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2月08日訊】
第五章社會學分析
核心概念：1.兩個共產黨 2.「至尊魔眼」 3.反智主義 4.反烏托邦社會 5.地區發展不平衡以及基建的不平衡 6.辯證謊言，淫威以及施虐狂式變態人格 7.大媽咪主義和嬰兒化 8.激進無神論與激進平等主義帶來的危機
台灣著名學者余英時曾提出過「兩個儒家」的概念，來形容中國歷史上「迫害人的儒家」和「被迫害的儒家」兩個不同的儒家，其目的是為了說明某些殘暴的獨裁者借儒家之名行迫害儒家之事。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雖然和儒家沒有可比性，但是熟悉中共和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內部，尤其是早期，是有一大批堅信共產主義信念而又無私奉獻的好幹部的。只不過中共內部往往好人都沒好報，越是正直的人越有可能被共產黨的整風整死。為什麼好人必然會被整死的內部機制我在「身體化集體」一章中已經解釋清楚。而我在此要強調的是，越是堅信堅守共產主義信條信仰的人越是首當其衝被清洗，不代表不守規矩的狡詐惡棍就不被清洗。中共歷史上，其古怪的權力內在機制總是將文化越高的和越忠於黨的越先清洗掉，而讓對共產主義越無知的人，文化程度越低的人，越壞的人和越沒有原則的人掌權。因為越是沒有原則的人越是缺乏內在特質，且易變和跟風-這更加符合整體化的極權的內在召喚。這些惡棍和牆頭草也並不安全，極權隨時會拋棄他們，只不過極權往往青睞先拋棄且更頻繁的拋棄那些有原則有信仰的人。整體化的極權本身並不為任何人所擁有，而卻不斷更換其代理人。它不斷的奴役暫時穿上它的人，並向穿上它的人給以不明了的具有暗示性的命令，讓穿著者內心充滿持續的恐懼。因此，共產黨的整體化的極權本身非常具有象徵性，宛如電影《指環王》裡面的「魔戒」一樣。
「至尊魔眼」：中共發展出來的一整套令人毛骨悚然的監控系統仿佛是在人們的生活中創造了一顆不可見的但無時無刻不在的魔眼，讓人日子過得跟鬧鬼一般，很不自由。從中小學開始，學校裡就有班主任從後門門縫裡偷窺的事例，主要是看有沒有人上課講話做小動作，與之相輔相成的還有班幹記錄系統和互相舉報打小報告系統。大學裡有學生間諜，監控老師和同學言論。學生宿舍採用多人室友制，方便室友互相監控步調一致，盡可能的降低個人的私人空間。而中共正在建立的數位全民信用評分系統，更是富有科幻色彩，讓人感覺像讀奧威爾的小說一般。無處不在的攝像頭，重點安插的竊聽器，電腦和手機裡植入的間諜軟體，人工智慧+大資料+最新尖端科技，在技術水準和覆蓋面上遠勝於前蘇聯的監控。但比技術監控更恐怖的永遠是人與人之間的監控。很多出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即便到了國外也並不自由，因為往往要服從中共搞的海外學聯的統一管理和干涉。而由於主觀和客觀原因雙管齊下，一些中國學生的熱門專業，其學生的宿舍往往也紮堆（尤其是對於初次出國的低年級學生），生活交往圈也在一定程度上搞大陸華人圈，與其他族裔有距離感，儼然是在海外建立了國中國。因此，中共的監控恐怖在海外華人留學生中也無處不在，大陸學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並且，中共滲透海外普通華人圈的努力一直都沒有停止過，用軟硬兼施的辦法，試圖將全球所有華人納入它的監控系統之下。
由於中國人長期生活在這種恐怖的監控文化當中，做什麼事說什麼話，下意識的都會覺得暗中有一隻眼睛在盯著。這種感覺長此以往，甚至會讓某些人患上心理疾患，比如多疑，迫害妄想，強迫症，ADHD，怕黑，怕鬼片，莫名的恐怖感和孤獨感。而根據筆者經驗，越是體制內的黨員，患上這些心理疾患的概率越高。
中共有個最新的舉措是計畫將人造月亮射向成都上空，如果此舉成功且中共在裡面暗藏高科技攝像設備的話，那就是活生生的造出一個活靈活現的「魔眼」了。
中共的反智主義最初起源於馬列主義對人類「無差異的勞動」的定義。在馬列看來，人類的不同活動最多也只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別，卻沒有創造和機械性的執行命令的區別。馬克思從根本上否定人的智慧和創造力獨一無二的內在價值，而是將人的任何精神活動都進行物理性的外化和量化，並將其等價轉換為物理性的體力勞動。因此對於馬克思而言，一些偉大藝術家和科學家的成就並非來源於令人敬畏的靈感和神啟，而是「量變造成質變」的機械性積累勞動過程。因此馬列語詞系統喜歡給藝術家作家冠以「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建築師」之類的名號，一定要讓人體會到那種一磚一瓦機械性的累積勞作的直觀感受。這是徹頭徹尾的反智主義。在中共那裡，這種反智主義發展成了「三個臭皮匠，賽過一個諸葛亮」，「笨鳥先飛」等否定智慧獨一無二價值的思想，認為任何高階的精神成就，都是可以通過蠢人鍥而不捨的機械勞作同樣取得的。這種思維導致的另一個結果就是「大躍進」，「砸鍋煉鐵」，「畝產萬斤」，「肥豬賽大象」等歷史荒誕劇的湧現。文革時期，居然有人響應上級號召，發揚革命實踐冒險精神，在不懂任何醫學常識的情況下給人開刀做手術，結果當然是非常壯烈的。
而新時代的反智主義體現在社會上的方方面面，從公司企業裡面喊那些狂熱的口號，搞一些邪教般的、侮辱人類尊嚴的儀式（尤其是土老闆開的公司，真的是五毒俱全。搞軍訓做操的算給面子的了，更多的是讓員工集體看事先準備好的被懂行者稱作「打雞血」的下流洗腦視頻，還有讓員工穿著制服跌趴滾打的，或者互相扇耳光；無理由的虐待員工，然後讓員工唱《感恩的心》感恩老闆給了他們二次生命，等等。這些東西，要真有人願意潛入中國大陸各種公司內部調查的話，能搜羅一個大全出來），到流行文化裡面語詞系統，網路熱詞等，充滿了荒誕，下流，無厘頭，嬰兒化傾向等反智特質。一些流行語比如「童鞋」，「孩紙」，「嚇死寶寶」等充滿了低智和缺乏幽默感的惡俗訕笑，更多實例筆者不再一一例舉。而與此相反的一種網路文化是高級黑和黑色幽默，比如「河蟹」「草泥馬」「不換肩」「大撒幣」等詞，形成了民間犀利文化與反智主義的對抗。中共對黑色幽默是能禁則禁能封則封的，而對於反智和低智的殘廢文化卻毫不介意，甚至直接或間接的鼓勵和使用，因為利於愚民統治。反智主義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維持愚民統治和奴民統治。
什麼叫做辯證謊言？辯證謊言就是帶有主客換位，辯證法色彩的謊言。意思就是，作惡者作惡的同時，謊稱受害者對自己做惡，也就是中國人說的賊喊捉賊。中共對弱勢群體和異議人士一直採用這種策略，以至發展到後來對待所有人都這樣，並把這種風氣在社會上散播開來。給筆者印象深刻的是，筆者在大陸就讀小學期間，就見識過壞小孩上課扇同桌的後腦勺，並同時大喊一聲「老師，他打我！」這樣等老師回過頭來的時候，受害者只有幹窩火的份。中共每次拆老百姓房子的時候，或抓捕虐待維權律師的時候，都要反過來扣一個惡毒的罪名給受害者。而深圳佳士維權的時候，中共居然給那些毛左的窮學生們扣一個「勾結境外勢力」的帽子。中共這些官僚，一方面把自己子女全部送到國外，一方面把通外的帽子扣給這些因父母窮出不了國的人，實踐了其一貫的「辯證謊言」，而又在此事件中享受了一次「身體化集體」的快感（讓等級低的窮孩子為自己「有頭有臉」的官二代孩子「擦屁股墊背」）。中共外交場合也一直是使用辯證謊言策略，以至於它的層級比較低的外交人員和記者也自發性的學習了這種習慣，但由於玩的層次太低往往自取其辱。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央視記者孔琳琳襲擊英國會場工作人員的同時，反稱對方侵犯她使她不得不正當防衛。因中共辯證謊言受害的老百姓是死路一條的，你只要想上訪或尋求公義那麼中共一定會對你全家斬草除根。
與「辯證謊言」相伴相生的是「逆道德勇氣」，或者換個通俗的名詞解釋，叫做「淫威」。做惡的人在做惡同時反咬受害者一口的，是會產生一種古怪的人格錯位感的，會幻覺到自己既是受害人又是施害人。為了把這種人格分裂造成的落差感給排放出去，作惡者會產生一種施虐狂心理，就是對受害者變本加厲的施加更多的罪惡或指控來為可能出現的來自受害者的反彈未雨綢繆，再次先發制人，這個過程甚至會產生上癮機制，作惡者的勇氣和「正義感」會因做惡程度上升而遞增，仿佛是「殺紅了眼」。這也是為什麼深通中共這套規則的人都喜歡「搶先手」，覺得可能事情不妙，一定要搶在敵人動手之前先動手，搶在敵人叫喚之前先大呼小叫。在中國大陸，「搶先手」的有效性是被廣泛認可的。與搶先手相伴相生的還有「甩鍋」文化。（白人流氓和婊子也有擅長「辯證謊言」的特點，中共這個伎倆最一開始還是跟白人學的，但自己又把它發展到了一個新高度。但白人國家由於有獨立司法，擅長「辯證謊言」的人並不一定能搗巧，有時候反而因為撒謊和做偽證而罪加一等。因此今天的喜歡搞政治煽動的白人群體並不喜歡做「辯證謊言」，但卻喜歡爭相哭訴，假扮受害者，拿victimhood大做文章，覺得「會哭的孩子有奶吃」。這其實是種族退化。）
共產黨「辯證謊言」的危害一直延伸到整個社會。江湖社會和基層官僚接受了「辯證謊言」這個潛規則後，都紛紛爭當作惡者，或至少不成為受害者。這套邏輯在民間發酵之後，往往導致人們以成為作惡者為榮，並以之為「霸氣」，「不好惹」，「狠角色」；以受害為恥，認為其「窩囊」，「點子低」，「命不好」，「倒楣」。這裡面還有個問題，就是沒有人能保證自己總是不受害，因此信奉這套強盜邏輯的人，即便受了害也要藏著掖著，認為是奇恥大辱生怕別人發現而喪失了自己的「淫威」。
值得注意的是，辯證謊言並非中共大陸的專利。當今部分較極端的西方白左團體和極右流氓照樣擅長辯證謊言。比如，一些白左媒體中的部分狂熱寫手整天叫囂川普是法西斯主義者，而卻自己天天製造高度狂熱的意識形態和集中壟斷的話語權，並與大型利益集團掛鉤，是在不折不扣的製造法西斯主義。所以說，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絕非中國專利，而是全球20世紀和21世紀都普遍面臨的問題。只不過中共大陸發展的比較極端，與巨大人口基數和拜撒旦教結合起來了。
共產黨搞的「大媽咪主義」是把孫隆基說的東亞大媽咪現象與政治結合起來了，創造了獨樹一幟的黨媽媽文化。（法西斯主義傾向父權極權，而共產主義傾向母系極權。一個國家傾向母系極權是說明其個體大多數較為軟弱的。）中共社會的大媽咪現象（也就是母親溺愛自己的孩子，佔據兒子或女兒人格，不讓孩子精神上獨立）與其早年對女性的摧殘有一脈相承的關係。中共培養的50後60後一代的女性都是「革命兒女」，「不愛紅妝愛武裝」，早年有意剝奪對她們的性教育，對她們的意識灌輸和穿著要求都是去女性化，並配合我前文提到的「肛門期控制」，造就了一代奇特的女性。她們跳忠字舞長大，在青春洋溢的年紀沒有少女應有的穿著和性別人格覺醒，也沒有愛情，對性充滿極端恐懼和羞恥。受壓抑的欲望和激情被各種儀式和洗腦馴化成對毛主席無限的衷心和熱愛，以及「閃閃的紅星」般「小小竹排江中游」的革命詩情畫意和「砸碎萬惡的舊世界，萬裡江山披錦繡」的狂熱。人在自然生理需求和情感被剝奪之後，經過革命浪漫主義和極化情感的訓練，能陶醉在宗教狂熱中不可自拔。極端羞愧，極端恐懼，極端仇恨，極端感恩和衷心，極端感動極端愛等等，這些極端情感是可以在宗教式政治狂熱中互相發酵和互相轉化的。中共從生理上開始馴化，再逐步精神控制，先培養一種極端情感（極端羞恥和自卑），往後在進行有意識地引導更是遊刃有餘。這一套東西對女性的害處尤為巨大，因為女性情感比男性更加脆弱和持久，女性被這套紅教狂熱捲進去之後，可以說是「猶不可脫」。文革結束之後，一代婦女可以說是陷入一個情感真空，宛如被抽幹了一樣，什麼都沒留下。情感真空必須要有東西填進去，對於絕大多數中國婦女而言，那就是她們的子女。而共產黨又偏偏在這個時候開始搞計劃生育，可以說是缺德都缺德的徹底。這些母親們對其獨子獨女的不留死角的全面佔據和溺愛，要勝過人類史上任何一個時期的大媽咪現象。
筆者且不去花過多筆墨描寫在大媽咪培養下的孩子如何缺乏獨立意識，或者是出現「巨嬰症」（有興趣者可以去讀一下孫隆基的《殺母文化》）或「嬰兒化傾向」（infantilization)。我想要讓人們警惕的是，中共在利用「巨嬰文化」來統治國民尤其是對待年輕人。中共官僚喜歡擺資格老，把年輕人當作「不懂事」的小孩子來對待，從而在年輕人權益被侵犯的時候拿這一套「長者」口吻來混淆視聽，甚至成為剝奪年輕人基本權利和占他們便宜的洗地模式。共產黨在社會上縱容嬰兒化傾向的反智流行文化大行其道，甚至是變相鼓勵，創造一點都不好笑的反智流行語，比如「童鞋」，「嚇死寶寶」等，目的是讓那些本來就由於佔有教育資源較少的弱勢年輕群體和社會上廣泛的低智反智人群被中共進一步低智化和墮落，從而徹底喪失思考能力。這些語言雖然不是共產黨直接創作，但是卻是共產黨在背後默許和鼓勵推廣。同樣誕生於社會的民間犀利詞彙比如「河蟹」、「草泥馬」、「不換肩」、「大撒幣」等帶有政治諷刺色彩的名詞文化卻一再被共產黨視為敏感詞。語詞系統的較量體現的是深層次的權貴反智主義和民間智慧的交鋒。共產黨的「嬰兒化」策略還有一條就是剝奪年輕人的性教育和性權利。大陸的重點中學裡學生如果私下有談戀愛併發生性行為的，是要被開除的，甚至追究「刑事責任」。而大學裡談戀愛也不是冠冕堂皇，每個學校情況不一樣，有嚴有松。大學裡的統治策略並不絕對，比如當上面有要求把一批黑人留學生安插到學校裡來的時候，校領導反而會公開鼓勵女學生成為黑人留學生性伴侶，以此來吸引留學生安營紮寨。中共性控制最典型的還是對於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革命兒女」，讓女孩子充滿性恐懼、性無知、和性罪惡感。而文革時期，共產黨的惡霸工宣隊長享受的就是那種強姦「貞女、處女、女童」的快感。換句話說，從某個角度講，共產黨培養性不開化的女性目的就是有朝一日強姦她們的，這種心理跟索馬裡割女性陰蒂把她們占為性奴的變態心理是有異曲同工之處的。當下的中國大陸，通過類似家長制式的權力行使，再結合大媽咪式的母系溫情來剝奪針對群體的人權和基本權益的例子實在太多了。
還有個例子就是2018年11月安徽蕪湖有個寫同性戀色情小說的被判10年，這件事正常人反應是「怎麼判這麼重」。其實這件事背後反應的問題，除了法律本身的荒謬和脫離時代外，更反映了把年輕人當作未成年人管教的「嬰兒化」思維方式。如果說是中小學生看或者寫色情的東西，學校懲罰他們，學生都會覺得理所當然的話，那麼中共對成年之後的年輕人以色情之名濫用刑罰，其實是用嚴加管教中學生小孩子的思維配合嚴酷的懲戒。這就是為什麼中共對強姦犯反而不會判重刑，因為在共產黨思維裡，強姦是「大人的成人行為」，而寫黃書是「小孩子不聽話、違戒的逆反行為」，定性不一樣，就像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區分一樣。「小孩子黃」在共產黨思維裡其實是套到敵我矛盾的思維裡去的。更嚴重的是，「乖」孩子是認可中共剝奪孩子的性權利，掃「黃」這套東西的，因此也認可中共這套維持「孩子裡」統治秩序而殺一儆百的行為。中共培養大量性不開化的巨嬰，並利用他們來對付性開化的正常人，再一次運用了「多數人的暴政」的極權機制。在中國大陸某些省份，教師在初中生物課本「男女生殖系統」那一章是直接跳過去的，導致在那之後，男學生要通過看地下黃片來瞭解性知識，而女生則有可能一直到二十幾歲都很性無知。正如筆者所言，沒有性覺醒就沒有人格覺醒，因此中國學生常被人詬病「缺乏獨立人格」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中共在性控制這一方面是設計了一套與「肛門期控制」類似的閘門戲法，一方面在公共領域剝奪正常性教育，一方面客觀上造成中國大陸到了大學裡，一幫人圍到一起看A片的奇觀。一幫人看一部A片也是很有問題的，因為性是很私人的東西，性首先是兩個人之間的東西。一幫人自己未曾有過性行為而聚在一起看A片的話，客觀上會強化中共想要的集體意識而喪失個體人格。性快感是給人以安逸、解脫和放鬆的，客觀上有維持社會和諧的效果，這就是為什麼西方國家並不打壓色情產業。而無論是筆者之前寫到的中共馴化不愛紅妝愛武裝的女紅衛兵，還是喬治奧威爾在《1984》裡寫到的對年輕女性的性別特徵的剝奪，都是為了把本來能在性愛中發洩掉的激情集聚起來，注入到煽動仇恨的革命運動和「愛國行為」的狂熱中去。
而就當下中國大陸資本主義文化的發達程度來看，「性」文化出現了無數奇特的現象。一些步入富裕階層的中年婦女早年被性壓抑，而當下「性閘門」突然被打開，出現了種種身體和意識錯亂。中國大陸一些年齡稍大的家庭婦女，一方面覺得給嬰幼兒穿「開襠褲」天經地義，絲毫沒意識到這是在犯罪並且在發達國家可能涉重罪，另一方面在看到歐美色情電影裡面成人穿「開襠褲」之後覺得匪夷所思，差點沒從樓上跳下去。但一旦她們的「性意識」從此刻開始覺醒，往往又會走到另外一個極端而醜態百出。而共產黨那些中年男性，尤其是基層土幹部，往往會在「性閘門」被打開之後表現出很多「頑童」或「惡童」般的性怪癖和性變態，其間伴隨的是性無能。就像一個小便忍的太久的人得尿毒癥一樣，中共統治導致的反自然的性閘門開關最終造成種種性反常。然而，一個社會「性」失控損害最大的是作為祖國未來的年輕人。中國大陸的大學近年來賣淫現象普遍，名牌大學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北二外就曾被業內人士稱為「包養學校」。而大量學生精神上無助而走向墮落，通過無節制的性行為來麻痹自己，做末日狂歡。相輔相成的是社會上也存在普遍的失控的性氾濫。但是性解放本質上是反獨裁的，因此中共如果要再次強化獨裁統治，必須要再次從「性」方面做文章。「性控制」是中共極權的「二級控制」，「一級控制」仍然是「肛門期控制」。還有個現象就是中國大陸的痞子往往比「念書的」早年人格更獨立，因為痞子往往不服管教，性行為年齡早。但痞子並沒有擺脫中共的肛門期控制，並由於「肛門期失控」而變得惡毒。這裡也奠定了未來江湖社會和士紳社會嚴重分化脫節的生理心理學基礎。中國大陸士人和江湖混子感覺生活在兩個星球，互相不知道對方玩的是什麼東西。這在西方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中共把佛洛德的兩個閘門-肛門期和生殖器期拿捏在手上，肆意玩弄著中國人的精神情感。而由於中共主要想培養奴民和順民，因此對人的管控讓人習慣於被動和受虐，因此導致即便成人後的「良民」男性在心理上會出現向肛門期的「紅移」現象。比方說大陸流行造詞的「菊花」這種詞，都是客觀上反應中共自己的太監心理和想要把人都培養成太監的傾向。中國大陸可以說是心理學活教材和百科全書，並且全是典型和極端的例子，在發達國家都不太那麼好找的。筆者不再浪費更多筆墨，否則沒完沒了。
共產黨終極意識形態是無神論。激進無神論讓中國社會很多層面透露出絕望和狂暴，每天都發生匪夷所思的事件和罪惡，如同到了末世一般。從下到上，整個社會無時無刻不體現著絕望、墮落、腐敗、浮躁、瘋狂、暴戾。（未完待續）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