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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革命究竟吞噬了親兒女的什麼?

——電視劇《風箏》觀後感

電視劇《風箏》劇照。(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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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1月21日訊】2018年新春伊始,電視劇《風箏》在中國霸屏,看了一些評論,不得要領,於是開始追劇,看到十幾集後,越看心裡越感沉重:一位智商情商均高的情報精英, 硬是在信仰——共產黨黨性要求之下,成了人倫喪盡的「特殊材料製成的人」。為了黨的事業,戀人、妻子被他置之不顧;結義兄弟、赤膽忠心的老部下,更是被他悉數以革命的名義出賣。而他本人 ,儘管犧牲了一切,包括自己的人性,終其一生,也只能活在假身分中,備受社會摧殘,他奉獻了一生的黨對他只有利用,從來未公開承認過他是黨的親兒女。

信仰與黨性對人性的無盡壓榨

整部劇圍繞「追風捕影展」開,「風」是「風箏」,中共地下黨員、潛伏在國民政府軍統內部的高級特工鄭耀先的代號,軍統內部稱為「六哥」;「影子」則是軍統潛伏在中共內部的高級特工、號稱「延安女諸葛」韓冰的代號。這部戲的可賞之處不在於情節設計之詭異,在於展現了中共政治倫理與常人倫理的激烈衝突,以及處於衝突中心的鄭耀先的內心糾結與取捨。

在幾組人物關係上,鄭耀先充分展示了黨性高於人性:為了「組織」,他直接害死了自己的妻子林桃,以及十多年間在困境中相濡以沫的「伴兒」韓冰;為了在敵營中繼續潛伏,他親手殺死了同黨曾墨怡、陸漢卿,以及異黨高占龍、龐雄。在「解放後」,為給組織盡忠以取得信任,他害死了與他從抗戰時期出生入死的軍統同袍趙簡之、宋孝安、宮庶,將對他情深義重的結義兄弟徐百川送進牢房。

據劇情,徐百川與鄭耀先是戴笠抗戰時期培養的「軍統八虎「中的老四與老六,二人出生入死,在刺殺日本重要政治人物後躲在上海的下水道中度過了七天七夜,依靠幾個蘋果才勉強活了下來,老六將蘋果削皮後給四哥吃,自己只吃蘋果皮。每到關鍵時刻,削了皮的蘋果與蘋果皮就做為道具出現,提醒二人曾是同生共死的患難兄弟。三位部下是宮庶、宋孝安與趙簡之。這四位兄弟兼朋友對鄭耀先的各種幫襯自不必說,最後在渣滓洞一難中,鄭耀先面臨中共地下游擊隊與中統的全力追殺,全賴這四位不計生死與前程,通力合作掩護出逃。但這四人在國民政府敗走台灣之後,被派遣留在大陸,鄭耀先卻將他四人以及軍統全部特工名單一一以匿名信的方式告知北京總部。徐百川被鄭出賣後並不自知,還因為自己被共軍以兒子要挾出賣六弟而自責不已。

51集版的33集中,宋孝安之死將鄭耀先推至黨性與人性之衝突的高峰。宋孝安多年來跟隨他的六哥出生入死,六哥自然對其稟性、行為特點了如指掌。在大陸潛伏几年後,宋孝安迷茫疲倦,通過父親朋友的關係想回到台灣,照顧他傾盡財力謀得一張機票送到台灣的老母。無論從宋孝安對鄭的情誼,還是從宋本人今後的為害程度來說,鄭完全可以裝作不知情,讓其回台灣去事奉母親。但鄭卻偏偏要表現對組織的忠誠並展示自己的情報分析能力,讓組織更倚重他,硬是詳細向其所謂關門弟子馬小五詳細解說情報並出主意:宋是個積年特工,善於偽裝,包括連眼睛也會偽裝,但「以我為目標,攻其必救」,則一定能夠在川江碼頭成功伏擊宋孝安。

「攻其必救」四字,充分說明鄭耀先太了解宋孝安將鄭的生死安危置於自身之上。當看到宋在臨死前大喊:「上天待我不薄,讓我在臨死之前見了六哥一眼」,我相信不少觀眾會將宋孝安的兄弟深情與鄭耀先以組織利益優先的絕情加以對比,對鄭的「黨性」深感心涼。也因這個情節,鄭耀先在親眼目睹宋孝安身中數槍倒地的慘況後,他那尚存的人性終於被激活,人性與黨性(劇中解釋為信仰)的衝突在這一集達到極致。且看鄭耀先在心靈極度疲憊下與劉小五的那番說話:

「優秀偵察員是這個世界上最特殊的人群,……幹上這一行,要敢常人所不敢,能常人所不能,為常人所不願,忍常人所不忍,做常人所不屑,忍受失去一切常人應該得到的,但在國家需要你面前,你有選擇嗎?這本身說明了你的價值,和這種價值相比,還有什麼 比它更美的回報?」訴完委屈之後,鄭耀先又慷慨陳辭:「大丈夫立於天地之間,義不能絕。這個義,就是信仰。」

過了這道最後的心理關卡之後,鄭耀先為自己出賣一切親人朋友找到了「活著」的堂皇藉口,今後面對宮庶、韓冰所抱持的鐵石心腸,對觀眾來說,已經成為鄭耀先的行動邏輯了。

鄭耀先的後半生:《活著》的間諜

鄭耀先的一生,按他自己的闡釋,是為信念奮鬥的一生,是為「組織」而活著的一生。這一生,以中共建政為界,前半生戰鬥在敵人心臟裡,活得張揚、光采奪目;後半生活在他的信仰實現後的自己家裡,活得卑微低下,毫無尊嚴。那「組織」,在他做軍統六哥時,利用他獲取情報,這類事情多了後難免露出馬腳,軍統為了考驗鄭,幾次讓他送同志上西天,因而同一「組織」的其他同志恨不能飲其血、寢其皮;在「組織」成功地統治了全中國以後,卻因種種難處而不能讓他「認祖歸宗」,打發他在勞改農場裡以犯人之身接受改造,任人踐踏,活得比塵埃還要卑微。只在有需要之時,組織才會 派人祕密接他出去,對付他昔日潛伏在敵營裡結納的生死之交與朋友。這种放棄了人倫的生活,非正常人所能忍受,支撐鄭耀先活下去的,就是「還沒完成組織交給我的任務」這一藉口。因此,他與其對手——另一條涸轍之鮒韓冰(影子)的生存意義就被定格於「捕風捉影」,雙方都務求揭開對方的真實身分。為了這一近於虛妄的信仰、以及捕風捉影的職業快感,鄭耀先真正做到了「忍常人所不忍,做常人所不屑」的職業境界,他為之奉獻了一切的組織對他的最大恩賜,是答應在鄭誘捕生死兄弟與愛徒宮庶之後,將他從勞改農場發配至街道監督改造。

這種信仰與現實之間的奇怪反諷,在三年大饑荒時期,愛徒馬小五奉命來監視他時達到極致,那時,鄭耀先以殘廢之身,每天要做重體力活兒,一頓只有一個雜麵窩頭充飢。當鄭耀先與組織安排來監視他的馬小五同坐在監獄裡,在長期飢餓、絕望之下揮舞著手中的窩頭高唱國際歌「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作為觀眾,當時的感覺非常黑色幽默:這世界上難道還有比鄭耀先更配稱之為「奴隸」的人麼?難道還有比他更受苦的人麼?按鄭耀先本人的智商情商,本來不可能看得起馬小五這種笨拙的老實人,他也明確表示過這一點,但馬小五後來卻成了他還能感覺到自己是人的唯一見證,因為只有在馬小五面前,他才可能擺出師長架子,時不時來上幾句「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一個組織,考驗成員的忠誠,需要成員們犧牲一切,包括親人、朋友、兄弟的生命、尊嚴,這個組織就是個魔鬼同盟。鄭耀先後半生種種人格被極度扭曲的表現,真應了一句人們對中共老幹部們的謔評:「組織虐我千百遍,我仍愛黨如初戀」。

出身於20世紀50年代的人,幾乎與中共建立的這個所謂共和國同齡。《風箏》裡再現了「新中國」的貧窮、愚昧、以階級鬥爭為樂的荒誕場景,就是這代人親歷親見的毛澤東時代。這種社會生態中,當然也有人成為新的利益群體,比如香橙鎮的街道居委會主任、勞改農場的管教幹部之類,這些人用自己也不甚了了的毛式革命話語武裝自己,任意干預他人的私生活,滿足自己極為陰暗扭曲的心理。鄭耀先當然不願意承認這是他的信仰帶來的必然產物,只能說這是混進共產黨隊伍的不良分子。

鄭耀先這個角色,並非編劇者憑空捏造,他的原型有潘漢年、關露、郭汝隗等人。有人認為這部劇在情節構造上弱於《暗算》及《潛伏》,但我認為,這部劇不經意間揭示了所謂革命信仰的荒唐,揭示了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終生的譫妄:革命吞噬了自己的親兒女,這種吞噬不僅是肉體上的打磨,更是靈魂上的扭曲摧殘。我當然知道,這並非導演與編劇的初心,而百年中國革命史的殘酷與滅絕人性,更是遠非一部電視劇所能承擔的任務。但這部電視劇至少讓多思善思的部分觀眾看到一直被努力掩蓋的黑暗:為了翻身奪江山與坐江山,中國共產黨以信仰為名,逆反人性,折騰社會、折騰所有中國人,最後也讓所有中國人互相折騰不息,中共革命史就是一部集惡與污穢於一體的鬥爭史。

文章選自《民主中國》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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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1 6:14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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