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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赫:核災難——中國人頭上的懸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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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1月05日訊】數十年來,核災難的陰影籠罩著神州大地,並悄悄攫食著中華子民。

目前最為國人所憂慮的,是朝鮮核試驗(更不用說其可能導致的局部核戰爭)。2017年9月3日,朝鮮進行第六次核試驗。中共環保部說,監測結果表明,此次朝鮮核試「目前未對我國環境和公眾造成影響」。這是中共的一貫掩蓋手法,卻只能欺騙國人。

早在2013年7月,《朝鮮日報》報導,時任韓國總統朴槿惠披露,李克強告訴她:經檢查發現,因為朝鮮搞核試驗(2013年2月第三次,比第六次當量小很多),鴨綠江那邊的水質受到了影響。

事實上,中共長期扶植朝鮮金氏政權發展核武器和導彈,使中國成為朝鮮半島周邊最大的受害者。

但是,這只是「小巫」。曾有日本科學家研究指出,中國因核試死亡的人數全球最多。1996年前的32年,中共一直在新疆進行核試驗,試驗至少造成19萬人因核輻射致癌或死亡,148萬人受核輻射影響;參與核試的中共軍人也因防護裝備不足,暴露在核輻射下,留下後遺症,更遑及中共提前通知當地老百姓。

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後,中共軍方內部消息披露,幾十年在四川經營的最大兵器補給庫被完全銷毀,包括新武器試驗基地及部分核設施、核彈頭也都遭到摧毀。中共防化部隊出現在地震區域。2009年,有了解內幕的人士出於良知向外界披露:北川下方是原來的核彈貯藏地,地震期間在地底約三四百米處發生事故,造成地下核泄露,現已經嚴重威脅到川渝地下水和億萬人民的安全。

對於這次地震導致的核泄漏,中共選擇了繼續欺騙百姓。官方對災區水污染、核泄漏公開「闢謠」,並否認污染與核泄漏有關。

但是,這些仍然是「小巫」。瘋狂的「核電大躍進」,這才是國人的心腹大患,揮之不去的夢魘,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三大核泄漏事故揭示「核能不適合人類」

眾所周知,世界上曾發生過三大核泄漏事故,分別是核工業先進國家美國、蘇聯和日本。

1979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州三哩島核泄露事故,20萬人緊急撤離,這個災難級別很低的核事故已經使美國人深感創痛:事後花費11年才完成核燃料碎屑的回收,損毀的機房至今還處於嚴密封閉監控之中,拆除時間遙遙無期。

1986年,前蘇聯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電站4號反應堆發生爆炸。30多年過去,仍無法擺脫核事故的嚴重後果。

2011年,日本福島核電站發生泄漏事故。日本向全世界徵求相關處理方案,至今無人揭榜。東電公司哀嘆,「福島事故已經變成一場終點遙遠的馬拉松」。

以上遭遇,並不是某一企業、某一國家的特有問題,而是現階段的科技水平下,人類在駕馭、控制核電上還有很多無奈和空白。在核電廠第一線工作長達35年的日本專家小倉志郎一直強調:「核電不是人類能搞的玩意,太多事無法控制」。

如果說美國三哩島核事故和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後,人類利用核能的安全性受到質疑,核電發展受阻,世界各國建設核電站腳步放緩;那麼福島核事故,則是讓開始出現復甦的核電產業,再次受到嚴重打擊,全球核電產業停滯。

「棄核電」成時代潮流

被支持者稱為「廉價、清潔、安全」的核能,到底適合不適合人類?全世界都在反思。

2011年,福島核事故發生後不久,德國宣布2022年前徹底放棄核能發電。德國共有17座核電站,2010年,德國核能占總發電量中所占比例約為1/4;德國工業聯合會曾進行的一項研究表明,德國若關閉境內的17座核電站,德國每個家庭的電費一年將上漲200美元。2015年6月27日,仍在服役期的格拉芬賴因費爾德(Grafenrheinfeld)核電站與電網斷開聯繫,這標誌著德國已經進入淘汰核電的實質性階段。

德國真正踏上了能源轉型之路。德國提出了宏大的能源轉型目標——2030年,可再生能源在德國電力供應中的份額要達到50%,2040年要達到65%,2050年則要達到80%。根據資料顯示,2014年德國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為1560億千瓦時,已經占到全國發電量的27.3%。德國著名經濟研究機構德國經濟研究院(DIW)曾估計,德國未來十年的能源轉型成本為2000億歐元(約合1.37萬億元人民幣),平攤到每戶大約是每月10歐元(約合68.73元人民幣)。

有評論稱,德國傾向做出長遠有利的決策,勇於放棄短期利益。有關核電站利弊的討論已有很多,特別是弊端。支持核電的論據無非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出預防和保護以及減少危害。長遠來看,在民用領域,核電幾乎在任何方面都比不上再生能源。影響決定的無非是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博弈。

德國的棄核政策也極大地影響到了其它歐洲國家。同樣計劃放棄或縮減核能的歐洲國家還有瑞士、比利時、西班牙和法國,保持不擁有核電承諾的國家有愛爾蘭和意大利(當然,也有繼續維持或者發展核能的國家)。

2017年6月19日,韓國總統文在寅出席在古里1號機組永久關閉宣布儀式時,也表示全面取消正在準備的新核電站建設計劃,也不再延長核電站的設計壽命,使韓國邁向「脫核電」時代。

文在寅說,儘管(核電站)事故發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若發生事故,其後果不堪設想。新政府將對核電站安全問題視為決定國家存亡的重要問題加以對待,將核電安全委員會升格為總統直屬機構。

中共的「核能大躍進」與「擁核論」的荒唐

2011年3月11日發生9.0級大地震後,日本核電廠接連發生爆炸,引發全球對核能安全的高度關切。之後一天,3月12號,據德國之聲報導,中共環保部副部長張力軍在記者會上說,中共會吸取日本在大地震後核電運轉失靈的教訓,但中共不會改變核能發展計劃。

中共發改委在2007年10月發布的《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 年)》宣布:2020 年,核電運行裝機容量爭取達到 4000 萬千瓦;在目前在建和運行核電容量1696.8萬千瓦的基礎上,新投產核電裝機容量約2300萬千瓦;2020年末在建核電容量應保持1800萬千瓦左右。

2012年10月24日,中共國務院通過《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11-2020年)》,則將目標調高:2020年,大陸核電在運裝機容量將達5800萬千瓦,在建裝機容量3000萬千瓦。

2016年,中共制定的《「十三五」規劃》(2016-2020年)表明,與此前的五年計劃中每年新建3~5座核電站相比,今後將加快速度(每年新建6~8座);到2020年之前,發電能力將提高至5800萬千瓦,增至2014年底的3倍;到「十三五規劃」全面落實的2030年,大陸預計將有110座以上的核電站投入運行,這一數量超過美國。

2017年初,中共發布《「十三五」核工業發展規劃》。此際,大陸在運行核電機組35台、3365萬千瓦,在建核電機組21台、2390萬千瓦,在建規模世界第一。中共國防科技工業局副局長、國家原子能機構副主任王毅韌稱,到2020年,大陸核電運行和在建裝機將達到8800萬千瓦。

進入2018年,伴隨著中共《核安全法》自1月1日起正式施行,有媒體報導國家核電技術公司負責人稱未來10年大陸將建60台核電機組,傳聞日久的「核電批量化建設」終於落地。

同時,官媒《科技日報》則刊登直面中國核電發展的系列報道,引用部分專家觀點高調宣稱「核能是安全、環境友好能源」,並極端貶斥「民間反核」,稱「是舉全國之力、上千名業內外專家經十幾年反覆科學論證的結論可信,還是少數人用違背事實、誇大數據來綁架輿論的說法靠譜?」

這些「擁核」專家們拋出了一大串的技術性理由,但卻迴避了一個常識性問題:為什麼核電技術先進國家都退縮了,中共反而頂風硬上,搞核電大躍進?

更荒唐的是,其宣稱,歷史上三大核事故給人類帶來的不幸後,國際核能界已在嚴重事故的預防和緩解問題上下足了功夫;但如果問及現在能否100%保證核電站安全?他們則說:儘管如此,我們仍不能說「絕對安全」;客觀上也不存在絕對安全,安全只反映在一定條件下人們對風險的可接受水準。

問題是,一個人有幾次生命可以如此冒險?一個政權有多大權力可以如此冒險?一個民族有多少機會可以如此冒險?

日本《核電員工最後遺言——福島事故十五年前的災難預告》(大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11月出版)一書中說:「堅持發展核電廠的人與一般人想法最大不同之處,是我們老百姓都已經意識到天災隨時會發生,而人類無法與這些超出預期的巨大天災相抗衡。力主發展核電的人認為,科技戰勝一切,結果到頭來政府及電力公司的人都被教育成一種想法:如果再度發生切爾諾貝利核電廠這樣的意外,只能當作是隕石撞地球一般不可抗的天災,誰也沒辦法來擔當這樣的責任,這種微乎其微的意外,不算是工程安全事件,也沒有人應該為此負責。」(P93)。

必須指出的是,「擁核」在大陸不僅是一種學術觀點,更是日益強大的核電利益集團的代言;不僅是一種有巨大風險的國家政策,更是在死亡道路上的狂奔。

整體上講,中共核電站具有一高風險、兩大運行困境、三重管理隱患,不可謂不是頭上懸劍。

中共核電站一高風險:毗鄰地震斷裂帶

資料顯示,中國處於環太平洋板塊、歐亞板塊、印度洋板塊等幾個板塊相接的地方,至少有495個地震斷裂帶,現在研究出的地震斷層分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儘管中共高官聲稱中國核電站選址均遠離地質斷裂帶,事實上,大陸已運行和正在建設的核電站幾乎都位於東部沿海地區。在地理上,這一地區恰好靠近環太平洋地震帶。

以位於大連的紅沿河核電站為例,其廠址區域地處華北地震區,絕大部分位於郯廬地震帶的北半部。該地區歷史上最大地震為1975年海城7.3級地震,震中距廠址約143公里。

據深圳市地震局的調查,市內橫亘三條地震斷裂帶,具有「中強地震」構造背景,其中一條與大亞灣相距不遠。此外,陽江核電站選址附近亦處於東南沿海地震帶,曾發生五至六級地震,一至二級的小地震則很常見,因此廣東的核電站有受地震影響的潛在危險。

中共核電站運行的兩大困境:「邊建邊棄」與乏燃料難處理

即使暫且拋開技術層面核電站安全與否的爭論,中共核電站運行也陷入了兩大難以解決的困境。

其一,「邊建邊棄」。據統計,2016年,大陸核電在運機組共35個,全國核電機組按發電能力可生產2428億度電,但實際完成的計劃電量為1829億度,參與市場交易消納137億度,總計損失電量462億度,棄核率達19%。

中共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廣核集團董事長賀禹說,「這個量相當於全國35台投入運行的機組裡有7台處於停機狀態。」而根據中共國家能源局發布的《2017年能源工作指導意見》,今年將有8台核電機組開工。顯然,如不解決消納問題,核電將陷入如同風電、光伏發電一樣「邊建邊棄」的困境。

其二,乏燃料難處理。乏燃料(Spent fuel)是核反應堆經過輻射照射、使用過的核燃料,其鈾含量低,已無法繼續維持核反應。乏燃料仍然含有大量可利用物質,經過後續回收處理,最終轉變為不再需要並具有放射性的核廢料。而核廢料擁有極強的放射性,且其半衰期長達數千年、數萬年甚至幾十萬年之久。在幾十萬年後,這些核廢料還能傷害人類和環境。

目前,世界上大多數乏燃料處理並沒有採取有效的措施,而是處於暫存狀態。從核電商用到現在,全球已經積攢的大量乏燃料和核廢料,這些物質的處理問題迫在眉睫。

同時,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找到安全、永久處理高放射性核廢料的辦法,只是不得以地採取深地質處置,即將高放廢料保存在地下深處的特殊倉庫中永久保存。大的有核國家,比如美國、俄羅斯都在他們本國找到了暫時存儲核廢料的地點。

中共不僅乏燃料處理技術欠缺,而且,據陸媒《南方週末》2014年6月報導,相比於核電站的數目,已有的核廢料處置、處理設施嚴重不足。新建設施的選址則在地方政府不情願接受和運營權屬不清的夾擊下陷入僵局。

而2018年,秦山、大亞灣核電站就面臨廠內乏燃料「池滿為患」、無法外運的難題。福島教訓顯示,「乏燃料池是被忽略和淡化的更危險之地,相當於無任何防護的核反應堆」。

相對於中共的「核電大躍進」,乏燃料處理和核廢料處置困局,幾乎無解。

中共核電站管理的三重隱患:貪腐嚴重、違規操作並瞞報運行與監管缺乏

其一,貪腐嚴重。旅居德國的核物理學家費良勇博士認為,中共官員貪腐嚴重,缺乏安全管理,若盲目快速興建核電項目確實容易帶來很多安全隱患。本文僅舉中共核電高層貪腐三例。

2014年4月15日,被外界稱為「核電一哥」,主管全國核電規劃、重大設備引進和建設資金分配的國家能源局核電司原司長郝衛平落馬。2016年10月19日,北京一中院一審以受賄罪判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六個月。

2009年8月,中共「核掌門」康日新(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黨組書記、總經理)因貪腐落馬,次年被判處無期徒刑。康日新被控受賄2.6億元人民幣,他主要的斂財手段,就是在核電廠建築投標中作弊。一家美國媒體哀嘆:大貪官牟利,中國核電安全堪虞!

2007年,全程參與第三代百萬千瓦級核電招標談判工作的蔣新生(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前總裁),因泄露國家機密和受賄落馬,2010年9月被判20年。

其二,違規操作並瞞報運行頻頻發生。2017年8月,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王亦楠發表題為「須高度重視我核電安全監管暴露的重大安全隱患」的文章裡,披露了兩例典型案例。

2015年3月22日,陽江核電廠1號機組試運行1年後大修期間,四名操作人員違規操作,導致餘熱排出系統泵全停運6分鐘,且事件發生後未按程序記錄事件。這一事件在隱瞞一年多後才被揭開。

2015年6月24日,寧德核電廠違規操作(簡稱「6·24事件」)則更危險,很可能造成切爾諾貝利那樣的重大反應性核事故(萬幸沒有)。寧德3號機組在自動停堆後的處理過程中,長達44小時未按事故控制規程進行注硼,最終歷時59小時才達到技術規範要求的硼濃度,大大增加了反應堆意外重返臨界的風險。事後,國家核安全局卻只是輕描淡寫的公布了「6·24事件」。

此外,2016年11月,據多家港媒披露,供應香港電力的大陸廣東大亞灣核電站發生泄漏,但中共全面封鎖消息。大亞灣核電站曾發生多次泄漏事故,但大多被中共隱瞞,而且從2010年到現在每年給當地居民發放高達10億元以上的封口費,一直發了數年。

2017年12月,據大紀元此前報導,距離香港130公里的廣東台山核電站,繼反應堆壓力容器頂蓋及除氧器出問題後,又出現新的問題,又傳安全隱患,位於核島內部的蒸汽發生器頂蓋被驗出碳含量超標,有可能因未能承受高壓而破裂,導致核泄漏。

2016年10月25日,中共國家核安全局官網發布《關於近期核電廠人員行為導致運行事件情況的通報》,該通報共整理分析了16起事件,一批核電廠被公開點名。從這些被瞞報、遲報、少報、輕報的事件中,中共核電站運行的實際情形實在不容樂觀。

而王亦楠著重指出的是,根據國際核能界的教訓總結和經驗反思,三大核事故都是「人禍」,且都不是突如其來的來臨,而是之前已有各種各樣的「前期徵兆」出現,但多數是有意「被漠視了」。「禍根」都高度相似:一是對核電站設計建造運行的安全過於自信和心存僥倖;二是「安全第一」原則不能在監管部門、核電界真正貫徹落實,對「誤操作」、「違規操作」等「小事件」不以為然,更未從組織管理上高度警覺、查找原因並及時糾錯。最終,「小問題」引發「核災難」。

其三,缺乏有效監管。王亦楠在文章中說,前述「6·24事件」,是世界核電運營者協會(WANO)到寧德核電做「同行評議」發現其之致命違規和瞞報;2016年1月18日,WANO總裁緊急約談廣核集團董事長,請其高度重視「6·24事件」暴露的重大安全問題。WANO的「高度警覺、深刻解剖」與中共國家核安全局的「監管無能、輕描淡寫」形成鮮明對比。王亦楠在文章中追問,為何WANO短短幾天就能發現寧德核電廠「避重就輕,瞞報遲報」問題,而一直宣稱「嚴慎細實、嚴格監管」的中共國家核安全局卻半年都發現不了問題?而且至今看不到其對「6·24事件」的反思反省?靠這樣的監管,這麼可能及時排除核事故隱患、確保核電安全?

王亦楠亦指出,大陸「核電安全監管能力和人才培養嚴重滯後於核電發展速度,已是危及核安全的嚴重『短板』」。#

責任編輯:李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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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05 1:4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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