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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黑皮書》第一部分 蘇聯的暴力、鎮壓和恐怖(39)

《共產主義黑皮書》:蘇聯版的戶籍制

作者:尼古拉‧韋爾特(Nicolas Werth)

大紀元獲得授權翻譯、發行《共產主義黑皮書》中文版。(大紀元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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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5月10日訊】這項新立法的基石是1932年12月27日內部護照(internal passport)的推行。對人口的「護照化」對付的是幾個精心定義的目標,正如這項法令的序言所解釋的:它意在「消除一切社會寄生現象」,以防止富農「滲透」進城市中心和市場,並限制農村人口外流,保護城鎮的社會純潔性。所有超過16歲、尚未被剝奪權利的成年市民,如鐵路工人、建築工地的長期工,以及國營農場的農業工人,均自動從警方那裡獲得護照。蓋上證明該公民具有合法居留權的官方印章(propiska)後,護照才有效。個人的地位取決於其propiska,並可以決定一個人是否獲得配給卡、社會保障卡或住宅權。所有城市都被歸類為「開放」或「封閉」。封閉城市就是獲得特許地位和供應較充足的城市,最初有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敖德薩、明斯克、哈爾科夫、頓河畔羅斯托夫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只有通過家庭關係、婚姻,或正式賦予工人擁有propiska之資格的特定工作,才能獲得在封閉城市的居住權。在開放城市,獲得propiska則容易得多。

護照化行動持續了一整年。到1933年底,發放了2700萬本護照。第一個影響是允許當局清除城市中的「不良分子」。1933年1月5日在莫斯科開始後,護照化行動在第一週內就「發現」3,450名「白軍、前富農和其他犯罪分子」。封閉城市有近38萬5,000人被拒發護照,被迫在10天內搬家。而且,他們被禁止居住在任何其它城市,甚至是開放城市。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護照部門負責人,在其1934年8月13日的報告中指出:「此數字應當加進所有那些當首次宣布護照化時,寧願主動離開城市的人。他們知道,他們在任何情況下都會被拒發護照。舉例來說,在馬格尼托哥爾斯克,有近35,000人立即離開該市……在莫斯科,這場行動的頭兩個月裡,人口下降了6萬。在列寧格勒,一個月內就有54,000人消失,回到鄉村。」大約42萬人被逐出了開放城市。

警方突襲和抽查身分證導致數十萬人流亡。1933年12月,根里克.雅戈達命令其手下每週「清理」封閉城市的火車站和市場。1934年頭八個月裡,封閉城市有逾63萬人因違反護照法而被攔截。其中65,661人被囚禁,然後通常作為有「特殊移民」身分的社會不良分子被放逐。約3,596人出庭受審,17萬5,627人在無任何地位的情況下被流放;其他人得以逃脫,只是被罰款。

最引人注目的行動發生在1933年。從6月28日至7月3日,莫斯科5,470名吉普賽人被捕,並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的「勞改村」;從7月8日至12日,4,750名「社會不良分子」被捕,並被逐出基輔;4月、6月和7月,警方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三波活動導致18,000人被驅逐。這些隊伍中的首支被發配到納齊諾島,其結果如早前所述。一個月內,就有超過三分之二的被放逐者死去。

納瑞姆黨委一名指導員,在前面引述的那份報告中,評論了因普通的警方突襲而被放逐的「社會不良分子」的身分:

「這種完全不合理的放逐有很多例子。不幸的是,所有這些人現在都死了,其中許多人是黨員或工人。他們恰恰是最不適應那種環境的人。例如,來自莫斯科的弗拉基米爾.諾沃日洛夫(Vladimir Novozhilov),是莫斯科蒸汽壓路機工廠的一名司機,曾三次獲獎,已婚,有一個孩子。他要和妻子一起去看電影。她正在準備時,他出去買香菸,沒有帶身分證。之後,他在街頭被警察攔下並抓起來。另一個例子是集體農場工人維諾格拉多娃([K.]Vinogradova)。她坐火車下錯站後被警方逮捕,當時她要去看望她的兄弟──莫斯科第八區警察局長。她遭到放逐。還有尼古拉.瓦西里耶維奇.沃伊金(Nikolai Vasilievich Voikin)。他自1929年以來一直是共青團員,後成為謝爾普霍夫紅色紡織廠(Serpukhov Red Textile factory)的一名工人,已三次獲獎。在一個星期天,他去看足球比賽,路上忘了帶身分證。他遭到逮捕並放逐。還有新的9號麵包店施工現場的建筑工人馬特維耶夫(I.M.Matveev)。他有一本季節工護照,有效期至1933年12月。他帶著護照也被抓了。他報告說,甚至沒有人想看他的身分證。」

1933年城裡的清洗,伴隨著工業和政府中許多類似的行動。在鐵路這個由安德烈夫(Andreev)和卡岡諾維奇先後掌控的戰略部門,1933年春所有人員(近2萬人)的8%遭到開除。格別烏運輸部門負責人撰寫了一份關於「從鐵路部門清除反蘇和反革命分子」的報告。以下是報告的摘錄,描述了這類行動通常是如何實施的:

第八區格別烏運輸部門所實施的清洗行動有了以下結果:在倒數第二場清除行動中,有700人被捕並受審。其組成人員人數如下:有325名偷包裹賊、221名無足輕重的小流氓和犯罪分子、27名土匪,以及127名反革命分子。其中約73個偷包裹的人,顯然是一個有組織網路的一部分,因此被處決。在最後的清洗行動中,約200人被捕。這些人多半是富農。300多名可疑雇員也已被當局解僱。這意味著過去四個月裡,因種種原因被逐出那個網路的總人數是1,270。清洗繼續進行。

1934年春,政府採取了一系列鎮壓措施,旨在遏制年輕流浪漢和少年犯的數量、去富農化的後果、飢荒,以及社會關係的全面崩潰。這種崩潰產生的影響,在城市裡開始越來越多地被感受到。1935年4月7日,政治局頒布了一項法令,旨在「將任何超過12歲、被判犯下入室盜竊、暴力行為、嚴重人體傷害、致殘或謀殺罪的青少年緝拿歸案,並用法律的全部力量予以懲罰」。幾天後,政府向法庭發出祕密指示,確認有關青少年的刑事制裁「的確包括社會的最後一道防線」──死刑。禁止判未成年人死刑的《刑法典》前幾部分,因此被廢止。NKVD也被指示重組未成年罪犯拘留中心,代之以建立一個未成年人「勞改流放區」網路。這些拘留中心此前一直在初步調查人民委員部法律部門的主持下運作。然而,面對日益嚴重的青少年犯罪和無家可歸問題,這些措施幾乎未產生什麼明顯效果。一份關於「1935年7月1日至1937年10月1日期間消除未成年人流浪現象」的報告總結說:

「儘管重組了那些機構,但情況卻幾乎沒有什麼改善……1937年2月以後,流浪者大量湧入,他們來自鄉下和農村地區,尤其是受1936年收成不佳影響的地區……兒童大規模離開農村,因物質方面的暫時困難影響了其家庭。這不僅可以由集體農場『扶貧基金』(poor funds)組織不良來解釋,還可以由很多集體農場主管的犯罪行為來解釋。為了清除年輕的乞丐和和流浪者,這些主管發給他們一個『流浪和乞討證書』,並把他們趕到最近城市的火車站……這個問題因鐵路當局和運輸警察而雪上加霜。他們不是逮捕這些未成年的流浪漢,並將其送到為此目的而建造的NKVD特別中心,而是直接讓他們統統坐上專列,『以清理他們的地段』,並把他們趕到那些大城市。」

一些數字反映了此問題的嚴重性。僅1936年一年,就有超過12萬5,000名未成年流浪者遭NKVD特別中心關押。1935年到1939年,超過15萬5,000名未成年人被發配到NKVD的勞改流放區。1936年到1939年,92,000名12至16歲的少年出庭受審。1939年4月1日,估計有超過萬名兒童被監禁在古拉格。

上世紀30年代前半期,黨和國家對社會進行的鎮壓,在強度上各不相同。暴力對抗時刻與平靜時刻交替出現。在暴力對抗時刻,會採取恐怖措施和進行大規模清洗;在平靜時刻,社會則找到了某種平衡,混亂受到了遏制。

1933年春標誌著,1929年以去富農化計劃啟動的恐怖之第一大周期達到頂點。當局面臨幾個以前未知的問題。例如,在幾乎被飢荒清空的地區,如何才能保證第二年的收成?「如果我們不考慮到這些集體農場農民的基本需求」,1932年秋,一名地方高級黨官警告說,「就沒有一個人剩下去播種作物,更不用說收割了。」

同樣的,當時塞滿監獄而集中營系統尚未準備好利用其勞動的數十萬人,又該如何處理呢?「當他們知道,在司法部門的建議下,上月因破壞收成而被判兩年監禁的數百名集體農場農民,現已被釋放,這些超高壓法律能對這些人產生什麼可能的影響呢?」1933年3月另一名地方黨官納悶地說。

1933年夏,當局給出的答案,顯示了在1936年秋季大恐怖之前的幾年裡社會政策所走的兩個不同方向。第一個問題──如何確保被飢荒蹂躪的地區獲得合理收成,被以冷冰冰的邏輯予以了回答:圍捕大量的城市人口,並以極端軍事化的方式發配到田間。1933年7月20日,意大利駐哈爾科夫領事描述了這種現象:「對城裡人的強徵占有巨大比例。單單這一週,每天就有至少兩萬人被發配到鄉下……前天,市場被包圍了,每個健全的人──男人、女人、男孩和女孩,都遭到圍捕,被格別烏押送到火車站,並發配到田間。」

城市居民大規模抵達飢餓的農村,造成農村本身的緊張局勢。農民們多次縱火焚燒留給「應徵者」的居住區。當局此前已警告他們,不要冒險進入村莊,稱那裡「充滿了食人族」。儘管存在這種敵意,但1932—1933年的收成(在10月收穫)還算不錯。這一進展歸因於幾個因素,包括特別好的天氣、動員每一個可用的閒暇勞動力,以及那些被困在自己村莊的人求生的願望。

第二個問題──如何應對監獄人口的巨大增長,也以實用主義態度予以了回答:釋放數十萬人。1933年5月8日來自中央委員會的一份機密通告承認,有必要「對逮捕進行管控……目前幾乎人人都在抓人」、有必要「遏制監獄的過度擁擠」,以及「接下來兩個月裡將監獄人口從80萬減至40萬,不包括集中營」。實際上,這一行動花費了一年多時間,最終促成32萬名囚犯獲釋。

1934年的顯著標誌是,政治鎮壓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格別烏定罪的案例數量,從1932年的24萬下降至1933年的79,000。祕密警察進行了重組。作為1934年7月10日一項政府法令的結果,格別烏成為新NKVD的一個新部門。新NKVD的權力擴展至全蘇聯。從此,格別烏有了一個和NKVD本身同樣的名字──Narodnyi Ko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NKVD),並喪失了它以前的一些司法權力。新格局下,在最初的審問後,所有文件都必須發送「給相關的司法部門」。此外,祕密警察不再有權不事先請示中央政治當局而判處囚犯死刑。申訴程序也設立了,所有死刑判決此時都要經過政治局一個特別委員會的批准。

這些變化被自豪地稱之為「加強社會主義法律機制」的舉措,但在實踐中效果非常有限。自從總檢察長安德烈.維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放手讓所有鎮壓機構自行處理後,控制逮捕數量的新法規,幾乎就未產生任何影響。而且,早在1934年9月,政治局在批准所有死刑判決的必要性方面,就已經打破了自己的規則,授權許多不同地區的當地領導人無須事先請示莫斯科而判處死刑。因此,平靜也只是曇花一現。#(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譯者:言純均,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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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11 8:23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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