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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導論之一:共產主義罪行

作者:史蒂芬‧庫托伊斯

大紀元獲得授權翻譯、發行《共產主義黑皮書》中文版。(大紀元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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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1月04日訊】(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生命無法抗拒死亡,但記憶卻在與虛無的抗爭中日益深沉。
——茨維坦‧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記憶之傷》(Les abus de la memoire)

有文曰:「歷史學就是描述人類災禍的科學。」我們這個充滿暴力和血腥的世紀(譯者註:指20世紀)充分證實了這一點。在前幾個世紀裡,鮮有民眾和國家免遭大規模暴行的蹂躪。歐洲主要列強都曾參與非洲奴隸貿易。法蘭西共和國曾進行殖民活動,儘管有過一些善舉,但殖民仍因一系列醜聞而聲名敗壞,這些醜聞一直延續到最近。美國依然深受暴力文化的影響,這種文化深深植根於兩大歷史悲劇——對非洲黑人的奴役和對美洲土著的滅絕。

事實上,就嗜血程度而言,我們這個世紀與過往世紀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快速回顧一下過去,就可得出一個確鑿不移的結論:這是一個充滿人類大劫難的世紀,包括兩次世界大戰和納粹主義,更不必說更多地區性慘劇了,諸如亞美尼亞、比亞法拉(譯者註:尼日利亞東南部一個由分離主義者建立的國家,於1967年成立,至1970年滅亡)、盧旺達等地發生的慘劇。奧斯曼帝國無疑捲入了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滅絕,德國則參與了對猶太人和吉卜賽人的滅絕行動。意大利在墨索里尼統治下,屠殺了埃塞俄比亞人。捷克人不願承認,他們1945年和1946年對蘇台德德意志人的所為,絕非可效仿的典範。就連瑞士近來也捲入了一場醜聞,因其參與管理納粹從被滅絕的猶太人那裡盜取的黃金,只是該國的行為與種族滅絕不可相提並論。

共產主義在這個充滿悲劇的歷史背景中,占有一席之地。事實上,它占據著最具暴力性和最顯著的位置之一。共產主義是「短暫20世紀」(short twentieth century)最典型的特徵,這段時期自1914年於薩拉熱窩開始,至1991年於莫斯科落幕。共產主義就處於這段歷史的中心舞台。它的出現早於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比二者歷時更久,且在四大洲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共產主義」這個詞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必須區分共產主義的學說與其實踐。作為一種政治哲學,共產主義已經存在幾個世紀,甚至千年。柏拉圖不就在其《理想國》(Republic)裡介紹了理想城市的概念,其中的人們不會被金錢和權力所腐蝕,而智慧、理性和正義會占上風嗎?再來看看學者、政治家、1530年時任英國大臣托馬斯‧莫爾爵士(Sir Thomas More)。他是《烏托邦》一書的作者,書中也描繪了一個理想社會。後來,他被亨利八世下令用斧頭處死。作為評估社會的一種方法,烏托邦哲學可能有其一席之地。它從世界民主國家的生命之源——思想中汲取養分。但我們所關注的共產主義並不存在於思想之超驗領域(transcendent sphere)。這個共產主義完全是真實存在的;它存在於歷史的關鍵時刻和特定的國家,被其知名領導人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約瑟夫.斯大林、毛澤東、胡志明、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以及法國的莫里斯.托雷斯(Maurice Thorez)、雅各.杜克洛(Jacques Duclos)和喬治.馬歇(Georges Marchais)賦予生命力。

且不論共產主義理論學說在1917年以前的現實共產主義(real communism)實踐中扮演了何種角色——我們稍後會回到這個問題上。正是現實中活生生的共產主義,實施了大規模鎮壓,最終導致國家支持的恐怖統治。但是,其意識形態本身是否無可指摘呢?總會有一些吹毛求疵的人斷言,現實共產主義與理論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處。誠然,聲稱在耶穌基督誕生前、在文藝復興時期甚至在19世紀闡述的學說,需要為20世紀發生的事負責,將是荒謬的。但正如伊尼亞齊奧.西洛內(Ignazio Silone)所寫的:「革命就像樹木一樣,要靠所結果實來識別。」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在歷史上以「布爾什維克」這個名字更為人所知)1917年11月決定自稱為「共產黨人」,不是無緣無故的。他們有理由,在克里姆林宮為那些他們視為前輩的人——托馬斯.莫爾爵士和托馬索.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樹立紀念碑。

共產政權的所為,已超越個人犯罪和為特定目的的小規模殺戮。為了鞏固其對權力的掌控,它們將大規模犯罪變成一項完善的政府制度。經過各個長短不一的時期,從東歐的幾年到蘇聯和中國的幾十年,恐怖逐漸消退;這些政權形成了一套慣例:每天實施鎮壓性措施、審查所有通訊方式、控制邊境和驅逐異議人士。然而,對恐怖的記憶,繼續使人們相信鎮壓的威脅依然存在,這種威脅因此繼續發揮效應。目前在西方頗有市場的共產政權,無一例外——「偉大舵手」的中國不例外,金日成的朝鮮不例外,甚至「胡好老叔」的越南,以及以個性張揚的菲德爾.卡斯特羅為首、強硬派切.格瓦拉(Che Guevara)為輔領導下的古巴也不例外。我們也不能忘記門格斯圖.海爾.馬里亞姆(Mengistu Haile Mariam)統治下的埃塞俄比亞、阿戈什蒂紐.內圖(Agostinho Neto)統治下的安哥拉,或穆罕默德.納吉布拉(Mohammed Najibullah)統治下的阿富汗。

不可思議的是,無論是從歷史還是道義的角度,共產主義的罪行都未得到公平和公正的評價。通過聚焦在其統治中心及全球最遙遠地區的罪行之規模,來研究共產主義,已有率先嘗試的案例,本書即為其中之一。有人會說,這些罪行中大多數是按照法律體系所採取的行動,該體系由共產政權的官方機構來執行,而這些機構已被國際認可,其國家元首繼續受到熱烈歡迎。但納粹主義當時不也是這樣嗎?我們將曝光的罪行,不是用共產政權的標準來判定,而是用人類自然法則的不成文規則來判定。

誠然,作為政權和政黨,共產黨的歷史、政策,及其與本國社會及國際社會的關係,不完全是犯罪行為的同義語,更不用說是恐怖和鎮壓的同義語了。在斯大林死後的蘇聯和那些「人民民主國家」,以及在毛澤東死後的中國,恐怖變得不那麼顯著了,社會開始在某種程度上恢復舊常態及「和平共處」,哪怕是為了「尋求以其它手段進行階級鬥爭」。這已成為國際現實。然而,很多檔案和證人結論性地證明,恐怖始終是現代共產主義的基本成分之一。讓我們徹底摒棄這樣的想法:行刑隊處決人質、屠殺起義工人以及強行餓死農民,都只是某個特定國家或時代所特有的短期「意外事件」。我們的研究方法將涵蓋所有的地理區域,並聚焦在罪行上,將其作為共產主義制度自始至終的典型特徵。(待續)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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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05 6:2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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