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5月10日訊】我妹妹是一位頗有名氣的速寫畫家，在報上經常發表她的舞蹈速寫，很受人們欣賞。她曾為北京市委書記寫的詩配過畫，並刊登在報章上。要是在平時，這不但不是什麼問題，別人還會認為很了不起，很榮幸。但運動一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領導出了問題，昔日的市委書記，成了被打倒的當權派，與他共過事的，既使只不過配了一幅畫的，也成了揪鬥對象了。
妹妹和其他名導演、演員、歌唱家，都被揪出來，成立了勞改隊，扣上什麼資產階級反動權威，甚至將女人的頭髪都剃光，個個像尼姑一樣，每天像犯人似的，做掃地、拔野草的勞動。
我妹妹一向被領導和群眾尊為專家，受人敬慕，這一下子由天上掉到了地下，她怎麼承受得了。
每天勞動我老遠看著她，低著頭、皺著眉，我心酸極了。她不像我，每次運動挨批的事少不了我，己成為老運動員了，我還當過兵、吃過苦、當右派勞動改造、扛過二百斤大米，這種掃地、拔草的事，對我來說根本算不了什麼，更不會感到有什麼面子不好看的想法。可對我那養尊處優的妹妹來說，一是體力受不了，更難以忍受的是人格受到侮辱。
有一次，勞改隊拔草，由我將他們拔好的野草用三輪車運走，當我妹妹將草送到三輪上時，她悄悄地對我說：
「三哥，我實在受不了了，我不想活了！」
我一聽她這麼說， 嚇壞了，我低聲既快速又嚴肅地告戒她：
「千萬不能這麼想！事情很快就會過去的，你一定要忍著，一定要堅持下去！回去好好讀一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工宣隊、軍宣隊進駐，落實了政策，妹妹等人恢復了自由。
由於這些被揪出來的女同志，都被造反派剃了光頭，難以見人，由化妝師給她們一人做了一個假髪。
一般人經過這次被揪，又勞改的大折騰，都貓在家裡好好養息，誰也不願探親訪友，或上街，可我們的大導演，又是延安來的老幹部，她才不在乎，幾乎每天都出去，上館子、買零食，大大的補一下前幾個月的虧空。
在擠公共汽車時，人已經擠上車了，但假髪卻給擠掉了，她不得不高聲大喊：「我的頭髪！我的頭髪！」後面的好心人，總算撿起假髪交還給了她。
我的妹妹更是足不出門，呆在家裡，回想起當初不想活的念頭，越想越後怕。 她對我說：
「三哥，多虧你讓我去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使我明白了……運動來了，想開了，也就不想去死了，否則，你現在也見不到我了。」
由於我人雖在文革運動中，但又是局外人，我不得看大字報、不得參加「革命組織」、不得參加各種鬥爭會（除了我作為陪鬥），因此，我對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各個造反派的綱領，以及誰都可以成立所謂的革命組織，誰都可以造別人的反，說鬥誰就鬥誰，說關誰就關誰，等等，一點也搞不清楚。
我唯一的感覺，就是太亂，不成個章法，但是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有人要這樣來搞革命，為什麼原來在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國家主席、紅彤彤的延安的老革命家，怎麼一夕之間就成了叛徒、內奸、工賊了呢？怎麼原來一個上海灘上的三流電影明星，一夜之間又成了主宰人們生殺大權的中央文革的頭頭了呢？腦子裡完全是一鍋漿糊，弄不明白。
亂了整整十年，中共總結為四個字：十年浩劫。一筆勾消。但我自己卻從過去對這個黨的敬畏、崇拜，而開始產生了懷疑：那就是全國人民，特別是我這個右派，通過「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對「偉光正」的中共，打了無數個問號。
原來你們標榜自己是那麼紅，比太陽還紅，現在紅的，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可能成了黑的了，原來是黑的，一下子又可能變成紅的了。難道這就是馬克斯、恩格斯所謂的辨證法嗎？
27 找對象
文化大革命後，所有被揪出來的領導、群眾都釋放了，幹部到五七幹校勞動，知識青年放棄學校被上山下鄉，所謂與工農相結合……
我們這些右派，非但沒有像造反派當初許諾的那樣，給我們解決政治問題，照舊要繼續勞動改造。
這年夏天，我們被派到北京遠郊延慶縣去搶收、搶種，這是一種爭分奪秒強度極大的勞動。每次搶收都要到半夜才能收工，回到老鄉的住處，甚至顧不上吃飯就往炕上一躺，因為第二天一大早天不亮又要開始下地搶收了。
和我在一個小隊勞動的，是我們劇院的廚師，姓黃，他人塊頭大，又胖，人們都叫他大老黃，我們睡在一個炕上。我問他：
「大老黃，我是右派，我得下來勞動，你是什麼問題也來勞動改造呢？」
他嘆了一口氣說：「唉，我解放前給一個國民黨的大官做廚子，也就成了反動廚子了。」
這是什麼邏輯……那個甯左毋右的年代，說你是反動分子，你有口也難辯。
我們兩人，因同病相憐，我又經常向他請教做菜、燒魚的竅門兒，因此很談得來。大老黃有次躺在炕上問我：
「老李，你都快五十的人了，怎麼還不再找個媳婦兒，成個家啊？」
我說：「我這右派，要政治沒政治，要錢沒錢，一月就那麼三十多塊，還想成家？誰會找我喲。」
大老黃說：「我還真有那麼一位，不在乎你是左還是右，更不在乎你有多少錢財，唯一的條件就是你必須是北京戶口。」
我說我當然是北京戶口，我問對方是什麼樣的人，怎麼和一般人相親的要求，大不相同，不問政治面貌，也不問經濟狀況，只關心戶口。
大老黃這時才笑眯眯的告訴我，這位婦女是他們村裡的黨支部書記，四十來歲，喪夫，有一個十幾歲的患小兒麻痹的兒子。如果嫁一個城裡人，無論糧油，布肉票，以及孩子上醫院看病都可以解決了。
原來是這樣。但我想，我已經沒有資格和條件去考慮對方的相貌、文化、愛好和什麼個人的動機和目的，只要對方不在乎我這個右派問題，什麼人我都可以接納。
但我還是擔心，我說：她是黨員而且還是黨支部書記，一點都不考慮我是個右派對她的影響嗎？
大老黃說，她在農村根本沒有經歷過什麼反右運動，對右派一無所知。我想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不嫌棄我是右派的人，儘管她是黨支部書記，又是農村婦女，我也不在乎了。
我的事我必須去和妹妹商量，她最關心我了。她曾為我找了四五位人選，而且還讓家裡的老阿姨做了一桌可口的飯菜。妹妹在席間介紹我的情況，說我已五十歲，是做文藝工作，工資不高。對方也自我介紹是四十二歲， 在工廠當檢驗員，工資也不高，還有一個十歲的男孩。
雙方好像談得還比較融洽。酒足飯飽後，妹妹才吞吞吐吐地說出我五七年被劃為右派的事。對方聽了就不吭聲了，只表示回去考慮後再回答。
我一點都不怪她們，一般四十來歲的婦女，都會帶一個孩子，她本人對反右運動可能也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牽涉到孩子，問題就嚴重了。孩子將來入團、入黨、參軍，都會因為家中有個右派爸爸而受影響。十幾億人，幹嘛非要主動去招來一個右派爸爸呢？
四五位都是因為這一問題打退堂鼓了。我和妹妹說，你沒有必要做一大堆好菜，讓老阿姨白辛苦，以後找人，首先開門見山，先告訴對方我是右派的事，如果對方不在乎，再考慮見面、吃飯。（待續）#
責任編輯：馬鑫
