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2月28日訊】突然想起，袁世凱走了整整一百年了。
1916年6月初的北京，天氣還不算很熱，是個如花兒一樣的季節。皇城根下，九門之內，販夫走卒，引車賣漿，八旗子弟，遛狗逗鳥，該幹啥幹啥，與平常的日子沒有什麼兩樣。但袁世凱的新華宮，卻籠罩在一片不祥的陰雲中。妻妾子女，高官近臣，衙役僕人，阿貓阿狗，所有的人都心裡有數，那個他們賴以錦衣玉食、飛黃騰達的人，那個曾一心要成立中華帝國並接受了帝號，準備行君主立憲政體的大總統，在一片倒袁聲中憂憤成疾，眼看著要走了。他們焚香禱告菩薩，祈求上天，保佑袁世凱轉危為安。
一切都沒有用。6月6日，袁世凱還是合上了雙眼，享年57歲。
我很想知道，在生命倒計時的那些日子裡，袁世凱想了些什麼。這當然是個迷，沒人能解開的迷。但有一點是可以料想得到的——他很後悔，後悔看走了眼。
人都有看走眼的時候。但在關鍵的時間關鍵的地點和關鍵的問題上看走眼，就滿盤皆輸。
客觀講，以袁世凱倒清所建立的不世之功，不在華盛頓之下。他本來能夠青史留名，結果卻身敗名裂。其中的原因很複雜，但有一條是肯定的，他在恢復帝制這事上太自信了，而這種自信是建立在一大堆虛假現象基礎之上的。
袁世凱想做皇帝，也許有一堆能說服自己的理由，但長子袁克定擁護他做皇帝，卻實實在在是做一筆生意，一筆當太子以繼承大位的生意。這事兒有他炮製偽《順天時報》為證。袁世凱看穿了嗎？好像沒有。不然，在這張報紙的事情敗露後，他為何勃然大怒，痛駡兒子「欺父誤國」！
他看到1915年12月11日參議院開會通過帝制之日，籌安會的孫毓筠等帶頭高呼皇帝萬歲，卻未必願意承認孫毓筠是因為在辛亥革命後不得志才投靠了自己。他更不願相信，孫的行為其實也是在做一筆生意。事實上，孫因領有袁世凱慷慨饋贈的大筆進項（孫自稱每月三千元），才能沉湎於鴉片和古董字畫，在京城以豪客自居。
他看到各省督軍的勸進電報每天有幾封飛來，未必能看到或願意相信這些軍閥還是在做生意。軍閥們關心的只是個人的權位，只要權位不變，他們不僅不反對變更國體，還爭先恐後想去做開國功臣。事實上，就在袁世凱召見之後，這些軍閥紛紛發出通電，「痛論共和制度之不善，請袁早日建元稱尊」。最後，在一片勸進聲中，各省軍事長官由段芝貴牽頭，共同上了一個「請速正大位」的密呈。
他看到交通系魁首、被稱為財神爺的梁士怡為其恢復帝制，表示要全力以赴，以策前驅，並提供了推動帝制的路線圖。他未必忘了，梁並不熱心帝制。如果不是袁克定向梁士詒攤了牌，梁怎麼能選擇要頭不要臉？——在袁世凱稱帝問題上，梁士詒給交通系人馬交了底：「成，不要臉，不成就不要頭。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頭之不在，哪有臉面？」大家選擇了要頭不要臉。在這裡，生意的成本不過是高了些。
他還看到北京的什麼工商請願團、洋人請願團，甚至妓女請願團，乞丐請願團，都上街遊行擁護他做皇帝，可以說社會各階層的民意全有了，卻看不到這些烏七八糟的請願者是經授意專門上街表演的。表演，說到底，仍是生意。
實際上，袁世凱也在做一筆生意，只是這筆生意做得有點大，大到以改制為籌碼。要換取的利益有很多，其中有一個，就是打破袁家男丁活不過60歲的宿命。
因此，袁世凱接受的資訊固然被過濾，但他選擇性地接受資訊也毋庸置疑。籌安會成立後，梁啟超發佈《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宏文，一時洛陽紙貴，他視而不見。張一麐自清末便擔任袁世凱的機要秘書，深受信賴，但在袁世凱帝制最火熱的關節，張氏一反眾人的阿諛攀附，力勸袁氏勿跳火坑，他聽而不聞。他喜歡那些擁護效忠的聲音，他聽到的看到的都是表忠心、獻忠心的動人場面和景象，要多熱情有多熱情，要多真誠有多真誠，要多動人有多動人。
然而，一旦蔡鍔將軍在雲南首義，所有人都作鳥獸散了。當初發表通電擁護袁世凱稱帝的各省軍閥，都紛紛加入到倒袁的行列。楊度後來加入赤黨，孫毓筠寫了悔過書——沒人逼迫他，是自己主動寫的。當初那些向袁世凱表的忠心呢？如果不是被狗吃了，也是扔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不要譏笑袁世凱，古今中外，沒有哪一個獨裁和準備獨裁的人不喜歡人們對自己效忠，表忠心，獻忠心。這些人的共同特點是，把人們對自己的效忠當做春藥吃。
不要譏笑並非等閒之輩的楊度，嚴復、劉師培等籌安會「六君子」及後來統稱的「十三太保」。20世紀存在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海德格爾，曾帶領960名教授公開宣誓支持希特勒的政權。在這方面，我們本土一些如雷貫耳者，既不輸於外邦，也不輸於前人。
不要譏笑在袁世凱稱帝問題上全國各省軍閥和頭面人物，或秘密遞呈效忠摺子，或公開發出效忠通電，是多麼不堪。在表忠心這類勾當上，沒有最俗，只有更俗，沒有最荒唐，只有更荒唐，沒有最無恥，只有更無恥，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說到底，大家都是把表忠心當做了生意，區別僅僅在或主動或被動罷了。主動者看到的是機會，是加官進爵，超額利潤。被動者有的是被哄騙上場，有的是被挾持出臺。
主動表忠心，這是一筆生意。生意場上，臉要厚，心要黑，調門越高越動聽，越能把假貨劣貨賣出去。本來，按照常情、常理、常識，忠心不需要表，就如同兒女不需要對父母成天念叨自己孝順一樣。
但有人就是能說的出口，就是要把忠心表出來。只能有一個解釋，他們是在表演，在做戲、作假。做戲當然不能當真，所謂婊子無情，戲子無義。至於作假，也講功夫，要做到以假亂真，問題是，假作真時真亦假。末了，一襲皇帝新裝，一個蹩腳童話。
從本質上講，表忠心是一門生意，「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有賺頭，幹，沒利，散。以利相交者，沒有哪一樁能靠得住。
說一千，道一萬，歸根結底一句話，忠心是不需要表的。只要表，不是為利益驅使，就是攝於淫威。在這兩種情況下表出的忠心，如同露水，見陽光就蒸發，如同霧霾，遇暴風就吹散，更同狗屎，一錢不值，臭不可聞。
阿克頓勳爵在十九世紀後期先知般地預言：「只要某個單一的目標成為國家的最高目的，這個國家走向專制就是不可避免的。」套用這句話，當一個國家只允許因而也只有表忠心一個聲音，或者把表忠心作為主旋律，往輕了講，這個國家，就處於一種不正常的狀態。
謹以此文，紀念因被表忠心而砸了鍋的袁世凱同志。
——原載經濟學人一點號
責任編輯：任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