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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明:回鄉見聞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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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05月01日訊】陽朔縣絳村是我的故鄉。又是一年的清明節到了,為著祭祀先祖,2018年4月5日我與老伴回到了家鄉。此番在鄉間的所見所聞,有幾件事是令人難忘、值得記述的。

祭祀先祖:

今年的4月5日是中國傳統的清明節,清明掃墓這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我還在省城的時候就與故鄉的親人通過電話約定好了在4月6日這天族人們集中掃墓,然後共同聚餐。

記得多年前我回鄉掃墓時曾與族人們掃墓後,又與堂兄三哥及兩位堂侄天德、望春等人對先祖的墓碑進行了一番考察。從這些墓碑的記載及事後我查看有關史料得知,我們蒙氏家族是從明代萬曆年間移至絳村早禾嶺老村窪定居的,從明代天啟至清代道光年間是這支蒙氏族人興旺發達的時期,那時人口較多,並有大片的農田山地,是當時的旺族。不知何故,從清代咸豐年代開始,這一支蒙氏族人衰敗了。因為從同治至光緒、宣統乃至民國以來,所有的祖墳都未見立有碑文,而有碑文者都是同治以前的祖墓,尤以康熙至乾隆年間為主。從我記事以來,上世紀三十年代末至70年代,這支族人僅有數十人,都是窮苦的農民,遠不及康、乾年代。現如今這支族人已發展至一百多人了。

據史書上記載,蒙氏家族在歷史上據考已知自秦朝蒙恬大將軍始,已有兩千多年,可謂年代久遠,歷史悠久。然而世事滄桑,大多年代史實失傳無從查考。今能考證者,只知自明朝成化年間(西元1476年)由蒙球公自北京朱啟巷攜全家二妻五子一媳來廣西永安州(今蒙山縣)定居。二十八年後,於明代正德九年(西元1514年)留下四子在永安州守祖業,隨長子等眷屬遷至平樂縣東鄉里(今張家鎮)謀生。大約過了幾代人後,球公後裔的一支才遷至陽朔縣的絳村早禾嶺老村窪,這就是我們這支蒙氏族人的來源。

這支蒙氏族人的墓地除少數分佈在新廠、烏龜塘、代妙山、危背村等地外(均屬平樂縣地界),大多集中在早禾嶺和龍棗嶺一帶(陽朔縣地界)。而早禾嶺的祖墓大多有碑文,以同治前的祖墓為主;龍棗嶺主要是近代、現代的墓地,且都未見立有碑文。

因為墓地多,分佈廣,每次掃墓時都是分組才能在一天內完成的。上一次我回鄉掃墓是跟隨族人們祭掃早禾嶺一帶的祖墓,這一次我必須到龍棗嶺的墓地祭掃了。因為我的祖父和大伯父、伯母及小叔的墓地都在這裡(二伯父及我的生父抗日戰爭中在國民黨軍中陣亡,沒有墓地),他們去世時我都未能盡孝,此次必須到他們的墓地祭祀盡孝了。

祖父及大伯父、小叔都是忠厚老實的農民。祖父死於1955年,是統購統銷後因缺糧饑餓而病故的。小叔在1956年參加了共產黨,1958年起當了大隊的治保主任,後又任黨支部書記,是一個基層的農村幹部。1959年韋國清在廣西大搞反瞞產運動時,作為農村的基層幹部,我的小叔曾受到過殘酷的鬥爭,逼迫他承認隱瞞了產量,導致全村被迫多賣「餘糧」,引發了其後全村缺糧,許多人得了浮腫病,少數人並因此而非正常死亡。當年我在外讀書,回家時曾聽小叔談起這段經歷,至今仍使我感到痛心和不平。

小叔是1979年去世的,大伯父則是1981年去世的。而今他們安息于地下,作為後人,我們應該給祖父及伯父、小叔等人的墓地立碑,以此作為對先人永久的紀念,也使我們的後人知道蒙氏族人的傳承。在掃墓後的聚餐會上我提出了立碑的建議,族人們都一致同意了。給近世以來去世的老人立碑,以盡後人的孝道是十分有必要的。

農民生活的改善及某些思想意識是值得關注的

此次回鄉掃墓後族人們的聚歺是住在堂弟老六(大伯父的小兒子)家裡進行的,他家三個兒子都分別建了兩層的水泥樓房,電燈、電話、彩電等一應俱全;同時年青人都有摩托車、手機,少數老年人也用手機,一日三餐能吃飽,並經常有肉吃,生活大為改善,真有點現代生活的樣子了。到其它各家走走,許多家庭基本上都是如此,這在毛澤東時代是不可想像的。

記得在上世紀的50、60乃至70年代,那是一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年代,在毛澤東的專制統治下,年年大搞階級鬥爭,大批資本主義,不但「地、富、反、壞、右」們政治上、生活上受到迫害,一些基層幹部和普通農民也同樣沒有過上好日子。他們在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其後公社化的生產隊裡,大修水利,大煉鋼鐵,集體生產勞動,一天的辛苦勞動下來只有1角多錢至幾角錢,經常是缺吃少穿,衣衫襤褸,面黃肌瘦,過著非人的生活。凡是經歷過這段苦難歲月的人們,每當想到這些都會膽戰心驚,痛心疾首。這一切完全是毛澤東的歪理邪說造成的,是毛澤東貽害了中國人民,他的歪理邪說毒害了幾代的中國人。

在與鄉親們的閒聊中,面對當前的官場腐敗和社會治安的惡化,也有部分人仍在懷念毛澤東的,他們認為毛澤東時代「沒有這麼多腐敗的官員」,「社會治安也好,晚上不關門睡覺也不會有小偷」。鄉親們的這種想法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認為他們的這種觀點是錯誤的。

我反問他們:毛澤東時代你們都餓過肚子吧!去修水利、去煉鋼鐵、乃至生產隊裡的日常勞動,都是在軍事化的組織裡,有自由嗎?那簡直是新時代的農奴。現在你們一日三餐都吃飽了,並經常有肉吃,穿著方面也大為改變,家裡有電燈、電話、彩電,勞動是自己的事,沒有人來管制,能自由的掙錢,這在毛澤東時代可能嗎?

毛澤東從五十年代直至1976年去世,他所做的一切你們都親身經歷過了。從土改、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反右,大躍進與大煉鋼鐵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三年大饑荒,四清乃至文革,那一件不是誤國害民之舉,對毛這樣一個獨裁者和迫害狂有那一點是值得懷念的呢?

就拿土改運動來說,你們翻身了嗎?既然翻身了為什麼後來連連餓肚子?許多事情你們認真回憶一下就會明白了。

總之,毛澤東統治中國近27年,沒有幹什麼好事,給國家和人民所造成的災難倒是連年不斷的。這一切你們都親身經歷了,還要念念不忘毛澤東實在大可不必。

其實懷念毛澤東的也是極少數人,他們也只是對現實生活的某些不滿而尋找一種安慰與寄託罷了。在我說了這些之後,他們也表示是這個道理,也就贊同我的看法了。

從我的家鄉來看,現在農民的生活確是改善了,這是令人高興的。對此,一些村民就說全靠鄧小平「領導我們搞改革開放」的結果,「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我們的今天」。

聽了此種議論,我又覺得是一個問題,因為八九年「六.四」鎮壓學生的原因,我對鄧小平這個人沒有好感,我必須利用此種機會給鄉親們說一說自己的意見,希望以此糾正一些人的看法。

我給鄉親們說:要說是鄧小平領導我們搞改革開放,特別是有人說他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改革開放的旗手」,這話未免言過其實了。

如果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由於鄧小平所處的地位和他的聲望,他支持經濟上的改革、開放,倒是給人民做了一些好事的。但硬要把他說成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改革開放的的旗手」,卻是不實之詞。這些神話完全是鄧小平自己和他的鼓吹者們編造出來的。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彤曾撰文:《「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改革開放的大會」是一個神話》,文中詳細記述了當時會議的一些情況,是陳雲、胡耀邦等人首先衝破了禁區,衝破了鄧小平為會議設置的框框,促成了後來的改革開放和否定文革並平反冤假錯案等一系列的重大決策。鄧小平只不過是利用這一機會,迅速改變自己原先的發言稿。如果沒有陳雲、胡耀邦衝破禁區,鄧小平的所為仍是毛澤東的一套。就拿農村的改革來說,真正的改革是趙紫陽在四川、萬里在安徽兩省先搞起來的,絕非鄧小平的首創。

鄧小平雖然在經濟上支持改革開放,改掉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但他在政治體制上仍然沿襲毛澤東的一套,他重新上臺後鎮壓西單民主牆運動,逮捕民主人士魏京生等人;八十年代的清除資產階級精神污染,大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逼胡耀邦下臺,八九年又鎮壓學生的民主運動,搞垮趙紫陽。這一切無不說明他是一個獨裁專制者。就是在毛時代,他也是積極追求毛的,毛的許多錯誤他都是有份的。1957年的反右運動他就是領導小組的負責人,難怪他始終認為「反右運動是必要的,只是擴大化了而已」。像這樣一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人能是「改革開放的旗手」嗎?

我如此的說了之後,這些村民也不再說什麼了。不知他們是否贊同我的看法,但從他們的表情來說,我看他們是聽進去了,定會在頭腦中引起一番深思的。

令人憂慮的幾個農村現實問題

經濟上的改革開放,確實使農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農民的生活確是大為提高了,這是是使人十分高興的事。

然而此番回鄉和沿途所看到的農村種種現實,又使我充滿了不少憂慮:

首先是環境的惡化和污染,假貨氾濫,這都是嚴重存在的社會問題。

我的孩提時代是在這裡渡過的,當時的絳村是個美麗的村莊,真可以稱得上是山清水綠,鳥語花香,我們一班兒童跟隨大人們上山割草、打柴,無數的野菜、野花十分招人喜愛;特別發源於瑤山裡的一條河流,進入到故鄉境內以後,從一條山區的溪流變成了一條小河,河面有數十米寬,兩邊是沙灘礫石,顯得十分清潔,河水也十分潔淨。由於漲水時水流的沖涮作用,往往形成深潭,成了人們夏天洗澡的好去處。我們一班兒童們獨自去洗澡,三五成群的光著身子,先到農田裡滾一身爛泥巴,然後跳入河中嬉戲,互相打水仗,真是好玩極了。現時每每回憶起孩提時的生活,往往會使人沉入幸福的喜悅之中。

而今這一切是不復存在了。由於人口的急劇增加,村民們到處建房,破壞了村裡的環境。房屋雖然是鋼筋水泥的,比過去好多了,但毫無規劃可言,隨意亂建,破壞了原有的環境。特別隨意亂丟垃圾,廢塑膠袋和塑膠薄膜隨處可見,一到下雨天泥濘的道路使人寸步難行;特別是一些人將垃圾倒入河流中,再加上農藥、化肥的使用,河水嚴重污染,河中沒有魚了,也再無人下河洗澡了。河的兩岸雜草叢生,長滿了許多帶剌的灌木,兩岸的河漫灘已全沒有了。如此發展下去,再過若干年會變成什麼樣呢?將來的子孫後人又如何生存呢?昔日美好的環境,美麗的農村,而今已是一去不復返了,想到這些,又怎能不使人憑添許多憂慮。

再有許多良田變成了住房,變成了菓園或其它經濟作物,農民種田生產糧食的少了,這是又一個令我憂慮的問題。

從我能記憶的時代起,我的家鄉就是一個盛產稻穀的糧倉。這裡和附近的幾個農村有廣闊的農田,而且都是穩水田,是旱澇保收之地,小時候我從未見這裡發生糧荒。就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1946年)許多地方糧價上漲,出現饑餓的現象,我們這裡的農民卻沒有發生糧荒。這裡的農民糧食足以夠吃,並且日常在趕圩的日子裡常挑穀子到集市去賣,我們一班小孩有時也跟隨大人去趕集,也得挑上十多斤穀子去賣,賣了後在街上買上自己需要的東西。

而今這種現象是完全沒有了。幾乎是百分之八十的農田都改成了菓園,穩水的農田,不再種糧食了,而是改種沙田柚、柳丁、柑子等水菓。我問村民們何以這樣?他們都說現在種糧食是虧本的,種子、化肥、農藥如此昂貴,糧價的上漲幅度則不大,種一畝田下來除勞動力不計算之外,最少要虧幾佰元,誰願意去種田呢?而種水菓再怎麼樣也不會虧本,碰上好價錢還可以撈上一把,人又顯得輕鬆多了,怎麼能不種水菓呢?

我說現在免除了農業稅,種田國家還有一定補貼,還能虧本嗎?

村民們都異口同聲地說,那點補貼太少了,根本解決不了實際問題;農業稅雖然免除了,但種子、化肥、農藥價格的增長遠超過了這點農業稅,如果買到了假種子、假化肥、假農藥,那這一年農民的收入就徹底完了。

現在全村的人大都靠買米來生活。一個本來盛產糧食的地方成了全靠買糧來生活,這確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我在許多農村地方都看到,一些農田改種菓樹,一些農田建起了房屋,一些則丟荒無人種了,如此發展下去能不令人憂慮麼?

中國是一個大國,一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自古以來又是一個農業國。現在改革開放,發展工業,發展經濟,一些農田和耕地適當改作他用,這當然是社會發展的需要,也是必然會如此的。但我總感到佔用耕地太多了,用農田耕地來建房,改種菓樹或其它經濟作物,實在是值得考慮的一個大問題。古人都很注意「無糧則不穩,無糧則亂」 這個問題,如中國到了缺糧的一天,如此眾多的人口,世界上有那一個國家能救得了中國呢?

早幾天聽國外的廣播,國外有少數國家發生糧荒,出現動亂,在市場上大米一上貨架。馬上就被買光,但願這種現象不要在中國大陸出現。

也許我這是杞人憂天,但我總覺得糧食問題是中國人民的一個特大問題,政府有關部門應該引起高度重視,引導農民要適當種糧為好。如果到了中國出現鬧糧荒的那一天,那後果將是不可想像的。

再其次是人口過剩與賭博的問題,也是常常使人憂慮的問題。

與我同輩的許多人,現在都已是兒孫成群了,難怪現時的人口比我們孩提時代幾乎增加了數倍以上。我的同輩兄弟姐妹中大多數有2~4名子女,多的有5人以上至7、8人;而今這些子女都成家了,又生子女,我的三哥居然有曾孫了,這個人口怎能不增長膨脹呢?

我們小時候讀書時,在課本上知道的是中國有四萬萬同胞。毛澤東執掌政權後,假如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就聽從了馬寅初先生的意見,實行計劃生育以控制人口的過快增長,現在的中國人口肯定會在十億人以內。但,毛澤東卻認為「人多力量大,人多議論多,好辦事」,錯誤的批判了馬寅初,終至造成了今日的人口過剩,此乃毛澤東的又一大罪錯也。

由於可耕種的土地逐年減少,人口又迅速增長,無怪乎許多青壯年背井離鄉外出打工謀生,形成了當前中國社會的特殊現象。我的侄兒、侄孫中有近十人外出打工,全村有一百多人外出打工。大量的農民工外出打工,最髒、最苦、最累的活都是他們包完了,他們為中國的經濟建設作出了偉大的貢獻,然而他們的收入則是少得可憐,十多年都沒有變化,有時還領不到工錢,受到各種各樣的歧視,成了全社會最大的弱勢群體。追根溯源,此乃仍是毛澤東錯誤的人口政策造成的。如果不是人口過剩,誰願意離鄉背井外出打工受欺壓呢?

也正是由於人口的過剩,雖然許多人外出打工了,農村中剩下的人耕種現有的土地還是顯得有多餘的勞動力;如是一些人無所事事,賭博之風興起,伴隨而來的是偷盜、搶劫等刑事案件的頻發,嚴重地影響著整個社會的和諧與治安。當今的賭博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都是十分普遍的;不但青年人賭,老年人也賭。往往可以看到一群群的人聚集在一起打麻將、打大字牌或者打撲克,那不是在娛樂,是要錢的,每天下來小賭也有數十元至數佰元的交易。大的賭博則往往達到數千元至數萬元不等,主要是一些專業賭徒、老闆和貪官一類的人物。現今賭博已成了一個普遍的社會現象,公安人員再怎麼去抓賭、禁賭都無濟於事,何況有極少數的公安敗類像原柳州市公安局長於丁那樣的人,他們成了賭徒們的保護傘,這樣的敗類各地都可能會有的。

賭博已成了一大社會公害,政府的有關部門應加大力氣來根除這一社會毒瘤,淨化社會的風氣,保護我們的人民,特別是年青的一代才能健康地成長。

四、令人震驚的文革大屠殺

掃墓後我與老伴在沙子鎮住了兩晚,想回憶一下兒時跟大人們趕墟時的情景,看看現在沙子這個古鎮的變化。我們沿河邊古老街道的石版路走著,房子還是舊時的低矮磚瓦房,行人稀少,顯得冷清。老的墟場和古戲臺早就拆除了,而今新建的市場和街道移到了西邊,有不少現代化的樓房,趕墟和做買賣的人主要集中到這裡了,顯得十分熱鬧。

我的「老同」 家就在這個鎮不遠的農村,多年未與他見面了,此次是難得的機會,必去拜訪他才是。

所謂「老同」是指與我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人,出生後由雙方的父母相認結為「老同」。他是一個退休的農村小學教師,現在已兒孫滿堂,在家頤養天年,過著安靜幸福的生活。

「老同」是一個性格內向,老實本分的人;雖只有初中文化,但在農村從事小學教師三十多年,早就退休在家了,現在有數千元的生活費,生活上是不成問題的了。

由於我長期在外工作,退休後也生活在外地,即使回鄉也很少與他相見。記得上一次回鄉去拜訪他時,他的母親(我的同年娘)尚健在,而今我們再次相聚,同年娘多年前就已作古了,使人不免憑添幾多感慨與悲傷。

此次相聚,我們互致問候,並相互說了多年來各自的經歷。回想起我們孩提時代相處的快樂和參加工作後的艱辛,轉眼間數十年過去了,真是時光飛逝,歲月不留人,人生苦短,頓生無數的感慨與深思。而今我們都已老矣,來日不多,除了養老以外,還能作些什麼呢?

我告訴他,我還在經常寫些東西,反思歷史,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以給後人留下點文字資料。「老同」說,我們是普通老百姓,不是什麼名人,寫出來的東西不一定有什麼價值。但,我卻認為,不論任何人,作為歷史的見證人,記述歷史,反思歷史。留下文字資料總是有益處的。我說我寫了從土改以來至文革歷次運動的反思文章,特別是一本有關廣西文革的資料,在有關人士的資助下已在香港出版了。

說到廣西文革一事,話題自然會轉入文革中的廣西大屠殺。我說我收集了相當的資料,僅據官方的統計,文革中廣西被非法殺害了約九萬人,僅平樂縣就殺害了1,926人,這確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了,歷朝歷代恐怕也是極為少有的。聽說你們這裡當時也非法殺害了不少人是這樣嗎?

說到非法殺人一事,「老同」的話匣子拉開了,勾起了他痛苦的回憶。

「老同」是一個誠實而又膽小怕事的人,文革中雖然沒有參加那一派,但對非法殺人他是痛恨的,在那個年代他也是敢怒而不敢言,一切只記在心裡罷了。

「老同」說,他們村與鄰村當時同屬一個大隊,全大隊約兩千多人口,在1968年夏季的大屠殺中竟有五十多人慘遭殺害,實在是叫人無法理解,又無比悲憤與無奈。文革中大隊也分成兩派,一派是造反派(「4.22」),另一派是「聯指」,縣武裝部、公社武裝部和大隊黨支部都是「聯指」派的,他們掌握了政權,掌握了槍桿子,在自治區的「6.17公告」和中央「7.3佈告」下達後,掀起了亂殺人的高潮。被殺害的是參加「造反派」的群眾,或者是什麼派也未參加,從不敢亂說亂動的「四類份子」,許多人只是有些小矛盾,乘機報仇殺的,簡直是無法無天,難以容忍。

「老同」 說,被殺害的人中,計有劉××(小名聾子滿)、劉阿代、嚴福橋、嚴水石、林中樞、嚴阿七、嚴時貴、黃石發、關友梅和她的母親、嚴維成等五十多人。其中嚴時貴是小學教師。

殺人的主謀者就是當時的大隊黨支部書記曾太生,在他的指使下,兇手們用木棍、石頭、刀,有的用槍把被害者打死。其中嚴維成被批鬥、亂打後未死,丟下河致死的,連屍體都找不到。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亂殺人,事後對兇手們又未作任何處理(僅主謀曾太生被判刑勞改數年),這是一個正常的法治社會嗎?公理何在?正義何在?

「老同」的一番話,使我感觸不少,增加了我的資料收集,我會在適當時機在我的書裡補上這些資料的。

文革是一段苦難的歲月,在此我們也只能作為歷史的資料來記述,並加以總結,以告慰無數死難者的英靈,也給後人有所警示,只此而已罷了!

談話結束後,我們共進午餐。「老同」的夫人特意殺了一隻雞招待我和老伴。這是一隻家養的土雞,在城市裡是難得吃到的。現在市場上供應的豬、雞、鴨等肉類,都是飼料(伴有某種激素類的添加劑)養的,對人體是沒有多大好處的,尤其是小孩們食後,可促使他(她)們早熟,可以說是有害的。現在的許多食品都摻有不同的添加劑,要尋找無污染、無添加劑的食品是太難了。看來科學愈發展,對人類有好處,但同時不可避免的也會帶來危害。如何減少和避免這種危害,是人類面臨的一大難題,是有關監管部門的重大責任。

現在的假貨和劣質產品是太多了,假煙、假酒、假食品、假種子、假藥、低劣的建築材料……幾乎所有的方面都會有人造假,給社會帶來的危害是太大了。我真不明白,有關的職能部門為什麼就不能管好呢?

飯後稍事休息,我們就告別「老同」夫婦了。我曾多次邀請「老同」夫婦到省城去玩,怎奈「老同」不能坐車,一坐車他就翻吐,他多次拒絕,我也就不再勉為其難了。

此次回鄉收穫是不少的,特作了如上的記述、雜感,以作為此次回鄉之行的紀念吧!

作於2018年4月中旬

--原載《議報》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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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01 11:30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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