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0月17日訊】
鎮壓「反革命」按指標殺人
「鎮反」運動中毛澤東和劉少奇的指示
鎮壓「反革命」殺人知多少
「鎮反」冤案無數
鎮壓「反革命」殺人的目的及影響
鎮壓「反革命」運動，簡稱「鎮反」，是中共奪取政權後，於1950年初發動的第一場肅清反對勢力的運動，目的就是大肆屠殺思想或行動上反對共產黨的人、或者有潛力成為武裝反抗共產黨的人，如國民黨遺留的殘部、知道中共假抗日真相的國民黨抗日軍官、國民政府公職人員、教師，而非刑事犯，以鞏固其政權。
1950年3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開始了「鎮反」運動。1951年10月，全國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基本結束。但一直持續到1953年才逐漸結束。那麼，我們看看中共當時對「反革命」的定義：
中共政務院於1951年2月21日出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規定了「只要有勾結帝國主義，策動、勾引、收買公職人員、武裝部隊或民兵叛變，持械聚眾叛亂，參加特務或間諜組織，以「反革命」為目的組織或利用封建會門，搶劫、破壞公私財產和公共設施，投毒殺人，偽造公文證件，煽動群眾對抗政府和挑撥團結，製造散佈謠言，以及偷越國境、劫獄越獄、窩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等項行為，甚或意圖之一者，不論「已遂」、「未遂」，均可定為「反革命罪」。
因此對「反革命罪」的解釋變得極其寬泛，如散佈「謠言」，而對中共不利的話(不管是真假)都會被認為是「謠言」，或者中共認為其有對中共不利的意圖，因此「反革命罪」的標準極其寬鬆和有很大的自由度。
鎮壓「反革命」按指標殺人
毛澤東欽定殺人指標和殺人比例
1951年1月，毛澤東指示各地要「大殺幾批」，並且特別對大城市的殺人行動發出具體的指示說：「各大城市除東北外，鎮壓「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來說，還未認真地嚴厲地大規模地實行。從現在起應當開始這樣做，不能再遲了。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漢口、重慶及各省省城，這是「反革命」組織的巢穴，必須有計劃地佈置偵察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還給一些地方下達具體的殺人指標。1951年1月21日，毛澤東在給上海市委的電報中說：「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南京方面，請華東局指導該市市委好好佈置偵捕審訊，爭取在春季處決一、二百個最重要的反動分子。」
1月22日，毛澤東對中共華南分局廣東省的負責人說：「你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
1951年的2月，在毛澤東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當時的中國人口是5億5,000萬，千分之一就是55萬人。
毛澤東對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萬餘人，僅殺200餘人的情況，我認為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罪大的匪首、慣匪、惡霸、特務及會門頭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應殺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據2月3日柯慶施同志給饒漱石同志的電報，已殺72人，擬再殺150人，這個數目似太少。南京是一個50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1951年2月17日，北京市在羅瑞卿的直接領導、指揮下，一夜之間逮捕675人，第二天（2月18日）公開槍決58人；3月7日夜又逮捕1,050 人，25日公開槍決199人。毛澤東充分肯定北京的做法。為貫徹毛澤東的指示，3月初天津市委上報說在已經處決了150人的基礎上，擬再處決1500人。毛澤東大喜，馬上指示各地效法。毛澤東說：「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畫。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1951年3月30日，毛澤東指示說：「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張旗鼓殺「反革命」。這種情況必須立即改變。」於是，各地紛紛舉行聲勢浩大的公審大會，當場宣判，然後壓赴刑場處死，有些人甚至被就地處死。中國的媒介也予以大力報導。
上海市委根據毛澤東「大殺幾批反革命」的一再督促、指示，向中央報告說：「上海決心在已經逮捕了1068人、處死100多人的基礎上，再放手逮捕 10000人，殺3000人，關4000人，管（制）3000人」。毛澤東對上海市委糾正在捕、殺人問題上謹小慎微的態度，準備大捕、大殺的計畫，給予充分肯定。他立即致電上海市委：「如果你們能逮捕萬餘，殺掉三千，將對各地城市的鎮反工作發生很大的推動作用。你們注意在逮捕後迅速審訊，大約在半個月內就應該殺掉第一批，然後每隔若干天判處一批」。於是，上海市委在4月27日一天逮捕8,359人，僅隔3天，4月30日一天就處決285人，5月9日再處決 28人。…… 6月15日一天又處決了284人，以後每隔幾天就槍斃一批人，少則幾十名，多則一百四五十名。
由於毛澤東的督促、鼓動，捕、殺人出現失控狀況，有的地方要求突破中央提出的捕人、殺人控制指標，尤其是殺人指標。貴州省委提出殺人數應達到總人口千分之 三才能解決問題。西南、華南也要求突破指標。到1951年5月初，廣東、廣西兩省已經逮捕188,679人，處決了57,032人，其中廣東4月1個月即處決 10,488人。到四月底，華東地區共逮捕了358,000餘人，處決了108,400餘人，占人口總數千分之零點七八；中南地區到五月上旬，殺人超過20萬， 接近人口總數千分之一點五。
毛澤東儘管也說過「不可捕錯殺錯」，但是他更重視的顯然是完成殺人指標。為了落實殺人指標和更快殺人，毛澤東還指示下放批准殺人的許可權。1951年2月5日，毛澤東批示說：「其判死刑者則經專署批准執行」即可。實際上，殺人的審批權後來更進一步下放。
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過指標殺人。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調，爭先恐後大開殺戒。廣西柳州專區要求殺人口的千分之五，貴州省委要求殺千分之三。僅中共廣西省委和公安廳當時統計，在處決的人當中，可殺可不殺的人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毛澤東和劉少奇對「鎮反」的指示
鎮壓「反革命」剛開始時的極短時間內，毛還強調過注意政策，不要四面出擊、樹敵太多，要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和廣大勞動人民的支持，工作的重心是為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奮鬥。
隨著朝鮮戰爭的爆發，毛馬上改變看法，認為這是鎮「反革命」的千載難逢的時機，毛說：「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你們要好好運用這個資本，不盡是為了殺幾個「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為了發動群眾」，主張「大殺幾批」。
劉少奇說，「抗美援朝」的鑼鼓一旦敲響，就會響得很厲害，「鎮反」的鑼鼓聲就不大聽得見，就好搞了。
「鎮」反殺人知多少
鎮反期間中共曾經定下殺掉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標。實際上，最後的殺人人數超過了這個比例。僅僅在1951年的2、 3、4、5那四個月，就殺了50多萬人，當時全國黨、政、軍領導都在忙著殺人，而且是急急忙忙地殺人，有的人前一天被抓，第二天、甚至當天就被槍斃，夜裡被抓，白天槍斃。
根據中共自己的統計，「鎮反」運動一共殺、關(勞改)、管(群眾管制)各類」反革命」分子300萬人左右。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1月在一份報告中說，共逮捕了262萬人，其中殺了71萬2,000人，是全國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勞改129萬人；管制120萬人；教育釋放了38萬 人。又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4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稱：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分子1,576,100多人，其中873,600餘人被判死刑。
按照這個說法，「鎮反」殺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標，大大超額完成任務了。
但究竟鎮壓了多少人？歷來說法不一，但有幾個重要的參考數字。
1、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透露從1948年至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死。
2、柏林自由大學教授郭廷鈺在其《中國現代史》中指出：
「國軍被害者約300萬人，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黨員被害者約140萬人」。
3、法國外交官傑奎斯·圭拉麥將軍估計：
從1951年2月——1952年5月間，至少有300萬人被殺害。
4、1969年4月7日莫斯科電台廣播
1949年——1952年，有280萬人被毛處死；
1953年——1957年，有350萬人被殺。
5、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透露的：皖浙蘇魯四省一個月之內死了117萬6,000人；在華中和華南，一個月內則死了150萬人。
6、內務部長薄一波在鎮反報告中提及：「為了永久的和平，為了人民民主，在過去三年半(1949——1952)，我們清算了200多萬土匪」。
歷來中共的統計數字都是假的，就像右派的統計數字是55萬，實際是317萬。所以，我更相信外國情報部門的數字，實際被處決的人很可能達到500－800萬。
「鎮反」冤案無數
從上面中共對」反革命」的定義可以看出，「反革命」就是在思想或行動上反對共產黨的人，或者有潛力成為武裝反抗共產黨的人，並無真正對社會有害的刑事犯罪活動，其中所謂的「匪首」大多是國民黨遺留的殘部，因此被殺的人並沒有多少刑事犯。
由於缺乏明確的量刑標準和法律審判程式，加之地方政府為了完成中央的殺人指標以邀功求賞，刑訊逼供，人為地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即使知道是冤、假、錯案，由於是「反革命分子」也沒有什麼人敢去揭示、平反。
中共鎮壓的「反革命」大都是國民政府縣長以下到甲長為止的軍公教（軍人、公務人員、公立學校教師）人員，反之，大官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殺，反而給予一個「政協委員」或甚麼代表，作為「統戰標本」以誘惑在海外的國民黨大官來歸。因為省主席、廳長等高官，在基層沒有半點實力，留著他們無害。反之，基層力量控制在縣長以下的區、鄉、保、甲長手上，所以對一階層非殺不可。有些軍公教人員已經被中共判過刑，三年、五年勞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時不需任何理由，一律重審，即時槍殺，僅僅因為在國民政府工作過，或在國民政府當過兵，就被當作「反革命」槍決。
比如貴州省在國民黨統治時期81個縣的縣長，在中共軍隊進入貴州時，有的「起義」，有的「投誠」，有的被捕後釋放，個別的還給他們安排了工作，大多數人已經做了處理。可是，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一片喊殺聲中，被全部殺掉。
安徽省桐城縣擬將16名「反革命」處死，報安慶地委審批，地委審查全部否決，退回來。縣公安局看到地委回文，以為同意，竟沒有拆開看批文內容，將16人拉到刑場槍決。這16人中有5個為保長，4個三青團區分部委員，3個憲兵，2個一貫道壇主，6個地主。16個人沒有一個人有血債、沒有強姦婦女的行為。事後檢查，有11個人連逮捕條件都不夠，必須立即釋放。阜陽專區在槍斃幾個惡霸地主時，把同他們睡過覺的幾個女人也給槍斃了，其罪行是「不爭氣，給勞動人民丟了臉」。
許多國軍「投誠」官兵也被當作「反革命」分子「殺」、管」、「關」，國民黨的一些著名叛將，如傅作義等人的絕大多數部下均被鎮壓；那些受中共蠱惑而背叛國軍投入中共軍隊者，被開除軍籍和判刑、勞改、管制的就有二點二萬人。
還有很多從事地下工作的人，跟共產黨幹革命，沒被國民黨殺掉，卻被中共自己給殺了，如朱自清的兒子朱邁先，早年追隨中共，投身地下黨推翻國民黨活動，八年抗戰期間亦受中共指派隨宣傳團集體參加了國軍，第二次國共內戰後期並策動桂北國民政府軍政人員「起義」成功，卻在鎮反運動中被當成歷史「反革命」判處死刑，執行了槍決，80年代獲平反。1949年抗日名將池峰城策動軍統北平站長徐宗堯「起義」，率所部參加北平「和平解放」，4月因「歷史遺留問題」被關押審查，1955年3月16日死於北京獄中，1983年5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予以池峰城平反。武俠小說家金庸的父親查樞卿、梁羽生的父親陳信玉也是在鎮反期間被處死的（80年代平反）。其父的平反，是由於金庸、梁羽生等人的影響，完全是出於統戰的需要。
雲南省普洱縣磨黑鎮公安局在「鎮反」中刑訊逼供，無中生有地製造了一個「復興黨暴動案」，竟查出「復興黨人」1,300多人。
鎮反中，也有些被「滅門處決」，如陳小毛、張金庭夫婦及其子陳磊一家三口於1951年4月30日在上海被處決。
鎮壓「反革命」殺人的目的恐字訣
經過多年的戰爭，百姓需要休養生息。新政權建立後，當政者應該採取寬容的政策，儘量彌合社會裂痕，贏得社會各界的擁護和支持，除了是非殺不可的人，不要輕易殺掉。
但中共奪取政權後，則相反，鎮壓「反革命」運動、土地改革運動與抗美援朝戰爭三者同時進行，彼此協調。中國共產黨剷除了反對者，達到恐嚇民眾順服的效果，使中國人對中共的統治噤若寒蟬，人人都恐懼共產黨， 中共則牢牢把持了權力，加強了極權統治。
然後中國人逐步地，慢慢地習慣了這種殘酷。甚至習慣到這個地步，以至於這麼多人會相信，如果沒有中共這種殘酷，社會就亂了，就不行了。
中共發動「鎮反」運動，其另外一個目的就是掩蓋歷史真相，讓能夠記載歷史真相的人付出生命的代價。
在「鎮反」中被殺的人中，有大批曾參與保家衛國的抗日戰爭，中共知道，留著這些民族精英，就等於留著抗日戰爭的真相和國共內戰的真相。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賣國表現以及在三年內戰中的卑鄙無恥，國民黨軍隊是直接的見證人，所以成為中共屠殺的對象。
1946年，李本一任師長的白崇禧桂系鋼軍連續發動泗縣戰役、兩淮戰役，擊敗數倍於己的陳毅粟裕軍隊，陳粟軍隊逃到山東。中共竊國後，毛澤東親自批准，殺害北伐抗日英雄、寧死不屈的鋼7軍軍長李本一中將。
而日本侵華戰爭中的1,062名戰犯，他們都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的災難，可他們在戰犯管理所，餐餐有魚肉，受到良好待遇，幾年後就被特赦回國，而管教人員反而吃窩窩頭，對國內那些「反革命」，沒有血債，又沒有嚴重現行破壞活動，為何非要殺掉不可呢？這不能不令人深思。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