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手錶是隨身之物，幾乎與它的持有者「如影隨形」，所以這篇「父親的錶」是圍繞著父親親身經歷過的一些故事而寫的，它有一個很長的時空背景，幾乎橫跨了整個的上世紀﹝二十世紀﹞的時間。
鐘與錶的簡史
中外歷史書中所記載的計時方式雖然各有不同，但「立竿見影」似乎是早期共通的標準，「竿影」的移動類似鐘錶裡的時針。中國還將一天分為十二個時辰，以現代知識而言，恰巧是每兩小時一個時辰，不知道是不是剛好「誤打誤中」。
「錶」的祖先是「鐘」，它們有不可分割的關聯，所以說到「錶」，得先由「鐘」講起。
大約是十五世紀中，英國才有時鐘出現，接下來的兩個多世紀，設計與製作精巧的大型立地時鐘，成了權勢與富庶人家的炫耀裝飾品，「番邦」也曾進貢了不少給清朝的王室（其實就是炫耀他們的工藝技巧），我曾在北京的故宮裡，看到過好幾十台讓我嘆為觀止的時鐘，有些還能在分針走到「12」的刻度時，跳出一批製作得維妙維肖的小機器人，當場演一齣戲給你看！當然，這些價值不菲的立地時鐘，是王室與鉅富們才有資格擁有的，一般經濟能力尚可的民眾，若是能把個有「鐘擺」的時鐘掛上牆，隨著鐘擺「搖頭晃腦」地聽那報時的鐘聲，已經是得意非凡啦！
十九世紀初，「袋錶」與「掛錶」出現了，它們是「手錶」的前身，主要是給西方工業革命後才出現的火車上之「列車長」使用的，因為他們可是得要準時才行，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老式的「袋錶」錶殼上，都雕刻著一輛蒸汽火車頭。現在的男性牛仔褲在右手邊褲袋上方，不都有一個約兩吋半見方的「小口袋」嗎？我一直都以為那是裝零角子用的，直到幾年前看到一個教育性質的電視節目後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小口袋」是當年設計用來裝「袋錶」的！
直至十九世紀末，戴在手腕上的「手錶」才開始在市場裡出現，也許是價格稍高於「袋錶」的關係，普及率尚不及「袋錶」的十分之一。
二十世紀初，在一場死傷慘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原本是屬於「袋錶」之一的「馬錶」，成了各國砲兵單位用以計算彈道的不二利器。為了便於戰鬥兵員的攜帶與使用，「馬錶」漸漸縮小到「手錶」的尺寸，步兵指揮官們也逐漸開始用「手錶」作為同步發動攻勢時的工具。你看那些描述1950年以前戰爭之影片中，戰地長官在總部結束戰情會報時，不是都會要求大家伸出手腕校對時間嗎，因為所立之軍令，譬如「在1500時，某某團必須佔領某某高地」，都是以時間為準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戴在手腕上的「手錶」隨著復員軍人進入民間，在歐美各工業國逐漸風行，手錶工業算是早期的精密機械工業之一，在1920到1930年的十年間開始蓬勃發展，大量生產較廉價的普及型手錶，逐漸取代了「袋錶」與「掛錶」，數年之間充斥全世界，那時候中國還很貧窮，只有在較大城市的商場裡才能買得到手錶。
在這「手錶黃金十年」中的1923年，有位名叫哈伍德（John Harwood）的英國發明家，大概是嫌手錶每天都要記得上一次發條實在太麻煩，偶爾忘記上發條會導致手錶「罷工」，乃創研出一款「自動上發條」的錶芯，於1924年得到歐洲各國之專利後，市面上開始出現Self Winding的「自動錶」，它的原理是靠機件中藏了一個像時鐘般的鐘擺（錶芯兩旁設有緩衝的Bumper），藉手臂之搖動而「自動」往復地上發條。經過幾十年來的研發改進，這鐘擺逐漸成了一個半月型，在輪軸上往復擺動的裝置，只要手臂有輕微的搖動，它就能「藉力」上發條。
二次大戰後的1950年，市場出現了一款由電池驅動的「電錶」，靠著一隻震盪器（Oscillator）的頻率，生產出比機械錶運轉要精確許多的「半」機械錶。這震盪器之原理日後被晶體（Crystal）取代，於1970年左右推出更為精確的「電錶」。在外觀上其實十分容易區別這兩種款式，簡單地說，以震盪器驅動之電錶，其秒針是以馳動方式（Sweeping function）行進（與機械錶相似），而用晶體驅動之電錶，其秒針是以跳動之方式（每秒跳動一次）。由於震盪器之製作成本較晶體昂貴得多，其準確度也稍遜一些，以致於現今世面上的「震盪器電錶」已完全絕跡，成為古董囉！
不過幾年之後，由於電子工業的突飛猛進，積體電路（Integrate Circuits）與晶體顯示器（Crystal Display）發明了，由晶體顯示器取代機械指針的電子手錶，因價格特別低廉（每只電子錶標價美金三元左右），也曾風光過一陣子。或許是看起來比較古怪（Odd），且使用者嫌它外觀太Cheap。現在除了昂貴的、能與電腦聯線的特殊功能運動電子錶之外，它們也幾乎都絕跡了。
說到電子手錶，也順便談談我們這個非常奇特的「電子世代」，許多二十世紀初期與中期之體積龐大，速度慢且壽命短的工商業產品，都被徹底淘汰。更令人驚訝的是，這「電子世代」的「代」，通常不會超過五年，就以1980年來的電腦產品為例吧，經常是間隔不超過一、兩年，其容量、功能與速度都會倍增，而價格則減半，其「新陳代謝」之速度，連我這專業電子工程師都看傻了眼。可不是嗎？我六十年代中在台灣唸電機工程系，記得我們在「電子電路」課堂裡，學習的還只是些真空管電路，以及少許兩極體（Diode）與電晶體（Transistor）電路。六十年代末進了美國課堂裡，就一頭栽進了剛問世的第一代積體電路中。但是以上這些玩意兒現在又全都成了老古董，功能愈來愈多，體積則愈來愈小，報載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在張忠謀的引領下，即將開始有「三奈米」的半導體生產線，連雄霸美國的半導體龍頭「英泰爾」都暫時被拋在後頭啦！
好啦，別愈扯愈遠，講完鐘與錶的簡史後，我要搬出我想講的鐘錶故事啦！
清末民初時的鐘與錶
西歐各國的鐘錶工業，只是「工業革命」的一小部份，靠「工業革命」所發展出的「船堅礮利」，讓歐洲的白人肆無忌憚地在全世界濫行殖民。在亞洲，日本因為在1870年代開始搞「明治維新」，在軍事工業方面迎頭趕上西歐，靠著兵強馬壯而未遭白人肆意侵犯，亞、非其他各國則幾乎完全淪為殖民地。地大物博的中國最慘，因腐敗的滿清政府搞「閉關自守」，以為拿著刀與矛當武器的「義和團」就可以抵禦洋槍洋礮，慘敗之下，領土與主權遭各軍事強國分割，成了比殖民地還不如的「次殖民地」。在戰亂中顛沛流離的苦難中國人民，除極少數權貴與富戶之外，連鐘與錶是何物都懵然無知，遑論擁有它呢！
我的父親謝肇齊，於1905年在福建省最偏僻貧窮的武平縣出生，一個連三餐都不繼的赤貧小子，當然不知鐘錶為何物。父親雖然從未講過，但我相信他是直到十四歲考取免學雜費的廈門集美師範學院（南洋鉅富陳嘉庚所創辦的義學），到廈門去求學時，才第一次見到這「神奇」的計時器。當然，是「見到」而不是「擁有」，一個窮師範生那兒有多餘的錢去買錶呢？
父親是集美師範學院1924年畢業生，在家鄉的縣立武平中學服完兩年的教學義務後，夥同他在集美師範的同班同學林豐炳，兩人徒步到黃埔島上去投筆從戎。三年後的1929年五月，父親成為黃埔六期的畢業生。
畢業後還不到半年，父親經過考選，進入「留學預備班」，再經過半年的留學國語文訓練後，於1930年四月啟程赴英國留學。我幾乎肯定，父親在1930年前屬於「無錶階級」，因為他那時還是一名剛從軍校畢業的陸軍少尉，在「錶」還算是奢侈品的年代，以他那微薄薪水，是買不起錶的。
由「留學預備班」衍生的往事
考取「留學預備班」，是我父親人生中的一個重要轉捩點，讓他這在窮鄉僻壤長大的貧農子弟有「脫胎換骨」的機會，此生的第一支錶也是在「留學預備班」期間才戴上他手腕的。這是國府當局覺得留學生們到了國外，是代表中國的，穿著與配備不能顯得太寒酸，所以除了送給他們冬、夏兩季的西裝各一套之外，每人另發給手錶一只，這就是父親有生以來的第一只計時器。
這「留學預備班」是當年「老總統」建軍強國計劃之一環，不過那時候在名稱上，他還是眾所周知的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記得我在台灣成長的年代，父親在言語上習慣尊稱他為「老先生」，那是因為父親曾在總統府任職兩年，隨著周遭的同事如此稱呼他。「老先生」逝世後，我父親才改口稱他為「老總統」，以別於日後的幾位總統。所以我在這兒也隨著父親的口吻，尊稱他為「老總統」。
老總統虔誠基督徒，也是具有「高瞻遠矚」的政治家與軍事家，他年輕時曾經在日本學習過軍事，見識過「明治維新」的非凡效果，也洞悉了日本軍閥之野心，同時考量到國軍無論是裝備或是素質上，都與日寇有一段不短的距離，不能只憑「一腔熱血」宣戰。所以他在1928年底統一中國之後，立刻仿傚日本的「維新」步驟，於1929年，在剛剛離校的黃埔六期畢業生（那一屆有五千多人）中，考選了四十位進入「留學預備班」，分別送到歐洲的各軍官養成學校去「取經」，這也是國府第一次有長遠計劃性地將黃埔子弟兵送到國外深造。第一批軍事留學生中依成績順序，將前十一名分發到英國的桑赫斯特軍校，由一年級新生開始唸起，徹底體驗與早期黃埔島上截然不同的軍官養成教育。其餘的二十九位則被分發到美國、德國、法國與意大利等各國的軍校，除了到美國的軍事留學生之外（因為西點軍校不對外國公民開放，只得進入如維吉尼亞軍校等非正統軍校），其他各國的正統軍校皆對中國留學生完全開放，他們也都是從一年級新生開始，腳踏實地的學習列強的建軍之道。
為什麼當時的國民政府會把英國的桑赫斯特軍校當作軍事留學生的首要目標呢？回溯歷史你才會發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是世界上軍力最強大的國家，它的桑赫斯特軍校就是培養英國陸軍軍官的搖籃，其全名是「桑赫斯特王家陸軍軍官學校」，招收的學生中不乏本國的王家與貴族子弟（包括後來的邱吉爾首相，蒙哥馬利元帥與今朝的哈利王子等），和英國國協與屬地的王室成員（如約旦老國王胡笙等），當然，一般的英國國民也可以考進桑赫斯特軍校的。冠以「王家軍校」之名還不是說著玩的，在我父親就讀該校時，它的宿舍裡每兩名學生由一位男性僕傭伺候著，不但負責打掃宿舍、清理內務、洗燙衣服、燒水洗澡，還擔任他們三餐的侍者呢。現在想到這些學生們在操場之外的「養尊處優」，我只有瞠目結舌的份兒。哦，你也別以為英國政府有多慷慨（generous），這批軍事留學生的學雜費是由國民政府全額負擔的，每個人每年得繳兩萬多銀元呢！
父親在英國王家軍校就讀時，養成了對自己儀容、服裝與舉止的嚴格要求，英國軍官的訓練與養成，不只是完全在操場上而已，課堂與餐桌上的禮儀都得一絲不茍。其實日本「明治維新」的過程中，不正就是仿傚英、美之方式，嚴格要求軍容之整齊與壯盛，以攝服一般民眾嗎？父親於1954年奉令接掌陸軍官校，成為黃埔校史上的第五任校長後，所進行的國軍軍官養成教育之全面改革，就是源自於英國王家軍校與美國西點軍校之學制與規範，一直沿用至今。
自民國十九年開始，國府每年都經由陸軍「留學預備班」，考選並派出約四十位陸軍留學生（海空軍也有另派軍事留學生），一直到抗戰軍興為止，至少送出了六批。好像最後兩、三批尚未完成結訓就因戰爭爆發，被召回國參與對日抗戰。
既然談到軍事留學生們返國參戰，就暫時撇開這「鐘錶的故事」，簡短地談談被中共刻意扭曲的抗戰歷史罷。你若是看多了太多中共扭曲事實的宣傳書籍與影片，誤以為躲在陜北的紅軍是八年抗日戰場上的「中流砥柱」，那你就完全錯啦！根據專門研究二次大戰中國戰場的日本歷史學者伊藤正德所著的「帝國陸軍史」一書中，自承日寇陸軍在中國戰場陣亡的兵員達七十多萬（不包括中南半島被我遠征軍所殲的十三萬餘人），其中被紅軍擊斃的不超過兩萬人！日寇在中國戰場被擊落的飛機近兩千架，絕對沒有半架是被紅軍擊落的！再者，中共之文宣一貫撒謊，說蔣委員長在淞滬戰役中，故意將非「嫡系」的國軍拉去打頭陣，想要先「消耗」他們這些「雜牌軍」以「鞏固政權」。事實又是「如何」呢？於1926年到1936年畢業於黃埔與南京中央軍校的三萬多位軍官，包括我父親所屬的黃埔六期在內，也就是所謂「老總統」的「嫡系」軍官，在抗戰初期的1938年年底以前，就陣亡了一萬多名。父親曾親口告訴過我，第一批留英返國的十一位陸軍軍事留學生中，就有兩位（封成林與竇濟華烈士，當時皆為中校軍官），分別在1937年的南京保衛戰，與次年的武漢戰役中英勇犧牲，現在還列名於台北圓山的國軍忠烈祠中。
中共政權中，有一個全名為「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機構，直接隸屬於所謂的「國務院」，它的任務是全面控管全中國十三億人的思想，以致於大陸上所有的廣播與電視節目，加上電影與報章雜誌的內容與發行，只要是與近代史有關的，幾乎全都是「睜眼說瞎話」！舉例來說吧，在八年的抗日戰爭中，被中共誣為「未積極抗日」的國民政府軍隊，有近五百萬名官兵戰死在沙場上，其中有名有姓有紀錄，祀奉在台北圓山忠烈祠的，已達三百二十一萬一千四百一十八位，包括八位上將，與二百二十位中、少將等高級將領在內。那麼號稱是抗戰「中流砥柱」的紅軍呢？能否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以真憑實據，列出紅軍的陣亡人數「以正視聽」呢？告訴你，說了幾萬次的「謊話」，歸根究底還是「謊話」，只能騙騙無知的愚民而已，瞞不了歷史學家的！
一只伴我成長的「天梭」自動錶
再回到本文的正題吧。我是抗戰末期出生在貴陽市的，在我出生之前兩個月，原本屬於「大後方」的貴州省，幾乎被日寇攻陷，著名的「獨山戰役」就是發生在此時，我父親率領有近萬兵員的「札佐陸軍演習場」部隊，歸屬到由孫元良將軍節制的兵團，投身戰場。一位當年在演習場任步兵團團長的鄭為元將軍（留學畢業於義大利軍校），於此役一戰成名，日後在台灣曾擔任過陸戰隊司令與國防部部長等顯赫軍職。
也在此順便一提，參與「獨山戰役」的日寇主力，有第三與十三兩個師團（其火器裝備與機動力，超越我方的兩個集團軍），其中雜有大批操韓語的高麗兵，他們姦殺擄掠的暴戾行徑，與其日本主子毫無區別。我母親當時在「札佐陸軍演習場」負責帶領演習場的眷屬們接待往北逃的難民，親耳聽到他們的忿怒埋怨。甲午戰爭後，有些「高麗棒子」被日寇殖民了五十年之久，顯然忘了自己只是殖民地的三等國民，居然跟他們的主子們有樣學樣，十分可悲、可恥。
當時母親挺著個大肚子，已經準備隨其他眷屬們一同往四川方向逃難，好在日寇在「獨山戰役」中嚴重受挫，在我出生之前倉皇撤退，而且半年多以後就宣布無條件投降盟軍。所以我得以在日寇投降之前，出生於已回復平靜的省立貴陽醫院。
我天生就是個「磨娘仔」，母親臨盆時是難產，受足了罪，我們母子倆也都幾乎當場「掛」掉，好在產房的值班護士長，恰巧是母親在青島女中時的同班同學，在她的悉心護理下，母子倆幸運地逃過一劫。但我在十歲以前身體還是非常差，有好幾次都病重得瀕臨死亡邊緣，身子也瘦得可以用「前胸貼著後背」來形容，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紙片人」。體弱的我，小時候還經常因頭疼欲裂而哭鬧不停，有時還會哭得全身挺直地暈過去，把父母親嚇得手足無措。
不知從何時開始，父親發現當他脫下手錶放在我手中讓我把玩時，凝視著那秒針規規矩矩地轉圈子，可以讓哭鬧的我暫時平靜下來。若是睡覺時把它放在我耳邊，讓我聽那規律且一成不變的滴答聲（其實比較接近於「嘰、嘰」聲），居然對我也有著催眠的效果呢，所以父親的這只錶可以說是伴著我長大的。
這只手錶是全鋼的瑞士「天梭」自動錶，是我出生前兩年，父親去印度出差時買的。「天梭」就是Tissot的中譯名，屬於中價位的機械錶，也勉強算是瑞士名錶。天梭錶廠於十九世紀在瑞士成立的，約八十年後的1930年代，天梭錶廠與奧米加（Omega）錶廠合併後，開始生產一款給瑞士軍人戴的全鋼機械錶，既然標榜是「軍錶」，就必須是只十分準確與耐用、耐操的錶，還得是在黑暗中能清晰辨認時間的所謂「夜光錶」，兼具防磁場之功能。名號打響之後，在歐美國家大賣。父親後來聊起，他在王家軍校畢業後，分發到英國野戰部隊，以英軍少尉官階實習了一年多，見到較高階的英國軍官中，泰半都戴著天梭軍錶，不過好像大部份都是要上發條的「非自動錶」。
1934年底，第一批軍事留學生開始從歐美軍校結業返國，那只國民政府在「留學預備班」發給每位留學生的手錶，也隨著我父親回到中國。那只手錶是需要每天上一次發條的機械錶，對我而言毫無印象，因為那時我還沒有來到這個世界。說到那只我印象深刻的天梭錶之前，還有必要穿插一段中國裝甲兵早年蓽路藍縷的創軍過程，因為若不是我父親在裝甲兵的一番經歷，就不可能買到這只天梭錶。
留學返國後，我父親與同時期留英的胡獻群及留德的柴釗等同學，皆被有「中國裝甲兵之父」美譽的徐庭瑤將軍延攬，到新成立的陸軍交輜學校（日後改名為陸軍機械化學校，也就是當今陸軍裝甲兵學校之前身）任教官，所以他們這幾位軍事留學生都算是中國裝甲兵的創軍元老。我父親還身兼戰車學生隊第一期（戰一期）四十位學生的大隊長，教導之餘，也介入了學生們的生活管理，與他們親如一家人。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時，中國的裝甲部隊尚未完成訓練，位於南京的陸軍機械化學校奉令西遷，在湖南岳麓山下繼續訓練，中國僅有的百餘輛英製坦克車都投入戰鬥，耗損甚鉅，由於海岸線遭日軍封鎖，也無法補充零件與新坦克車，不久，地處內陸的湖南也成了戰區（記得那三次長沙大會戰與那慘烈的衡陽保衛戰嗎？），軍政部乃決定將裝甲部隊之訓練移至在印度的美軍藍姆迦﹝Ramgarh﹞基地。此時，我父親已被調離裝甲部隊，到貴州札佐的馬家橋去主持「札佐陸軍演習場」，這也是全國第一個「直屬軍政部」的陸軍新兵訓練中心。
這「直屬軍政部」又是什麼意思？原來長期以來，戰鬥部隊都是以團為單位，各自訓練新兵，這些新兵有的是招募的，也有不少是行軍換防時「拉伕」拉來的。訓練結束後，這些新兵由各部隊「留作自用」。這種徵兵與練兵的方式現在聽起來好像很荒謬，是吧？「札佐演習場」就是全國第一個「練兵而不留作自用」的陸軍新兵訓練中心，以西式訓練培育出的新兵，結訓後會分發到各前線作戰部隊為「種子」教官，將其所學之戰鬥技能傳入基層單位。日寇自己的軍史也承認，在抗日戰爭末期，中國軍隊之戰技似乎愈戰愈有進步，有一部份原因就是「札佐演習場」所發揮的作用。數以百計的國軍將領都曾來札佐演習場視察與觀摩過，蔣委員長更是兩度親訪，以激勵士氣。
1943年父親的印度視察之旅
抗日戰爭期間的1943年，父親在貴州省「札佐陸軍演習場」的公務特別繁忙，怎麼會有閒暇去印度出差還買了一支「天梭錶」呢？
原來1943年初，裝甲兵總監徐庭瑤將軍奉命去印度藍姆迦基地視察，驗收藍姆迦基地的裝甲兵訓練成果，隨行人員中，徐將軍將我父親列入，一方面是借重他的英語能力，與負責實際訓練的英、美軍溝通，另一方面是原機械化學校﹝戰一期﹞的四十位學生，此時已有一半以上是藍姆迦裝甲訓練營的基層幹部，我父親曾長期帶領過他們，與他們十分熟稔，由我父親以昔日教官兼大隊長的身份，去驗收裝甲兵訓練成果，似乎是理所當然的。
藍姆迦基地在印度北方與尼泊爾接壤不遠處，是美國的史迪威將軍在當時仍屬英國殖民地的印度，為防範日寇侵入而設置的中國遠征軍訓練營。藍姆迦營區甚廣，佔地約六十平方英里，比我父親在貴州主持的「札佐陸軍演習場」至少要大上四倍。這兩個新兵訓練營的成立目的也各有不同，在「札佐陸軍演習場」訓練出來的軍隊是完全用以投入中國戰區的。「藍姆迦訓練營」是抗戰時期中國遠征軍的整訓基地，訓練出的軍隊固然有部份回到中國去抗日，但主要是用以支援在東南亞屢戰屢敗的英軍，與日軍精銳的十八師團纏鬥，國際社會就是這麼現實，中國遠征軍成了維護英國在中南半島與印度次大陸利益的戰略棋子，但也就是因為我們遠征軍的幾場勝仗，大大地削弱了日軍在亞洲與中南半島的狂妄氣焰。
藍姆迦營區的美軍人員不少，所以也一如其他的美軍基地，設有所謂軍中郵局兼福利社的PX﹝Postal Exchange之簡稱﹞，裏面的所有貨品皆以批發價，及免貨物稅的方式，銷售給在基地工作與受訓的中美軍事人員。也許是受了在英國王家軍校英國同學之影響，在去印度之前，我父親已打定主意要在PX買一只耐用的手錶，而且鎖定要買的就是瑞士「天梭」軍錶，本來他只想買只較便宜，需要每天上一次發條的錶，但是經不起銷售員的慫恿，說什麼「將軍們戴的都是自動錶」，所以硬著頭皮買下了這只深深埋在我腦海裡一輩子的「天梭自動軍錶」。
視察返國後，父親原先的手錶就送給我舅舅余耀飛﹝中央軍校二分校十四期畢業，此時在札佐演習場任步兵團的連長﹞，而這只天梭錶在父親的手腕上一戴就是三十年，但是其中有半年多的時間，它卻是躺在母親存放細軟的小盒子裡，而且幾乎再也回不到它主人的手腕上了，這就是我要講的下一段故事。
兵荒馬亂的年代
1947年，父親去位於美國堪薩斯州的陸軍參謀大學深造，一年後畢業返國，出任第四編練兵團（司令官是沈發藻將軍）屬下七十軍的第三十二師師長，那是國共內戰時期，國內烽煙四起，1948年七十軍由原駐防地的蘇州南移，路經贛南瑞金時，父親不幸染上瘧疾，也就是俗稱的「打擺子」，病毒發作時，身體時冷時熱，當地的醫院用奎寧（又名金雞納霜）暫時抑制病情，但是瘧疾在當時很難根治，時好時發，父親體弱得無法如往常一樣，親身參與部隊的訓練與操作，乃被暫調到七十軍軍部，擔任位階高但責任較輕的副軍長一職。
1949年5月，七十軍移師廣東，在廣州市北郊的英德、翁源一帶布防，父親住在軍營中，我們母子三人則在廣州市內內一間銀樓的樓上租了兩間房棲身，銀樓的主人張程超夫婦就是我們的房東，這期間父親的瘧疾仍不時會復發，成了醫院的「常客」。
大約是1949年10月，國軍在內戰中失利，節節敗退，大批共軍已在粵北集結，準備「解放」廣州，為避免大城市裡的居民生靈塗炭，七十軍奉命撤離廣州防區，往粵西會合友軍劉安祺將軍的21兵團部隊（由青島船運來的）。七十軍軍長唐化南將軍在軍部的緊急會議中，命令我父親率十幾位軍部參謀人員留在廣州安排交通工具，先將一眾軍部眷屬撤退到海南島，解除軍部「後顧之憂」後，再自行到粵西某地去與軍部會合。唐軍長則率領所部，倉促中往粵西撤退。
此刻父親雖然明知離隊留在廣州十分危險，但軍人得服從軍令，立即趕回租屋處與我母親商量，但母親堅決不肯去海南島，她要到九龍去投靠她的姨媽范新瓊。母親的姨父是彭襄，也是國府在大陸時期最後一任的總統府第一局局長，他是當年「勤工儉學」時期的留法博士，與周恩來與鄧小平皆相識，都是同一時期的留法學生。他們的大兒子，也就是我的表舅彭芳谷醫師，後來曾擔任過台北石牌榮民總醫院的院長。
形勢急迫，父親依母親之意，購妥次日的直通九龍火車票，交待隨軍秘書范如仲（他是我的表舅，也就是台灣東森電視董事長范瑞穎的尊翁）及衛士尹明富（他當時只是個十七歲的農村大男孩，是大字不識一個的文盲）兩人，護著我們母子三人離開廣州南下。我那時未滿五歲，對眼前骨肉分離之痛懵然無知，但父母都是性情中人，當時的氣氛想必是萬分低迷。
下面這段往事（包括字句）都是後來聽父母親口講的。
「等你把軍部眷屬安排妥當後，我們還是全家一塊兒去九龍好不好？」母親懇求。
「妳們先去九龍吧，共軍大概三天之後就會開進廣州城，革命軍人的天職就是在戰場上保家衛國，我豈可臨陣脫逃，必須歸隊！若是戰敗，我絕不願被俘，寧可死在疆場上，軍人『馬革裹屍』是死得其所！」父親語氣十分堅決，連這種話都講出口啦！
幾十年後，母親一想到父親曾說過「馬革裹屍」這四個字，還會生他的氣。
走筆至此，我不禁想起了小時候在高雄鳳山常見的標語，「智仁勇，軍人魂，不成功，便成仁」，那是黃埔子弟兵的座右銘。
「如果你出事，我們不就成了孤兒寡母，你怎麼忍得下心！」母親用的是溫情牌。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吉人自有天相！」父親只得安慰她。
「兵荒馬亂的，若是到了九龍找不到姨媽，我們母子三人豈不是要流落街頭了？」母親見溫情牌無效，想到前途茫茫，難過得直掉眼淚。
「事情如何演變誰也不能預料，只要我還活著，一定會去九龍找你們，若是在姨媽那兒找不到你們的話，我會遊盪大街小巷呼喚妳的名字，直到重逢為止。」父親黯然回答。
有鑑於時局動盪，父親將所有隨身證件（包括證明我們母子三人身份的國防部所頒之眷屬證）交給我母親，連那只「天梭自動軍錶」也脫下交給她保管。
父親是職業軍人，當然意識到這可能就是一場生離死別。但他當初之所以會投筆從戎，是因為在集美師範學院就讀時，偷讀了一本手抄的三民主義（軍閥割據福建時，三民主義是禁書，不准印也不准讀），成為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那「熱血澎湃」直奔黃埔島的豪情，終身沒有絲毫的改變，也不是我們這群在台灣安定環境長大的「第二、三代外省人」能夠輕易理解的。事實上，在那個中華歷史上的「大時代」，像我父親那樣為著一個崇高理念而奮不顧身的知識份子，社會上比比皆是，黃埔島上的學生，泰半是一腔熱血的知青，就隨便舉個例子罷，那位令日寇聞風喪膽的張靈甫將軍（黃埔四期），是在就讀北京大學期間投筆從戎的。黃埔軍校的校歌，起始就是「怒潮澎湃，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是要求學生們為「革命」而獻身的！還有那抗戰時期的「十萬青年十萬軍」，全是為抵禦外侮而從軍的知青，他們的風骨與情操，與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但據事後統計，三二九當天至少有八十五位烈士殉難），是一脈相承的。
父親粵西歷險記
且說父親安排好軍部眷屬的交通工具後，立即帶領兩名衛士動身去粵西與七十軍會合，三人皆換上便服，除地圖與指南針之外，沒有攜帶任何軍用品，且因為估計與唐軍長約定的會合地點，若是日夜兼程，應該只有兩、三天的腳程而已，所以父親口袋裡的錢財也非常有限，只是幾個銀角子與幾張縫在衣服內的港紙（當時香港紙幣在廣東是流通的）。不過父親「未雨綢繆」地還在帆布靴子內部，用刀子割了一個不起眼的小口，塞進了一只被板直了的小金戒指，別小看了這只藏在靴子裡的金戒指，父親後來就是靠著它逃離「淪陷區」的。
父親在趕路途中，見到不少過客，觀察他們的面容、裝束與行囊，應以難民居多，顯然離戰場已不遠。走到第三天正午，迎面來了十幾個農民裝束的男人，這麼多人走在一起，在路上是十分惹眼的，父親最先想到的，就是他們極可能是一群散兵游勇，正待向他們打聽部隊的行動，其中一位較年長者盯著我父親看了幾眼，突然走上前拉住我父親，對他使了個眼色，示意他到路邊去談，父親這才看清楚，原來他是第四編練兵團三十二師屬下的一位高姓團長。
他告訴我父親∶「這十幾個人是我以每人兩塊銀元徵來的兵，本來是也要到X鎮去歸建，但是在目的地不見軍部蹤影，附近民眾也沒有見到國軍部隊通過，軍長可能接獲新指令，已轉移陣地，臨時無法通知我們。」
寫到這兒，我該解釋一下什麼是國軍的「編練兵團」。所謂「編練兵團」就是員額不足的部隊，其主要任務是徵新兵與練新兵，兵員足額後，「編練兵團」才會成為正式的「兵團」。「編練兵團」當然也有其戰鬥力，只是比正規的「兵團」要薄弱很多，舉例來說，七十軍下轄三個師，但是實際戰鬥兵員可能還不到一萬人，僅有一個師的編制人員而已。
軍部既已失去蹤影，我父親乃拿出地圖，與高團長就地研判軍部之去向，他倆的結論是「該往南走」，因為國軍大部隊應該都已向海南島方向匯集，於是這夥人就沿著一條河畔的大路，轉向往南方行進。
當天傍晚時分，眼尖的父親發現路前不到半公里外，穿共軍制服的人設有關卡。講到父親的「眼尖」，那還真不是「蓋」你的，他還在黃埔島上受訓時，筧橋航校來校召考第一期學生，大概有十幾個學生考試及格（包括體檢與眼力測試），我父親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最後被同是騎兵連隊的好友們說服，沒有轉去航校。父親日後回憶，那十幾位同學除徐煥昇將軍之外，抗戰期間全數為國捐軀，徐將軍大難不死，日後在台灣還擔任過空軍總司令。喔，又扯遠啦，趕快回到正題。
眼見共軍在前面設關卡搜身，此刻若是立刻轉身逃跑，定會遭他們追擊，父親與高團長等人乃迅速將行李（內有軍服）與身上除地圖之外的物件，全都丟進河裡漂走，硬著頭皮繼續前行，那十幾個新兵當然知道高團長是國軍軍官，又見他對我父親必恭必敬的樣子，大致知道我父親必定是高階長官，但是他們都收過高團長的銀元，也蠻聽話的，所以當高團長告訴他們不要透露自己是徵兵的身份，只講自己是農民，應徵來幫忙他收割稻子的，他們也都唯唯是諾，畢竟若是查出他們原是要投身軍旅，肯定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的。
但是父親夾雜在這批人當中，無論如何掩飾，在面容、形態與舉止上，都與其他人有著明顯的不同，所以當共軍在關卡攔下且扣住他們後，也絲毫不含糊地立即將他先挑出來單獨應訊。
訊問他的人有兩個，一個是站在一旁著軍服的，應該是軍官，另一個坐在我父親對面的，是位面相斯文，穿著便服的中年人。問完姓名（父親當然用的是假名）、籍貫與年紀後，那穿著便服的問∶
「你和這群人是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是路上遇到，結夥同行。」父親故意用夾帶著濃厚客語腔的普通話回答。
「為什麼身上沒有任何身分證件？」他們已搜過身，除地圖之外，沒有發現可疑的物件。
「昨天在路上被搶，證件在行李內被一併搶走啦！所以才會與他們結夥走在一起，人多勢壯嘛。」
「那你本身的職業是什麼？」
「中學老師。」父親隨即將他從廈門集美師範學院畢業後，在縣立武平中學教過書的履歷和盤托出，因為講起真話來可以從從容容地面不改色，不致啟人疑竇。
「教那一科？」
「數學與英文。」
訊問他的共軍可能有大學畢業之程度，立刻在紙上用英文寫了個短句，要我父親唸出來並翻譯給他聽，父親當即輕鬆照辦。
站在一旁的軍官可不含糊，此時突然插嘴，
「你為什麼在地圖上X鎮打了個圈？」
「那是我的目的地，有親戚住在那兒。」其實父親心中暗喜，好在七十軍軍部沒有經過X鎮。
那軍官盯著我父親再厲聲問道∶
「你刁鑽得很！知道『劉安祺』的部隊在那兒嗎？」
「你說的是『劉』什麼啊？」父親聽到戰友「劉安祺」的名字時心頭一震，心想，共軍情報倒是蠻靈通的，當然只能繼續裝傻，抬起頭來反問他。
其實在民國三十二年，劉安祺將軍任陸軍106師師長時，其駐防地就是在貴州札佐的馬家橋，與我父親主持的「札佐陸軍演習場」不但是緊鄰，兩人還是時相往來的朋友呢！無巧不成書，後來劉將軍駐紮在台灣鳳山的「衛武營」，擔任統領台灣南部近二十萬陸軍部隊的第二軍團司令時（如今的八軍團），我父親正擔任在鳳山復校的黃埔軍校校長，再度成為「鄰居」。尤有甚者，後來劉安祺將軍在陸軍總司令任期屆滿，調任位於台北大直的「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校長時，我父親已在該校擔任教育長（等同副校長，因為那時期編制上沒有副校長一職），兩人關係一直是十分密切的。在此順便解釋一下這個已消失的「教育長」職銜，你還記得我們當年讀中學時，不都沒有「副校長」這職位，但是有教務主任與訓導主任嗎？幾十年前在軍事學校裡的「教育長」一職，就是這兩個主任職務的綜合體，要負實際責參贊校務的。
「你在裝傻！」這軍官顯然見識多廣，舉拳搥著桌子。
「那這姓劉的是幹什麼的？」父親不為所動，裝傻到底。
「哼，別急，我有辦法知道他是否說的是實話。」穿著便服的人見狀插嘴道。
「你知道誰是集美師範學院的創辦人嗎？」他問我父親。
「陳嘉庚先生。」父親毫不猶豫的立即回答。南洋富商陳嘉庚先生是父親的恩人之一，若是沒有他傾資創辦義學，我父親就沒有唸書深造的機會，所以一輩子都感念他的恩德。
「哦，那他確實是集美師範畢業的，可能真的是個中學老師。」穿便服的點點頭，告訴那軍官。
其實集美師範畢業後從軍的不在少數，父親的摯友，也同是黃埔六期畢業的林豐炳將軍（福建長汀人），就是集美畢業的同班同學，兩人在盡完兩年教書義務後，結伴徒步到黃埔島從軍。
「記住，別把這傢伙給放走啦，現在天快黑了，暫時把這些人先關起來，明天一早繼續審！」那軍官顯然是個頭子，在發號司令。
共軍隨後駐紮在一所學校中，我父親這群人就被共軍押到一間教室裡，門雖未上鎖，但是有兩個士兵持槍看守著。
不久，空氣中飄來飯香味，原來門口的衛兵開飯了，教室裡有人就忍不住向他們要些食物，其中一個衛兵向上級報告後，居然帶回來一些米，還有鍋子和柴火，告訴他們：「沒有剩菜了，飯嘛，自己煮。」
但是沒有水怎麼煮飯，所以他們又去向衛兵要水。不久衛兵就拿來一個大木桶與一根扁擔∶
「難道還要我們伺候嗎？自己去挑水！」衛兵覺得已「仁至義盡」啦！
「水在那兒？」有人問。
「有一條河離這兒約三百公尺，你們自己推兩個人去挑吧！」衛兵指著方向。
高團長十分機伶，立刻抓住我父親的手跳了出來，告訴衛兵∶「我們去挑！」
顯然沒人交待過這兩個衛兵要特別看緊我父親，所以兩人從從容容地分別拿著扁擔與木桶往河邊走，脫離衛兵視線後，兩人立即奔向河邊，抱著木桶跳進水裡，那可不是一條小河，其河面有近百公尺寬，水流湍急，虧得兩人水性都好，隨水勢流了至少五公里，月光下見對岸有一片樹林，乃游上岸在樹林裡躲藏起來歇一口氣。
半世紀前，父親講這段歷險記給我聽時，我已經是高三學生，不但聽得興趣盎然，過程也牢記在心，幾十年來都沒有忘記。父親告訴我，若是天明後繼續審問他，肯定會露出破綻，首先是他左手腕長期戴那只天梭錶，留下的淡色痕跡在天亮光線充足時，會讓他們看到而起疑，那年頭有資格戴手錶的，社會地位不會很低。再者，X鎮是他們當時行走的反方向，難道手持地圖還迷了路？破綻一露，少不得會被毒刑逼供。況且，同行的那些新兵心思單純，一旦被共軍逐一訊問，焉有不露馬腳之可能！若是身份暴露，後果不堪設想。與我父親同為第一期軍事留學生的林潞生將軍（留英，1949年在馬尾要塞司令任上與共軍激戰時負重傷被俘，旋即被拖出醫療站遭槍決）與廖耀湘將軍（留法，曾率中國遠征軍在中南半島痛殲日寇，國共內戰中被俘，在功德林戰俘營關了十多年，被釋後不久，即在文革中遭紅衛兵肆意凌辱至死），他們的悽慘下場，就是典型的例子。
雖說與敵營隔著一條大河加上好幾公里，還是不敢在樹林裡久留，兩人挑水挑了半小時還沒回來，必定會遭共軍搜索，乃在月色下快步又走了十幾里路，確定「後無追兵」時，才就地在路旁的草叢中合眼打了個盹，恢復了一些體力。
黎明時分，兩人走到了一個市集，問路之後才知道他們所在的位置是廣州市的西南方，離榕城約有兩天腳程（當時沒有任何交通工具），兩人飢腸轆轆，決定先去小餐館吃頓飯。在飯館裡他倆低聲商量情勢，研判劉安祺將軍的主力部隊國軍21兵團應該在粵南，負責掩護其他單位（包括父親所屬的七十軍在內）撤往海南島，乃決意往海南島的方向走。
吃完飯，兩人擔心路上買不到食物，就順便在那飯館買了一些乾糧，結帳時伙計在櫃檯後拿出一張幾天前的舊報紙（大概是羊城日報之類的廣州當地報紙）來打包，父親瞄了一眼就看到報紙上那斗大的標題「解放軍即將進城」，較小的副標題是「廣九鐵路昨夜停駛」，再一看報紙上的日期，正是父親動身出發欲與七十軍軍部會合的次日，憂心忡忡的他立即告訴高團長∶
「糟了，廣九鐵路停駛，我的家眷顯然陷在廣州，我得回去救他們。」
「報紙上清清楚楚地寫著共軍將要進城，你此刻回去豈不是送羊入虎口嗎？」
「我沒有選擇的餘地，我與家人要死的話也得死在一塊兒。」想到是他自己同意讓我們母子三人去九龍投親的，就懊惱不已，回廣州的意志也更堅決。
所以父親與高團長就在這已遺忘地名的市集分手，父親此後三個月的境遇十分驚險與離奇，不是我在這兒用三言兩語就能打發掉的。長話短說罷，最壞的情況沒有發生，以為遭中斷的廣九鐵路次日即恢復行駛（父親潛返廣州後才得知的），母親在九龍也找到了姨媽全家。但父親在回到已遭「解放」的廣州後，幾乎又落於敵手，僥倖再度脫險之後，展開艱辛的徒步逃亡之旅，途中，那在贛南時所感染的瘧疾還不時會發作，「打擺子」時渾身虛脫，寸步難行，擔心去醫院會暴露身份，他只得像個乞丐似的倒臥在路邊療病，可說是歷經了千辛萬苦。幸虧老天保佑，父親混雜在大批難民中，平安地越過了關防尚不太嚴的邊界，我們全家才得以於1950年元月在九龍團聚，離亂數月後能僥倖重逢，可以想見父母當時的「恍若隔世」之感。
當然，那只在印度買的「天梭自動軍錶」，此時才又戴回到父親的手腕上。
大陸淪陷後，我們住在九龍牛池灣的一個簡陋的小鐵皮屋中，父親寫信向陸軍總部請求「歸隊」，遲遲未有確切回應，加上匆匆逃難時僅帶著些隨身衣物與少許銀元港幣，在難民營裡坐食山空，父母心急如焚，那只天梭錶也差點進了當舖。有些港九的朋友們勸我父親去香港政府找個事做以維持家計，被他斷然拒絕。其實父親是英國桑赫斯特王家軍校畢業生，畢業後又以英國陸軍少尉官階，在英軍野戰部隊實習過十八個月，以此資歷，在港府找個差事應該不太難，但是父親是那種不惜把自己的命給「革」掉的「革命軍人」，拿定主意要去台灣「共赴國難」。
一家四口在九龍等了足足十個月，父親才在老長官沈發藻將軍（原第四編練兵團司令官，此時已經是陸軍副總司令）出面擔保下，拿到了一家四口的「入台證」與船票，乘船抵基隆港，時間點已經是1950年年底了。沒多久父親就被委任為鳳山陸軍總部的第五署（訓練）署長，負責主導陸軍之各項訓練，當時的總司令是孫立人將軍，所以我的童年就是在鳳山的眷村裡渡過的。
自1950年代初期開始，台灣島上大舉肅諜，一片風聲鶴唳。現在看來，肅諜絕對有其必要性，由於在國共內戰中國軍之挫敗有至少一半的因素是潛伏在高層的共諜搞鬼，例如最具決定性的徐蚌會戰，就是因共諜郭汝瑰（時任國防部中將作戰次長，主管國軍的調度與布署）洩漏我方軍隊機密情資給紅軍，導致國軍兩個精銳兵團之全軍覆沒。
因為國府的大舉肅諜，而父親是在大陸淪陷後才逃出，所以來台之初，曾遭到政工單位的調查，幸好他的老長官們，其中包括何應欽將軍（父親曾在他的參謀總長辦公室擔任過英文機要秘書）及陸軍副總司令沈發藻將軍，都對他十分瞭解，出面力保，再加上老總統於抗戰時也曾兩度巡視「札佐演習場」，對我父親主持的西式新兵訓練單位，有著相當好的印象（所以才會在1954年命他接掌黃埔軍校，是黃埔校史上的第五任校長）。同時，與他結伴逃離共軍控制區的高團長（他後來在粵南尋訪到劉安祺將軍的兵團駐地，隨其撤退到台灣），此時在部隊裡已是師級幹部，他所撰述之書面報告，包括歸隊之經過、時間與地點，都與兩年後我父親之證詞完全吻合，同時也證實他倆雖然都曾被共軍短暫拘留過，但身份均未暴露，調查單位這才讓他們過關。
我記得當年自敵後脫險到九龍的將領還有羅列將軍（黃埔四期，位階甚高，是胡宗南將軍西北行轅的參謀長），也是歷經了千辛萬苦。羅將軍曾在台灣擔任過陸軍總司令，卸任後調到「三軍聯合參謀大學」任校長，我父親在該校任職長達五年多，擔任過前後三任校長之副手，羅將軍是其中第一位。他的兒子羅大任，曾是台灣上世紀六十年代家喻戶曉的「台視」新聞主播。
我如何會迷上父親的天梭錶
小時候，我因罹患過肺結核症，身體狀況極差，經常因頭疼而睡不著覺或是哭鬧，說也奇怪，就像我還是小Baby時一樣，只要父親把天梭錶貼在我耳旁，總能讓我在滴答聲中安靜下來。
這只錶與我特別有緣，幾乎是伴我長大的「玩具」。剛到台灣的那前幾年，我們住在高雄鳳山的黃埔新村，當年軍眷生活非常艱辛，物質十分缺乏，當然是沒有餘款給孩子們買玩具，所以我們別出心裁地適應環境。譬如說想要踢足球，但是沒錢買球，所以就以空的罐頭當作球，煞有其事地踢得興高采烈，那鐵罐最後當然會被踢扁掉，但是眷村裡那些美國經援罐頭食品之空鐵罐何其多，換一個「新的」來踢就是啦。因為體弱，當別的孩子們在巷子裡「踢鐵罐」玩耍時，我通常只有旁觀起鬨的份兒。我的「獨門玩具」與別的孩子不一樣，就是玩那只父親的手錶，而且也可以讓我玩得聚精會神，自得其樂。由於它是只老古董式「自動上發條」的錶，左右搖動時，還可以聽到錶內「鐘擺」的「咚咚」上發條聲，與現代的瑞士自動機械錶較「寧靜」的滾輪式上發條，有著明顯的差別。你看，我對父親的這只手錶有多鍾愛，幾十年後居然還有這麼深刻的印象。
我之所以會「陶醉」於玩弄鐘錶，迷於那精密機件的齒輪運作，絕非偶然。你還記得在小學的算術課本中，有一套公式可以精確計算出時針與分針的十二次重疊與十二次走成直線嗎？那也是勾起我對鐘錶好奇心的原因之一。現在看來，算術裡的「時鐘問題」，也算是一種腦力震盪（Brain teaser），與「雞兔同籠」有異曲同工之妙。
父親日後被調到台北上班，每個月才回南部家中兩、三天而已，我就不常見到那支天梭錶啦！台灣的經濟起飛年代，我們家的生活環境隨著逐年改善，社會上幾乎每個人都戴錶了，甚至於中學生戴錶的也不在少數。我是讀初中時開始戴錶的，父親那時候在台北大直的三軍聯合參謀大學任教育長，每年在學員「畢業旅行」時，都得要帶他們到琉球、菲律賓或是關島的美軍基地，去觀摩他們的三軍聯合作戰演習。所以老哥與我的第一只錶，都是在美軍基地的PX福利社買的，我倆戴的是最價廉物美的美國製「天美時」（Timex）錶，雖然不是自動錶，需要每天上一次發條，但是我們哥兒倆已經是「滿意」加上「得意」啦！那時電子錶尚未發明，所有的錶都是機械錶，準確度不是很高，大家也都習慣於用中國廣播公司每小時播報新聞前的「嗶嗶」聲來校正時間。
天梭錶的「劫難」記
話說父親後來在台北上班時，因眷舍仍然在鳳山，所以每個月得往返南北兩次，那時台灣既沒有「高鐵」，也沒有高速公路，往返南北單程火車就得費至少六小時，為節省旅行時間，他經常搭乘空軍專機中隊的「交通機」。空軍專機中隊用「老母機」載送「最速件」的公文，其多餘之空位，就兼載出差的三軍官員。
你或許對「老母機」之綽號有點兒陌生，它就是空軍對C-46、C-47等運輸機的暱稱，這對「兄弟機」是抗戰時期中國海岸線被日寇封鎖時，盟軍用以飛越駝峰，運載軍援物質到中國的大功臣。不過C-46載貨量是C-47的兩倍以上，所以到了台灣後，C-47就改裝成空軍專機中隊的客機。其實，C-47原本就是早期的民航DC-3型客機，它們是在同一條生產線上製造出來的，使用完全相同的零組件。
在這兒扯來扯去，無非就是想講這天梭錶與我父親的另一個歷險故事。
父親有好幾位黃埔六期的同學住在鳳山，其中一位是鄭果將軍。鄭將軍就是當年的201師師長，在金門的古寧頭戰役中，率領該師僅存的兩個團固守灘頭陣地，殲滅渡海來犯之共軍，也是在該戰役中，唯一獲頒象徵最高戰功「靑天白日勳章」的將領。
1960年的某一個星期天，我父親與鄭將軍事先約好，要乘同一班空軍專機中隊的「交通機」去台北（空軍專機中隊是以屏東機場為主要運作基地）。那時候我父親在總統府參軍室任職，沒有專用座車，鄭將軍則是澎湖防衛司令部的副司令官，配有吉普車，所以那天我父親是準備搭鄭將軍的「便車」去屏東機場的。得先說明，那輛吉普車是野戰用車，雖然有帆布頂，但兩側是沒有車門的，當然，那年頭也沒有「安全帶」這玩意兒。
那天中午剛過，鄭將軍的吉普車依約開到了我家門口，只見司機起身移到後座，原來鄭將軍準備親自擔任駕駛，說是兩人都坐在前座，聊起天來方便一些。我父親是搭便車的客人，當然是「客隨主便」，沒有異議。半分鐘不到，吉普車就消失在巷口。
早年由鳳山往屏東的公路是一條約五、六公尺寬，兩線對開的簡陋柏油路，車速大致是每小時不到六十公里（相當於時速四十英哩），以今日之標準，那算是很慢的速度。這「鳳屏公路」在進入屏東市區前，得跨越一條寬闊的高屏溪。原先在日本殖民時代就建有一座水泥橋，已年久失修，而且由於上游沖來的砂石沉積河床，其橋面之高度就相對降低，每逢颱風季節，洪水常會淹到離橋面僅幾吋處，成了一座「危橋」，造成交通中斷不說，橋墩與欄杆也因多年來被上游沖來的大樹幹持續撞擊而受損，已不值得花經費去修繕了。
大約是1950年代中，一條比舊橋要高約三公尺的新水泥橋建成，新橋面與橋下之沙洲距離也增達十公尺左右，橋前靠西邊的那條引道是一個彎路，也因此而墊高了三公尺。新橋的名字我已記不清了，就稱它為高屏溪大橋吧！
在開往屏東的路上，鄭將軍就已在抱怨這吉普車的方向盤好像有一點「打空」，不太聽「使喚」，但是兩人為趕時間，沒有停車檢查，鄭將軍只是交待坐在後座的司機，回營之後要找維修單位檢查一下。這些美國軍援的野戰吉普車，在移交給國軍之前，大部份曾在二戰戰場上被盟軍徹底「折騰」過，它們都已有至少十五年以上之車齡，我當年在台灣服兵役時曾經在花蓮機場試開過這款吉普車，感覺上它就是有些「鬆散」，開起來不那麼「得心應手」，而且操作也十分「原始」，沒有像現在的方向盤與煞車等，有引擎的「助力」。
車子開上高屏溪大橋之前，得要開上前段提到過的彎坡，鄭將軍在使力轉方向盤時，突然聽到「喀喳」一聲，方向盤打了個空，顯然是與操作前輪之齒輪箱脫節啦！鄭將軍大喝一聲「糟了」，吉普車直向橋前衝去。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父親一個「鴿子翻身」躍下車，在柏油路上翻滾了好幾次才停下，吉普車則在驚呼聲中飛落好幾公尺的橋下。
父親身上穿著的軍常服被磨破了不說，膝蓋手肘都受了皮肉之傷，形象相當狼狽，因為關心鄭將軍與司機之安危，還來不及整理自己，就匆匆趕到彎坡的堤邊去伸頭探望，只見吉普車居然沒有翻覆，四平八穩地「躺」在沙洲上，連呼數聲無人回應，趕緊繞到橋下一探究竟，發現兩人身體似乎都毫髮未傷，但皆不省人事地倒在車上，父親乃回到公路上求援。
在這兒就長話短說罷，鄭將軍與司機顯然有腦震盪的現象，但後來送醫休養得以完全康復。父親的皮肉之傷對他而言是件小事，但是他那只「天梭軍錶」在車禍中摔得很慘，錶面嚴重磨損不說，它的「五臟六腑」八成都「震離了位」，換了新錶面後，就再也不像以前走得那麼準啦。
天梭錶的「退休」
高中的最後一年，我由高雄中學插班到台北唸建國中學，與父親同住在大直三軍聯合參謀大學中的宿舍裡（在他的套房中擠進一張行軍床），此時那只「天梭」錶還戴在他的手腕上，雖然每年進修錶店去清洗一次，似乎愈洗愈糟，但是父親手頭拮据，買不起新錶。
有一晚父子倆在燈下商量，該如何賺些外快買隻新「天梭」錶，結論居然是「寫稿子」！其實我一年前就已有投稿經驗，那是在雄中唸高二時，曾在「中副」（中央日報副刊）上發表過兩篇幾百字的短文，稿費數十元，都交給父母親作為家用了。但是此時我正在準備「生死攸關」的大專聯考，父親不准我「搞外務」，要我除應付聯考之外，別花心思在寫作上。不過我還是抽出時間幫父親校對過幾篇他寫的稿子，也就是對照父親的手書原稿，校正秘書打字的稿子。他是「三軍聯合作戰月刊」的特約專欄作家，這些文章全是「軍事戰略理論」與國共內戰各大戰役之檢討分析，我對其內容完全「霧煞煞」，只負責找可能會有打錯的字而已。
五年後我由馬祖前線服兵役返台，在負笈美國前夕，父親告訴我已經積存了不少稿酬（他此時雖已從軍職退休，但仍經常受邀在各刊物上撰稿），快要夠買一只新手錶啦，我還好奇地問∶
「怎麼五年來累積的稿費都還不夠買只新錶呢？」我唸大學四年加上服兵役一年。
「因為部份稿酬被用來湊足你的機票費用啦。」父親還來不及回答，母親在一旁插嘴說。
我的單程赴美機票是兩萬台幣，那是旅行社的單程學生包機「特價」，以當時台幣與美金四十比一的匯率而言，票價是五百美元，相當於現在的至少四千美元以上，而且還是「單程」耶，而台灣當時的黃金價格是新台幣兩百元一錢，兩萬台幣不就等於是十兩黃金哪！簡直貴得離譜。
在美國的頭兩年，我曾在中央日報海外版登過兩篇稿子，稿費大概有新台幣五、六百元，全請報社寄到台北家中。1972年某日，父親在家書中得意地告訴我，我的新稿費是「臨門的一腳」，讓他買到了一只新手錶──瑞士製的英納格（Enicar）自動錶。屈指一算，父親那只天梭錶已在他手腕上戴了近三十年，也該「退休」了。我對這英納格錶印象不深，它應該是與天梭錶價位相當的瑞士機械錶。我於離台十一年後的1980年因公返台，父親手腕上的錶就是英納格錶，我問那只我印象深刻的天梭錶之下落，他的回答讓我一陣悵然，原來買英納格錶的錢還差幾百塊錢，舊天梭錶竟被錶店以抵價（Trade-in）方式拿走了。
時間點加速到1992年初，堅持不願意移民美國的父親已高齡八十八，身體狀況大不如前，我們乃積極籌劃接他來美國。1965年，父親自軍職退休後，誤信某友人之遊說，將退休金全數投資在一間餐館裡，不料該餐館竟在數月後即惡性倒閉。父親生活無著，只好在幾所大專院校裡兼課教英文糊口，但收入微薄。母親為維持家計，乃遠赴美國擔任針灸醫師，每年才返台一、兩次，所以有近二十年的時間父親是獨居在台的。他八十歲以後的日常生活打理，是由好幾位機械化學校（裝甲兵學校之前身）戰車隊第一期學生（包括許道祥、張俊傑、蔣夢輝、李占秀與閔克新等在內）的幾位眷屬們輪流擔任的，他們之間的師生情誼顯然非比尋常，學生們對我父親的盛情與照應，也是我一輩子都銘記感念於心的。
父親於1992年來美依親，在德州李察遜的家中小住了三個多月，他手腕上的錶還是那只父子倆用稿費換來的英納格機械自動錶，屈指一算也有足足二十年錶齡了，外型已破舊不堪，若是不小心沾了水，錶面內居然會「霧氣騰騰」，顯然出了什麼問題，我拿起放大鏡仔細端詳，發現錶的下方明顯地有個裂痕，原來父親在離台之前，心想著美國人工不便宜，不如在台灣的修理店花點錢先清洗一下，至少可保用個兩、三年，可能就是這最後一次清洗，大概技師在轉緊錶蓋時用力太猛，把錶殼搞裂了，形同報廢，但是時過境遷，也無法追究，只得徒呼奈何。
於是我請父親在我「收藏」的眾多手錶中選一個來替代，結果父親選了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買的一只美國製造的「天美時」﹝Timex﹞全鋼自動錶，戴上這只看起來還不太舊的天美時錶後，父親可得意啦，喜孜孜的說：
「嘻！這只錶可全是你出資買的。」
父親清貧出身，一向節儉成性，捨不得吃，捨不得買，捨不得穿，還又捨不得用，其實這一連串的「捨不得」，還不都是為了照應家小。父親一輩子樂天知命，區區一只平價舊錶就能讓他這麼高興，現在回想起來還是蠻讓我感傷的。
父親的第二只天梭錶
父親恬淡一生，平日生活像鐘錶一樣的有規律，天明即起，自四十多歲開始，晨起梳理後，立刻打一趟太極拳，早餐後出們散步至少半小時，眷村改建之後，搬到一座公寓的三樓，八十歲時還可以自行上下樓梯（未使用電梯）。
但是就像鐘錶一樣，「人」也有「老舊」的時候，1994年某日，我飛往舊金山省親，發現父親的體力已大不如前，只見他前一分鐘還坐在沙發上與我話家常，後一分鐘就垂下頭打起盹來。母親告訴我，父親有心臟衰竭之病徵，活動力降低許多（可能也與所服藥物亦有關）。難怪父親曾在長途電話中曾抱怨過那只我給他戴上的「天美時」自動錶，說它時走時停。到了舊金山，親眼見到原本精神抖擻，每天可以繞著街坊轉幾圈散步的他，虛弱得連講幾句話都要停頓一下，不禁心中惻然。此時只有黯然認知，父親已不適宜帶那需要靠手臂活動來上發條的自動錶了。
我就近開車到二十多英里外的百貨公司，在眾多的品牌中，特意選購了一只電動的天梭錶，它比同品牌的機械錶要稍微便宜些，重要的是它用鋰電池驅動，適合活動力大減的父親。
記得當我替父親戴上這只電動天梭錶時，他滿佈風霜的臉龐展現著滿足且燦爛的笑容，開心地說；「又戴回天梭錶啦！」能讓父親如此開顏，也是我畢生最得意的時刻之一。
細數我二十四歲以後，直到父親逝世的1995年，這漫長的二十六年中，我們父子倆相聚的日子只有不到百餘日而已，雖然其間有我哥嫂曾間歇性地照料過他的起居（嫂嫂是護士），但我對他老人家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回饋，這也是我內心深處十分遺憾的事。
父親逝世後，是依佛禮土葬在舊金山半月灣山頂的百齡園墓園中，我原本是要將那只電動天梭錶讓父親帶著走的，但是替父親頌經的師父卻交待我們，棺木內不宜放任何金屬物件，所以母親將那只電動天梭錶拿出，交給我保存至今。父親「兩袖清風」，留下的遺物寥寥可數，主要的是他的一些親筆手稿，所以，我在這兒所寫的「父親粵西歷險記」，父親不僅曾口頭以「講故事」的方式講給我們兄弟倆聽過，也被他老人家親自用文字詳細紀錄下來了。
兼談鬧鐘的故事
既然喜愛把玩手錶，自然對屬於它近親的「鐘」也有興趣。手錶戴在父親的手腕上，當然不是隨時可以拿來玩，所以櫃台上的鬧鐘就常被我當成玩具來玩，小時候沒有什麼機械常識，這台鬧鐘常被我整得「死去活來」，譬如說，那算是鬧鐘心臟的「發條」，就曾被我擰斷過兩次，非得送修不可。
那是只美國製造的Westclox機械鬧鐘，鐘頂有兩個鈴鐺，啟動時可以「鬧」得個「震天巨響」，它是父親於1953年，為我們國軍軍官養成教育制度現代化（督導黃埔軍校仿美國西點軍校四年制，畢業時授以學士學位）而訪問美國時所買的，父親這次專訪花了半年多的時間住在西點校區內，每天得要準時起床才行，所以買了這鬧鐘。返國時當然也就帶了回來，成了每天早上鬧醒我們兄弟倆起床上學的「必需品」。
上面已說過，我自幼就對鐘錶規律的滴答聲「情有獨鍾」，這只Westclox機械鬧鐘的滴答聲又特別大，夜深人靜時更是清晰，可以說我的童年是在滴答聲中渡過的。
或許是因為南台灣濕度特別重，讓這鐵製鬧鐘的內部機件生鏽，走得愈來愈慢，唸省立鳳山中學初中部時，每天都得準時起床去搭公車上學，所以我經常把時間撥快些，以應付鬧鐘的「怠工」。有一天我突發奇想，拿著工具把鬧鐘拆開來研究，覺得機件有點鏽蝕的樣子，乃拿起一個機油罐在鬧鐘機件上點了幾滴機油，這機油罐是我父親維修家中腳踏車所使用的，常見他在腳踏車走得「不順」時，拿起油罐子點幾滴機油就修好啦，所以我以為全天下的機械都可以「如法泡製」。那知道點了機油以後，這鬧鐘居然由「怠工」進階為「罷工」，完全停擺啦！我們兄弟倆當時都沒有戴手錶，所以對這台鬧鐘之依賴性頗重，被我給整壞了就非得上街找人修理不可。
民國四十年代，鳳山鎮還是高雄縣的縣治，主街名中山路，中山路在橫跨鳳山溪時，建有一座混凝土橋，橋東是我們住的眷村（黃埔新村）所在，橋西是鳳山當年的商業區，橋邊有間兩百多年歷史的古寺──龍山寺，離寺僅十餘公尺處，有一間名為「三九鐘錶修理店」，由於店內兼營「集郵」業務，我當時也是個集郵迷，算是他們的常客，與那位鐘錶修理師傅搞得很熟，所以我毫不猶豫地把「罷工」的鬧鐘拿去找他整修。
父親的這只鬧鐘當年在美國大概是花了兩塊美金買的，兩塊美金那時約等於八十元新台幣，但進口台灣後的市價，必定會超過兩百元，當時勉強可以算是中等「奢侈品」，所以當鐘錶修理師傅告訴我，機械鐘需要像手錶一般的定期清洗保養，修理費用是十元新台幣時，我們立刻掏了十塊錢出來預付給他，言明兩天後交貨。
兩天後我去取鬧鐘時，師傅氣急敗壞的問我∶
「你怎麼沒告訴我你們在鬧鐘裏加了些『亂七八糟』的油？」
「不是『亂七八糟』的油，那是我父親修腳踏車時用的潤滑油。」我實話實說。
「唉呀，腳踏車用的潤滑油怎麼可以加在鬧鐘裏！」
「不都是機械潤滑油嗎？」我還強辯。
「腳踏車用的是重油，鐘錶用的是輕油，當然不一樣！」師傅強忍怒氣，給我上了一課。
「為了洗乾淨你在鬧鐘裡放的重機械油，報廢了我超音波洗錶機裡的一池子昂貴輕油，那兒是十塊錢工錢就可以解決的。」師傅火冒三丈。
「那……那我回家與父親商量，看是否再補你一點修理費吧。」我有點兒心虛。
「算了，記得下次別犯同樣錯誤就是啦。」我那時才十三、四歲，師傅顯然原諒了我年幼無知。
那修好的Westclox機械鬧鐘十分耐用，它曾陪著我渡過童年與大學時期，也伴我到馬祖前線服兵役，還在1969年隨我到了美國。但是後來它又開始時走時停，讓我煩惱不已，美國人工不便宜，不值得送修，我只好在學校附近的商店裡，花了大約三塊多錢買了一只新的Westclox機械鬧鐘。
這只新鐘陪伴了我約十年後，又開始「鬧意見」，每天會慢個十幾分鐘，八十年代初雖然還沒有發明電子鐘，但是已有了「交流電鐘」，比機械鬧鐘還稍微便宜一點點，「交流電鐘」的好處是不必每天上發條，也比機械鐘準很多，它的簡單原理是運用美國交流電的載波為「六十周」﹝也就是60 Hz﹞，以其載波來推動秒針，恰好是一分鐘六十秒，所比起機械鬧鐘來，算是「奇準無比」，缺點是一旦停了電，停電多久它就會「罷工」多久，復電後是不會自動調回到正確時間的。
為省錢之計，我買了只「交流電鐘」，終於與機械鬧鐘說「擺擺」啦！
現在隨著電子業的蓬勃興起，幾乎人人都隨身帶著手機，除了有行動電話之作用，其他如計時、計算機、傳簡訊、電子郵件、即時世界新聞、地圖與全球定位系統等，都是它最基本的功能，除非是在人煙稀少，沒有「基地台」的地區，手機已經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鬧鐘」也是手機功能之一小部份。我估計二十年後，你若想要去買個「鬧鐘」，就只能在古董店裡找到它啦！
現在是「手機」世代，不論男女老少，人手一支。手機都有計時的功能，還需要戴錶嗎？是的，許多年輕人已經覺得戴錶是個累贅，但是若是手腕上戴只錶，可以不需要花幾秒鐘打開手機後才能知道時間，自有其方便性。幾十年來，「錶」的本身也歷經了很徹底的革新，廉價的電子錶充斥市場，用「晶體」控制的電子錶雖然比機械錶要精準得多，價格也低個好幾倍，其缺點是每隔兩、三年就得要更換驅動馬達的鋰電池。
那麼「機械錶」像「機械鬧鐘」一樣被淘汰了嗎？答案是「還沒有」。瑞士製造的高價位機械錶成了裝飾品與彰顯「社會地位」的標誌，荷包滿滿的人還是以手戴瑞士金錶為榮。例如一只精巧的名牌瑞士錶，配以不受地心引力影響的「陀飛輪」計秒器（Tourbillion），居然可以賣到至少十幾萬美金以上，因年產量稀少，還有不少富翁趨之若鶩，排隊預定哪！
香港有一位名叫矯大羽的中國鐘錶技師，根據原有的「陀飛輪」理論，創造出一個嶄新且簡化了的「飛天陀飛輪」（Flying Tourbillion），不但拿到歐美之專利，也讓某些「非瑞士名牌」但具有「陀飛輪」性能的手錶，價格直降到兩千元以下。
我認為有朝一日，現在的手機「基地台」也將逐漸消失，所有的手機都會成為衛星電話，靠環繞地球的人造衛星來通話，即使在茫茫大海之中也可以發揮其作用。我如此預測是有根據的，手機（行動電話）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剛問世時，其體積是「肩負式」的，重達十好幾磅，外出時得掛在肩膀上，與現在「背負式」的衛星電話重量與大小差不多。以之推算，在二十年之內，我可以想見衛星電話也會縮減到現在之手機之大小，而其功能則至少會擴張一倍以上，也許我以現在的七旬之年，還有機會在有生之年親身體驗到這「奇蹟」呢！
我自「幼」就愛手錶，長大以後一本初衷，愛錶成癡，看到喜歡的錶就毫不猶豫地掏腰包，如今已蒐集了上百只手錶，不過除了極少數的幾只錶外，絕大部份都是些不到五十美元的錶，其中一半以上是機械錶，而且幾乎每只錶都曾被我用買來的精密鐘錶工具打開來「研究」過。唉，您也別見笑，被我這「錶癡」打開來「研究」過的機械錶，有不少是回復不了原狀而報廢的。
那我這「愛錶」之人現在戴的是什麼錶呢？我是個懶人，喜歡電子錶的精準但懶得經常更換電池，所以我平常戴的是一只用「光能」充電的原子錶，就不必再憂慮電池的壽命長短，鋰電池在有日光或是室內燈光下會充電，它還在每天凌晨時分，自動接受位於科羅拉多州，用美國標準局原子鐘所發出的電波來校正時間，以保證它每年之誤差，不會超過國際標準的數百萬分之一秒。最近看到網路上有廠商在賣與原子鐘精確度相當的「國際旅行電子錶」，戴著它環遊世界，能在世界上之任何角落，靠衛星發出的電波，自動調整成當地之標準時間。現代科技的蓬勃發展，產品之精巧與功能之神奇，已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電子工業技術突飛猛進，當我們還在驚嘆著某型手機是十幾奈米的電子產品時，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已開發出三奈米的技術，可以想見在不久之將來，手機的功能與速度，還會再跨越一大步。說不定幾年後，積體電路會發展到以「原子」的大小來計算其間距。科技發展是沒有止境的，且拭目以待罷！
後記
父親是貧農出身，一向過著非常恬淡而簡樸的生活，這兩只中價位的手錶，就算是他這輩子的「奢侈品」了，在他的細心「呵護」保養下，足足為他服務了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也因為對這兩只手錶的深刻印象，才讓我有所感觸地寫成這篇文章。
「親情」經常是我寫作的原動力，所以從「鐘」與「錶」的歷史，又扯出了一些多年來縈繞在我腦海深層，與父母親有關的幾個故事。我的父母親雖然只是「大」時代中的「小」人物，但是若非他們為家庭所作的犧牲與奮鬥，就沒有我的今天。將這思維再延伸解讀，我們這一代（本省人與外省第二代）在台灣所過的平順日子，不也都是因為成千上萬的上一代之犧牲與奮鬥嗎？
隨著年歲的增長與在社會上的歷練，我對百年來的詭譎多變的中國政局，也逐漸有了深刻的認知，對在近代史中的傑出人物，更是充滿著感恩之心與感激之情，下筆為文之時，常會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以我景仰的「老總統」蔣中正為例，沒有他的睿智與堅忍不拔的精神，日寇早就乘「甲午戰爭」之勢而覆亡中國，只可惜躲在陜北窯洞裡的中共，因國府抵禦外侮無暇兼顧而坐大，以至於紅潮席捲神州後的前三十年，有上億的炎黃子孫遭毛澤東迫害至死。
退守台灣的國府，在「老總統」的高瞻遠矚下，不但延續了中華文化之命脈，也成功地完成了和平的土地改革，六十年代的經濟起飛，人民生活環境的改善，再加上憲政的實施，相較於同時期對岸腥風血雨的「三反五反」、「十年文革」等暴政，豈止有天壤之別！中華民國的和平土改經驗，甚至被聯合國列為榜樣，到台灣聘請專家們，積極推廣至亞、非各第三世界國家，很值得我們華人引以為傲的。
我當然有自知之明，只憑個人的一點「涓滴信念」，寫得再勤，講得再多，都不足以立即推翻中共「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中國近代史上所編的那一大套謊言。但是如果有更多具正義感的中華兒女能起而響應，將我們共同的「涓滴信念」匯聚成滔滔洪流，有朝一日，中共的偽造歷史終將被正義之文沖洗盡淨，歷史真相一定會還原的！
前監察院院長，曾參與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的于右任先生，於民國元年在上海與中山先生、胡漢民、蔡元培等一同慶祝共和國誕生時，曾賦詩一首；
不信青春喚不回
不容青史盡成灰
低徊海上成功宴
萬里江山酒一杯
右老，青春或許不易喚回，但我們這群晚輩將稟承您的遺志，絕不會任由「青史盡成灰」的。
【謝行昌，2017年12月於美國德州】
責任編輯：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