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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穆耳:「反革命縣」海晏移民血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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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布丹的回憶:

一九五八年十月,上級命令下來了,讓青海省海晏縣成分不好的幾千名蒙古人和藏民,全部遷到六百公里外祁連縣的蘇勒托萊(今屬天峻縣和祁連縣,離祁連山主峰不遠)一帶。上級說這些蒙古人和藏民都是壞人,牲口被沒收了,每戶只讓趕五頭牛。半路上又命令扔掉一部分,每戶只准趕兩頭。幹部們拿著槍來了,叫人拿上衣服就走,別的啥也不讓拿,說到了那裡啥都有。誰要是回頭看一下,幹部就舉著槍問:「你看啥哩?」哪個不走,就威脅要就地槍斃。給我們派來的幹部都是從西寧那邊來的,多半是農墾部隊的。路上我們要是坐下來喝點茶吃點什麼,他們就拔出槍咔嚓咔嚓地壓上子彈。

人們被趕到一個大坂上,都餓得走不動了,有的就被扔到路上。又走 了好久,路邊有一戶人家,有個老奶奶,給我們餓肚子的人燒了茶, 又把僅有的半盆酸奶給我們吃。人世上總是有這樣好心的人。

從庫庫淖爾(青海湖)到蘇勒托萊的路上,老人一個一個地死去,有的人頭靠在石頭上就死了,有的人蜷縮在土坑裡死掉了,有的人坐著就死了,主要是餓、病和心情悲憤絕望而死的。後來孩子們也習慣了,在老人屍體的脖子上套個繩子,拖到遠處就把老人扔了。到了祁連縣後,海宴縣的蒙古族人全被分散在相距數百公里的俄博、野牛溝和托萊。一家人分到四五個地方,親人不能相見。

每天食堂裡的隊長喊名字,如果有人回答某某沒有來,第二天肯定就能在灘上看見他的屍體,滿灘都是死人。

散白勒被抓走後,審訊時給他上了八段錦(一種酷刑),導致腰椎骨脫臼,後來成了一個醜陋的駝背。獲釋後,他攔一輛卡車到了托萊牧場。下了車,在開闊的草地上看見一個放羊的老大娘。大娘問他:「你是誰?」他說:「我是從前哈爾金鄉的鄉長散白勒。」大娘驚訝地看著

這個背已彎曲的畸形人,愣了好半天。她不相信眼前這個醜陋的人就 是從前健壯高大的鄉長散白勒,囁嚅著問:「你還活著嗎?那我們家的藍白還活著嗎?」散白勒告訴她:「你們家的藍白還活著,我見了他。」大娘顧不上和散白勒說話,就掉過頭向遠處一個放羊的年輕女人大聲喊:「藍白還活著,藍白還活著。」散白勒到自己家時,他的媳婦和娃娃們都沒有認出這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駝背畸形人。

歐智布的回憶:

搬遷的時間是定死的,一戶只給兩個馱牛,只能馱一點鋪蓋和一點口糧。娃娃多的人家,要把娃娃馱上,吃的和鋪蓋就馱不上了。有的人 家,金銀珠寶之類也扔下了,狗也扔下了。人吃的還不夠,把狗領上餵啥呀?本來牧區的人家,搬遷轉場一般都要十多頭到二十多頭馱牛才能搬遷,兩個馱牛我們能馱個啥呀?一九五八年的冬天雪那麼大,默勒河的水又是那麼大,馱上的皮襖不夠用,一家一個破白布帳房,有的只帶著半片帳房。

老人們走不動,娃娃們凍病了。有的人家走到半路又被抓走,說是反革命叛亂分子。有一戶人家,有七個娃娃,半路上公安局和民兵來把阿爸和阿媽抓走了。剩下的七個娃娃,一個比一個小,大一點的拉著小一點的,一個拉一個,在大雪地裡趕著牲口走。旁邊的鄰居們拉扯了幾個小的,就這麼走,算是沒有死掉,活下來了。一九八二年我去那裡時,那七個娃娃中最大的已經是四十歲的婦女了。

有一家的兒子被民兵叫去了,說有個事情。小伙子跟上去了,下午民兵來給老阿爺說,他的兒子死掉了,讓他去取屍體。噫!兒子好好地跟上他們走了,怎麼就死掉了呢?民兵說他們也不知道怎麼死掉了。老阿爺跟上取屍體的時候,看見兒子後腦勺有一個斧頭或槍托之類的東西砸下的傷。原來是民兵叫上去審問,讓他承認偷了什麼東西。他不承認,就被民兵一斧頭或槍托砸在後腦勺上,死了。老阿爺哭得噎著說不出話來。當時你給誰說呀?給誰說也是白說。死一個反革命家屬還不如死了個羊,就這麼完了。

乃志布的回憶:

一九五八年上級把海晏縣打成反革命縣,十五歲以上的男人全部鎮壓了,手銬都不夠了,就用繩子捆。上面說,要鎮壓一千個男人,海晏縣就叛亂不了啦,其實海晏哪有叛亂啊?就我們所知,整個海北州也沒有什麼叛亂。海北州公安局命令,一千個男人如果抓不夠,就抓女的來頂替。州監獄裡女犯很多,影響實在太大,上面只好把海晏縣的縣長劉義(音)撤了。抓了的人都去哪裡?勞改農場多的是,德令哈、格爾木、浩門、化隆,活著回來的沒幾個。

我們成分高的牧民,財產全部沒收,被趕到公私合營牧場。那是一九 五八年秋,十月十日,我記得很清楚,晚上來的通知,早晨就要走。 蒙古包扔下了,鍋上煮的肉和熬的奶茶扔下了。幹部們背著槍趕著我 們走,誰走遲了誰就是反革命叛亂分子。一戶只准趕自己的三頭牛,一頂帳篷往馬上一放就走了。五十個牧民一個食堂,沒有自己的鍋碗,來遲了吃不上。六百公里路走了四十五天,一路上病死的,餓死 的,因氣候不適應和絕望死的,很多。小孩死得更多,感冒引起肺炎、痢疾,死屍只能扔掉。我們趕上二十一萬頭牲口走,上級只統計路上死的牲口有二萬多頭,說是國家的財產,人死了多少沒有誰統 計,人沒有牲口重要啊。唉!六百公里走了四十五天,死了多少人 啊!托萊牧場的一個坑裡堆滿了人的屍體,春夏時候臭得人頭暈。  到了天峻、蘇勒托萊,隆冬時節,氣候寒冷,帳篷扎不起來。有的一個帳篷裡住四戶人家,一個角裡住一戶。沒有鍋碗,找個臉盆做了點炒麵糊糊。每個人一月九斤糧,哪夠吃啊,餓死了多少人。有那麼多 牲口,就是不敢宰著吃啊,因為那全是國家的,連幹部也沒有權力宰。偷宰一隻羊,是破壞生產,破壞國家財產,要逮捕法辦,後來打下一些野牲,人活下來了。我是食堂的炊事員,可以偷偷摸摸吃一點,算是沒有餓死。

一九八○年海晏縣的反革命帽子脫了,反革命叛亂分子也平反了,但人已經死了,財產全沒了,家鄉沒有了。幾十年來批鬥、挨打過來了,我們也老了。二○○三年要撤場,牧場的牧工每人給了三千元打發了。從一九五八年到二○○三年,一輩子都在牧場放牧,一輩子只掙了三千元。一輩子啊!沒有工資的家屬、牧工最可憐。

穆智勒的回憶:

我是貝子家(水峽貝子旗)的,我的父親叫久格西,是哈勒景鄉的副鄉長。那時候他有兩匹好馬,一匹是青馬,一匹是棗騮馬。縣上叫我父親去開會,他騎上那匹青馬去開會,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人們說我父親被抓走了,是反革命。那時候我還小,男人們都抓走了。我的阿舅,是宗貝子家(宗貝子旗)的王爺,一九五八年前是海北州法院的院長,也被抓走了。我的父親有胃病,一九六一年死在德令哈勞改農場。

我的父親剛抓走不久,一九五八年八月我們就被趕離家園,一路上又是風又是雪。路上,我們看見,剛察縣搬走的牧民的營盤上火塘還在冒煙。我們從老家海晏的哈勒景鄉出發,一家人只准趕三個馱東西用的氂牛,三四十戶人家被編到一個食堂裡。我們一家五個人,早晨天剛亮就趕著集體的三四百隻牛羊走。路上到處都是牛羊和趕牛羊的牧民,牛羊亂跑,人也亂跑,到下午就剩三四十隻了,扔下的牲口全部由公家交給路上的礦區了。一路上,好一點的馬、犏牛又跑回我們的老家草原上了。

牲口都那麼戀自己的草原,我們人呢?公安局的、民兵們在後面趕著我們,我們還能怎樣呢?我們用火皮袋子打火,吃點死麵餅子就走。路上沒有帳篷,隨便躺在灘上打個盹。到則熱恩塊勒,雪有一尺多厚,我姐姐的眼睛被雪打瞎了。我們到庫庫熱,到托萊,又從托萊到天峻,整整走了四十九天。唉!一路上受的苦說不完。到天峻後,在哈拉淖爾(哈拉湖,面積僅次於青海湖)湖邊,又和天峻的牧民們打架爭草原。我被趕去挖煤,那時我才十六歲。反屬的子女不讓放牧,只能到農業點開荒種地。肚子餓的呀,有早上沒晚上,餓得快死了,讓我們回家。我背上一塊氈去找家,家已經搬走了。一路上碰到個帳篷就去討個饃饃,找了好長時間才找到家。

才寶的回憶:

我們兄妹共五個。我的爺爺是貝勒家(爾里克貝勒旗)的王爺。我父親叫龍周,1949年(註:有修改)前是國民黨縣團級軍官,1949年(註:有修改)後任青海省政府民委副祕書長,青海省政府監察委員會委員。當時我們家在西寧市。一九五八年我還在西寧上學。有一天晚上,我醒來看見家裡有很多人,腰裡別著手槍,但穿的都是便衣,原來是公安上的人來我們家搜查。他們翻來翻去有兩三個小時,所有的書、本子、紙全部拿走了。他們讓我母親簽字,母親不識字,我的姐姐簽了字。後來我才知道,父親早被抓走了,但是抓到哪裡不知道。再後來聽說在公安五處,原來公安五處就是看守所。我們只給送了點衣服,看守不讓我們和父親見面。

我在西寧的街上看見一隊隊押著走的藏民。我的學也不能上了,我們就回了海晏縣,從海晏又被趕到剛察縣的哈爾蓋鄉,戴著四類分子的帽子,家庭成分是封建主。在哈爾蓋,我們又被第二次沒收,剩下的 箱箱櫃櫃全部沒收了,家裡啥也沒有了。我在哈爾蓋草原趕了十五年的馬車。我們和會說話的牲口一樣,哪裡趕就到哪裡去,沒有節假日,沒有星期天,病了請個假還要找一個人替你趕馬車。那時候大多數人都不會趕馬車。每個人一個月供應十八斤青稞,兩斤白面。我是年輕小伙子,哪裡夠吃啊,餓極了,跑到人家借兩碗青稞拌著吃。我們一起的四類分子,有的實在忍受不了就自殺了。上面把沒有的事硬 扣在你頭上,逼得沒有辦法,實在太冤枉呀。我想不明白,這一輩子咋就這麼倒楣啊!這樣活著還不如死了。我的母親勸慰我們說:「千萬不能自殺。「母親是柯柯貝勒旗王爺的公主,雖不識字,道理懂得多。 就這麼忍著,到一九七五年,聽人說中央文件來了,要釋放一批國民黨縣團級以上的人。我的父親釋放回來了,他已經六十八歲了。抓走時才五十出頭,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在監獄裡熬了十七八年。一九八○年父親被平反,恢復了工作,父親讓我趕快寫入黨申請書。我們 都明白,我們一家就因為被定為封建主,就因為不是貧下中農,不是共產黨員,所以吃了幾十年的虧,忍受了幾十年的痛苦,現在想起那幾十年來我渾身發涼。我們要想和別人一樣生活,就必須趕快入黨。

羅布藏仙巴的回憶:

縣上通知我的父親要去開會,去了就被抓起來了。有的是在家裡被抓的,有的女人也被抓了,家境好一點的全被抓法辦了。大伯也被抓走,兩個舅舅也被抓走,說他們造反叛亂。我實實在在說:「誰造反 了?誰叛亂了?造反叛亂的人一個也沒有啊!」二十歲以上的男人被抓得沒剩幾個,只留下一些特別窮的人。我們的牲口和財產沒收得一干 二淨,就連衣服、碗、銀碗、冰糖之類的都沒剩下。積極分子們沒收 的東西太多了,有的民兵打狗都用冰糖塊打。

到陰曆九月,上面讓我們往祁連縣搬,一家只給三頭氂牛,一點點行李馱上就走,別的啥都不讓拿。狗拴在帳篷前,帳篷就扎在那裡,就那麼都被扔走了。幹部們拿著槍跟在我們後面,像押犯人一樣趕著牲口走,動不動就打,要不就是開會批鬥。翻大坂的時候,有的人被煙瘴打死了。到了則然告圖勒大坂,雪下得太大,尕才讓的娃娃凍死了,伊布拉的媽媽大雪裡生娃娃,第二天就抱著娃娃走。

一九六○年我回來後放羊,羊放得好一點,幹部和積極分子們說,反革命家屬占了好草場。收掉你的牲口,還要批鬥。好多人都沒有帳篷,冬天就集中在食堂裡。又開始吃小鍋飯,可是誰家也沒有鍋碗,場裡發個臉盆,每人一個茶缸。缸子沒有分上的人,就把破碗用紙糊上再用。每個人一月十五斤青稞,生產隊裡羊死了必須集中上交到隊裡,然後再分,一個人只能分個四五斤死羊肉,那是狗都不吃的肉。夏天我們主要是拾騰格里吃,是沼澤地水裡的一種野菜,沒有餓死是這種野菜救了命啊!

一九六一年我父親釋放回來了,但是人已經被打成殘廢,脊梁打斷 了,直不起腰,馬上要死了。我們把他背到廠裡搶救,才活下來,但 已經是嚴重殘廢。唉!那時候的事說起來就想哭。那麼多的親人抓走後就再也沒有回來,抓到哪裡去了不知道,死到哪裡了我們不知道,我們心裡實在是過不去啊!

現在想起來就像做夢一樣。在公社開群眾大會,工作隊的人和幹部坐在高台上,前面站著挨批鬥的人,中間是群眾,最後一排是戴帽子的四類分子,民兵們端著槍把守在門口。工作隊的王團長一個一個地喊著那些挨批鬥的人的名字,那些人一個一個地在前排站了。王團長拍著桌子喊:「今天,我要給你們放一個臭臭的屁,叫你們聞一聞,看你們好受不好受。」下面的男女牧民群眾都默默地聽著,那些白頭髮老人,拄著木棍的老人,都低著頭靜靜地聽。王團長在那裡又喊又拍桌子,民兵們上來給那些挨批鬥的人脖子上用鐵絲吊上石頭。

後來,海晏移民每戶只給一百元的安置費。本來可以分三百元的,上面扣去了,說是要建設七五免疫工程,結果這個花費十五萬元建的工 程成了廢工程,一天也沒有用。沒收掉的財產牲口一點也沒有退還。  唉!我們海晏人被虧待了。

聶步騰的回憶:

一九五八年青海「平叛」時我在青海省公安廳工作,事後群眾對平叛事件很有意見,說錯抓錯捕的太多。公安廳派我們一個工作組去調查海晏叛亂,當時抓人判刑都是縣委常委會定的,我們就去了解當初常委們判案子的情況。他們是怎麼判的?哎呀,人家是按人的歲數來判刑的!主管領導問:「這個多少歲?」一個回答:「二十五歲嘛是三十五歲。」主管領導說:「好,判二十年。」又問:「這個多少歲?」回答:「這個七十歲了。」主管領導就說:「判十八年行了吧,他就老死了嘛。」定的罪名是「以打狼為名叛亂」,「以修水庫為名叛亂」,等等,全是這樣的罪名。

有個叫六六(音)的副書記,我問他們說:「打狼是縣上組織的,修水庫也是縣上組織的,怎麼都成了叛亂了?你們怎麼把十幾個人、幾十 個人一起定罪?」這個副書記說:「噫!你帶的什麼思想?小聶,你不對呀?」這個副書記知道我妻哥被抓走了,我哥也到政研班學習,到政研班的人多半都要被抓。一個姓王的山西人勸我開會的時候不要再 多說話,說人家已經開始注意我了。

一九六一年開始部分複查一九五八年抓捕的叛亂分子,我去找副州長高中(音),解放後他在三角城羊場當過場長,民族感情比較深,人也很老練。我對他說:「一九五八年的這個事情……」我一句話沒說完,他就急忙說:「你是民族幹部,說這個幹啥?你要小心一點。」我說:「現在平反著哩。我的兩個親戚沒有參加叛亂,你能不能給海晏法院說一下?」他答應了。後來他給我說,他給法院院長說了,院長說:「噫!他又要想叛亂?」當時就這樣,你一不小心就給你扣個叛亂分子的帽子。

海北地區一九五八年的那個叛亂呀,全是省公安廳無中生有捏造的,海北區根本沒有發生過叛亂。為啥要把抓剩下的婦孺老人遷那麼遠(六百公里外)呢?就因為他們是反革命家屬。其實完全可以就近安置,剛察縣讓一點(土地),祁連縣讓一點,農業區的湟源縣讓一點,不就安置了嘛。

搬走的人營盤上的情況怎樣呢?扔在海晏的那些蒙古包、帳房和財產呢?一座座帳房、蒙古包還在原來的地方,裡面的東西還像原來一樣堆著。有的帳房和蒙古包裡的火灶上還放著鍋,鍋裡煮著肉,火也沒有完全滅掉,他們連肉都來不及吃就被趕上走掉了。湟中、湟源和大通的人們上來了,還有一部分海晏沒有搬遷的老百姓和幹部們,他們在搬遷走的人留下的營盤上搶劫,哄搶那些帳房、蒙古包裡的東西。那時候海晏全縣有一萬九千人,「平叛、反封建」抓了八百人,搬遷走一萬多人,最後剩下七千多人。

搬遷的群眾是一九六一年西北民族工作會議後才有好轉的。當時西北局得到消息,說海晏搬遷到托萊的群眾相當苦。他們派了兩個幹部,一個是西北局統戰部部長康豐(譯音),一個是統戰部辦公室主任鄧雲(譯音),從甘肅的鏡鐵山到了托萊牧場。一個回民老阿奶抱著他們的腿嚎啕大哭,哭得說不出話來。

他們倆到了祁連縣,縣委縣政府都不知道。當時我是副縣長,晚上我在看書,進來兩個人,拿的是西北局統戰部的介紹信。我還不敢相信,他們把工作證也拿出來了,說是來了解情況。我當時不敢談。第二天是個星期天,他們住在大眾旅舍,沒住縣政府招待所。我去談了情況,他們做了筆錄。讓我簽名,我沒敢簽。這個材料後來到了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

後來我們去托萊調查,進了一座帳房,一個婦女突然看見我們,嚇得睜大眼睛,渾身顫抖,喘著粗氣,嘴裡呵呵叫。我們問這是咋了?牧民們說她是在一九五八年的運動和大搬遷時被幹部們驚嚇成病了,平常只要聽見幹部來了,就會飛跑到山上躲起來,今天她不知道你們 來。這叫後驚病,不能見幹部,看見下鄉幹部來就犯病。

来源: 《北京之春》【黑五類回憶第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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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24 2:1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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