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4月25日訊】（大紀元記者儸瓊綜合報導）19年前，上萬名法輪功學員親身經歷了「4.25」上訪，成為這次「最理性平和的上訪」的見證人。
原清華大學講師孟軍、前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李元華、北京某研究所高級工程師劉志春、曾飾演《雍正王朝》中三阿哥而出名的明星姜光宇就是他們其中的幾位。
孟軍說：「『4.25』開創了中國歷史上官民分歧衝突通過和平理性手段解決的先河。」
19年前的4月25日，萬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信訪局和平請願，要求當局釋放此前在天津被當地警察暴力抓捕的45名法輪功學員，同時要求當局允許法輪功的書籍合法出版，並給予法輪功修煉民眾一個合法的煉功環境。在此之前，天津的一家雜誌刊登了一篇無中生有詆毀法輪功的文章，部分天津的法輪功學員去相關機構反映實情，卻遭到警方的毆打，45人被抓捕。
自發去北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表現出的理性、和平、自律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讚譽。而中共卻在當年的7月20日對法輪功學員發動了至今長達19年的滅絕性的迫害，甚至犯下了這個星球上最慘烈的活摘器官的罪行。
今天，一些當年「4.25」的親歷者生活在海外，在紀念「4.25」和平上訪19周年之時，他們參與了各地舉行的遊行、集會、燭光悼念等活動，並公開講述自己當年參加上訪的親身經歷，以揭露中共的所謂法輪功「圍攻中南海」的欺世謊言，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制止中共對法輪功的邪惡迫害。
本文摘錄19位見證人的講述，他們的經歷互相印證、補充，從多角度展現給人們「4.25」上訪的起因、過程、結局的真實面貌。
全文涉及到12個方面的問題。
1. 上訪消息的來源？
當年天津的法輪功學員們被抓後，其它地區的許多法輪功學員在4月24日或25日早上聽到了消息，便自發地到北京信訪辦去上訪。
孟軍是清華大學碩士、前清華大學講師，後在澳洲昆士蘭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他回憶，當時考慮到1996年以後，全國各地陸陸續續有一些警察騷擾法輪功學員煉功，再加上這次的天津事件，大家覺得有必要向中共政府反映情況。他從當時所在的清華大學煉功點那兒得到消息，說學員可以自願前往信訪局反映情況。他就去了。
前首都師範大學教授李元華說，4月25日那天是週日，他不用到學校上班。一早5點多，他聽到母親說天津法輪功學員被抓了，她想去信訪辦表達心聲，李元華也想去。於是一家人搭上公共汽車就去了。
姜光宇，中國知名青年演員，1990年考入中央戲劇學院表演系，1995年開始拍戲，1997年在《雍正王朝》中飾演三阿哥而出名。
那時姜光宇走入法輪功修煉才四五個月，但聽到輔導員告知天津法輪功學員被打、被抓後，毫不猶豫地說「我願意去」上訪。
現生活在德國的徐慧當年在遼寧錦州九泰藥業有限責任公司擔任質量檢查員。1999年4月24日晚，她吃完晚飯，照常去煉功點。當時她生活的小區到處都有煉功點，煉功之前，一個學員把她叫到一邊，悄悄地跟她說了天津的事。
那位學員對她說，自己要去（北京）上訪，晚上就走。當時圍上來好幾個學員，徐慧當時決定也要去上訪。
英國法輪功學員周鳳玲當時也參加了上訪，她說：「當天早上我們照常去公園煉功，聽有的學員說現在天津抓人了，抓了四十多個法輪功學員，我們應該到上訪局去和他們講清真相。」大家聽說之後，就紛紛去了信訪局。
1999年4月25日，北京朝陽區的法輪功學員花蔚群（現在居住在紐約）帶著當年僅2歲的兒子，到中南海參加上訪，她說：「24號下午我接到一位學員的電話，說天津抓了幾十名學員，我們要去北京信訪辦說明情況才能解決，我第二天抱著孩子、給孩子帶了點吃的就出門了。」
2. 為什麼要去上訪？
很多學員得知天津的消息後，想法很簡單，法輪功學員被抓了，大家都是法輪功的受益者，要向政府反映真實情況，要求釋放天津被抓的法輪功學員。
現居住在海外的張立曾是天津冶金研究所實驗室的一名化驗員。她當時作為天津法輪功學員的一名代表見到教育學院的領導及雜誌的負責人，向他們澄清法輪功事實真相。
天津事件發生後，4月25日的凌晨4點，張立和三位法輪功學員開車到達了北京。「北京天還沒亮，我們在街上等到6點多鐘才去到府右街國家信訪局，那時已經有很多的法輪功學員站在那裡了。」
張立講述了她那時的心情：「當時就是本著對國家、對政府的一種信任，告訴他們，修煉『真、善、忍』的這些人都是好人，對社會、國家和人民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不應該這樣對待我們，希望他們能了解法輪功的實際情況，然後把這個事情解決好，釋放所有被抓的學員，我們應該有一個合法的修煉環境。」
對於上訪的目的，李元華教授談到：「沒有太多的想法。修煉受益了，當時沒有打壓，就覺得是政府不了解我們。抱著獲得新生的感激之情、對師父的那種感恩，想去告訴政府我們受益了。」
法輪功學員、英籍華人學者謝衛國博士畢業於清華大學，當年他和清華大學煉功點的其他法輪功學員自發地、和平地向政府反映法輪功真相，希望政府取消打壓、允許他們自由修煉法輪功。他還想告訴人們，19年來法輪功學員的和平訴求一直沒有變。
1999年4月24日星期六是休息日，單位還有一個班組要加班，作為檢查員的徐慧得跟著上班，車間的鑰匙在她手上。
徐慧特地請了假，因為她覺得上訪這件事情「太重要了」，「同修受難了、被抓了，大法受到誣衊了，自己作為身心受益者，出於良知，覺得有責任去支援」，所以她就去了。她說：「當時心裡也是出於對政府的信任吧。」
今年4月24日，在澳洲悉尼著名景點海德公園內法輪功學員舉行了「4.25萬人大上訪」的燭光紀念活動，近80歲的來自北京的法輪功學員陶月芳也來參加活動，她是當年萬人上訪者中的一員。
她回憶道：「當時天津警方毆打並抓了45名法輪功學員，他們僅僅只是向天津教育學院反映修煉法輪功的真實情況，並不是他們雜誌中像何祚庥所誣衊的那樣。」
她和兒子早晨聽聞天津抓人後，「本著非常樸實、平和的心態想向政府反映，法輪功教人向善，按『真、善、忍』要求做好人、做一個道德更高尚的人沒有錯，自己煉功後身心受益。法輪功對國家和個人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警察抓人是違法的。」
原為北京榮寶齋職工的陳嘉琦（現居於美國舊金山）說，「4.25」的前一天，她和先生決定一起去國務院信訪辦說明真相：法輪功學員是無辜的，他們是一群遵照「真、善、忍」修煉的人，沒有違反任何國家法律，希望天津放人。上訪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
紐約法輪功學員花蔚群參加了4月22日紐約燭光紀念「4.25」和平上訪19周年的活動。她說，她當年上訪的目的是因為她自己學煉法輪功後鼻炎、闌尾炎都好了，「1998年體育總局調查學員身體變化的時候，我都填了表，大法的神奇我是親身感受到的。」所以才會深切地希望把法輪功的真實情況告訴國家，去上訪。
3. 怎麼去信訪局的？
劉志春是坐電車去上訪的。19年前，59歲的劉志春是北京某研究所的高級工程師。1999年4月25日早晨6點多，他來到中南海附近。此時，府右街已經有很多人了，他們靜靜地站在馬路邊。
坐在車裡的劉志春，頭轉向窗外，表情凝重，因為信訪局所在地府右街的位置很特殊，它緊鄰中共最高權力機構——中南海。
劉志春是法輪功的受益者。他曾身患多種疾病，為了祛病健身，上世紀80年代初熱衷於練氣功，但收效甚微。1992年經朋友介紹，他參加了李洪志大師當年在北京辦的第二期講法班，開始修煉法輪功，從此獲得身體健康。他前後共參加過8期李大師親自傳授功法的法輪功學習班，且全家人都走入法輪功修煉行列。
現在居住在英國劍橋的楊女士19年前的「4.25」曾經從遼寧朝陽去北京上訪。參加今年4月22日法輪功學員在倫敦舉行的紀念「4.25」活動的她，還記得當年怎麼去上訪的：「煉功點大約二十多人一起去的，坐的夜車，25日一大早到了北京。」「其中有中學老師，也有小學老師，還有黨校老師，都有。」
舊金山的陳嘉琦在當年4月25日那天和先生是騎車前往國務院信訪辦的，抵達後，警察把他們帶到中南海外面的街道上。
4. 當時街上的情景如何？
李元華教授回憶，25日那天早上6點多，他就到達了府右街，看到越來越多的法輪功學員前來。維持秩序的警察把部分法輪功學員領向中南海西側的便道上，「西側牆外是機動車的便道，學員站了一側便道的一半，也就是所有便道（機動車道和自行車道）的1/4。」
後來，府右街已經站不下了，再來的法輪功學員不得不站在文津街（中南海北面）和西長安街（中南海南面）的便道上，「等於是南北向、東西向都站了很多人。」
劉志春來到中南海附近時，是早晨6點多，當時，府右街已經有很多人，他們靜靜地站在馬路邊。
劉志春說，法輪功學員主要集中在府右街，國務院西門外是府右街，南門外是長安街，北門外是西安門大街東段，東面是中南海，不可能站人，長安街也沒有站人。（事實證明，後來中共誣衊法輪功學員 「圍攻中南海」根本不成立。）
8點左右，警察要求讓出人行道。於是，法輪功學員自覺分成兩排或三排，留出人行道，前排臨街，後排靠牆。年輕的自動站到前排。
馬路上，每隔30米就有一個警察，他們看起來有點緊張。劉志春說，但隨後慢慢放鬆了。這些法輪功學員看起來一點兒不危險，都很平靜、祥和、自律。有些警察乾脆回到車裡休息，也有的跟法輪功學員聊天。
劉志春沿著府右街往南走。一路看到，有的法輪功學員在自覺地維持秩序，疏通道路。他們一遍一遍地喊：「請自行車和行人不要在此停留！不要在此停留。」
法輪功學員都站在人行道上，馬路上的自行車、汽車，暢通無阻，只有警察在馬路上來回走動，並不時地與學員聊天……對此，劉志春還記得很清楚。
國務院信訪辦正對著中南海的西門，法輪功學員當時是按照警察指示的路線沿著馬路兩邊站著。張立說：「由於人很多，所以就順著馬路站下去了，當然靠近中南海的一側也站滿了我們的學員，但大家是非常有秩序地分兩行排著隊，不在隊列中、在後邊坐著的學員都在看書或煉功，不是中共所說的包圍。中共的『圍攻中南海』的說法是誣陷、是別有用心，我們只是去信訪辦反映情況。」
5. 當時的表現如何？
清華學子孟軍於4月25日上午9點多到達中南海旁邊的府右街，街道兩旁站滿了全國各地前來上訪的法輪功學員。他來到北海公園旁邊的文津街。當時場面很祥和，法輪功學員在街道旁邊靜靜地站著，非常理性、非常有秩序，沒有人大聲喧譁，沒有標語口號，大部分人站著，也有些人坐著看書，有少數人在那打坐，街道中間交通秩序正常。
警察在旁邊監視布控，每隔10～20米站一個警察。他們看到學員們很平靜祥和，覺得沒事可幹，有的警察抽起了菸，有的警察在閒聊。
李元華教授說：「從警察的反應就能看出來」，當時在附近的警察們流露出來的不是惡意與緊張，而是放鬆，「他們跟學員互相聊天啊，沒有任何不當的行為，他們也能感受到這個群體的善意、感受到平和。」
那天姜光宇曾沿著街走了一圈，看到法輪功學員站在那裡或者不講話，或者在閱讀、背誦法輪功書籍，沒有喧譁、沒有不雅觀的表現，反而都面帶微笑，一動不動。
「有學員不小心丟掉東西，馬上就有人撿起來，甚至把路過的人丟掉的垃圾也撿起來，感覺素質高。」姜光宇記得當時在長安街大草地周圍，有不少人騎自行車路過他們上訪的地方，「好多人往這兒看。怎麼突然聚集這麼多人？很多人在看，朝我們看。但也沒人走進來問。」
據多倫多的法輪功學員卞建武回憶，那天，整個白天大家就是靜靜地等待。沒有口號，沒有任何不文明行為，沒有妨礙交通，更沒有任何肢體衝突。相反，江澤民集團派人在現場一次又一次錄像、拍照。誰都知道，共產黨是講究「秋後算帳」的，但法輪功學員表現的是鎮定與堅強。沒有一個人在錄像、照相過程中扭頭或低下頭。
卞建武親眼看到站在第一排的一位同修，是和他同一個煉功點的一個三十多歲的武警消防兵。攝像機一次又一次從他臉上掃過，他絲毫不害怕。後來，他們部隊領導出現在馬路對面，他依然面色平靜、不畏懼。迫害開始後，「這個小伙子是最早被隔離審查、開除軍籍而遭受迫害的同修。」
悉尼的陶月芳回憶，她和兒子到信訪局後，發現已有很多的法輪功學員在那裡，「有的看書、有的煉功，甭說影響車輛，就是人行道、盲人道都沒有擋住，都空出來了。整個過程中沒有喧譁、沒有口號，非常安靜平和。」
在劉志春的記憶中， 那天，來上訪的人相當安靜。他們有的看書、有的煉功、有的在切磋交流，聽不到大聲喧譁，也沒有人隨便亂動。
現場的法輪功學員彼此都像熟人一樣親切，他們就地食用自帶的水和食品。很多人兩頓飯都是就地吃的，垃圾自動放進包裡，沒人扔垃圾。有的學員拎個塑料袋，撿學員不小心掉出來的垃圾，整個場面理性、平和。
他們帶著共同的心願，靜靜地等待著政府接受他們的公平、合理的基本訴求。
沿著府右街由北向南的靈境胡同有一個很大的公共廁所。下午2點多，劉志春進廁所看到，廁所被法輪功學員打掃得乾乾淨淨，後聽到一位居民說：「嗨，這個廁所從來沒有這麼乾淨過。」
劉志春繼續沿著胡同往前走，那裡有一個副食店。一位工作人員正好駕車出去進貨回來，說：「這麼多人，進出竟然都不受影響。這些人素質真好。」
6. 當時的心態怎樣？
給姜光宇留下很深的印象是：「沒想到共產黨還會再來這麼搞鎮壓，壓根沒想到（鎮壓會）跟修煉有關係。當時大家很平和，警察也挺客氣的。不讓在馬路牙子上站。有的警察還跟學員樂呵呵地聊天。」姜光宇覺得當時大家都沒有壓力，也沒有敵對，只有平和。
早上9點多到達國務院信訪辦的姜光宇，發現西長安街上已經站滿了人，綿延到很遠。儘管中途有當局的車隊開到隊伍中，給學員們拍照，不過大家的想法很樸素，態度也很平和，絲毫沒有不祥的感覺。
姜光宇站在長安街上，心裡很踏實，因為不斷有法輪功學員傳遞消息，告知事態的發展進度：派代表進去了，正在談解決天津的事；朱鎔基總理做批示了，天津法輪功學員被釋放了⋯⋯
那次的萬人大上訪，在李元華教授看來，大家心態平和、坦蕩，目的純淨、簡單。
當時法輪功學員的行為素養就是最好的寫照。李元華記得，當時有一位法輪功學員拿著塑料袋，沿著人群邊走邊詢問：「有沒有垃圾啊？有垃圾請扔到我這個袋子裡面。」
「他這樣一做，就提醒了那些還沒有注意到這問題的學員了。上萬人待那麼長時間，什麼東西都沒有，地上一片紙都沒有。」
他表示，因為大家都是修煉法輪功的，明白為他人考慮的道理，再加上其他法輪功學員善的感染，自然就意識到：「是不是我扔的？就都給撿起來了。」
目前人在德國的徐慧那時看到，有人帶著他們走到人行道的一側，她也沒問，只想著支援上訪，就靜靜地站在那裡了。「當時每個學員都特別自覺，很安靜地站在那裡等待，沒有人說話。」
後來，那地方就戒嚴了，警察幾步一崗，都喊話，讓他們趕快撤離，否則後果自負。徐慧還看到，有錄像鏡頭幾次給他們錄像，感覺氣氛很緊張，但「大夥始終非常祥和地站在那裡，沒有人走」。
7. 出現了什麼意外？
劉志春還記得，那天下午大約3點，突然30來個全副武裝的士兵急急忙忙地從西門出來，手握衝鋒鎗，站在法輪功學員站立的街道兩邊。緊接著，一輛黑色轎車從西門出來。車子繞一圈，往南邊走了。據說那是江澤民的車。
不久，何祚庥從西門出來，對著現場的法輪功學員講了一通陰陽怪氣的話，企圖挑釁。但沒有一個人理他，只是對他輕蔑一瞥，繼續平靜地站在那裡。
當天下午3點多，官方開始戒嚴，外面的人不能進府右街。劉志春從府右街的南邊往北走，從北口出來，剛過馬路，他看到一輛綠色帆布大篷軍車開進靠北海的老北京圖書館。
劉志春一下警覺了，他曾經經歷過1989年「六四」，當時這種大篷軍車拉過軍人去鎮壓無辜的學生，一輛車可以足足裝載五六十個全副武裝的官兵。他馬上問旁邊的學員，看到多少輛進去了，旁邊的學員告訴他：「有五六輛啊！」
啊？那就是300餘個官兵在裡面，劉志春不由得警惕起來。
1999年4月25日，現居奧克蘭的裴女士當時和同鄉的法輪功學員結伴而行，25日晚上才到達中南海府右街，他們和那些白天已經到達的全國各地大批學員一起，在路邊靜靜地等候、煉功，平和地等待著在樓內與領導人談話的學員的消息。
裴女士記得，當時有人神情非常緊張，叫大家趕緊撤離，似乎再晚一點就會有出現血腥鎮壓的可能，就像天安門六四事件那樣。裴女士說，她不怕開槍，大家都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只為了給自己的信仰討一個公道。
裴女士表示，因為學員們都是態度很和祥地等候消息，所以警察在邊上沒什麼事情可做，只是三三兩兩地說話。
8. 怎麼離開現場的？
清華學子孟軍回憶：大概到晚上8、9點鐘，傳來消息說法輪功學員的代表已經和中央領導見面了，事情已經順利解決了。後來大家就靜靜地撤了，撤走後在地上沒有留下一張紙屑、連警察扔下的菸頭都被撿走了，整個過程平靜祥和。第二天看新聞說政府沒有反對群眾煉功。
那天傍晚，淅淅瀝瀝的雨飄了下來。劉志春回憶，大約5、6點鐘，法輪功學員的代表進了信訪辦。大約晚上9點。代表們一邊走，一邊和學員打招呼，告訴大家，天津已經放人，朱鎔基總理重申政府不會干涉群眾煉功；學員有意見可回當地向信訪部門反映。
消息一路傳下去，大家馬上撤離，站了一天了，有的學員都還沒吃飯。大約晚上10點，全部學員靜靜離開現場，只聽到沙沙的腳步聲，前後大約半小時後，府右街一片寂靜。有的學員一邊走一邊撿地上的垃圾，現場連一片紙屑也沒留下。
張立同樣說到，上訪的法輪功學員靜靜地離開了府右街，走之前，大家把周圍的垃圾包括警察扔的菸頭都撿起來，最後扔到垃圾桶裡，連值班站崗的警察都感到驚奇和不好意思。
戚建莉（現居多倫多）和母親也參加了當年的「4.25」上訪，但隨後遭受中共江澤民集團的迫害，包括非法監視、監聽、威脅、株連家人、抓捕、綁架、拘留、關押、抄家等，直到她們來到海外。
戚建莉回憶說，當時現場上萬的人，但大家靜靜等候，沒有人表現焦灼、激動，所有人都心平氣和。反而警察和便衣先沉不住氣了，勸說大家離開，但沒有人聽他們的。直到天黑以後，學員間傳話說，代表們已平安出來了，天津學員已釋放，基本條件已達成，之後學員才散去，過程安靜、平穩、迅速。
9. 上訪後中共的反應？
善良的法輪功學員誰也沒有想到，事情並沒有像他們相信的那樣結束了。當天夜裡12點，劉志春被單位找去。從那以後，他就被軟禁起來。
1999年7月1日，劉志春被強行逮捕，遭非法判刑2年。
徐慧上訪回去後，單位就開始調查煉法輪功的學員的情況。各個單位的領導被要求到指定的地點看錄像，辨認哪個是自己單位的人。7月20日，迫害正式開始。
因為堅持修煉法輪功、告訴民眾真相，徐慧被記錄在黑名單上，所在單位也被迫對她進行監視。她曾三次被非法抓捕，尤其2007年在馬三家教養院裡曾受到多種酷刑折磨，三顆牙在強行灌食時被敲掉，多次被晝夜吊拷在鐵床上……因受折磨，徐慧迄今兩個手腕和手臂依然傷殘，不能自如活動。
中共後來說法輪功學員「圍攻中南海」，李元華認為這是誣陷，因為當時是中共的警察帶法輪功學員進去的，同時中共又對外把路封鎖了、戒嚴了，導致行人和機動車無法過去，「不是法輪功學員擁堵在那裡，（留出的空道）機動車和行人都可以走的。」
李元華說，「後來還成了中共打壓的一個罪名了。那麼多人，不可能沒有垃圾。中共升旗，每次留下多少噸的垃圾。」
10. 中使館的反應？
「4.25」的消息傳出，西方社會也為之轟動。華盛頓DC法輪大法學會發言人葛敏女士說：「當時的報導都很正面，好像在中國歷史上沒有這麼和平解決問題的先例。我記得ABC電視台的一位主播，在節目上特別講了這件事，感到很震撼。」
「4.25」之後，華府的法輪功學員曾進到過大使館內，跟工作人員面對面講述了法輪功的真實情況。「其實在那個時候，他們對於國內發出的迫害命令，也是消極的，並不情願做這樣的事。」葛敏說。
國內同修的遭遇也牽繫著法國法輪功學員的心，早在1999年4月25日法輪功萬人和平上訪事件發生當天，法國的法輪功學員就決定行動起來，向中共駐巴黎大使館反映法輪功的真實情況，告訴他們國際上也有很多人修煉，而且身心受益。
法輪功學員成法回憶當時的情況說：「我們半夜聯絡學員，電話打到凌晨3點鐘，聯絡到37名同修，4月26日我們就去了大使館。」當時大使館的一名工作人員接待了學員們。「這名使館人員說他的小姨子就煉法輪功，把肝炎都煉好了。」成法回憶道，「當時我們就像朋友一樣交談，他最後承諾把情況如實地反映上去。」
7月20日，中共開始了對法輪功學員的全面鎮壓，而大使館的態度也變了，成法回憶說：「7月26日，我們再去大使館，他們看到我們就把門關上，不讓我們進去了。」
11. 天津事件到底是什麽情況？
1999年4月，天津教育學院的雜誌《青少年教育博覽》刊登了何祚庥的一篇《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的文章，引發6,300多名法輪功學員自18日至24日陸續前往天津教育學院及相關機構反映實際情況。
張立回憶說，教育學院的領導們聽完學員們的介紹後態度都非常好，他們還做了筆記，然後也答應重新做一個更正、澄清事實。
23日，院方一改先前禮貌、客氣的態度，並表示他們做不了主；同時，大批便衣警察出現在教育學院周圍，學院操場對面的樓上也架起了遠紅攝像機監視器，而隨後警察也開始暗中抓人。
「有很多學員中午出去吃飯就失蹤了。當時晚上我去接一個同修，回家晚了，但是派出所的人就到我家找我了，最後沒等到我，他們就回去了，他們就沒抓到我。」張立說。
24日下午，警方開始清場，他們用大喇叭喊，叫現場的人離開，同時，公安防暴警車開到教育學院的門口並進入學院操場，大批防暴警察開始現場驅趕人群。
清場持續到晚上9點多鐘，法輪功學員於是趕往天津市政府陳情，被告知公安部已經插手，天津政府也無能為力。
「天津市政府已經不能解決這個問題了，要想讓天津公安局放人，你們要到國務院信訪辦去反映情況，尋求解決的辦法。」天津市市政府的一個處長對陳情的法輪功學員說。
來自天津、目前生活在法國的張春芳也是4月23日和24日天津事件的見證人。
她說：「1999年4月23日下午我去天津教育學院，當時來了很多學員，有的看書、有的打坐，靜靜的，只有少數學員在雜誌編輯部平和地澄清事實真相。
「沒想到大約晚上9點左右出動了很多警察，一邊驅趕學員，一邊用警棍開始瘋狂毆打學員。我認識的一位近70歲的老年同修在被一名年輕警察毆打時，還在試圖告訴他法輪功的真相：『我修煉法輪功二十多種疾病都好了，法輪大法好！』」
警察在驅趕法輪功學員時，張春芳也被打到：「我的背部被打到，之後一段時間背痛，右臂抬不起來。當時堅持不走的學員被扔上車，一些學員被打傷、被抓捕。」
24日下午，張春芳又去了天津市市政府門前，天黑時她聽說「市政府的人說，北京介入這個事了，必須去北京才能解決，天津沒權力放人」。
「晚上四十多位學員被抓，有人被打，打得還挺厲害，被往車上扔。後來就聽電視報導說天津事件中警察沒打人，接受採訪的警察就在電視上說根本就沒打人。」
當時張春芳聽後覺得特別震驚，這次的經歷讓她清醒地認識到中共在明目張膽地說謊。
12. 怎麼走入修煉的？
「4.25」上訪發生後，海外媒體廣泛報導，令世人矚目。當年許多人因為關注此事件而得以了解法輪功，也因此走入修煉「真、善、忍」的行列。舊金山灣區系統分析師張新宇就是其中之一。
當年，1999年4月，張新宇看電視時，看到中國法輪功學員在國務院信訪辦和平請願的節目。他對節目中提到的法輪功非常好奇，因為他知道法輪是佛家的。他認為中共反對的，可能就是好的，因為中共是「假、惡、暴」。因此他就去奧克蘭書店尋找法輪功的書籍，就買了《轉法輪》。
閱讀了《轉法輪》後，他發現書中是教人向善、做好人，與中共的說辭完全不一樣。 「這本書太好了，我的很多疑問在書中都給解答了，我知道了人生的意義。如果人人都以『真、善、忍』為準則，世界就會變得美好。」
19年前，渥太華的蒲槐林女士在加拿大CBC電視台上看到中國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的新聞，很想了解法輪功是什麼，於是聯繫到渥太華法輪功學員開始煉功。
蒲槐林女士原來是一名紅斑性狼瘡的患者，修煉後她獲得新生，不但身體健康了，精神面貌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她說：「修煉以後，我按照『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學會了寬容，儘量從別人的角度去考慮問題，內心也變得平和與安詳。」
「我現在就想把法輪功的美好告訴給世人，尤其是被謊言矇蔽的中國人。現在，許多中國人都能接受真相了，這方面變化很大。」
聖地亞哥的西人法輪功學員Mark Matthew說，他當時看了電視新聞後，從法輪功學員肅穆平靜的表情就感到他們很不一般，同時本著他對中共的了解，他想，被中共鎮壓的，很可能其實是好的。他於是開始去了解法輪功，最後也走入了修煉。#
資料來源：明慧網、大紀元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