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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一部分 蘇聯的暴力、鎮壓和恐怖(28)

《共產主義黑皮書》:黨內清洗與斯大林上台

作者:尼古拉‧韋爾特(Nicolas Werth)

大紀元獲得授權翻譯、發行《共產主義黑皮書》中文版。(大紀元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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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3月26日訊】(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1926年底捷爾任斯基去世後,格別烏由維亞切斯拉夫‧魯道福維奇‧緬因斯基(Vyacheslav Rudolfovich Menzhinsky)領導。他此前是格別烏創始人的左右手,也是波蘭裔出身。到此時,格別烏被斯大林召喚得更加頻繁。他正準備對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發起政治攻勢。1927年1月,格別烏接到命令指示它加速劃分農村「反蘇維埃和具有社會危害性的分子」。僅一年的時間裡,被如此劃分的人就從3萬人增至約7.2萬人。1927年9月,格別烏在多個省份發起運動,逮捕富農和其他「具有社會危害性的分子」。事後看來,這些行動似乎在為1929—1930年冬季的大型「去富農化」計劃做準備。

1926年和1927年,對於搜捕有反對傾向的共產黨人,格別烏也表現得極爲活躍。這些人要麼被劃為「季諾維也夫派」,要麼被劃爲「托洛茨基派」。劃分和跟蹤各種傾向的共產黨人這一做法,最早出現於1921年。1923年9月,捷爾任斯基提出,對於黨內存在的分裂或分歧,要向祕密警察告發。他堅持認為共產黨人都必須同意這種做法,以「加強黨的思想統一」。此提議遭遇數名領導人相當的敵意,包括托洛茨基本人在內。儘管如此,監控對手的做法在隨後幾年裡仍變得越來越普遍。格別烏相當深地捲入了對列寧格勒共產黨組織的清洗行動。這場清洗於1927年1月和2月在季諾維也夫的領導下實施。反對者們不僅僅是被開除出黨,有數百人還被流放到農村遙遠的城鎮。他們在那裡的處境岌岌可危,因為沒人敢給他們提供任何工作。1927年,對托洛茨基派成員的搜捕大大加劇。他們在全國有數千之眾。一個月內,格別烏就有許多部門參與搜捕。所有反對者都被分門別類。數百名激進的托洛茨基派成員被捕,然後作為一種簡單的行政措施,遭到流放。1927年11月,所謂左翼反對派的所有主要領導人,包括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和拉科夫斯基,都被開除出黨並被捕。凡沒有公開懺悔的人,都遭到流放。1928年1月19日,《真理報》宣佈,托洛茨基和莫斯科一個由30名反對派領導人組成的團隊,出發去阿拉木圖(Alma-Ata)流亡。一年後,托洛茨基被完全禁止出入蘇聯。隨著布爾什維克恐怖的主要建築師之一變成「反革命分子」,一個新的時代顯然已經來臨。該黨一個新的強人出現了,這就是約瑟夫‧斯大林

1928年初,當托洛茨基反對派被除掉時,政治局中的斯大林主義多數派決定結束與社會的休戰。此時的社會似乎正日益偏離布爾什維克所設定的原始道路。和十年前一樣,此時的主要敵人是農民。其仍被視為一個敵對、不受控制和無法控制的群體。這第二階段的對農民之戰,正如歷史學家安德烈‧格拉齊奧西所指出的,「與第一階段明顯不同。這一次的確是由國家首先採取行動。農民所能做的,只是以不斷下降的實力,對向其實施的攻擊作出反應。」

儘管自1918年至1922年的災難性事件以來,農業狀況已有好轉,但這個十年結束之時與開始之初相比,「農民敵人」卻更加衰弱,國家則強大許多。例如,對於村子裡究竟發生了什麼,當局手中掌握的信息多了許多。由於握有關於「 具有社會危害性分子」的檔案,格別烏能夠實施首波「去富農化」突襲、消滅越來越多的「匪幫」、解除農民武裝、增加從村民中招募士兵的比例,並擴展蘇維埃教育。正如黨內領導人的通信和關於高層討論的檔案所表明的,斯大林主義領導層,與其對手布哈林、里科夫和加米涅夫一樣,完全知曉這次對農民新的襲擊之利害所在。布哈林警告說:「將有一場農民戰爭,就像1918年至1919年那樣。」但斯大林已準備妥當,因為他知道,無論付出什麼代價,這個政權都會成為勝者。

1927年底的收成危機為斯大林提供了他所需的藉口。11月份,國家收集中心的農產品交付出現驚人下滑。到了12月,這種下滑開始占到災難性比例。1928年1月,不得不面對這些事實:儘管收成良好,但農民只交付了480萬噸,低於前一年的680萬噸。 新的危機有諸多原因,包括國家提供的價格下降、製成品的成本和稀缺性、收集機構的混亂無序、有關戰爭的傳言,以及農民總體上對政權的不滿。儘管如此,斯大林還是很快把這稱為「富農罷工」。

斯大林派很快就以減少交付為藉口,恢復徵用政策和戰時共產主義時期使用的鎮壓措施。斯大林親自訪問了西伯利亞。其他領導人,包括安德烈‧安德烈夫(Andrei Andreev)、阿納斯塔斯‧米高揚(Anastas Mikoyan)、帕維爾‧波斯特舍夫(Pavel Postyshev)和斯坦尼斯拉斯‧科西奧爾(Stanislas Kossior),也動身前往黑土地區(俄國南部的肥沃地區)的產糧中心、烏克蘭和北高加索。1928年1月14日,政治局向地方當局發出通知,下令他們「逮捕投機分子、富農和其他任何干預市場或定價政策的人」。「全權代表」(這個詞本身就是向1918年至1921年徵用政策的大倒退)和激進共產黨人分遣隊被派到農村,撤換被認為對富農太過不在乎的地方當局。他們還搜出隱藏的餘糧,必要時會在貧農幫助下進行。這些農民得到承諾,將所有被沒收糧食的四分之一,作為對他們協助的報酬。

為了懲罰不願以相當於市價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價格交出農產品的農民,蘇維埃當局將原來的徵收量提高了一倍、兩倍,甚至四倍。《刑法典》第107條也被廣泛應用。該條款規定,凡有抬高價格行為者,判處三年監禁。兩年內,對富農的徵稅就增加了十倍。市場本身被關閉了,此舉對較富農民和較窮農民的影響是一樣的。幾個星期內,這一切措施就明顯破壞了自1922年至1923年以來政權與農民之間不穩定的停戰狀態。徵用和鎮壓措施只是令農業狀況變得更糟。在短期內,武力的使用讓當局獲得了與前一年大小大致相當的收成。而長遠看來,其後果與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相似:農民們以第二年大幅減少播種加以應對。

1927—1928年冬季的收成危機,在隨後的諸事件中扮演了關鍵性角色。尤其是斯大林從這場危機中得出了整個一系列結論。他決定在農村建立「社會主義的堡壘」──巨型sovkhoz(國營試驗農場)和kolkhozy(集體農場)。他也決定「將富農作為一個階級來消滅」,從而一勞永逸地除掉富農。

1928年,該政權還打破了與另一個社會團體spetsy的停戰。spetsy即舊政權知識分子中遺留下來的「資產階級專業人員」。20世紀20年代末,他們仍然擔任著工業和政府部門中大部分管理職位。1928年4月,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宣布,頓巴斯礦區之一沙赫蒂(Shakhty)地區多努高爾公司(Donugol Company)的工人中,發現一項工業破壞計劃。據知,該公司僱用「資產階級專業人員」,並與西方金融公司有聯繫。幾個星期後,53名被告受到公開審判,其中大多數是工程師和中層管理人員。這是自1922年對社會革命黨人的審判以來,首次公開的政治審判。有11人被判死刑,5人被處決。這場被媒體廣泛報導的審判秀,可用來說明對於「被外國勢力收買的破壞分子」著魔似的搜捕。「被外國勢力收買的破壞分子」被用作一句號召語,來鼓動被格別烏豢養的活動分子和告密者。「破壞分子」因所有經濟上的失敗而受到指責。他們也成為動用數千名白領工人建造格別烏新的特別辦公室的藉口。此辦公室被稱為sharashki。數千名被定為破壞罪的工程師和技術人員,被罰送往建築工地和建造高端土木工程項目。在沙赫蒂審判後的幾個月裡,格別烏經濟部門捏造了數十起類似事件,尤其是在烏克蘭。1928年5月,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Dnepropetrovsk)的尤戈斯塔爾(Yugostal)冶金中心,有112名白領工人遭到逮捕。

這場始於1928年的大型反專業人員行動中,不僅僅是白領產業工人成為受害目標。眾多「具有社會不可接受背景」的大學教授和學生,也在一系列對大學的清洗中,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這些清洗旨在推動新的紅色「無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事業發展。

新的鎮壓措施和新經濟政策後幾年的經濟困難,導致刑事定罪數量巨幅攀升。這些經濟困難,以失業日益升高和犯罪活動劇增為特徵。1926年作出57.8萬項刑事定罪,1927年70.9萬項,1928年90.9萬項,1929年177.8萬項。為了抑制監獄人口(1928年本應不超過15萬人)的迅速增長,政府作出了兩項重要決定。第一項是1928年3月26日的一項法令。它提出,將因輕微犯罪判短期徒刑的做法,代之以「在工業、建築項目或林業工作」中進行的無酬勞改。第二項措施是1929年6月27日的一項法令,已產生巨大後果。它建議,把所有被判刑三年以上的囚犯轉移到勞改營。勞改營的目標是要成為「本國北部和東部地區新的自然資源開發區」。這個想法此時已流傳好幾年。格別烏參與了一家為出口市場生產木材的龐大企業,並一再向負責監禁的內政部各機構要求增加額外的工人。索洛維茨基特別集中營中格別烏自己的囚犯,還不足以達成期望的生產目標。1928年,這些囚犯達38,000人。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制定,突顯了勞動力與對荒涼地區開發之間落差的問題。這些地區自然資源非常豐富。就這方面而言,刑事勞動力此前是一種尚未開發的人力資源,此時被認為是一種可能極其寶貴的資產──收入、影響力和權力的主要來源。格別烏的領導人深知囚犯潛在的重要性,尤其是緬因斯基及其助手雅戈達。兩人都得到斯大林的支持。1929年夏,他們制定了一項野心勃勃的計劃,要在納瑞姆(Narym)地區開拓殖民地。該地區覆蓋著西西伯利亞22.5萬平方英里的沼澤松林。該計劃在1929年6月27日的一項法令中得以實施。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去富農化的構想開始成形。此構想是放逐富農。他們被定義為較富裕的農民。官方認為他們必然反對集體化。

儘管如此,斯大林及其追隨者仍花了整整一年時間,來說服黨內其他領導人接受強制集體化、去富農化和加速工業化的政策。這是一項殘酷改造經濟和社會之連貫計劃的三個關鍵方面。該計劃要求同時解散傳統的市場經濟、徵用所有農民的土地,以及利用「富農」和成為「第二次革命」鬥爭目標的其它團體之強制勞動,來開發本國荒涼地區的自然資源。

值得注意的是,反對這些主意的「右派」以里科夫和布哈林為首。此派別認為,集體化只會導致對農民新的封建剝削,引發內戰、更多的恐怖、混亂和新的飢荒。 這一障礙最終在1929年4月被清除。1929年整個夏季,「右派分子」在蘇聯報刊上遭到前所未有的惡毒攻擊,被指控與資本主義分子勾結並與托洛茨基派成員串通。因徹底名譽掃地,這些反對者被迫於1929年11月,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作出公開懺悔。

在新經濟政策的支持者與反對者鬥爭的這些插曲中,該國越來越深地陷入經濟危機。1928年至1929年的農業數字是災難性的。儘管系統地訴諸一整套針對農民的強制措施,包括對任何拒絕向國家出售農產品的人進行過高罰款和監禁,但1928—1929年的冬季國家收集的數量卻比前一年少得多。可以理解,這在農村造成了極度緊張的局勢。從1928年1月到1929年12月,也就是說甚至在強制集體化之前,格別烏就記錄了農村超過1,300場騷亂和大規模示威。這導致數萬農民被捕。另一個統計數字也是當時農村氣氛的一個良好指標:1929年,有超過3,200名蘇維埃文職人員成為恐怖襲擊的受害者。2月,配給卡自新經濟政策推行以來首次出現。在當局關閉大多數小公司和農民作坊,將其稱為資本主義大倒退之後,貧困問題再次變得普遍。

斯大林認為,這場農業危機是富農和其他企圖破壞蘇維埃政權的敵對勢力製造的。賭注設立了:要在農村資本主義和蘇聯集體農場之間作出選擇。1929年6月,政府宣布開始一個新的階段,即「大規模集體化」階段。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目標於4月由黨的十六大批准,後被向上修正。此計劃最初預計,在該五年計劃結束前,有約500萬座農場(約占所有農場的20%)被集體化。6月,當局宣布,此時目標是僅1930年一年就將800萬座農場集體化。到9月,這個預計數字上升至1,300萬。整個夏季,當局動員了數以萬計的共產黨員、工會會員、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the Komsomols)、勞動者和學生,並把他們同當地黨領導及格別烏官員一道派入各鄉村。隨著當地黨組織努力超越彼此以打破集體化紀錄,農民身上的壓力也加大了。1929年10月31日,《真理報》呼籲「全面集體化」。一個星期後,在革命12周年紀念日之際,斯大林發表了他的知名文章《大轉折》(The Great Turning Point)。此文是基於這個根本上錯誤的觀點:「普通農民對集體農場(Kolkhoz)的到來表示歡迎。」新經濟政策確實結束了。#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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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1 10: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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