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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昕:我在公開信後的一週裡

北大女生岳昕。(合成圖片)
北大女生岳昕。(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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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識或未曾相識的,最親愛的朋友:

一週以來,你們發的每一篇文章,微信、微博、知乎、Facebook上的每一條留言,我都已仔仔細細地看過,微信公眾號後台的留言成千上萬,我也在一條條一字字地看。同窗送來的麵包、梨、丑橘、菠蘿、藍莓與菠蘿蜜,很甜很甜;老師捎來問候的字條,「願你能繼續正常地做自己」,很暖很暖;每一篇存活期只有哪怕幾秒的文章,都一字千鈞。

一聲感謝,用在這裡,太輕太輕。

因為我知道,這樣的關心、幫助與支持,都意味著承擔本不應承擔的,風險與代價。

有同學轉發了《人民日報》就此事的評論文章,被父親要求強行刪帖,甚至關閉微信;

有工友分享了《我所認識的木田同學》,被人找去問「想幹啥,今後要做啥」,這位工友站出來表示,「他們越說我越發,你們說不讓發,我就偏發」;

李一鳴同學更是發起了聯名信,要求校方妥善彌補約談傷害,加強制度約束,充分保障同學的合法權益,完善約談制度的群眾監督與制約機制,截至今日已有近200名在校師生與校友聯署,為此,包括李一鳴同學在內的所有聯名師生校友,很可能同樣承擔著與我一樣的約談壓力……

這幾天,我夢到朋友們因為發文章、簽聯名信、寫區塊鏈、貼大字報而被施壓,凌晨四點被驚醒,擔心是因為我才連累了這麼多朋友們。

我擔心朋友們,也擔心自己的家人,因為我太知道他們是怎樣擔心我;倘若我有什麼閃失,他們的身心真的會垮掉。

除了擔心之外,我還感到憋屈。

感到憋屈,不是因為零零星星流言中的污名,那些都不堪一擊,清者自清;

而是因為,被迫沉默的日子裡,我不僅無法像以前一樣見朋友,無法向大家一一表達感謝,無法為真心關注的議題持續發聲,甚至在朋友圈裡看到勇敢抗爭的工友們,連個贊都不敢點;而且我知道,現在家人情緒的日趨緩和,也是以我完完全全禁言,「再也不參與類似的事情」為前提的。

決定寫這篇之前,我心裡也一直在鬥爭。我擔心這篇文章會像一顆定時炸彈,炸毀我本來漸趨平靜的家庭,讓4月23日所經歷的一切重演;我害怕我的家人真的會因此與我斷絕關係,甚至因此一病不起。

然而,現在,我依然深感有必要也有責任向大家交代,那天夜裡到底發生了什麼,約談中學院在哪些方面的表述與事實有出入,這一週以來我經歷了怎樣的心理鬥爭,為何決定繼續站出來。

一、那天夜裡到底發生了什麼

深夜約談一開始,學院老師主要詢問的點,是我是否聯繫媒體,是否將學校的答覆外傳。

首先,學院老師聽說我正在聯繫媒體,但並無證據,於是反覆詢問我是否近期(4月20日之後)與媒體聯絡;母親稱我「一舉一動全在掌控之中」。在我否認後,學院老師又說:「我都不知道是你在撒謊還是有人在誣陷你。」我的母親則認為我是「不知天高地厚」,是「出於好心」,但因「單純」而被境外勢力利用了,「是可以挽救的」。

然後,學院老師懷疑,網上泄露的關於學校回復內容的聊天截圖來自我,我表示「確實不是我發的」。學院老師又說,「沒人和我說是你發的,但是連你媽媽都覺得栽贓到你頭上是合情合理的事」;因為我的母親認為, 「別的十個同學提交申請,別的人都沒聲了,只有你是唯一的一個需要經過院長、班主任、黨委書記、團委書記(走完回復程序)的人,談完了你還拍照拿走。」

我之所以遭遇懷疑與質問,是因為4月20日學校回復當天,我堅持將信息公開回復函拿回。

學院老師在我母親面前,回憶了4月20日當天的情景:在我要求將回復函拿回時,另一位領導老師說暫時替我保管,等我畢業後可隨時取。我則問領導老師,能否在自己提交畢業論文後,即5月11日之後給我。在領導老師答應後,我表示要和學校簽一個書面材料來確保此事。最後,領導老師將回復函當場給了我。

回憶起領導老師給我回復函時的態度,學院老師這樣說:「你不覺得她對你已經就完全沒有耐心、信任了嗎?」學院老師表示,她不能理解我為何要急著將回復函拿到手,並覺得「五月十一號沒有任何意義」,五月十一號的時候,「XX(某歷史事件日期)還沒過呢」 。

聽完學院老師敘述事情經過後,我的母親非常生氣:「這一串的老師,這一串的學校領導,我就真的覺得,你太令我失望了。」我母親由此認為回復函「是個雷」,「攥著個雷你怎麼能夠踏踏實實的呢?」 對於為何非要將回復函拿到手,我表示: 「因為這個東西就該是我的,就沒有什麼其他的理由。」「拿到手裡我覺得這是程序有始有終的一個過程,反正我當時是這麼想的,現在我想想(我)也是這麼想的。」

學院老師表示,她之所以深夜來找我,是因為有新的情況 :「如果沒有新的情況,老師犯得上來找你嗎?犯得上大半夜過來嗎?」但在我隨後試圖知道是何種情況時,學院老師卻說:「我都不知道是什麼情況。」學院老師也拒絕透露「有情況」消息的來源,只說「有人想讓我知道」。

在詢問我是否將回復函給過別人時,學院老師稱:「不知道別人找到了你什麼東西,但肯定是有事。」可在我問到底是什麼事時,她又說自己也不知道。

當我問及學院老師提到的「境外勢力」究竟是什麼情況,表示「確實想知道得更詳細一點,這樣更詳細能讓我更相信這件事情的嚴重性」時,學院老師讓我就相信就好了,而不需要知道。

學院老師同時暗示,此事高層有定性,是「顛覆」,有定罪的可能:「這不是在學校違紀的事,人家想給你治個罪,都是叛國罪,都是分裂國家罪。 」在此期間,我的母親一直沉默。而後,學院老師又表示,「但是只要跟任何什麼媒體扯上關係,只要對北大造成什麼不良的影響,怪不到別人頭上,只能怪到你頭上」,因為「你是唯一拿到這個東西的同學」 。「唯一」這一點,後來被我的母親反覆提及。

同時,學院老師說,「今天晚上站在這兒的可以不是我,可以是北大的副校長、校長」,因為「你的這些所有的事,校長直接都知道」,以此表示事情的嚴重性。

對於後續的處理方法,學院老師認為,我應安穩地畢業,並建議我的「手機微信這段時間都不需要用了」,只需要聯繫聯繫我的家裡人就行了。她還以北大老師接受採訪需要徵得北大校方同意為例子,說明「你不要覺得你能寫點東西,在媒體上發表點什麼聲,在你的個人公眾號上發表點什麼,你就覺得這是你的自由。我給你講孩子,沒有什麼是你真正的自由。」「對於你來講我覺得現在最好就是沒有自由。」

我的母親認為,學院老師的建議是唯一的出路:「就這一個路,你哪受傷了我都沒這著急,真的,你能體會我現在的心情嗎?」「如果再被別人繼續利用的話,你就完蛋了,家就完蛋了,我也完蛋了。」「前面的不說了,後面的剛才老師說的,唯一的辦法,只有這種方式封圈封微信封電話,和家裡電話聯繫就可以了,才有可能避免這個,特別遠離才是最保險。」她甚至表示,願意每天來接我放學,來換一個踏實。

我拒絕了這些要求,一再強調自己真的可以把握住;但面對母親不想過提心吊膽日子的請求,我回答道:「我理解這個意思,每個人都不想過這樣的日子。」繼而,為了讓母親放心,我表示可以每天與母親保持微信、電話聯繫,每天匯報論文進度,甚至「直播看我寫論文」;但我的母親認為,我這樣的態度表示根本沒有理解她,學院老師也認為,我沒有認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談話進行到後期,學院老師和我的母親發現我正在錄音,便要求我將手機交出。遭到我堅決拒絕後,我的母親情緒激動。爭執到一半,學院老師便走了。隨後,我和母親就是否刪除錄音等相關資料發生激烈爭吵。最後在同樓層同學的勸說下,我被母親帶出了寢室樓。

以上材料來源於我的回憶,對真實性負責。

二、學院在哪些方面的表述與事實有出入

4月19日晚間的約談中,學院老師稱,只有兩位同學要求走完信息公開全過程,以此勸阻我不要走完4月20日週五的信息公開回復過程。實際上,一開始到場交表的同學共有8位;其中據不完全了解,至少有7位同學都要求走完全過程,且確實前往各自院系的辦公樓,走完了信息公開的全過程。

4月23日凌晨的約談中,學院老師稱,我是唯一拿到了回復函原件的同學;「唯一」這一點,後來被我的母親反覆提及,以至於「想想腦袋就大」。實際上,另一位法學院同學同樣拿到了回復函原件,且拿到原件的過程更為順利。

4月23日凌晨的約談中,學院老師稱,有「新的情況」,「境外勢力」,高層有定性,是「顛覆」。實際上,具體問及時,學院老師卻表示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情況」,「有人想讓我知道」,「你就相信就好了,你不需要知道」,不願或無法給出證據;而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如何聆聽「年輕的聲音」》,將此事定義為溝通中的方式方法問題,即高層否認了此事「顛覆」的定性。

4月23日凌晨的約談中,學院老師稱,我在約談現場錄音是「違法的」,所以要求我「打開手機刪掉這條錄音也是合情合理的」。實際上,我翻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法條,也未找出一條佐證我的單方面錄音行為涉嫌違法的依據;我在那種場合下,只能選擇通過錄音保存證據,以維護我的合法權益。

三、這一週以來的心理鬥爭

我所認識的學院老師本人,也是學日語的喜歡貓咪的大姐姐。她一開始也希望能柔性地處理問題,和我做朋友;之前的約談中,還請我在勺園西餐廳吃過飯,和我坦誠地聊過她自己的家庭背景、成長經歷,喜歡讀的《北京法源寺》。然而,她也很可能是有難言之隱,才有了那天晚上的事。

我可以理解,換做其他老師,在這種環境下,也很可能採取類似的舉措。所以,我們要的是更完善的機制,而非怪罪一個具體執行工作的人。

這也是為什麼我一直想發聲明,感謝一直關心我的朋友,表達自己對機制的看法。

怕家人擔心,我提前跟家人打了招呼,說自己要發一份聲明。大家所看到的那版聲明大片留白的地方,本來都是有字的。

完整版的聲明是這樣:

感謝每一位關心幫助我的朋友,向大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目前我已回到學校。
值此關頭,我們更需保持冷靜理性,團結一致,繼續促進信息公開機制、反性騷擾性侵害機制、約談機制的完善,從實體和程序層面保障學生的基本權利。
這是我一開始的本意,也是為了讓我們所有人看到:
參與校園事務時把事情拿到明處來,打開天窗說亮話,不是為了把幾位同學、幾位輔導員推向風口浪尖,而是為了能夠在制度上促進事情的真正解決;
越來越多的同學直面被約談的壓力站出來,不是為了自己被讚美被抬高,而是為了自己的基本權利不被侵犯,為了更多同學參與校園事務的積極性不被打壓。
我們都是種子,戮力同心,總有破壁新芽開花時。

4月25日週三晚,三位家人在宿舍樓門口攔我,要求我在聲明中只留兩句話:「我已回學校上課了,謝謝大家」,因為「這都是為你好」。我跟家人說,理解家人來是想「對我好」,但家人和我心中的「對我好」是不完全一樣的;我會在聲明的重點內容上與家人核對確認屬實,但具體字斟句酌,以及最後決定發不發、怎樣發,一定是我自己的權利。

家人以病危與斷絕關係相逼我不要發後面的東西:「你現在答不答應只說這兩句,其它都不說?你答應我也走,不答應我也走,但這是兩個走;你答應我能踏踏實實睡個好覺,你不答應我都不知道走到哪兒,可能就直接躺倒在醫院裡,也可能就死路一條。」

我怕家人真的身體有閃失,但又不想給大家我已完全沒事、在壓力面前選擇屈服的虛假印象,所以在最後的手寫版聲明中大片留白。

如前所述,一開始,學院對事實的部分曲解和對消極影響的誇大,激化了我母親的情緒;可發展到現在,校方淡化所有事情,不公開當面回應我公開信中的訴求。然而,所有與此事相關的文章都被刪得一乾二淨,我這邊很多矛盾都被化為家庭內部矛盾,家庭關係迫使我沉默。

那天晚上,面對辛辛苦苦趕來的家人,我心如刀割。

這幾天,我一直在想,我要怎樣講出上面這些話,講出這些後,可能面臨的最壞的壓力是什麼。

儘管我早就明白家庭是私有制的產物,我依然會因為做這些事可能會連累家人而責備自己;我依然會害怕,家人的身體真的會因為我而垮掉。 我也一直在想,這樣的壓力,應該被如何面對。

2018年初,我曾寫過,何謂「用你心裡最美好的東西來控制你」,「其中就包括對家人的愛與愧疚」。經歷過家庭變故,我更加知道:愧對家人的罪疚感,有多容易把人從應然的道路上拉走。

2013年,父親突然離世的第二天,我曾在日記裡這樣寫道:

「如果……轉向?設想自己從此做個最顧家的普通人,之前想的都不想了,選個自己還算喜歡的專業和清閒的安穩的工作,過與世無爭的生活?我不知道。」

2016年,我這樣回望三年前的悲痛與掙扎:

「甚至,(父親去世後)有那麼兩天我突然想,如果我轉向,不要再想去當記者,安安穩穩地大學畢業,找一份安安穩穩的工作然後安安穩穩地過一生,這樣或許能讓我媽放心些。幸好我同父異母的姐姐找我談心,講了一些如今看來一下就想通的道理,告訴我無論如何還是不要用理想換一份妥協。」

而現在,我這樣想:

與世上那麼多勞動者家庭的不公與苦難相比,我和我家庭的苦難是多麼微不足道;

與階級矛盾「既得利益者」的罪疚相比,我面對家人的罪疚又應當是多麼輕。

所以,哪敢與世無爭,分明是這個世界逼著人去爭!

儘管,不得不承認的是,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母親,為此做了多麼大的犧牲;

「您最想最想要的東西,女兒不能給您。」

四、為何決定繼續站出來

平心而論,我現在繼續發聲的理由,和剛開始相比,也有了變化。

剛開始發布公開信,最直接的原因確實是我自己和家人受到了衝擊,所以可能想的更多是維護自己的權益,讓校方說清真相,修復自己和家人的關係。但後來很快我就發現,如果僅僅是為了自己和家人,我早就可以退縮妥協了。

固然,我聽說,有校領導在某院系座談會上說我性格不好,說我因為家庭變故心理有問題;但我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倘若果然有人這樣想,大可真名實姓,坦坦蕩蕩地說出來。

現在,如果我就此不再發聲,不再關心「類似的與維權有關的事情」,學院老師很可能也不會再來找我,家人對我的態度也會回歸正常,我將重新得以享受一個北京中產家庭的幸福與溫馨——像初夏山楂花圓鼓鼓的白花瓣一樣的溫馨。

然而,倘若果然如此,信息公開機制、反性騷擾性侵害機制、約談機制的公開完善將更不易被提起;即使有了所謂的機制,也很可能是閉門會議的產物,普通學生若想維護參與其制定、管理與監督的權利,依舊難上加難。

我不能讓我的學弟學妹們僅僅為了爭取完全合法的權利,依然這麼憋屈;

我不能讓下一個高岩到了生命盡頭,依然被迫忍氣吞聲。

4月24日週二,我稍微冷靜些,就一直在想:我只是個普通人,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絕不是什麼「勇士」、「英雄」;如果我被當成「勇士」、「英雄」的話,只能說這個時代這個制度有太多的不正常不合理之處。

同時,我也在反思:正如此前在《自述》中寫到的一樣,我因為是北大的學生,僅僅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就意外獲得了這麼多的注意力資源,與此同時,正在抗爭的工友們,獲得的注意力資源卻很少很少;如果我不能和工友們站在一起,無疑是對本應屬於工友們的注意力資源的盜竊。

那天,我在日記中寫道:「要更加珍惜現在的一切,為更多難以說話的人說話。」

我希望,我有能力去保護更多人,幫助更多人,而非相反。

我看到塵肺病,看到工傷,看到塔吊工友的抗爭。

4月27日週五,我走在路上,看到午後酷熱的天氣裡,躺在橋底蜷縮著的工友。

4月25日週三,晚上吃完飯,一位工友走過來坐到我旁邊,她說,自己只能偷偷坐在這裡休息,因為這裡沒有攝像頭,不然本來她們都是不讓休息的。

勞動節就要到了;很多勞動者想要休息,都那麼那麼難。

看到工友們,和工友們站在一起,更促使我鼓起勇氣:相比被欠工薪、超時加班、沒有假期、傷病纏身、衣食無著的境況,我自己所面臨的處境與壓力並沒有那麼可怕,我也更沒有軟弱和退縮的理由;也只有我們繼續鼓起勇氣站出來,爭取一個更好的制度,才能保障更多同學們工友們站出來行使合法權利時,不至於受到那麼慘重的打擊。

從4月23日至今,我的微信公眾號「木田無花」共收到讚賞1774元,扣除1%服務費後,到手1756.26元。我謹代諸位友人,將讚賞款項全數交給正在抗爭中的塵肺病工友;儘管實屬杯水車薪。

今後,我也將一如既往,與天下的勞動者站在一起。

最後,身為北大人,還是要講老生常談的話題:今天怎樣愛北大;北大精神是什麼。

一週前被深夜約談時,我被問過兩次:「你想要北大不好嗎?」

我回答:我要是想要北大不好,就不管北大了;北大出什麼事我都不管,就自己管自己的事了。

愛北大不複雜,就是去管北大的事;北大精神也很簡單,就是突破社會冷感與原子化處境,為最被壓迫也最有力量的群體積極發聲、認真爭取的精神。

這樣的愛,這樣的精神,也絕不應僅僅屬於北大,屬於北大人。

木·田

2018年4月30日

評論
2018-05-01 10:2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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