸鋼,需要消耗0.6噸煤炭、3—6噸水,排放1.53公斤二氧化硫、1公斤煙塵。

壯士斷腕,魯爾區放棄了傳統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煤炭、鋼鐵和化工生產,這是魯爾區的經濟轉型的本質,也是生態環境朝良性發展的一個最重要因素。記得在南京大學學習環境保護課時,教授說,中國絕不會走資本主義國家的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後來有了三個自信,自信道路的正確。確實,中國走的是一條新路,先污染不治理的新路,是否要在這條路上自信地走下去,還能走多久,是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

我看柴靜的《穹頂之下》,影片中展示的河北、山西的鋼鐵廠和煉焦廠的廢氣排放,比我經歷的魯爾區的廢氣排放要嚴重許多。德國魯爾區經歷了一場痛苦的經濟轉型,而中國卻非要把鋼鐵、煤炭做大做強。這是為什麼?

這是一個錯誤的強國理念。中國一直都把魯爾區的重工業發展視作是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物質基礎,作為一個強國的指標。

德國在二戰期間的粗鋼產量(單位:萬噸)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粗鋼產量 2370 2150 2820 2870 3060 2580 140

二戰期間德國鋼產量的五分之四集中在魯爾區。

中國在大躍進年代提出趕英超美的口號,唯一的指標就是鋼產量,而且這個目標不斷地修正、提高。1957年11月慶祝蘇聯十月革命40周年,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提出中國5年後鋼產量要達到1000萬至1500萬噸,15年後趕上或者超過英國。1958年2月3日,薄一波向全國人大作關於1958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提出1958年鋼產量指標為624.8萬噸,比1957年增長17%。3月20日,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向毛澤東作報告,提出1962年鋼產量可以達到1500萬噸,十年超過英國、再有十年趕上美國,「是比較現實的設想」。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討論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各項指標時,李富春提出1962年鋼產量3000萬噸,7年趕上英國、15年趕上美國的計劃。王鶴壽發言論證這一計劃的可行性,認為1959年可以達到1200萬噸,1962年3000萬噸,1967年7000萬噸,1972年1.2億噸,5年可以超過英國,15年趕上美國。八大二次會議確定「二五」計劃指標,1962年的鋼產量3000萬噸。8月北戴河會議確定1958年鋼產量翻番,達到1070萬噸。其實在中國領導人的心中,每年生產3000萬噸鋼是希特勒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物質基礎,而德國的鋼鐵生產集中在魯爾區。下面是1957年至1963年的中國的粗鋼產量:

1957年:535萬噸;

1958年:800萬噸,比上年增加49.5%;

1959年:1387萬噸,比上年增加73.4%;

1960年:1866萬噸,比上年增加34.5%;

1961年:870萬噸,比上年增加-53.4%;

1962年:667萬噸,比上年增加-23.3%。

為了這年產3000萬噸鋼的目標,導致了超過30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雖然第一次大躍進失敗了,人們還是孜孜不倦地努力,再進行一次又一次的大躍進。

下面圖中的紅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粗鋼產量發展曲線圖(單位:萬噸),短藍線是德國二戰時的粗鋼產量,作為對比用。

從2000年起,中國粗鋼產量高速發展,從年產一億多噸發展到八億多噸,發展速度驚人。

2015年中國公布的粗鋼產量8.038億噸(2014年8.228億噸),佔世界粗鋼產量16.209億噸的近一半。

其實這幾年中國每年實際生產的粗鋼產量應該在11億噸到12億噸之間,瞞報的有3億多噸。2015年中國公布的鋼材產量為11.2350億噸,按粗鋼百分之九十五的出材率,生產11.2350億噸鋼材,需要11.8263億噸粗鋼。

當魯爾區走上艱難的經濟轉型的道路,放棄了高耗能、高污染的鋼鐵、煤炭和化工工業,而中國在改革開發之後,特別是2000年之後,把經濟發展的重點全部放在高耗能、高污染的鋼鐵、煤炭和化工工業上。目前中國鋼鐵行業產能嚴重過剩,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為什麼削減過剩的鋼鐵產能,喊了這麼多年,生產能力還是直線上升,2016年粗鋼生產能力比2015年又增加3659萬噸。為什麼?

中國的鋼鐵行業已經綁架了中國的經濟、中國的政治。中國推出的一路一帶計劃,其中一個主要目的就是出口過剩的產能,特別是鋼鐵產能。

首先鋼鐵行業在國民經濟中佔據的重要地位。2015年中國DGP67.6708萬億元人民幣,其中第二產業27.4278億元人民幣。2015年中國生產鋼材11.2350億噸鋼材,每噸鋼材按7000元人民幣計算,僅僅鋼材生產的產值就超過7.8億元人民幣,佔第二產業產值的四分之一。鋼鐵生產成為中國國民經濟的最主要支柱。按照正常發展速度計算,中國的粗鋼生產能力應該在每年2億噸左右,其餘都是過剩的產能。

其次就是就業。鋼鐵行業是中國就業人數最多的行業。按照中國目前的水平,生產一千萬噸鋼,創造十萬人就業崗位,中國鋼鐵行業有一千多萬人就業。削減過剩的產能,就會產生許多失業人口,造成嚴重社會問題。

最後鋼鐵行業主要是國有企業,私人企業比例很小,特別在所謂的減產能過程中,把私人企業的產能砍掉,直至這個私人企業倒閉,而國有鋼鐵企業則是在減產能過程中不斷擴大生產能力。

這三個原因就使得鋼鐵行業成為「動不得」的行業。中國鋼鐵工業最密集的地方是京津冀,。也是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地區。柴靜在紀錄片中給出了這麼一個鋼鐵生產世界排名:第一名:中國(不包括河北省); 第二名:中國河北省(不包括唐山市);第三名:中國河北省唐山市(不包括瞞報產量); 第四名:日本;第五名:美國;第六名:印度;第七名:俄羅斯;第八名:韓國;第九名:中國河北省唐山市的瞞報產量; 第十名:德國。

在空間布局上,河北省遷安、唐山、邯鄲等各地的鋼鐵企業,對北京形成一個圍城之勢,可以說中國目前是要鋼鐵不要命。鋼鐵行業已經綁架了中國的經濟、中國的政治,頂層設計對此無能為力,不求變好,只求不能在我們手裡變得越來越壞。

九、中德空氣質量改善之比較

最後對中德空氣質量改善做一個十分簡單的比較。德國空氣污染中二氧化硫排放是個大問題,中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1990年德國二氧化硫排放量為531.1萬噸,其中能源和工業的排放量為320.1萬噸,能源行業佔大頭,佔百分之六十點三;到2009年德國二氧化硫排放量為44.8萬噸,其中能源和工業的排放量為31.6萬噸,能源行業仍然佔大頭,佔百分之七十點五。

2009年德國二氧化硫排放量只是1990年的百分之八點四,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一點六!2009年能源行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只是1990年的百分之九點九,減少了百分之九十點一!

1995年中國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891萬噸,其中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405萬噸,工業佔大頭,佔百分之七十四點三;2015年中國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859.1萬噸,其中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為1556.7萬噸,工業佔大頭,佔百分之八十三點七。

2015年中國二氧化硫排放量是1995年的百分之九十八點三,基本沒有大變化。2015年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是1995年百分之一百一十點八,反而增長了一十點八!

前面已經談到,處理空氣污染,特別是二氧化硫排放,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技術都在,技術也不複雜,只要對廢氣進行過濾和水洗。經過處理後基本上沒有二氧化硫排放,水洗下來的二氧化硫還是工業原料。同樣的技術也使用在利用焚燒垃的發電廠。中國各地反對建造利用焚燒垃的發電廠,關鍵在於發電廠排放的污染物嚴重影響周圍的村鎮,而老百姓又沒有到法院起訴的權利,只有上街遊行,阻止發電廠的建設。在德國經歷過一些居民反對地方政府的規劃內容,徵地拆遷,但是還沒有碰到居民反對建造利用焚燒垃的發電廠的事例,可能是規劃的位置合理,再者發電廠的廢氣排放對周圍地區幾乎沒有什麼大的負面影響。

十、小結

魯爾區面積人口密度高於長江三角洲,高於京津冀地區。在一個人口密度大、人均資源擁有量少和曾經嚴重污染的地區,也是有可能在二、三十時間內實現經濟改型和生態環境治理。

治理空氣、水、土壤的技術已經完善,費用相當高昂。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所累積的經濟財富,如果還真正存在的話,也無法彌補其對資源的破壞、對生態的破壞、造成的空氣、水和土壤的污染。

魯爾區放棄高耗能、高污染的鋼鐵、煤炭和化工工業,走上艱難的經濟轉型的道路,是生態環境改善的主要原因。經濟轉型的道路是痛苦的。

中國的兩次鋼鐵生產大躍進對中國社會和經濟造成巨大的災難,第一次鋼鐵生產大躍進的直接後果是幾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而第二次鋼鐵生產大躍進的後果、特別是經濟、環境後果將不會亞於第一次大躍進。#

--原載民主中國

責任編輯: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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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9-07 11:3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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