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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四十年 中共迴避兩大問題

中國經濟50人論壇年會10日在北京召開,知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今年經濟非常困難,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提出金融危機進入第二階段。圖為,北京天安門。(ChinaFotoPress/ChinaFotoPress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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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12月25日訊】(大紀元記者何堅報導)中共2018年12月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的大會在國內外引發相當大的反響,儘管是負面的。40年來,中國經濟和社會發生巨大變化,但中共將成就歸於自己的自我標榜,反而令公眾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更為憂心。因為中國改革四十年,誰之功,誰之過,其實一目了然。

中共在大會上一再標榜中國自從1978年開啟「改革開放」以來取得巨大進步,並列舉了個人收入、教育和預期壽命等方面的詳細數據。中共最高層稱,「忍飢挨餓、缺吃少穿」的日子 「一去不復返了」。

但是,中共迴避了兩個無法迴避的問題:那就是,忍飢挨餓的苦日子,是誰造成的?如今的好日子,又是怎麽來的?

「改革」前 中國人為何忍飢挨餓?

1949年中共竊取政權後,就一直在通過教育、歷史研究和文學藝術等方面,全方位、系統化的歪曲、篡改歷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生造出所謂的「舊社會」。

然而,即使是在「舊社會」光景最差的1948年,即中國連續遭受日軍侵華和中共挑起內戰等巨大動亂後,據史料估算,當時的中國人均GDP排世界第40位。相比之下,在中共「新社會」改革前夕的1978年,中國人均GDP淪落至全球倒數第2位,僅是印度人均GDP的2/3。

如果說新舊社會的GDP對比,還不足以讓今天的中國人感受到切膚之痛,那麼簡單回顧下中共「改革開放」前的30年歷史,中國民眾就可以看清「忍飢挨餓」背後的恐怖。

中共竊政之初,不但發動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公私合營」等運動,從肉體和財富上消滅了中國的地主和資本家(對應今天的民營企業家);而且還發動了「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運動,徹底剝奪了農民的土地。

等到1958年,中共為發展軍工、對外稱霸,掀起了瘋狂的「大躍進」運動,全國民眾在中共的威逼和蠱惑下,主動或被動的大煉鋼鐵。只是彼時的中國社會,工商業因為資本家階層被剷除而遭受重創,農業生產也因農民喪失土地而萎靡不振,很快中國民眾就陷入史無前例的「大饑荒」。

曾長期擔任新華社記者的楊繼繩,寫出的《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被認為是有關大饑荒最詳實、最權威的記錄之一。該書揭示,1958年到1962年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該書指出1959、1960、1961這三年風調雨順,並非中共宣稱的是三年自然災害,造成大饑荒的真正原因完全是人禍。

荷蘭歷史專家馮克(Frank Dikotter)2010年出版的著作《毛的大饑荒》,根據解密的中共公安部門同期報告及「大躍進」最後幾月中共彙編內部報告,指出1958到1962年中國至少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馮克將中共製造的「大饑荒」與蘇俄的古拉格群島集中營和德國納粹大屠殺,並列為20世紀三大人類災難。

1959-1962的三年「大饑荒」,就是中國人在中共統治下,曾經忍飢挨餓的真實寫照。

只是,即使餓殺了至少4千萬中國人,中共也沒消停,緊接著在1966年又發動了名為「文化大革命」、實為剷除中國傳統道德和文化的十年浩劫。

等到文革結束後,中國經濟已徹底崩潰,中共瀕臨滅亡。這就是中國人「忍飢挨餓」苦日子,以及中共不得不「改革」的由來。

中共「改革」--減少黨對經濟的控制

中共宣稱「改革開放」取得成功,中國人「忍飢挨餓」苦日子一去不復返,總結出第一條經驗就是,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中共這種理論和邏輯,其實是一種病。

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是一種心理疾病,起源於1973年發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的一次銀行搶劫案。當時兩個劫匪去搶斯德哥爾摩的某家銀行未遂,劫持了幾名銀行職員做人質,在與警方僵持6天後,劫匪投降。

該案中的人質,在長時間的焦慮和恐懼中,對罪犯產生了強烈的依賴和認同感,事後甚至替罪犯開罪解脫。人質們這種心理症狀,被心理學家命名為「斯德哥爾摩症」。

簡單點說,就是被迫害者在恐懼和絕望中,產生了對加害者的心理認同。斯德哥爾摩症,廣泛適用於今天的中國社會。或者說,中共維持暴政的目的之一,就是讓中國人患上「斯德哥爾摩症」。所謂「改革開放」巨大成就,就是「中國特色」的斯德哥爾摩症。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被視為中共「改革開放」的開端。中國大陸開始從1949年中共竊政時實施的計劃經濟,逐步引入市場經濟。

中共「改革」起始的標誌性事件,是俗稱「大包干」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鳳陽縣小溪河鎮小崗村18位農民簽下「生死狀」,將村內土地分開承包,開創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河。1979年這18位農民收入比上年增長了6倍。1980年中共肯定了大包干的做法,1982年中共開始在農村推廣大包干。

只是,小崗村大包干這個被中共引為改革典範的事件,其實就是典型的斯德哥爾摩病症。

所謂大包干,就是租種土地這種古今中外都最正常不過的農業生產方式。小崗村18位農民,只不過是租種理論上屬於自己的土地,當年為何要簽下「生死狀」,冒著被殺頭的風險,還要起誓「瞞上不瞞下」?

這種舉動的本身,恰恰說明一個被不少中國人選擇性無視的事實:那就是,中共草芥人命,中國人畏之如蛇蠍卻又視為正常;只要中共不折騰老百姓,中國人和中共似乎都理所應當的將其視為中共「成就」。

梳理中共40年的所謂「改革」,百分百都是類似大包干這種「成就」:農民、個體戶、或國營、私營企業家們冒著被中共抓捕甚至殺頭的風險,從事在市場規則中正常合理的行為;取得成績後,僥倖獲得中共認可,然後轉變為中共「改革」成就。

中共所謂一心一意搞經濟的改革,實質就是在某些經濟領域略微放鬆了黨的干預和控制,或者說減少了點折騰。

回顧中共在「改革」前帶給中國人的苦日子,就不難想像,許許多多的中國民眾在中共施加的恐懼中,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症」。中國經濟和社會40年來的變化,被中共宣傳成「改革開放」的成就,其實是中國式「斯德哥爾摩症」的爆發。

美國在中國改革開放中的作用

過去40年來中國經濟和民眾生活獲得了很大提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除了中共減少了對經濟的干預(所謂「改革」)之外,就屬對外貿易和經濟、技術交流合作(所謂「開放」)。

而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美國占據了最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說,美國川普(特朗普)總統在美中貿易戰中所說的「美國幫助重建了中國」,並非虛言。

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7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高達3752.3億美元,幾乎占了美國全部貿易逆差的一半。美國多年來一直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市場。1985年至今,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總額累計超過5萬億美元,從數字上看,中國的外匯儲備基本上全部來自對美貿易順差。

雖然由於美中貿易戰的影響,2018年前10月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同比收窄近四分之一,但期間對美順差在中國總體貿易順差中的占比,從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二,漲至102%,反映出中國的貨物貿易順差如今可以說是全部來自美國。

這些數據表明,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美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都占據最重要的地位。

而對美貿易在中國經濟發展中,同樣起到了極其關鍵的作用。

根據美國統計署和中共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在中國GDP中占比,從1988年的0.9%逐年提升至2005年高峰時的8.8%。對美國貨物出口在GDP中占比,從1988年的2.1%,逐年提升至2005年高峰時的10.6%。

1988-2017年對美貿易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大紀元制表:數據分析基於中共和美國官方數據)

順差或出口/GDP比值,還只是反映出口對經濟貢獻的極其機械的指標。包括美國在內的外資和外貿,給中國帶來的技術、管理、效率、供應鏈及周邊產業鏈、就業、外匯盈餘等,都對中國經濟的增長,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動作用。

縱觀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中共所起到的最大「作用」,其實就是減少了黨對經濟的領導和控制。如今中共病入膏肓還要加強黨的領導,國內和國際社會自然會對中國經濟的未來,深感憂心和悲觀。#

責任編輯:孫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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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6 8:59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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