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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燕益:改革開放四十年——末路與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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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11月25日訊】改開(改革開放)四十年,天翻地覆!這片土地一百多年以來,要麼主動要麼被動在外來文明的衝擊下發生改變。

今天的中國大陸何以成為權貴資本主義甚至是最壞的權貴資本主義由來有自。概言之,改革開放四十年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即從1978年至1989年——理想主義幻起幻滅。第二階段即從1989年至1998年——國家機會主義小試牛刀。第三階段即從1998年至2008年圈地圈錢運動狂飆猛進,從國家資本化邁向權貴資本主義。第四階段即從2008年至今,權貴資本主義的深固化即維穩當國。

1978年到80年代初,由於當權者集團深受文革專制之苦,祭出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旗號開啟所謂撥亂反正,民間亦有二次啟蒙之說。毋庸諱言,長期的運動與折騰、貧困與匱乏導致人心思變。官民雙方起初都抱有美好的理想主義。人們比較單純,李澤厚的一點後現代意識,就足以讓當時的知識分子頂禮膜拜。官方搞民主與法制恢復律師制度也不乏其濟世治國的熱誠,傷痕文學在民間如火如荼開展。對於法制,官僚們還心存敬畏,這就是八十年代!八九事件以及蘇東劇變,打破了一切曖昧與朦朧,大家不在一條船上。

八九之後甚至有人提出改革已死!或許出於當權者的治國與私利、理想與現實,魚和熊掌可以兼得的心理——既當官又發財,實用主義、機會主義由小到大、上行下效,充斥在社會的方方面面。國家機會主義制度化由此濫觴,改革的尺蠖效應開始顯現。什麼叫尺蠖效應?按照秦暉先生的闡釋,所謂改革的收與放,凡政府承擔的責任、公眾的福利則不斷被推向市場與國際接軌市場化,凡政府的權力利益均以種種藉口、程序化的手段不斷維繫擴張。於我有利的拚命改革,於我不利者則視而不見,無論擴張與收縮都只朝著一個方向,有利於權勢不利於百姓。一個蘿蔔兩頭切,左右都是他們的。專制既得利益集團用左手擴張權力又用右手推卸責任,合則用之,不合則棄之。這一時期,人們大都尚未擺脫集體主義、國家主義觀念,公民的權利意識乏善可陳。只能任由官僚精緻利己主義的泛濫,有權不用過期作廢!

實用主義、機會主義充斥瀰漫之下,隨著1998年朱鎔基上台,以其為代表的技術官僚,大搞凱恩斯主義。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地方大幅舉債,搞國家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化。通過土地開發與資本市場擴張兩個手段對國有土地、社會資源全面資本化。加快推進資本市場、社會資本化、土地資本化、國家資本化。在沒有制約機制的情況下,這一系列的動作,必然導致兩個後果:一是國進民退,二是為國家資本主義最終走向權貴資本主義奠定了條件,造成此後既得利益集團尾大不掉的後果。利益集團、官二代、紅二代由此迅速崛起,成為掌控社會權力、壟斷經濟財富各個領域的生力軍。一場沒有價值立場的技術性改革,哪怕技術手段用到極致,最後的改革成果難免為利益集團所劫持吞噬,反過來利益集團再利用強大的權力以及經濟、社會管制手段壓制盤剝人民。這一體制不斷被強化,民弱國強、貧富兩極分化日趨勢固。

在權力不受制約的條件下,所謂公有制即官占尋租制、公有無主制、權貴盜奪分贓制。不僅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不能為民謀絲毫福祉而且成為最凶猛的劫掠武器,大大推助了人性的貪婪與瘋狂,堪稱最壞的權貴資本主義。發幣權、徵稅權、賣地權、13億奴工壓榨權一網打盡。國有企業、國有銀行、中石油、中石化、電信、能源、電力、國家資源、國有土地、交通運輸、股市、保險乃至學校醫院、行政審批,無不成為權貴集團壟斷攫取利益的工具。一手搞國進民退、社會資本化,一手竊國盜民、化公為私。後世如何評價這段歷史我們不得而知,但古今中外,千萬不可低估實用主義掌權者對民眾疾苦的冷酷與輕蔑!

到了零八奧運年,隨著既得利益格局抵定,維穩不斷強化,全面維穩體制日漸成型!正如八十年代的官僚對於法律還心存些許敬畏,法的精神卻在於權力制衡,當一切權力掌控在一個集團手中,徒法不足以自行,卻可以選擇性適用,維穩體制從半遮半掩到明火執仗日漸月染!

面對權利意識的覺醒以及民間維權運動湧起,他們不惜花費巨額成本建立起六張網、實名制、防火牆、大數據、臉孔識別等等全面監控公民社會的維穩體系。維穩勢力開始打著依法治國、社會穩定等各種高尚名義蠶食整個行政、司法與立法,最終全民、整個社會被其劫持,權力集團內部也以作惡背書的方式相互綁架,宣傳喉舌的種種謊言與欺騙,整個體系的造假與粉飾,出於原罪心理,作惡者樂見於更大的罪惡發生、更加混亂無序。他們一面煽動民粹主義敵視西方,一面將貪墨的數以百萬億資產轉移到西方。

近代以降的中國,壓制與封鎖造成災禍頻發,損害從未來自於過度開放。虛假的集體主義一次次碾壓人性的普遍欲求,狹隘的民族主義成為頑固的阻擋力量。貿易自由化、充分市場化對於蠻荒之地來說,無論從民生、稅收、就業還是創新乃至思想、科教、信仰、文明的生長都大有裨益。香港、澳門淪為殖民地卻意外創造了文明的奇蹟。開放不到位、不徹底往往才是癥結所在,外來文明一次次裹挾著這個族群走向新生。

虛假的國家主義讓普羅大眾們擔憂開放市場對其民族工業、經濟安全的衝擊,精英們也沒有擺脫陰謀論、冷戰思維的桎梏。事實上,在一個封閉壟斷的環境下,無論農業、軍工、電信、金融、能源等任何領域,只有交給市場充分競爭才是最有利的,對於個體還是整體概莫能外。封閉造成愚弱落後,交換創造價值與文明。二十一世紀裡,人類的貿易越發達就越能夠促進文明、保障和平。愚弱才更要全面開放。所謂保護民族產業、經濟安全在前文明社會是一個假問題。愚弱落後假如被先進文明以和平、文明的方式征服或者取代,對於那裡的人民無疑是一種福音!

一個絕大多數連教育、養老、醫療、住房、失業均無法保障的族群,外資的介入、市場的力量所帶來的任何變化不可能使情況變得更糟!眾所周知,2001年入世(WTO)開放承諾表將金融、通訊以及農業的開放次序大大置後,現在看來,恰恰這些領域應該優先開放。金融開放可以形成匯兌自由化、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市場定價機制。通訊開放,可以大大降低信息交換成本,提高信息服務質量及安全,增進人們的信息福利。農業開放可以改進生產方式、淘汰落後農業、優化農業資源造福農村農民。進而言之,外來文明移風易俗徹底改變千百年來落後的農村、農民亦未可知!越關鍵的領域越優先開放、儘早開放。而只有全面開放才可以對權力結構發揮效用倒逼改革。解決中國貿易自由化、信守國際承諾並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歸根到底需要中國社會內部的權力制約機制!

資本與權力的背後都是人性。如果說封閉與壟斷容易導致人性的墮落,開放與競爭則可以保持人性的警覺與自省。任何黨派或者個人角逐政治權力都是為了獲取權力的剩餘價值而不是什麼所謂的執政為民!歷史上從來不存在什麼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為人民服務更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人民只有抽象利益毫無具體權利,假如權力不經競逐就能為民服務,那麼資本也能!

作者簡介:
謝燕益,(1975—),人權律師,曾介入多宗人權案件。2003年提起憲政第一訴起訴江澤民違反憲法繼續擔任國家軍委主席,2008年發表《和平民主運動研究》,多年來致力於倡導和平民主理念,2015年率維權律師介入慶安民警在火車站槍殺旅客徐純合案並發表《慶安槍擊案律師調查報告》,709事發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經歷各種酷刑歷時553天出獄,出獄後發表20萬字《709紀事與和平民主100問》一文並公開發表《釋放所有政治犯愛你的敵人開啟和平民主之路致習近平及全國同胞公開信》。#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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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5 4:3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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