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0月19日訊】第一位被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華人經濟學家、一生研究貨幣和經濟發展的已故台灣中央研究院蔣碩傑院士，對於凱因斯理論的批判完全不亞於海耶克，並不是因為蔣院士是海耶克指導的博士生之故，而是蔣院士在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就讀時就發現凱因斯理論的錯誤，終其一生對凱因斯的批評不遺餘力，而他在一九八零年代和王作榮教授打筆戰的所謂「蔣王論戰」，簡直就是海耶克和凱因斯論戰的翻版。
一九三七年十月蔣碩傑抵達英國，但開學時間已過，要入學還要考試通過，蔣碩傑利用這段時間進補習學校準備第二年的考試。隔年春天，他如願考取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在求學期間，戰爭持續進行。一九四一年完成大學學業，因戰事影響無法回國，蔣碩傑必須找工作籌措財源。他到利物浦的中國領事館打工，當一名小小的主事，其中一項工作是幫離家在外的船員翻譯，負責為中國船員寫文件，解決困難。
在這段期間，影響蔣碩傑最深的一件事，是在協助船員時，體會了「五鬼搬運」的可惡和可恨。他的工作包括協助船員將薪水兌換成在戰亂時代比較強勢的貨幣。當時的船員根據一些老船員的經驗之談，普遍認為在第一次大戰時，英鎊貶值很多，但中國未參戰，又走銀本位制度，加上戰後美國為救經濟不景氣，收購白銀，致白銀大漲，因而中國貨幣也大為值錢。
這個經驗讓老船員有著「歐洲國家的貨幣靠不住」的根深柢固觀念，認為應兌換成中國貨幣才行。二次大戰期間，這種觀念也使其他船員認為中國貨幣會升值，英鎊會貶值。一九三五年起，中國發行新貨幣「法幣」，船員相信法幣會像一次大戰時的中國貨幣一樣強勢，多要求船公司改發中國貨幣，但船公司只管發英鎊，拒絕幫船員換錢。船員乃向中國領事館求助，希望至少換成中國當時通用的法幣。
其實，二次大戰的情況已與一次大戰時大不相同。國民政府發行國家信用法定貨幣，使貨幣和貴金屬脫鉤，結束長達近百年的銀本位幣制。蔣碩傑以其專業判斷，發現在戰爭期間，中國法幣因過度發行，已經快速貶值，將英鎊換成法幣一定吃虧，很替船員覺得不值。但船員們堅持要兌換，蔣碩傑只好將這項請求轉告給倫敦大使館，由大使館委託倫敦中國銀行協助船員換錢。中國銀行馬上派人來辦理，結果生意大好，中國銀行一天中就收兌一萬多英鎊的工資，當晚開心辦慶功宴，但蔣碩傑看在眼裡，覺得十分痛心，不忍心吃那頓飯。
不久後，蔣碩傑去探望一位生病的船員，船員表達希望蔣碩傑將他僅有的遺產，想辦法送回他家裡。蔣碩傑感嘆：「這時你的錢已經不值錢了！」英鎊的貶值不如法幣貶值快，船員們將英鎊換成法幣是太不划算的做法。
這件事衝擊蔣碩傑極大，他認為收購這些船員的英鎊，兌換為法幣是件極不道德的事情，把值錢的貨幣換成很快就要貶值的貨幣，是不道德的行為！他當時希望未來有機會寫文章批評這種偷竊行為，而凱因斯正是建議法國財長狂發貨幣讓其貶值來還戰費的人，當然是蔣碩傑要大力批評的了！一九八二年「蔣王論戰」時，蔣碩傑終於將「五鬼搬運法」這個詞在通俗文章中寫了出來，之後就被人們琅琅上口。
蔣碩傑很不適應工作的狀況，一九四二年海耶克幫他找到獎學金，讓他得以辭掉工作重回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開始研究生的生活。蔣碩傑從未正式上過凱因斯的課，因為當時凱因斯一直擔任公職，但聽過一次凱因斯的公開演講，講題是「如何籌措戰爭經費」。至於凱因斯的經典之作《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是蔣碩傑在一九四零年大二暑假時到威爾斯（Wales）逃避轟炸時看的，起先對書中低利率、創造需求以刺激景氣的新穎看法，覺得很有興趣且相當認同，而且也對凱因斯很仰慕。當蔣碩傑再回到學校上課時，又聽了許多關於凱因斯理論的課，因而有一度對海耶克的主張產生懷疑，但鬼使神差，在那段等待返回研究生的打工生涯，貨幣貶值造成財產縮水，銀行利用匯兌換利，卻絕不對船員提到這種危機，讓他有所感觸，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反而認為是凱因斯理論很有問題。
蔣碩傑認為凱因斯是個聰明人，總是為了支持辯護他心中的某種政策上的信念而構造出一套理論。《一般理論》是為了替擴大多少支出以挽救經濟衰退的政策撐腰而產生的；為了籌措戰費，凱因斯又即刻創造出另一套理論來，即「如何籌措戰爭經費」中提出的「強制儲蓄」的辦法。在《一般理論》中，凱因斯將儲蓄指斥為有害無益的自私行為，但在後者中卻又將儲蓄視為愛國有益的行為。蔣碩傑感慨說，聰明人往往可以翻雲覆雨地變來變去，但其信徒就只知固執一端！
重回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當研究生的蔣碩傑，對自己開始有了信心，其表現突飛猛進。他觀察經濟局勢，加上海耶克引領他進入自由經濟，體認到凱因斯學說並非經濟學界的蜜糖，反而可能是毒藥，就開始對凱因斯學派提出批評，他對凱因斯的第一篇批評文章，就在這時完成。
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的研究院有兩個研討會，一個由海耶克主持，蔣碩傑參加的則是由三位凱因斯學派的年輕教授主持的研討會，分別是卡爾多（Nicholas Kaldor）、羅賓遜夫人（Mrs. Robinson），以及意大利人史拉法（Piero Sraffa）。開學第一天，誰都不想當第一個報告的學生，蔣碩傑卻被分到首位。
凱因斯那時在一本優生學雜誌，發表一篇討論人口增長影響經濟景氣的文章，認為人口成長率和經濟繁華有關。英國因為人口成長很慢，使得對住屋的投資減少，而投資不足致使經濟不景氣，而在人口成長快速的國家，對經濟產生刺激，容易繁華，不容易失業。
這篇文章獲得凱因斯學派學者的肯定，認為是了不起的理論，甚至還有學者以此為基礎，寫了《人口漸減之經濟學》專書。蔣碩傑被指派報告，並批評這篇文章。年輕氣盛的蔣碩傑一看文章，就覺得有問題，因為中國就是一個很好的反例。中國人口成長快速，卻沒能見到繁華，於是蔣碩傑對該文批了一頓。心裡有數的蔣碩傑，認為三位老師一定會把他修理一番，因為聽說這批凱因斯學派的老師對於批評凱因斯的人都很不客氣，沒想到，報告時的情況正相反。三位老師沒打斷他的報告，也沒有提出反對意見，竟然順利平安過關。
信心大增的蔣碩傑，就將該報告拿給海耶克，請他批評。海耶克很認同蔣碩傑的觀點，又拿給另一位學者Barlett Whale看，他們兩位都是《經濟學刊》（Economica）的編輯，就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刊登了蔣碩傑的文章，篇名為「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Growth on the General level of Employment and Activity」。研究生第二年，蔣碩傑再對卡爾多於一九三九年發表的「Speculation and Economic Stability」這篇文章提出批評，該文將凱因斯的乘數理論做了新解釋，當時很出鋒頭，但蔣碩傑頗不以為然，於是在一九四三年寫了一篇批評文。卡爾多對該文不置可否，也不打算修正自己看法，蔣碩傑乃將該文投到《經濟學刊》，獲得更好的迴響。不但獲得海耶克採用刊登，還稱讚蔣碩傑對經濟學做了重大貢獻。
蔣碩傑再接再厲，第三次為文重批劍橋大學的資深學者庇古（A.C.Pigou）。庇古是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年僅三十一歲時就擔任劍橋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是歷來最年輕的講座教授，在當時是學生的蔣碩傑眼中，大師是高高在上不可侵犯，而凱因斯在那時還只是劍橋大學的副教授。不過，蔣碩傑看到庇古《就業與均衡》（Employment and Equlibrium）書中的問題，寫了一篇文章批評，並在凱因斯主編的英國皇家學會旗下的《經濟期刊》(Economic Journal)中登出來。該文讓庇古臉面不好看，但最終在第二版中更正了蔣碩傑指出的錯誤。其實，《就業與均衡》出版時，不少英、美年輕學者都寫過書評，也提出批評與建議，但庇古一條也沒有接受，第二版時，卻接受蔣碩傑的意見，修改了兩個章節。蔣碩傑批評庇古的文章，是《經濟期刊》第一次刊登中國人的文章，凱因斯是當時的主編，還寫了親筆簽名信給蔣碩傑。
一九四五年，蔣碩傑自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畢業，隔年，在海耶克指導下完成的博士論文《景氣循環和邊際利潤的波動》，獲最佳博士論文赫其遜銀牌獎」（Hutchinson Silver Medal）。終其一生，蔣碩傑奉獻心力發揚自由經濟，講清凱因斯理論的錯誤及其可怕後果，他公開指出凱因斯充斥著「野狐禪」（即妖魔鬼怪）的氣息，時刻對凱因斯理論充滿戒心。不過，海耶克和蔣碩傑師徒倆的高瞻遠矚，還是阻擋不了凱因斯理論的席捲全球並荼毒人類，怎不令人浩嘆！#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